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在皖南一个临江小村，那里的农民直到现在也很少出外打工，许多人一生最远只进过三十里外的县城，但就是这些“锄头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也多得很。若问他们何以如此了得，那可就要归功于我们国家无远弗届的各种关于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宣传了。

乡下人有一种无可撼动的信念：凡会议报告、标语、口号、墙报广播、报纸（难得一见）电视（八十年代中期才有）上讲的，都绝对真实，必须照单全收。我那当了几十年民办教师现在已经光荣退休的老父亲就是一个代表，初级阶段初级媒体上的一切，他都信以为真，即使被反复证明为虚构，欺骗，也无济于事。他算读书人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更不可救药。鲁迅有篇杂文《难行与不信》，极写中国农民的疑心之重，但那恐怕只适用于江浙一带，不能拿来抹杀吾皖村民“虽九死而不悔”的迷信。

关于“外国”的知识就这样被建构起来。这种知识对老百姓非常重要，他们喜欢在田间地头或夜晚昏暗的灯光下，说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来自异域的消息和不太能接触到的本国高层政治，在他们眼里并无两样，都可以用闲谈的方式转换成贴近的存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什么时候没有了，就空得慌。

用心理学来分析，这大概是无权无势的农民对不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病态渴望罢。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老百姓对远方和外国有一种天然的关切和沟通的愿望，此种关切和愿望，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满足这种好奇心的知识本无所谓善恶，问题在于，谁向他们提供据以想象外国的材料？谁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在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同时，向他们输送关于外国的知识的人，又怎样满足了自己？这些都大有讲究。

二

“五四”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向国人灌输关于西方的知识，无论段祺瑞还是袁世凯，都忙于打仗，无暇参与。蒋介石政府很多官员都很西方化，但这样一个政府也并不充当向国民输入西方知识的职能。49年以后，情况一变，中国人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不再主要通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国人一样，都得接受国家行为的关于西方的权威叙述，他们从启蒙者、说话人变成了被启蒙的读者和听众，尽管许多场合，他们仍然是关于外国的知识的实际传播者。

这种格局至今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习惯成自然，很多知识分子向国人宣讲外国的东西，总是偏向于既定的“舆论导向”。外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对外国的研究和描写，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他们的声音远远敌不过国家行为的权威叙述，就像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永远敌不过媒体的浅薄的关于外国的观光游记和电视新闻。

认识西方、世界和美国，作为“他者”的认识对象有某种推动作用，但关键还是认识主体，认识“他者”的方式因此成为认识主体自我建构的方式。

美国也好，其他西方国家也好，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一直变化着，这主要因为“中国人”本身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有多少“中国人”，就有多少关于外国的认识。含辛茹苦的“洋插队”，满面春风出国考察的官员，官员们送到国外的趾高气扬的“子弟”，各自眼中的西方肯定不一样。站在中美关系全景角度来看，美国是一种形象，而在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中又是另一种形象。知识分子因为代表不同利益，根据不同经验，眼中的外国自然千差万别。老百姓对外国的想象，固然主要为宣传品所控制，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老百姓听到有关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外交词令，总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它们改造成有趣的民间文学，以投射他们的感情。找来一百个“中国人”，把他们对美国的幻想拼在一起，将是一个非常混乱而又有一定秩序的图景。各种不同的西方形象到中国后，怎样经过各类“中国人”的过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三

一百年来，中国人对外国的知识可谓两头大、中间小。晚清到40年代，先后有多次被迫或主动的开放，和国外的接触面比较宽广。49年以后直到70年代，是新的闭关时代。将近30年的封闭成为一段特殊的历史。现在中国三代人人对外国的想象那么残缺，主要是这30年造成的。我们社会的人口主体是这30年培养起来的，正因为有这样的3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才发生了很大的问题。80年代开始了新的开放，和外国的接触赶上甚至超过了“五四”至四十年代，所以说是两头大，中间小。

80年代的西方研究较之“五四”，虽然接触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无论研究者的素质、心情、经验、姿态和“期待视野”，还是客观的社会需要与制约，都很不一样，由此收获的成果当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五四”和西方的接触，导致了中国文化内部一场深刻的革命，80年代重新睁开眼睛看西方，并没有发生类似的社会文化大震撼。80年代上半期，国门初开，似乎感受到了震撼，但现在看来，那只是一种错觉。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虽然社会经济和道德伦理、风俗习气方面，变化颇大，但中国文化一些基本的现代性预设并没有怎么改变，许多重要的方面仍然循着“五四”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推进。

“五四”时期，中国人是在对自己固有的大传统彻底绝望的情况下，转而向西方学习的，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是用“五四”开辟的现代中国的小传统所固有的逻辑来重新发现西方，这种发现要想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就必须对发现者自己所依据的中国现代小传统有所批判。

