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工资下调存在刚性

当通胀率降到较低水平时，由于降低名义工资水平受到的阻力使得对劳动市场的调整变得更加困难。有效解决不同类型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需要做的是不能统一对实际工资进行调整，应该根据各种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进行调整。某一部门或企业的平均价格和工资涨幅越高，它们就越不需要通过降低名义工资来达到最佳的实际工资调整。因为它们可以通过使名义工资上调的幅度低于通胀率来达到降低实际工资的目的。但如果通胀率越低的话，越将妨碍实际工资的调整，从而会增加自然失业率。

经济学家很早之前就发现了在经济受到外部刺激之后，工资和价格只会逐渐地向它们的均衡价值调整。他们也知道降低名义工资的困难。但这两种情况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只是在二战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些分析家和决策人员认为，中等的通胀可以促进劳动市场的调整。因为它使得在名义工资下调存在刚性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变为可能。

在美国的调查结果的确表明雇主在减低名义工资方面以及雇员在接受这种下调方面都表示得不太情愿。通常只有在公司的生存受到破产或其它恶劣环境威胁的时候，这种抵触情绪才会被克制。对这种情况的一般解释是由名义工资的减少引起的实际工资的减少（在通胀为零的情况下）会使更多的人认为不公平，而对于由名义工资增长低于通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则只有较少的人认为不公平。对在已建立的雇佣关系中雇主不情愿要求，雇员不情愿接受降低名义工资这种现象可以用默认契约理论（implicit contract theory）来解释。但是这种理论没有排除由于工作变动造成名义工资下降的可能性。

战后，名义工资刚性之所以常见是因为这一期间通胀率一直较高。在同期，平均实际工资增长迅速。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名义工资就意味着大幅度降低实际工资。在通胀较低的时候，更多人接受降低名义工资也是很有可能的。同样，制度的安排也可以影响名义工资的降低，以回应劳动市场变化的能力。如果工资水平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如通过利润分享的方法）或以边际收益（非契约性的）的形式发放，降低名义工资就会更加容易。这些因素能否在零工资增长的情况下降低工资变化分布的不连贯性属于一个经验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的。因此如果决策者认为名义工资降低的阻力只会对价格稳定的转变造成暂时的影响，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对就业和产出之间平衡的永久影响因素的话，就是欠考虑的。

因为从战后到最近，所有发达国家的通胀一直保持在3%左右或以上，所以想用战后的数据来验证以下的假设是很困难的。这个假设就是如Akerof et al 预测的那样：由于名义工资下调受到限制，零通胀将会使失业平衡（平衡状态下的失业率）上移。然而美国最近的经济进展情况似乎与这种预测相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降至低于50年代以来任何连续五年的平均水平（并远远低于3%），但是失业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降到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假设看起来更符合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为了实现统一货币（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第三步）努力把通胀率降到与德国一样低的水平。虽然它们成功地把通胀降到最低的纪录，但同时它们的失业率也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正如前面论述的一样，这是劳动市场扭曲和稳固的结果。但是名义工资下降的阻力是否在它们之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仍是一个问题。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况，它曾经把通胀率降为零，尽管它有相对比较灵活的补偿体系，但失业率仍是大幅上升了，尽管仍不清楚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周期性的上升，多少是由零通胀引起的。

在任何的一种情况下，稳定的正通胀率通过促进工资调整所带来的潜在收益需要与这种通胀造成的价格和工资波动的代价进行比较。最近的一个研究想确定这两种效果之间的抵消作用。它得出的结论是，当通胀低于5%的时候这两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抵消，而当通胀高于5%的时候代价要高于收益。当通胀低于5%这个分界点时，通胀对就业和产出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这种作用几乎接近于零。这个研究并没有考虑到零通胀由于有效地掌握实际余额所带来的收益，也没有考虑到低通胀对家庭储蓄和商业投资决策方面的影响。有人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影响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低通胀的收益（和代价）的更详尽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一些分开的影响进行的独立研究仍然是很引人注目的。这也给为什么关于什么是最佳通胀率的问题始终具有争议性提供了答案。

零利率的限制（Floors）和货币政策的效力

另一个争论是，当实行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时，有小幅度的通胀率比零通胀更容易政策实施。其原因是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稳定功能是通过调整利率的其他转换机制，使总需求接近潜在产出，以此来缩小产出缺口。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的事实，限制了货币政策支持和刺激总需求的程度。当名义利率一定时，实际利率越高，通胀率越低。因此，如果实际或预期的通胀率为零或低于零时，实际利率不能变为负值。

零利率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须依据许多实际情况来判断。较重要的包括经济所受冲击的特点、频度、严重程度和时间，以及政策行动的需要。在过去的经济周期中，能够找到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图4.3搜集了从1957年至现在几个主要经济体政策决定的名义利率和相应的实际利率的情况。

