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增长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乃至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框架（例如，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则是其对于具有经典意义的Solow模型所作出的更合乎现实的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其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因是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所遇到的困境，理性预期的出现，从本质上并没有挽救宏观经济学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是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些远离现实的更复杂的数学模型,例如Sala-I-Martin(2001)指出，新增长理论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使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理性预期转移到长期问题，而理性预期对于长期问题事实上没有作出贡献。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D.Ricard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2]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在Kenyes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3]。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在1956年，Solow对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4]，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Solow模型的缺陷在于，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Solow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储蓄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5]，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的速率唯一地决定，因此，依Solow模型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假定增长来建立增长模型。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弥补Solow模型的缺陷，Romer（1986）提出了一个具有外溢性知识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Romer假设技术进步是通过投资的外在性来实现的，由于知识的这种中间产品性质，使技术具有了外部性，因而整个经济中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在Romer（1990）中，Romer更是通过引入一个显性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来源。Lucas（1988）则通过引进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Romer及Lucas等经济学家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虽名盛一时，但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其分析方法，都是沿袭了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第一，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其基本思想和方法均来自于Ramsey（1928）所建立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思想，而内生增长理论只不过是把这种思想更加精致化而已。例如，修正效用函数的形式、修改其约束条件。第二，内生增长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都来自于对总量生产函数及其假设的修正。如Romer（1986）引入了投资的外在性，因而使具有递增收益的生产函数具有可能性，并存在竞争性均衡解。Romer（1987）通过将资本与技术均视为一种中间产品，以中间产品的种数来表示技术的进步，因而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6]，而且也避开了因直接处理递增报酬生产函数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Lucas（1988）通过将资本分解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引入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与人力资本的外在性，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巨大的人均资本差异方能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水平差异的问题[7]。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思想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Allyn Young（1928）。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模型只能被视为是对Allyn Young思想的形式化。在其已成经典的论文中，Allyn Young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他认为，不仅分工水平由市场容量决定（这是A.Smith的经典思想），而且，市场容量同样由分工水平决定。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来自于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事实上，Romer（1987）开创性地提出以中间产品种类来表示技术进步，并由此解决了收益递增与平衡增长路径稳定性之间的问题，正是将Young的这种思想加以模型化。顺便提一句，Young关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8]，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被杨小凯加以扩充，而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从思想渊源来看，Romer关于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观点还受到K.J.Arrow的影响。Arrow假设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资本积累所决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干中学”的思想。Arrow认为，技术进步不过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因此，新投资具有外部性，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而且其他厂商亦可通过学习而提高其生产率。这样，虽然从单位厂商来看，生产函数具有不变规模报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Arrow模型能推论出社会总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因此，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若人口增长率为0，则经济增长率亦为0。正是这个缺陷的存在，使Arrow模型一直未能在经济学家中引起大的反响[9]，一直到Romer对Arrow模型进行扩展，得到知识溢出的增长模型，才使Arrow的开创性工作恢复其应有的意义。Romer对Arrow模型的扩展体现在：他仍假设知识具有溢出效用，但假设知识是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10]。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与Romer 的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及其外溢效果，并假定存在一个专门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这个部门的生产决策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者个人作出决策[11]。Lucas 的这种思想明显地来自于Uzawa（1965），但Lucas假设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而Uzawa则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Lucas模型中亦可得出竞争均衡解为次优的结论，对于社会来说，个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力资本的引入还提高了资本的产出弹性，若考虑到人力资本因素，则解释不同的人均产出水平时不再需要过于巨大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因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差异。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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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不同，增长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形式的进一步精巧化的基础上。由于解一般函数的方法与数学的进步有关，所以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与动态最优化方法的突破性进展有关（如Bellman方程及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

[2] 按海韦尔.G.琼斯（中文版，1999）的观点，经济增长的现代形式是指其使用了少量精确定义的经济变量来构造增长过程方面的正规模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琼斯区别了经济发展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3] 虽然Kenyes建立了总需求模型而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但他所关心的是在短期内，需求怎样去适应供应。在Kenyes那里，供给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他正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而Harrod与Domar则是考虑在长期中，经济总供给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4] 事实上，Harrod—Domar模型中假设了生产过程中存在一种瓶颈制约，这种假设对于资本存量较低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是有意义的，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存量很少，而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对于资本的替代弹性很小，因而资本积累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种瓶颈。