实际上，这正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重新发现”西方时一直在做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另一种认识西方的方法：回过头来看西方。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交往中，中国已经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中国被西方殖民、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许多学者相信，从这个结果上，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西方对于我们的意义。

一方面继续看西方，一方面回过头看历史上的西方在中国身上打下的印记。前者是“往前看”，密切关注和当代中国共时态的西方，后者是“往后看”，即看一看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与西方交往以后的实际效果。

我们还不能从八十年代以来所介绍的许多西方的新经验与新学问来预测继续看西方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可以很实际地看到我们以前看到的西方在中国的效果。“往后看”更多的是经验主义的，可以作为学术的个案，加以从容的研究，而“往前看”则不能避免许多现实的限制和功利的目的，具有某种无法排斥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

一个是正在面对正在学习的西方，一个是以前曾经面对曾经学习过的西方。两个西方同时存在，使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认识颇不简单。西方人不仅在我们眼前，也在我们脑后。两个西方在中国是两种思维的交错，又像两面镜子，彼此映照乃至相互批评。四

很多人认为萨伊德的《东方学》很精彩，他抨击了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普遍猎奇和歪曲，以及建立在帝国主义扩张基础上的蔑视东方的心态。但东方人认识西方，就能避免这种态度的蛮横与认识的误差吗？无论是知识分子参与的对西方的介绍，还是政治宣传对西方的描述，难道就能够摆脱类似萨伊德所说的西方人的“东方学”的全部缺点吗？

肯定很难避免。不过，萨伊德所说的国家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在我们考察中国的西方学时，可以忽略不计——不是因为需要注意的问题太小，而是太过明显了，以至于无须成天睁大眼睛去看。

如果从萨伊德引申出中国的“西方学”，值得注意的乃是官方以外的两部。

一是带着中国人的脑子到西方世界去实地察看，这是一种西方学；

另一种是从西方曾经给中国造成的影响来看西方——不管是捂着伤口、怀着“怨恨”认识西方，还是带着现在那种浪漫的怀旧情绪——都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门特殊的学问，即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或曰“西方化”）的中国特色的西方学。

西方人看东方，主要凭到过东方的西方人带回去的材料，由此形成了一部“东方学”。东方没有给西方社会造成像西方给中国那样的冲击，西方人不可能身在西方来看东方，只能深入到东方乃至东方的腹地来看东方。这恐怕是“西方的‘东方学’”和“东方的‘西方学’”之间最大的差别。

一部分中国人到国外去获得直接的关于西方的知识（留学，考察，游历、定居之类），更多的中国人则身在国内，从西方留在现代中国身上的烙印来认识西方向中国展示的某些方面。中国的这两部不同的西方学如果拼起来，许多地方很可能并不能吻合。实际上，目前中国知识界涉及西方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这两部不同的西方学之间。应该把它们拼起来，彼此参照，对比，检验，这才比较全面，有历史感。

五

撇开现代中国“向后看”和“向前看”两种时态的“西方学”，就说当前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共时态的西方的角度与方法，悬殊也很大。

大多数知识分子主要关心西方社会在他们看来比中国优秀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根本没有兴趣认识西方社会的内核，比如西方人自己也不能清楚地达乎言辞的信仰的生活。一个多世纪以来，也许只有青年鲁迅曾经强调过，认识世界，首先是认识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心。他并不看重物质层面，只想抓住外国人的心中所想，或外国作家笔下人物的灵魂。这种关注方法，在今天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很不实用的，更不会被某钟政治计划所采纳。

今天学术界纷纷谈论的西方，仍然是物质层面的西方世界，像鲁迅那样渴望了解西方灵魂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中国现在有许多关于西方的半吊子的法学专家、经济学专家、政治学专家，但深通西方文化的通才大儒，恐怕一个也没有。

这是很可怕的，但我知道，至少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也许正是很好的事情罢，他们一直就把这种片面的对西方的了解，视为我们在方法论上认识西方的一种进步。

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少像“五四”那样“务虚”，关注西方人的灵魂，研究西方人心灵深处的“生活方式”呢？

从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关注西方的重点，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兴趣”还是被意识形态驱使着。他们谈论更多的，是西方宪法怎样，市场经济怎样，政治怎样，管理怎样，警察怎样，街道设施和社区服务怎样，很少研究西方人心里怎样——这正是意识形态认识西方的方法论。