图4.3表明几个主要工业国实际利率在70年代初及中后期时为负值，此时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正试图克服由第一次石油危机诱发的经济衰退。相比之下，当80年代政策重点转向治理高通胀时，平均实际利率高得不正常。在战后大多数情况下，短期利率高于零，实际利率为正值，但一些国家在一定时期也有例外，实际利率接近零（如美国90年代初和瑞典70年代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90年代深陷衰退之中，名义利率和通胀率都接近零。

1957年以前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很少，但似乎仅是在大萧条时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的事实限制了货币政策。然而，许多人认为这是自找苦吃的政策失误，--有资料证明限制实际货币供给--这是这件事最好的特点，而不是真正的流动性陷阱。

由于战后以来人们经历非常低的通胀率的时候非常有限，也由于人们对短期实际利率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负值半信半疑，很难得出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结论来确定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时对货币政策的限制究竟有多严重。由于相关的实证、案例和数据稀缺，因此对美、日两国经济的比较分析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也能为分析这一问题积累一些信息。

零利率限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主要依据通胀率目标和（均衡）实际利率：

·目标通胀率越高，零利率限制成为真正约束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因为较高的通胀目标抬高了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也处于稳定状态，它给降低实际利率，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包括在必要时使实际利率为负值。

·相似地，实际（均衡）利率越处于较高的稳定状态，零利率限制成为真正约束的可能性也越小。这是因为实际利率的稳定状态在零通胀率时等于名义利率的稳定状态。利率越高，对降低（名义或实际）利率而追求货币扩张政策效果空间就越大。

经济学家Stochastic认为美国名义利率的稳定状态（周期平均）高于3%，这对货币政策免受零利率的限制提供了向下调整的灵活性。这一“安全”的均衡名义利率是通过高稳态的实际利率（如通过向上推动自然增长率），或通过高通胀目标实现的，两者的总数超过了3%。由于快速稳定（或均衡）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均衡实际利率，因此在零利率的限制下追求低通胀遇到的风险很小。

与软弱的货币管理者相关的问题是，名义利率低于零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它引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作为经济稳定的工具无效。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对流动性陷阱的假说附加了一些重要的限制。尤其是，流动性陷阱不能阻止货币管理者通过政府债务、外汇、甚至私人证券的形式公开市场操作，以此来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如果货币的流动性增加，私人国内支出和净出口（随着汇率变化）随着名义利率的变化各自增加，流动性陷阱仅能通过使利率转换机制失灵，来减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对其他转换机制不产生影响。

一些著名的货币学家已对流动性陷阱所隐含的政策提出挑战。即如果对名义利率有一个有效的限制，货币政策将无效。一个主要争论是流动性陷阱所隐含的理论框架忽视了许多中央银行改变基础货币的错综复杂的、多样性的转换机制。因此，这就使私人证券代理机构容纳了许多不同的金融和实际资产，并由此产生不均衡。即使名义利率受到限制，这些有价证券对实际货币供给增加的反映是导致有价证券的组成发生变化，并继续影响总需求。一个相似的虽然不具有普遍性的理由认为，货币政策转换机制的“信用渠道”逐渐成为近来争论的焦点。这一分析强调银行部门的特殊作用。不完全、有成本的信息对可获得的银行信用的影响，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由银行储备的变化。象货币学家的批评文章一样，“信用渠道”隐含基础货币供给的扩大将导致除利息转换机制这一狭窄的渠道外，总支出的增加。

这些争论显然有实证的研究支持，它表明实际货币平衡对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总产出，以及说明实际利率独自变动的能力有主要影响。政策所暗示的货币学家对流动性陷阱的批判是，即使短期利率达到零、货币政策仍能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来刺激总需求，特别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购买各种的资产。然而，货币学家的论点与流动性陷阱的概念是不相干的。这是因为改变转换机制在日本看起来不合理性似乎正在增加。在哪儿，尽管实际基础货币供给在1992年以来已增长了42%以上，实际产出年均增加不到1%，产出缺口正在扩大。日本的经历表明，基础货币的扩张在所有条件和相关政策水平下不是提高总需求的充分条件。这需要财政政策来发挥其潜在作用。

为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是，使用扩张性的财政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公共消费和（或）增加投资。这与货币政策的间接刺激作用不同，能够直接增加总需求。然而，80年代初以来财政需求管理政策的使用在多数国家受到了严格限制。这是限制和修正积累的赤字及债务的需要。由于财政政策行为的失灵，财政需求管理已倾向于政治决定。政府倾向于在衰退增加支出，减少税收。但在经济繁荣时对减少支出和增加税收却很勉强，由此导致由财政政策诱发的通货膨胀，以及占GDP比例只增不减的公共支出和债务。然而，即使财政政策能被对称地运用。经过一个完整的周期后债务水平为零，但稳定也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实行预算决策及政策实施过程等的滞后影响。尽管如此，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失败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将发挥适当的作用，这有如最近日本的发展。

