工业革命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劳资矛盾成为社会的焦点。在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社会主义思想随之诞生，其中有两个人的思想值得一提，一个是欧文(robert owen)，一个是马克思。研究管理学的都知道泰罗(frederick w.taylor)，但不一定知道泰罗与马克思和欧文的关系。

欧文有感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罪恶，他试图探索一条阶级和解的道路。于是，他自己开办了工厂。在他的工厂里，完全放弃了那种物质引诱加纪律制裁的管理方式，即通常所说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而是力求建立一种人道的、关心工人的工厂制度，主张工厂主与工人的通力合作。在他的工厂里，工厂主给工人提供了两居室一套的住房，并以成本价格提供生活必需品，工人受到较好的对待，即使做错了也不加惩罚，只是在工人操作的机器旁边挂一个小木块，上面涂有四种不同的颜色，工作情况如何，由木块的不同颜色来显示，靠启发工人的良知来维持工厂的生存。结果，工人大受感动，欧文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欧文深受鼓舞，就变卖了英国的工厂，到美国建立更大的农庄（实际上是工农业混合经营）。然而，美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由于美国一直缺乏劳动力特别是缺乏熟练劳动力，资方对工人待遇较高，工人对欧文也就不那么感动，结果欧文破了产。欧文没有成功，我们给他按的头衔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社会主义理想被马克思继承下来，但与欧文不同的是，马克思出于对早期资产者的义愤，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号召工人把资本家剥夺去的财富通过斗争再夺回来。这我们大家都清楚，就不多说了。但有一点要注意，就是马克思在强调阶级斗争时，还保留着欧文社会主义理想中那些浓郁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成分。而后来苏俄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马克思的“科学”方面，而“忽略”了马克思的“人道”和“理性”方面【注1】。我们之所以把我们认为正宗的社会主义理论叫作“科学社会主义”，其因就在于此。

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变化暂且搁置起来，继续说欧文。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但却几乎没有人知道，它还是管理学的源头之一。有两个英国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管理学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这两个英国佬一个就是欧文，另一个是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欧文从社会角度探讨工厂经营中的阶级合作，巴贝奇从技术角度探讨生产管理中的阶级合作。就在这一基础上，泰罗制应运而生，并对当时的美国以及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泰罗自己从来不主张把他的思想称之为泰罗制，而是坚持用“科学管理”这一称呼。科学管理的基本思想是：管理可以而且能够使用科学，不能只靠经验和智慧进行管理；管理中存在着普遍原理，不能只靠天赋和个人风格；管理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劳资合作，不能只靠斗争去赢得利益。总之，泰罗自己把科学管理称作是一场思想革命，这一思想革命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用阶级合作取代阶级对抗。无论是用科学取代经验，还是用普遍原理取代个人风格，都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建立在阶级合作的基础上。在社会领域的劳资合作问题上，他继承并发展了欧文的工业人道主义。在生产领域的劳资合作问题上，他继承并发展了巴贝奇的工业效率主义。

对泰罗批评最激烈的，来自于搬运生铁的案例。当时，泰罗所在的钢铁公司，有一个生铁搬运小组，每人每天装货约12.5吨。泰罗通过工时和动作研究，把工作分成极小的基本动作逐项论证，对工人的负荷、时间、动作进行精密的设计，以科学的方法合理安排工作程序、技术办法以及劳动速度，减少不必要的消耗，省略多余的动作，节约工人的劳动，最后计算出（而不是根据经验估计出）每个生铁搬运工每天能够搬运的定额为47～48吨。然后，他挑选了一位人称“施密特”的工人，让他严格按照管理人员的指示进行工作，由一名拿着秒表的管理者掌握施密特工作中的动作、程序和间隔休息时间。这样，施密特在一天之内完成了47.5吨生铁的搬运工作，其工资也由过去的1.15美元增加到1.85美元。

泰罗强调，工时研究和工作分析绝对不是让工人拼命，而是要找出一个工人“正常”工作时的标准定额。他告诉大家，“在这些实验中，我们并不想去探索一个人在一次短促突击或三两天中最多能干多少活，我们所研究的是在一个整劳动日里，一个头等工人活计的实际构成是什么；一个工人能年复一年地正常地完成一个劳动日的最佳工作量，下班后仍然精神旺盛。”(《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泰罗在推行科学管理中使用施密特的做法，遭到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批评，其中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名叫厄普顿·辛克莱的年轻人写信给《美国杂志》主编，对泰罗提出抗议，说：“他（泰罗）把工资提高了61%，而工作量却增加了362%。”辛克莱认为，这就是剥削，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使工人“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这样才能使工人获得他们所做出的劳动的全部价值。泰罗在回答这一批评时，认为辛克莱的批评不是地方，他指出，在他的管理办法下，施密特挣到了更多的钱，但是力气化得并不比过去大。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施密特被教会了如何干活，这个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人省去了无用的劳动。在这个方法下，施密特所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更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因此，这里面不存在剥削。

