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背景性因素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产业组织理论和问题的研究。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整个社会都孕育着巨大的结构变迁的前景。告别短缺经济，告别卖方市场后，过剩经济的出现和经济增长的减缓，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日益凸现。一方面，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中期，少数发达地区却正在向信息社会转变，多重结构变迁交织在一起，地区不平衡矛盾从经济意义上使得某些地区正在脱离中国经济整体板块发展；另一方面，在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巨大的制度变迁工程的深入日益牵扯到国家、部门、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从正和博弈转向零和博弈，制度变迁的成本越来越大。

在这一背景下，那些原先在工业化初始条件下还起着推动作用的组织面临着许多尖锐的矛盾，突出表现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以及竞争和管制等问题。本文从两个角度梳理中国产业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讨论90年代中国市场竞争的主要特征，然后讨论90年代后中国产业组织的主要问题和争论，进而对中国目前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状况进行一些认识，最后提出一些参考性的政策建议。

一、90年代后中国市场竞争的主要特征

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企业的市场竞争手段多样化。价格大战、广告大战、服务竞争、品牌竞争，企业间商战硝烟弥漫。2、在激烈竞争中许多产业开始走向成熟。突出表现为质量趋于稳定、价格趋于下降、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规模经济的作用增强、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有些产业的上市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迅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迅速成长壮大，成为实力强大的优胜者。3、企业间的兼并、破产、收购、重组，成为1997年以来的引人注目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全国涉及兼并、破产的企业有2980家，其中大中型企业占70%，涉及资产总额达4155亿元。

市场竞争的加剧实质上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加强。在这种条件下，大量讨论市场竞争中矛盾成为90年代以后中国产业组织问题的核心。

二、中国的产业组织理论的转变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研究程度过于抽象。对产业的分析仅仅限于农、轻、重产业的结构，主要的结论是农业是基础，依次轻重比例关系，要处理好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对实践产生指导性的意义，从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工业化过程呈现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其次，研究的视角过于狭窄。大多数的理论分析主要是紧跟时代潮流，为政府提建议。从根本上，缺乏研究的时期性和独立性。

80年代的以轻工业带动的“回归”性的工业化增长过程（注：石磊：《中国工业化结构转变的成因分析》199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迫使理论界开始对传统关于工业化理论的反思。在引入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后，通过“学习、模仿和改造”，中国的产业组织理论逐渐改变了较单一的抽象理论分析方法。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分析方法多样化和规范化、分析角度多元化和分析对象实证化等新的特点。严格地说中国缺乏自己的产业组织理论，大多数的分析思路是借鉴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的理论框架，通过对中国产业组织现状分析，得出一些政策性建议。这些有影响的产业组织理论的流派包括：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芝加哥学派及新制度学派的影响。

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方法。传统的产业组织方法SCP最初的经验性的研究是由E·梅林(Edward·S·Mason,1939,1949)及J·贝恩(Joe·S·Bain,1951)等哈佛的同事设计和进行经验性证明。