对财政政策在周期性需求管理中有效性和适用性的怀疑主要集中在，它是否能（部分地）弥补私人储蓄行为和私人投资行为的变化，集中在稳定的有效性，不对宏观经济稳定起作用的税收体系产生扭曲。谨慎的、以需求管理为目的的财政政策因此应被限制。除了一些例外的情况，财政政策应立足于使资源有效分配，使收入公正分配为目标。但通过内在稳定器，财政政策在周期性经济稳定中仍发挥主要作用。上述对财政政策的大多数批评并不包括谨慎的财政政策。

对通货紧缩的忧虑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一些国家的通胀率几乎接近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的物价水平则在不断下跌。因此有人担心一些国家很难摆脱通货紧缩的情况。显然，当一个国家实现了物价稳定后，其经济活动减弱从而造成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如果想保持物价的长期稳定，周期性的、短暂物价下降也是正常的。在现在，我们很难估计通货紧缩的后果如何。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自二战以来世界还没有明显通货紧缩的情况发生。

这种忧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30年代发生的经济萧条影响。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物价急剧下降，同时金融方面出现危机、公司不断破产、生产崩溃。较低程度的通货紧缩对经济活动的破坏也较小。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物价水平经常下跌，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还是增长了，虽然增长速度不如物价上涨的时期快（表4.2）。

考虑到物价下跌的影响，分清各种潜在的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如果通货紧缩是由需求急剧下降造成的，就如现在的这种情况，这种通货紧缩将会引起需求和经济活动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出现需求下降--物价下跌--信用降低--金融出现危机的恶性循环。这种通货紧缩的破坏将会是非常大的。另一种通货紧缩是由于生产率快速增长、投资机会过多引起物价竞争所造成的。较早时出现的持续的较低程度的通货紧缩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对这种通货紧缩不必过分忧虑，因为不会单凭这一因素就对经济活动造成影响（例如计算机价格的下降并未阻碍对计算机产业的投资，同时计算机价格的下降还给别的经济部门带来了好处）。由于通货紧缩的扩大对商业是有害的，因此以上对通货紧缩原因判断就显得尤其关键。如果物价下降的话，整个商业部门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因为这个部门必须要保持实际资产高于名义资产的状况。因此对价格下跌的担忧有可能会导致商业部门限制它们的活动。同时通货紧缩还会降低名义债务抵押品的价格，从而降低债务人偿还债务利息的能力。而通货紧缩对信用中介网络的损害尤其令人担忧。另外，正如前面提到的，避免经济萧条需要降低实际利率，但是在物价下跌的情况下这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发达国家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容易出现物价下跌的情况了。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名义工资下跌的阻力可以帮助阻止物价的下降，特别是在那些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但是更加稳定的服务性行业。现在服务性行业在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需求减少在通胀率低的时候引起通胀率的下降要比在通涨率高的时候小。公司大幅度的降低工资将会引起严重的经济下滑。日本就曾出现过这种下滑，同时公司也的确曾大幅度的降低工资--在去年日本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了3%。

另一个原因是以前金本位制下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所受的限制（当时不兑换货币的供给完全是由政策决定的）已经不存在了。在过去几年里，通胀的威胁已经逐渐消失，同时通货紧缩也随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认识到物价稳定需要通过一种更加平衡的途径来实现，也就是认识到货币政策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段，人们往往通过实行降低通胀率的政策来实现物价的稳定。与之不同的是，在最近几年里，各国通过采取对称的政策应付实际通涨率与目标和希望达到的通胀率的偏差以实现物价的稳定。因此通胀的发展需要有货币政策的回应。货币政策在通胀高于和低于目标的时候都要作出有力的回应，因为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一样要避免。事实上，一些人认为应付物价稳定的不对称政策应该是货币政策在通胀低于目标时的反应要比在通胀高于目标时更加有力而且更加合时。因为通过适当的上调利率，货币政策常常能达到降低需求的目的。但是如果市场信心很低或者短期名义利率降到接近零时，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并消除通货紧缩的能力就受到了限制。日本近几年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由于这些原因，其中包括稳定性政策的作用，如货币秩序的差异，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出现的通货紧缩与现在的经济并不是完全相关的。这并不是说通货紧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考虑到它可以以不同形式存在时。其中一些形式的通货紧缩问题比其他形式的要少。可以肯定的是，降低某些部门的物价同时快速发展技术和生产效率是没有坏处的。逐步降低一般的物价水平，同时在大范围内刺激供应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这些方法大多是暂时性的，他们也不会对投资者的意向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现在比一般物价水平下降更有可能发生的是资产价格的下跌，特别是公司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虽然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可能不如大范围物价下跌的危害性大，但是它们的破坏也是很大的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这些资产价格在较早时上升，石油信用扩张所造成的并增加了银行部门的问题，他们的破坏就更加大了。这种情况在日本也曾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