更重要的是，过去是施密特干活，工头监督，现在是取代了旧式工头的新式管理人员与施密特一起干活。工头的作用如果只是防止工人偷懒，劳资双方是对立的；而现在管理人员的脑力劳动，已经渗透到施米特的体力操作之中，劳资双方是合作的。因此，泰罗强调，没有劳资双方的通力合作，就没有科学管理。施米特和管理人员的合作，极大的增加了财富；如果施米特只是去同老板斗争，只是改变财富的分配比例而并不会增加财富。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拿摩温”(number one)向“经理”(executive)的变化。由此开始，“经理”成为西方的一个独特的并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社会阶层。

关于管理界的思想革命，泰罗最为强调。他认为，离开了思想革命，科学管理就不复存在。所谓思想革命，主要是指管理人员必须实现观念上的彻底转换，改变旧有的、传统的管理观念。“科学管理的实质是在一切企业或机构中的工人们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这些工人，在对待他们的工作责任，对待他们的同事，对待他们的雇主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同时，也是管理方面的工长、厂长、雇主、董事会，在对待他们的同事、他们的工人和对所有的日常工作问题责任上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没有工人与管理人员双方在思想上的一次完全的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同上，第238页)

泰罗所说的思想革命，就是要使管理人员认识到，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合作关系，没有管理者与工人同心协力的合作，也就没有科学管理。“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同上，第164页)“在科学管理中，劳动劳资双方在思想上要发生的大革命就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增加盈余的数量上，使盈余增加到使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当他们用友谊合作、互相帮助来代替敌对情绪时，通过共同努力，就能创造出比过去大得多的盈余。完全可以做到既增加工人工资也增加资方的利润。”“如果不能用合作与和平的新见解来代替旧的对立与斗争的观点，那么就谈不上科学管理。”(同上，第239～240页)

泰罗制的社会作用究竟如何呢？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实际情况。在科学管理被广泛推广的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福特公司虽然没有实行泰罗制，但组织生产的原理与泰罗制并无二致，即以流水装配线为基础，按照标准化方式，进行大批量生产，使得汽车成本大幅度降低。1910年，福特公司生产的ｔ形车售价为950美元；到1924年，售价降至290美元，年销售125万辆，而且在美国最早实现了工人日工资5美元（1914年，当时美国的汽车工业平均日工资为2.4美元）。汽车工业只不过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其他行业也无不如此。从美国经济的总体来看，1890～1921年，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每年1.6%，使这一阶段的工资又增长了一倍。除了工资的增长外，劳动的时间也开始减少。1890年，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60小时，1910年则降至55小时，1920年降至50小时。从劳动生产率来看，每单位人时的投入指数，如果以1899年为100，到1919年下降为74，到1929年下降为42。1919～1929年十年之间，劳动效率提高了43%。以致于在20年代后期，出现了在美国史上十分有名的“柯立芝繁荣”。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泰罗制功不可没【注2】。一位历史学家所罗门·法布里坎特在《美国工业中的劳动节约：1899～1939》中，把这一时期生产率的提高归结为三个因素：一是大批量的生产方法，二是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说，三是更好更廉价的动力来源（数据见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282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阶级合作的巨大力量。

问题在于，尽管泰罗制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但至今我国在介绍评价泰罗制时，仍然存在极大的偏差，甚至仍然站在阶级对抗的角度来评判泰罗。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年列宁在苏俄提倡泰罗制时，只是强调泰罗制的技术层面而抛弃了其思想层面（有点像我们现在引进西方技术而必须反对“腐朽没落”的西方文化）。列宁给泰罗制下了一个著名论断：“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因此，苏俄在推广泰罗制的时候，剥离了泰罗制中最重要的阶级合作思想，只剩下了提高效率的技术手段。而时至今日，中国管理学界依然用列宁的论断作为评价泰罗制的标准，而且还把泰罗制称为“血汗工资制”，以强调其剥削工人的“残酷”性质。更有甚者，竟然有视而不见当时工人大都拥护泰罗（因为能拿到高工资），只有那些“拿摩温”式的旧式工头激烈反对泰罗（因为泰罗制的实施要用专家取代旧式工头）的事实，把泰罗看作是“与工人阶级为敌”的资本家走狗。今天，已经到了纠正这种偏差的时候了，全面了解泰罗，特别是了解他的阶级合作思想，对于中国的现状不无裨益。

【注1】实际上，阶级合作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不兼容。武装起义是斗争，谈判桌上的论争就不是斗争？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不承认改良，是你死我活；一个承认改良，是互相让步。马克思以后的第二国际，发展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方面，主张议会斗争，和平长入，即主张改良；列宁主持的第三国际，则发展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方面（科学之所以加引号，是指这一科学立足于不能证伪的社会发展规律），主张武装起义，你死我活，即主张绝对的或者说是不可调和的斗争。笔者以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而不像有些理论家强调的那样只有第三国际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阶级斗争中的合作、谈判、让步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范围，故仅以注文略加说明而不展开论述。

【注2】国内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是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这种说法几乎经不起反驳。首先，其他没有卷入战争的国家也同样有战争带来的机遇，为什么其他国家发不了“战争财”？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究竟是战争带来的外因还是本国的内因？其次，假定美国是发了“战争财”，那么，战争财并不会造成生产体系本身的改善，只会造成财富总量的增加而不会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事实上美国这一阶段的发展，很明显是立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