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又称产业经济学，是国际上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是国外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

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它的理论基础。不过，产业组织学虽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但在近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相当理论化的学科。（注：参阅Tirole,J.,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Cambridge,MA:MITPress,pp.1～10。中译本参阅〔法〕J.泰勒尔著，张维迎校译，1997，《产业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p.1～20。）关于产业组织学的学科范围在主流经济学界意见也是基本一致的，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阿宁德亚·森(AnindyaSen)主编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汇集了19篇产业组织学领域的名作，森在导言中指出：“产业组织学(IO)的定义可以较宽，包括企业理论、规制、反垄断政策、合同理论以及组织理论的某些内容”。（注：参见Sen,A.,1996,IntroductiontoIndustrialOrganization,1[st]ed.,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简单地说，产业经济学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

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economics)就是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应用性微观经济学科如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比较经济体制也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中受益良多，此外，与产业经济学联系较多的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市场营销学、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理财学、企业战略等领域也深受其影响。（注：想进一步对此了解的读者可参阅马广奇，“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10期。）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主义观点

如果追根溯源，一般认为马歇尔(A.Marshall)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源头，其后如20世纪前半叶的斯拉法(P.Sraffa)、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J.Robinson)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克拉克(J.M.Clark)的“有效竞争理论”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但当时的产业组织理论还处于萌芽阶段，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产业组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伴随着上个世纪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大量涌现，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垄断或不完全竞争问题上的失败分不开的。

产业组织理论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以梅森(Mason)和贝恩(J.Bain)为主要代表形成的，理论界称为哈佛学派。哈佛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注：所谓SCP是Structure（市场结构）－Conduct（市场行为）－Performance（市场绩效）的简称，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所以，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这一范式的最初形式是贝恩(1956)的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两段论范式。贝恩编写的著名教科书《产业组织论》(1959)的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形成，（注：参见Bain,J.S.,1959,IndustrialOrganization,Neunion1York:HarvardUniversityPress;Bain,J.S.,1956,BarrierstoNeunion1Competition,Neunion1York:HarvardUniversityPress.）并在其后的20年间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决策者。这一阶段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海弗里鲍尔(R.Heflebounion1er)和斯托金(G.Stocking)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集》中。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Scherer)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谢勒在1970年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初步成熟，产业组织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那时，哈佛大学成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但哈佛学派的组织理论具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强调经验性的产业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观点对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政策的开展与强化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权威马场正雄就将自己的主要理论称为“反垄断的经济学”。

二、SCP范式的衰落

自60年代以来，SCP分析范式成为理论界和经济界讨论与批评的热点，这些批评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包括施蒂格勒(J.Stigler)、德姆塞兹(H.Demsetz)、波斯纳(R.Posner)等人，正是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芝加哥学派崛起，并逐渐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其代表人物施蒂格勒还由于其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而被授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蒂格勒的获奖公告中指出：“斯蒂格勒为市场运行的研究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市场和产业结构运用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的学术带头人”。引自马广奇，2000,10。）芝加哥学派继承了奈特(F.Knight)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注：关于产业组织的芝加哥学派理论的评述可参见夏大尉，“西方产业组织流派：方法论与基本观点”，载于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版，pp.10～17，及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一书第4章第3节的有关内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该学派在理论上皈依新古典经济理论，坚信瓦尔拉均衡和自由竞争理论依然有效，厂商行为是厂商预期的函数，政府无需干预。1966年施蒂格勒的名著《产业组织》（注：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Illinois:IrvinPress.中译本见〔美〕J.施蒂格勒，潘振民译，1996，《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一书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理论上的成熟。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

在芝加哥学派形成的过程中，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波斯纳为代表的学者们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法学家与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共同合作，应用价格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重大转变，而且推动了新兴边缘学科——法学经济学的诞生。芝加哥学派对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施蒂格勒、德姆塞兹和佩尔兹曼(S.Peltzman)等人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这一分析的结果是开创了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