SCP模型第一次使用了由微观经济分析得出的推断来讨论产业组织。在SCP中，产业的业绩取决于卖方和买方的行为，卖方和买方的行为取决于市场结构，结构反过来又取决于基本状况，如技术和产品需求。模型最具经验性分析的研究成果是提出了衡量市场结构的指标：市场集中率（包括大厂商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勒纳指数等），为分析市场的竞争程度提供可度量的分析工具。SCP分析方法8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注：早见于《产业组织与政策》（方甲，1985），该书对贝恩模型作了详细的介绍，另一本详细介绍性的译著是：K·克拉克森，R·克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与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我国学者也尝试运用SCP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的产业组织问题作了研究（注：马建堂：《结构与行为：中国的产业组织研究》19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SCP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对市场化进程的分析多了一种可描述性的工具。许多学者运用市场集中率指标分析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市场结构的各种指标分析，提出很多有创意的见解，如对大、中、小企业合作进行分包制选择可能性分析等（注：王慧炯等：《产业组织和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初步研究》1991，中国经济出版社。），为政府促进企业规模的发展和制定产业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格勒。他通过对寡占市场的企业串谋行为研究，认为企业之间的价格同盟是很难维持的。市场存在一种自然“生存法则”，对企业行为进行收敛，政府制定的各种反托拉斯的管制政策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及效率下降。芝加哥“以企业行为主义为中心”的观点强调了市场的作用（注：乔治·J·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1993上海三联书店：《斯蒂格勒论文集》商务出版社。），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关于政府的作用问题的讨论。中国正处于两种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工业化升级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对于新兴工业化升级的重要经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东亚奇迹，1998），但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市场化意味着以政府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要转向以市场、企业为中心的资源配置。在这两个带有悖论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应该怎样起作用，我国学者大多从理论和实证认为产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行政干预和政府垄断性市场是对社会福利起到了负面作用等（注：有特色的分析：樊纲《灰市场理论的分析》《经济研究》1987：江小娟：《我国产业政策推行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6期，《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中国经验的实证和前景展望》，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新制度学派由于其特殊的制度分析方法受到了许多中国经济学者的青睐，工业化过程本身便意味着巨大的结构变迁和深刻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了人的意识形态、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交易关系的形成。新制度分析的框架正好适应了这种环境，新制度学派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贡献是企业理论重新发现和交易费用理论，其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引入有利于理解企业的市场行为多样化过程。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思想实验中，主要讨论的核心是企业行为问题，包括传统体制下的企业问题（注：盛洪用较为规范的新制度范式解释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分工问题。（盛洪《分工与交易》，1992）。），在转轨过程中的短期化行为、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注：关于转轨过程中企业行为问题的讨论多如牛毛，经典的分析详见《经济研究》(1985-1999)各期。）、企业组织对市场化形成的作用（注：周振华作了概述，《体制性增长：中国的经验》，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等。新制度学派认为在企业行为中存在两种制度性的约束关系，市场约束和企业内部约束。但企业由于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仍然会偏离委托人的行为，必须建立一套较完整的治理框架对企业行为进行收敛。如何建立约束，从何处切入成为讨论的焦点（注：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主要包括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关于产权和市场的争论（《改革》1997、1《经济研究》1996年12期，及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张维迎和崔之元关于企业理论的争论（《经济研究》1997-1998）。）。

总之，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和规范化的分析手段及多元化的分析视角给中国产业组织的研究带来许多新鲜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有些是色彩斑斓，但能促使人们加深对市场化过程和工业化过程进行有益的思考，加深人们对这一进程的认识。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工业化过程都是利益摩擦的过程，如何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如何有效地改善市场环境，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和多元化的视角有力地促使了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观念上的改变，如1998年对纺织业的扶助政策，便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改变纺织业长期亏损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研究对象的实证化。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脱节，许多文章只谈问题，而不问问题本身的“真假”。进入90年代后，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大量从案例、模型检验和统计检验的理论成果呈现出来。从案例角度看，成果最多，经典的案例包括对主要工业如家用电器、汽车、棉纺业等；服务业如金融业、航空、电信等，农产品市场如棉花、粮食等，通过这些考察表明了中国市场化的进程、难题以及对策。从模型检验的角度看，分析主要企业行为包括企业中的道德风险、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等，产业组织模型如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对制造业的产出弹性分析等。统计检验模型主要是对中国工业的效率分析等经济分析，这些和产业组织相关的文献实证化分析方向大大地缩短了我国经济理论水平和国外的差距，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市场化进程起到了很好的影响（注：关于上述问题参见经济研究1997-2000各期，关于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分析，详见郑玉钦、罗斯基：《体制转换中的中国工业生产率》，199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三、90年代后中国的产业组织问题的综述