[5] Solow模型的结论来自于其建立均衡的方法：假设在均衡增长路径上，I=S。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中所积累的资本存量越来越大，在既定的折旧率下，每年所更新的资本数量也越来越大，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效率递减，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每年所储蓄的数量就仅能弥补折旧而减少的资本。这样，经济增长率就与储蓄率无关。而Harrod—Domar模型，AK模型等，则因为没有资本边际生产效率递减的假设，而不能得出长期增长率与储蓄率无关的结论。

[6]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若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则会导致爆炸式增长，无法得到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同样，边际报酬递减对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也具有深刻意义。当然，在Romer的这两个模型中，为了得到一个均衡解，强加了很多限制性条件。

[7] 按照Solow模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若产出的资本存量弹性为1/3（这个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大），则两个国家的人均产出差异为10倍时，需要两个国家间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为1000倍。而根本就没有两个国家之间的资本存量差异曾达到如此之大。

[8] Young所提出的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了内生增长的全部要义。一旦分工由市场容量决定，而市场容量反过来又由分工程度决定，一个内生的反馈机制即已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分工自发演进，经济的增长并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推动而自我实现。这是一种深刻的洞见。真正把这种洞见模型化的，应该是杨小凯。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杨小凯把分工与交易费用联系起来，因而找到了进行分工分析的基本分析工具。Romer的缺陷之一在于他没有注意到交易费用对于分工水平的作用，只能仍假设了外生的专业化水平，而在杨小凯的模型中，专业化水平真正被内生化了。

[9] Arrow突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局限性，建立了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但从Arrow模型却无法得出竞争性均衡为社会最优的解，因为在Arrow模型中，资本的社会收益率由于存在外部性而大于资本的私人收益率，投资水平必然低于社会最优投资水平。这样，Arrow模型就蕴含着更多的政策含义，即政府可通过更多的干预而使投资达到社会最优水平。这个结论或许也是Arrow模型没有能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Arrow模型使用了比较复杂的数学形式：vintage capital model）.

[10] 由于假设技术知识具有外溢性特点，知识的积累会抵销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趋势，而使Inada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同时，由于Romer假设知识的生产性特征，使知识成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使其生产函数在没有满足Inada条件的条件下，仍能得到竞争均衡解，这是Romer与Arrow的一个重要区别（Arrow模型只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得到竞争均衡解）。

[11] 很显然，Lucas受Ramsey（1928）的影响，即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求解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而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是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

[12] 这些模型如Aghion and Howitt（1992），Grossman and Helpman(1991,chap4)。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自熊彼特以来的研究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熊彼特虽然对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讨论，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李勇坚（2000，毕业论文）对市场结构与技术扩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简明而又较全面的回顾。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以博弈论方法分析了技术扩散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亦可参见李勇坚（1999）]，并对中国的若干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Grossman and Helpman对于产业组织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是基于创新者可以得到创新的垄断利润，因此，在他们的模型中，市场结构又同时是技术进步的一种结果。他们的贡献还在于，他们通过建立起经济的均衡模型，得出了创新者的垄断持续时间的均衡解。笔者认为，创新者的垄断持续时间与市场结构有关，因为在笔者所建立的模型（1999，2000）中，创新者的垄断持续时间由技术扩散速度决定，而这一点在笔者的模型中是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的。

[13] 在现有的模型中，垄断是由于创新领先所产生的，而创新的产生是一个随机的泊松流。但在现实中，创新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结构的后果，而不是市场结构的原因。如何建立一种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在笔者看来，应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研究领域。但在Romer及其后继者的研究中，技术进步是由宏观的研究与开发部门及其生产函数决定的。这一点与现实世界中的图景有着其内在的区别，因为在模型中，技术进步（也隐含地意味着经济增长率）是由研究与开发部门及其生产函数所决定的，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大研究与开发支出而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看似合理的结论。

[14] 有学者认为，Smith所提出的分工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系来自于法国的大百科全书，因此，Smith剽窃了百科全书学派的观点。从Smith的经历及其论述结构来看，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从理论深刻性来看，Smith对于分工与增长关系的见解有其独创性，其贡献不容抹杀。

[15] 在杨小凯那里，人只能被动地依据单次交易成本决定交易的总次数，从而决定了经济中总的交易成本的金额，而且，显然若经济人具有无限的理性，则其决不会选择具有演进余地的分工模式，而会一步到位。因此，经济人不可能如新古典模型那样具有无限理性（在新古典模型那里，若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则市场均衡的概念不能成立），这一点可能是所有演进经济学分支被视为经济学的异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16] 对于政治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具有如此大的差异，乃至我们无法从中得出有用的明确结论。

[17] 从理论上看，第一个包含税收影响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是Barro(1990)。

[18] 例如，个体的储蓄也许不仅通过增加资本存量增加产出，也通过产生生产的外部性而增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