“9.11”事件之后，我在国内很少听到据说是比较了解西方的学者有谁站出来，从灵魂、文化、宗教角度，而不仅仅从国际政治角度，美国的中东政策角度，石油的角度，给大多数蒙在鼓里的中国人讲讲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没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根本没这方面的兴趣？我看很可能是后者或主要是后者。兴趣没有了，能力当然也谈不上。

这种西方研究貌似进步，实际上正包含了严重的退步。

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谈到“9.11”事件，大多数人的切入点完全是政治而且主要是国际政治，似乎他们对美国以及全球的政治了如指掌。后来几个年轻学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和宗教神学的角度来接近这个问题，很快就遭到粗暴的否定。大多数学者觉得“9.11”完全没有宗教因素，他们对那些青年学者们说：你们被亨廷顿和萨伊德骗了。他们说这些话，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但在我看来，这些自以为是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知识，要么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要么受到世界范围内表面化的政治关系的影响。他们认准自己看事情的角度是唯一正确、唯一真实的，但我想，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如果撇开宗教、文学和艺术，仅仅集中在政治经济上，也许可以认识到只有克林顿的美国，只有布什的美国，只有比尔盖茨的美国，却永远不能认识美国人的美国，永远不能认识美国人的心。六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我有时会看到美国人不管在什么样的“东方学”研究机构里制造出来的关于中国的学术产品，还有日本人在整个大东亚政策下不断生产的更多关于中国的东西。稍一接触，就会感到惊讶：他们怎么如此了解中国！日本人在侵华之前对东三省进而扩大到整个内地，从历史、地理、人文角度对活着的中国人的认识，已经丰富到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美国也如此，他们有费正清系统，还有别的与费氏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的认识拼在一起，相对来说就比较全面了。日本以前在侵华的总构思下开展中国研究，但至少许多学者极其严肃、认真、刻苦。就拿鲁迅研究来说罢，迄今为止最好的还是竹内好，而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世界进入理论上遵循信息自由主义的网络化时代之前，西方关于东方的宣传与介绍在声势上总是落后于东方关于西方的宣传与介绍。中国人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固然多于西方人对中国书籍的翻译，一个中国农民关于美国的知识，也很可能比一个普通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丰富得多。但是，从宣传性的介绍或夹杂着介绍的宣传得来的知识的“丰富性”，并不等于知识的“真实性”；相反，这种知识越丰富，它在真实性上反而会越贫乏。

清醒的中国人从来不会为“我们”认识西方的表面上的声势所欺骗，相反倒是应该从那种全民参与的浩大声势中发现“我们”在获取关于“他们”的知识时的种种不良之处。声势上相互关心的不平衡，记录着相互关系的不对等：“他们”有理由忽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却无论如何没法忽视“他们”的存在。即使在关系紧张时代最歪曲的宣传，也清楚地显示着“我们”对“他们”的关心远远超过“他们”对“我们”的关心，但这种表面上主动的关心恰恰无法掩盖实际上的被动性。看似主动而实际被动的关心，是一切弱者对于强者应有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主动而实际上被动的关心的驱使下，很难找到获取有关“他们”的知识的理想途径。

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从实用的角度讲不够，从非实用的文化、宗教和灵魂的角度讲更薄弱。现在中国能否找到世界公认的或者为我们自己所佩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外国哲学研究专家或外国某个人物的研究专家而足以形成一个学派并足以成为我们看美国看德国看英国看法国看日本看印度看希腊看埃及看阿拉伯看以色列的一个窗口？恐怕一个也没有。说句极端的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作家描写的外国人，也就是“藤野先生”可以留下来。我们确实已经开放了一百多年，但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实在很有限。

万万不可高估中国人对外面世界的兴趣。我们现在姑且可以说“睁眼看世界”了，但如果不看世界上其他人民的心和灵魂，只看他们的政治（仅仅针对我们的政治），或者只看他们的学术（一部分中国学者所能接触到的最新最近最时髦的学院式的学术），这样看出去的世界还是封闭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游历了五大洲，回到家里，思想反而变得比从前更封闭。越是封闭越要看世界，越看世界越封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不能被表面的开放所欺骗——它也许正是一种新的封闭。在普遍开放的所谓“全球化时代”，新的封闭正是我们要警惕的。现在，政府和民间动不动耗资几百万、几千万，从国外搬来没几个人看不懂更没几个人花得起钱去看的“大制作”，其实这些“大制作”带给中国的实惠，远不如一首诗或一本小说的翻译。但谁会承认这一点呢？

鲁迅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杂文，叫《由聋而哑》，说中国人听不到外国人的心声，翻译不了他们的文学，好像是聋子；聋子久而久之就成为哑巴，连自己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我觉得，今天尤其不应该忘记这样沉痛的告戒，因为中国说自己的话的困难，还有比现在更厉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