1、市场竞争中的企业组织规模

早在80年代，一些学者便提出了关于我国企业组织规模问题。普遍的观点是认为我国企业规模偏小、各种类型企业间分工与协作关系不合理，提出应该以大企业为主体再造我国的产业组织（注：丁敬平：《以大企业再造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中国工业经济》1998.4。）。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对大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大企业的创造利润能力比小企业好（注：殷醒民：《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和资源配置效益》《经济研究》1996.1。），采用的样本是沪深的上市公司，结论表明大企业将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扩大而迅速成长，因为大企业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小企业，劳动生产率也更高。但有些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注：崔民选、张存萍：《我国企业规模效益比较与评价》《中国工业经济》1998.5。），认为企业规模是否与规模经济正相关本身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在对我国工业企业进行分析后，不同行业规模收益有一定差别，在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规模提高有利于效益提高；在规模经济效益不显著的行业，规模提高并不见得有利于经济效益提高。

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注：王慧炯、陈小洪：《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认为，市场竞争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影响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关系的基本技术组织因素是：市场可容纳的MES企业的数量、产业的产品差别程度和类型，企业生产成本曲线差异、市场进入壁垒、买方能力强弱、市场稳定性和变化。但有些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中企业发展很快，但地位已经有所下降，尤其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高度集中和分散并存，工业集中度偏低并呈下降趋势，造成集中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条块分割和经济关系扭曲尚未解决。大多数代表性产业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兼容性程度较高，兼容性差的产业存在于寡占形的高产品差别产业和原材料产业。

大多数理论研究认为规模偏小、集中度低、规模经济差是我国企业规模普遍的特征（注：马建堂：《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第1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从未来的发展状态看，大企业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因此，如何对我国企业尽快地整合为大企业，有些观点提出应实行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政府具体政策包括：选择1000家重点行业，组织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工业500强。

政府在政策上支持企业走向集团化的道路，有的自当“红娘”，为企业合并牵线搭桥，有的甚至不惜使用行政命令手段进行“拉郎配”。这就引起了企业规模的发展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还是行政命令的结果的问题讨论。企业规模经济究竟如何形成的，这种行政命令的结果在市场竞争中能否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大量的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企业规模是市场不断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大企业的发展需要管理基础、资金保障、信用渠道、产权明晰等一系列条件为基础，否则只能导致企业的失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优秀的大企业迅速崛起，包括联想、海尔、北大方正等在市场中成长起来，但其规模经济的形成是企业不断适应市场竞争的自发有意识的战略性整合而不是行政干预“拉郎配”被动性的调整。关于对企业规模经济形成讨论的背后逻辑首先是对于企业来说核心不是规模，而是竞争力（注：张维迎：如果单纯为了进入500强，把全国注册为一个股份公司就可以了，肯定是第一，经济研究资料，1999.11。），其次大多数大企业具有国有企业性质，国有企业在兼并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府或部门的行政干预，为政府追求“500强”情结提供了条件，但只是在片面追求规模而非效益基础上的规模，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东亚的韩国“现代”、“大宇”等集团的盛衰便是典型的例证。政企分开已经讨论了几十年，对于政企在最终所有权和使用权上如何分，在何种层次上分，能否分（注：有见地的观点见银温泉：《政企分开的可行性研究》《经济研究》1998.2。）已经超出了产业组织理论讨论的范围。

也有些观点通过对制造业中彩电、冰箱、汽车等行业的实证分析，认为过去20年，我国制造业没有明显表现出企业规模小、规模不经济加重、产业组织趋于恶化的问题。实际上，在转轨过程中，大、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并行发展，各个行业产量排名前几名的规模明显加大，竞争力明显增强，虽然其扩张速度没有跟上行业总规模超常规高速扩张，使产业集中度下降，但这不能看作是产业组织结构的恶化。买方市场形成后，产业集中度开始稳定上升，而且排头兵大企业都是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企业，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较高的产业集中度才有意义（注：江小涓：《体制转轨与产业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经济研究》1999.1。）。

但总体来看，随着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不断发生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变化，中国工业的行业管理体制孕育着根本性的变革，政府直接管理工业的各行业主管部门正在进行彻底的改革。旧的政府行业部门和管理体制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的行业协调组织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大公司、大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实现产业整合，将成为中国产业组织变迁的重要内容（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工业的制度创新、组织变迁和政策调整》《中国工业经济》1998.5。）。