作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批判，鲍莫尔(W.J.Baumol)、帕恩查(J.C.Panzar)和韦利格(R.D.Willig)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于1982年合作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机构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所谓的“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ofContestableMarkets)。该理论以完全可竞争市场和沉没成本(sunkcost)等概念为中心，来推导可持续的、有效率的产业组织的基本态势及其内生的形成过程，对贝恩的进入壁垒理论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进入壁垒，而在于是否存在人为的进入壁垒，这一理论对80年代鲍莫尔(1982)提出的“进退无障碍理论”（ContestabilityTheory，又译“可竞争性理论”）有很大影响。在政策上该学派主张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重视市场结构，倒不如说更应该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注：参见〔美〕约翰·伊特韦尔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7～872页。）

与哈佛学派相同，芝加哥学派对美国反托拉斯活动和政府管制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在里根政府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等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直接参与反垄断商业活动的司法实践。

SCP范式的衰落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一方面该范式缺乏深刻而又明确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旧产业组织学”与3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融合以及它对大型企业的成长与行为和日益突出的产业集中趋势缺乏解释能力，才导致70年代后期SCP范式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地位不断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于立、王旬译），《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版，第4页。）另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无法发现那种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关系，导致对统计结果的解释自相矛盾。还有就是博弈论(GameTheory)的广泛运用，企业在市场中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企业内部代理人的策略性行为，为博弈论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如斯宾塞(Spence)、萨洛普(Salop)、泰勒尔都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预示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参见Spence,A.M.,1977,Entry,Capacity,InvestmentandOligopolisticPricing,Bell Journa lof Economics,8,pp.534～544.Salop,S.C.,1979, Strategic Entry Deterr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union1Papers

and Proceedings,69,pp.335～358.）最为重要的是，SCP范式的衰落正是产业组织理论迅速发展的结果。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理论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和兴趣。他们不断地加入研究的行列，极大地弥补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主要来源于经验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缺陷。尤其是博弈论的应用，“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第2页，英文版见Cable,John(ed.),1994,Current Issues in Industria lEconomics, Neunion1York,Macmillan.）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研究对象明确、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应用性强的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学科。

三、产业组织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手段和研究重点等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沿着SCP范式的方向发展成为“新产业组织学”。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力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并且不存在反馈线路，寻求将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

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崛起的以科斯(R.H.Coase)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之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的著作之中，可参见Williamson,O.E.,1985,TheEconomicInstitutionsofCapitalism,Neunion1York:FreePress.Williamson.O.E.,1989,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inSchmalenseeR.,andWillig,R.D.,(eds.)HandbookofIndustrial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Holland:ElsevierSciencePublishers.）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话，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企业内部，从企业（公司）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变异及其对市场运作绩效的影响。

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Menger)、庞巴维克(EugenVonBohnbaunion1a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注重个体行为的逻辑分析，在理解市场时着重过程分析，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其研究目标是从个人效用和行为到价格的非线性因果传递，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数学函数的相互决定，与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在基础理论上的区别构成了新奥学派的最主要特征。针对新古典学派通过均衡对市场进行分析，把经济学当作客观的科学并模仿物理学的分析方法来构筑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新奥学派对此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经济学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通常存在某种规律性，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还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而经济规律是通过对一些不言而喻的公理进行逻辑推论而发现的，历史事实是由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复合结果，因此难以用来检验经济理论。所以该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注：参见哈耶克，1982年，《知识的虚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新奥学派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把竞争性的市场过程理解为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过程，而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哈佛学派建立在SCP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反垄断政策着眼于形成和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又由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所决定，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惟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促进竞争的政策首先应该是废除那些过时的规制政策和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新奥学派认为，社会福利的提高源于生产效率而非哈佛学派强调的配置效率，只要不是依赖行政干预，垄断企业实际上是生存下来的最有效率的企业，这导致新奥学派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持宽容的态度，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本来就是淘汰低效率企业的过程，反对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的结构主义政策主张。（注：对产业组织新奥地利学派理论的进一步评述可参考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3页。）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泰勒尔（法国）1988年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这是近10年来国外大学最具权威性的产业组织学教科书。此外，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形式出版的一期论文集和1990年由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以及1994年由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布尔主编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这些著作包括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基本上反映了整个80年代西方产业经济学各个流派取得的最新进展。

更加注重对产业组织理论政策含义的研究也是其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浏览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探讨公共经济政策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兼并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掠夺性定价问题、反托拉斯法是否有利于竞争等问题。（注：参见Hay,D.,Morris,D.,1991,Industrial EconomicsandOrganization,1[at]e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四、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工具的演进

20世纪产业组织理论的长足发展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的巨大变化上，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诸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演变，研究方法的演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取决于它所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单一的方法难以满足各个领域的需要，所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集合，包括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博弈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实证方法是产业组织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在整个产业组织学的方法论集合中居于核心地位，实证研究又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部分。就方法论而言，产业经济学也是一门具有强烈规范经济学色彩的应用经济学，在有关理论的研究分析中，其有关判断或结论的得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标准为前提的。

产业组织学中的经验性规律，大多是综合应用静态和动态分析方法的结果，静态分析常被称为横断面分析，虽然一般而言静态分析是动态分析的起点和基础，但产业组织学研究进行的主要是动态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产业组织学中有许多研究成果是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总结出来的，归纳一般规律需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而在研究具体国家产业问题时又往往需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与相应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状态进行比较。

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十分重视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十分注重研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产业内各企业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并由此结构出发研究整个产业的整体行为。

系统动力学方法是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反馈结构关系来研究整个系统整体行为的理论。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这一点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系统动力学进一步指出，系统的结构是动态反馈结构，可用控制论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系统动力学尤其注重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反馈结构，而对变量的精确度要求不高，因此特别适合于像产业经济这种许多方面难以定量的复杂系统的研究。国外已有许多学者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诸多产业经济对象，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20世纪50年代案例分析是产业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都曾广泛使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案例法特别适用于无法精确定量分析的实际的复杂经济事例，非常有助于揭示出普遍经济规律在不同的实际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有助于培养经济研究人员对实际经济事务中所蕴涵的经济规律的敏感性。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计量学方法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产业经济学转入实证以后采用的主要方法，目前仍是主要的实证研究方法。“6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经济计量学方法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或匆匆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学者的出现，也由于电子计算机和经济计量学软件的迅速普及，利用结构—绩效模式横断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一时间几乎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总之，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脉络是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来建立和验证SCP范式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五、博弈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运用

产业组织理论是应用博弈论方法较早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在寡头垄断、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领域。博弈论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说，产业组织经济学过去几年来在理论方面的重大进展都是由于博弈论的广泛运用而取得的，同时，博弈论及机制设计、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应用也使得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大大加强。如果说经济计量学方法主要适合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博弈论方法则主要适用于理论分析，80年代以法国学者泰勒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应用博弈论分析的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了再造。博弈论被引入产业经济理论的分析中，意味着那种过去认为只能依靠市场实现的瓦尔拉斯均衡现在可以通过组织内部结构调整等来解决市场问题。理性预期学派为这一客观事实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企业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结构，还取决于企业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致的其他企业反应行为的预期，即企业的行为是其心理预期的函数。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企业的行为是各个企业所共同拥有的信息结构或判断概率的函数，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产业组织理论对现实经济中厂商的行为有更强的解释力。