2、进入和退出机制：过度与不足

进入和退出机制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所谓进入机制是指产业在进入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包括技术性的和制度性的壁垒。一般性来说，必要的进入壁垒有利于保护现有企业的利润获得，防止租金耗散。退出壁垒则是指在许多以沉淀成本为主的产业中，如果倒闭、破产或转产，需要大量的重新投入，从而造成了企业退出障碍。

早期大量讨论产业中的进入主要局限在对国有企业的分析上（注：于立：《国有企业进入和退出产业的障碍分析》《经济研究》1991.8。　　刘建平：《产业进退壁垒：国有企业大面积长期亏损的另一种解说》《经济评论》1999.1。　　昌忠泽：《进入壁垒、退出壁垒和国有企业产业分布的调整》《社会科学辑刊》1997.1。），认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之间在进入产业上存在政策性障碍，表现为国家对上游企业实行低价政策，价格扭曲导致了高价和低价的进入壁垒，这两种关系引发了我国市场竞争中的过度和不足特征。有人认为导致我国的市场结构易进难出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大、融资渠道多样化、融资成本降低促使了原有进入壁垒高、必要资本量大的传统产业门槛降低，同时地方政府的地方性发展目标与又困难企业退出行为发生冲突，加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法律调整滞后等因素影响使得企业难以退出。其隐含的政策含义是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但问题是如何打破，进入壁垒是原因还是结果？因此，有观点认为一定的进入壁垒有利于提高改革初期资源配置的社会收益。从转轨时期过度进入的原因来看，厂商的过度进入所以成为“纳什均衡”策略与厂商对进入后的市场结构的预期相关。与成熟的市场不同，改革前存在着大量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缺口，在转轨初期，市场发展受到潜在厂商对传统计划下所形成的部门和区域分割与市场保护预期的影响。因此，经济转轨初期的市场结构表现为共同垄断局面。过度进入对于改革初期来说是必然的，反映了单个潜在厂商的理性反映，但过度竞争导致了社会资源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厂商的过度进入是一种资源的不经济现象。这种过度进入降低了厂商在市场上的平均存货率，在中国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90年代以来持续的亏损增长（注：张军：《需求、规模效益与中国国有工业亏损》《经济研究》，1998,6。）。大量的过度进入导致了市场经济租金耗散，市场在资源配置上会被“逆淘汰”所困扰。因此，在转轨经济的初期应该从政策上限制厂商的过度进入，改善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注：张军：《转轨经济中“过度进入”问题——对重复建设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学报》，1998.1。）。

有些人认为，过度竞争的主要表现是“进入企业过多”、“全行业长期低收益”和“竞争及低效益不能产生淘汰作用”等方面，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体制转轨中各个方面不同步导致的“竞争失效”，如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轨不同步、各类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在转轨过程中，特别是在结构变动时期，政府应该对传统产业实施退出援助政策，尽可能减少对市场功能的负面影响。（注：江小涓：《市场化进程中的低效率竞争》《经济研究》1998.3。）

关于进入和退出壁垒的讨论的关键之处在于政策性的壁垒是否能够提高产业的竞争力，竞争失效是否是由于产业低进入和高退出壁垒造成的，如果壁垒是外生的变量，政府是否应该进行援助支持，如果是内生变量，这种壁垒在多大程度上保护现有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潜在企业进入。如果竞争失效本身就是由于制度性安排不一致，不同步造成的，产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的有效性是什么，在何种层次上可以提高或降低？

3、产业组织政策：竞争、垄断和管制

制定产业组织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维护、促进有效竞争包括反垄断、维护公正交易目的。以反垄断法为中心展开的竞争促进政策，是为维持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而对企业的垄断行为和不公正竞争手段加以限制的政策，管制则对反垄断法未覆盖领域包括社会基础设施部门（金融、运输、通讯、公共事业等）出现自然垄断及过度竞争部门实施的干预政策。通过企业价格、进入、退出、合并、投资、财务会计、事业计划等方面进行直接的干预，来保证市场的有效竞争的秩序。

对于竞争、垄断和管制的研究，我国在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后，逐渐开始引起产业组织理论和政策重视，早期研究主要是对政府行政性垄断部门的低效率进行分析，结论认为我国部门的行政垄断性行为严重干预了市场机制的正常秩序，是扰乱市场有效竞争的罪魁祸首。这些分析大都带有制度分析的背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市场竞争产生各种问题促使了人们对这一领域进一步研究（注：1999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规制与竞争问题研究中心。），包括“行业自律价”是企业的“串谋”行为还是规范交易秩序（注：余辉、甘英：《从机构改革看政企机构变化》，《经济研究》1998.12。）？航空机票不打折的背后是否存在企业操纵价格动机（注：《民航带来了什么》，《光明日报》，2000.5.28。）？铁路、邮政的提价是否是将其高昂的经营成本外化（注：李长生：《浅谈建立中国铁路运输市场的开放规则》中国规则与竞争：理论与政策研讨会论文。）？以及电信业的改革（注：周其仁：《三网聚合，还是数网竞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保护民族工业等等，这些案例的背后逻辑的核心是垄断或者企业操纵价格行为是否违反了有效竞争？反垄断的指向是为了竞争还是为了效率（注：戚聿东：《资源优化配置的垄断机制》经济研究，1997,2。）？在理论中，竞争和效率似乎是不可分的，但在美国对微软拆分案中，更多的人怀疑竞争的效率。在这些讨论中，主张合谋的理由是提高了厂商的利润，但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利润是低效率还是高效率产生的，如果利润是用来维护由低效率配置资源机制，社会花费的成本是否太大了？虽然在世界任何一个产业中，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干预，但主要目的是促进有效竞争，防止人为地操纵价格行为。竞争作用在于促进价格配置资源机制的有效运转，促进厂商成本降低，技术更新加快（注：张昕竹：《论规制与竞争关系》竞争与规制研讨会1999.11。）。从目前整个世界看，在传统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行业中，自由化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势，在这些行业中，竞争政策正逐步取代管制政策。放松管制的主要内容是放开价格管制和降低进入的制度性壁垒（注：王俊豪：《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研究》，1997,10。）。对于现有的产业经营者而言，支持政府管制的充分理由是为获得管制租金。但管制是否能够纠正市场的低效率，政府是否具备实行管制所必须的信息，这本身便存在问题。管制俘获理论与利益集团理论认为，管制作为一种政策，本身主要受到集团利益的影响，管制保护了现有厂商免于竞争（注：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上海三联书店1998。）。因此，在大多数条件下，管制是缺乏效率的。在何种层面上管制有效，关键在于管制是否有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而不是某些现有的集团利益者。

上述的分析表明需要对中国产业管制政策的重新认识。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致力于建立产业一般性的竞争规则。包括规范市场秩序，形成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特殊行业的进入壁垒，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改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同政策的做法，逐步形成各种企业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其次，改革政府管制政策的实施途径，实行政府采购、拍卖投标权、公众听政制等来“透明”产业管制中的程序。

　　四、小结和若干评论

贯穿1990-1999年中国产业组织理论和问题的主题是在市场化深入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本身便体现了在由原先政府配置向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不同集团利益矛盾一种冲突。在这种矛盾交织的变革中，需要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重新思考。

对于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政府配置资源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的贡献是明显的，但初始状态的条件不等于过程条件，随着条件的改变，政府的配置机制出现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不仅表现在如何促进企业规模的优化，如何建立进入和退出机制，也表现在市场机制作为一种比政府配置资源更为有效的工具已经不断成熟。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需要对自身能力重新估价，包括目标定位、操作程序、效果衡量等等。在政策选择上，通过有限的管制来促进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形成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特殊行业的进入壁垒，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改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同政策的做法，逐步形成各种企业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等等，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实现资产重组、形成企业进入和退出产业的有效机制，以提高资产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