现在博弈论已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工具，常用于研究寡头垄断、不完全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问题，也正是由于博弈论的应用，才使产业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进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并吸引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投身其中，“我们开始找到一个对丰富多彩的行为的某些方面进行处理的理论方法……我们现在有了能从策略性行为和信息方面对种种现象给出解释的理论模型，这些现象包括：价格战、不真实广告、限制性定价、各种默契合作与合谋、讨价还价的破裂与协议的延误、担保和服务合同的作用、寡头垄断企业选择的定价方式、供货商与顾客之间的合同性质、各种交易制度的采用等，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在5年前几乎是无法得到的……”。（注：Roberts,D.J.,1987,BattlesforMarketShare:IncompleteInformationAggressivePricing and CompetitiveDynamics,inBeunion1ley,T.(ed.),AdvancesinEconomicTheory, FifthWorldCongre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p.157.）

但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谢勒(Scherer)就认为“‘新产业经济学’的成绩被大大高估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我们需要基于坚实的实证研究，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两个方面……”。（注：Scherer,F.M.,1988,TheEconomicsofMarketDominance,BasilBlackunion1ell:Oxford,in 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6,pp.517～518.）施马兰西(Schmalensee)也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对许多古典问题的认识，包括进入障碍和卡特尔稳定性问题，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的两个不足：首先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即使简单的多阶段博弈也有多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但如何处理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一般方法尚不清楚，而且认为具有有限理性的人能够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复杂的多阶段博弈问题这种假设，也似乎把理性原则推得过远了；其次，大量使用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的多重均衡结果对假设的细微变化都很敏感，使得均衡非常脆弱，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也变得相当困难，博弈论模型的预测看上去很微妙，但往往难以检验，这样除非博弈论分析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般性预测或者被能做到这一点的其他理论所取代，否则就应相信，产业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来自于实证研究，只有实证研究才能揭示出哪些理论模型是“空盒子”，哪些理论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注：Schmalensee,1988, IndustrialEconomics:AnOvervieunion1,EconomicJournal,98,pp.675～676.）这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又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组织学家们又转向依靠实证研究来解决分歧、填补漏洞和提炼思想”（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和实证研究者的界线消失了，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实证研究的技术和手段整体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准，理论研究者也比过去更多地接触实际，实际数据更加准确并且更易于获得。所以，伴随着理论层次上对博弈论的广泛重视，案例研究方法继续受到青睐，其重要性相对提高，但横断面回归分析有所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除了非合作博弈论仍将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外，网络博弈和合作—非合作混合博弈将日益渗透到产业组织的分析中。

普拉特(Plott)的实验方法(experimentalmethod)和8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到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去的时间序列分析(time-seriesanalysis)方法，是近年来出现的对今后实证研究工作来说很有发展前途的方法。（注：Plott,C.R.,1989,AnUpdatedRevieunion1ofIndustrialOrganization:Applicationsof

ExperimentalMethods,inSchmalensee,R.andWillig,R.D.(eds.),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ls1and2,Amsterdam:North-Holland.）产业实验室研究方法，利用计算机在实验室内观察现实市场中无法观察到的某项变量，如信心、边际成本等对产品价格从而对厂商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的影响；（注：与此相关的内容参见藏旭恒，“美国的产业组织理论评述”，载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7页。）经济时间序列的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协整(cointegration)模型、误差修正模型(ECMs)、双线性模型，Threshold自回归模型和混沌模型(chaoticmodel)等都在产业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随着历史纵向数据资料的积累和越来越容易获得，这些模型和分析方法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和更广泛的应用。

六、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缺乏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系统研究，但由于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仍然遇到与产业组织有关的问题需加以解决，因此，经济学界还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对产业组织问题进行过一些分析和研究，如对工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工业生产的联合化和集中化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进入6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分析工业托拉斯的优点（李必强，1968），但由于这些研究仍然是在传统范式下进行的，其研究的出发点只是如何通过计划来引导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因而这些研究均未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马歇尔冲突”作理论上的分析。

1978年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入一个引进与研究范式初步转换的时期，在整个80年代，从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范式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双重性：一方面传统的范式和在传统范式影响下进行讨论的问题仍然得以继续；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展开，一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对我国产业组织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一些大学也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1990年我国对学科专业门类作了调整，产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大类中应用经济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第一次位列其中，在学科设置上初步与国际惯例接轨。

最早介绍到我国的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W.G.谢佩德(W.G.Shepherd)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易家祥译），该译著于1980年出版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治编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以产业经济学为名的著作，在国内影响较大，其后国内出版的产业经济学教材的基本框架大多与其相近，尽管这本著作没有附参考文献，但从书中所引的数据来源和理论框架来看其受日本产业组织理论影响的痕迹很重。

与西方不同，该书的研究范围较为宽泛，将产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都纳入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的要求。同年，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经济管理讲习班，编印了《产业组织经济学》，比较系统地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介绍。1988年，日本学者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注：参见〔日〕植草益（卢东斌译），1988年，《产业组织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译著，虽然篇幅不大，只有不到10万字，但结构框架比较完整。随后，国内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几本西方学者研究产业组织的著作，如K.W.克拉克森和R.L.米勒的《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注：K.W.克拉克森，R.L.米勒著，1989年，《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Clarkson,K.W.andMiller,R.L.,1982,IndustrialOrganization:Theory,Evidenceand

PublicPolicy,Neunion1York:Macmillan)）、D.卡尔顿和J.佩罗夫的《现代产业组织》（注：丹尼斯·卡尔顿和杰佛里·佩罗夫著，1998年，《现代产业组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Carlton,D.W.andPerloff,J.M.,1994,ModernIndustrialOrganization,Harpercollins

CollegePublishers)）、J.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述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产业组织范式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注：J.施蒂格勒，1989年，《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参见王俊豪等著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一书中的第一章有关内容，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进入90年代以后，新范式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经过改革开放10余年的引进、吸收，新的研究范式已成为产业组织研究的主导范式，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得原本只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一些产业组织现象和问题在我国的经济转型期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为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国内一部分学者也开始对我国产业组织问题展开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活跃，出现了一批分析比较规范的研究成果，如陈小洪、金忠义主编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注：陈小洪、金忠义主编，1990年，《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北京，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是国内学者编著的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状况的专著；王慧炯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注：王慧炯，1991年，《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和马建堂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注：马建堂，1993年，《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两本书同时荣获了第6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夏大慰的《产业经济学》（注：夏大慰，1994年，《产业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教材。将体制因素包括在产业组织的研究框架内，试图建立一个包含体制因素在内的新分析范式是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与创新，金碚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系统，在其编著的《产业组织学》（注：金碚，1999年，《产业组织学》，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全面考察了我国的产权制度、产业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使产业组织学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在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逐渐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引进、发展和创新的阶段。

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对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不足，研究过于重视产业结构而没有深入到产业组织中去，内容过于庞杂，把许多不属于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内容如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等问题都纳入研究视野，学科范围不够清晰，偏于“宏观”，所以应对产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反思、清理与重新设计构建，使其逻辑结构合理，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市场结构理论的研究方面，翻译、评介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论著还比较少，难以反映出市场结构研究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对我国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水平、集中度和进入壁垒的实证性研究明显不足，无法深入了解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进而对市场绩效的影响；在企业行为研究方面，多数论著主要是沿着产权—企业行为—改革对策这样一种模式展开研究，在现有体制下，产权制度的确是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但是，产权制度毕竟不是决定企业行为的惟一或全部因素，忽视对市场结构、企业组织这些相关因素的深入分析，得出的优化企业行为的对策，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实证研究，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等产业组织结构要素缺乏数量分析和统计研究，基本上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在国内，由于博弈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数学具有很高的要求，所以，目前尚未被产业经济学研究者广泛采用，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虽然无法研究市场主体或寡头之间的互动模式，但却是一种简单且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对于一门最适用计量研究的微观性、应用性经济学科来说，如果缺乏数量分析和统计研究，就很难取得具有说服力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数量分析又是建立在大量基本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从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入手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