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围绕伊拉克问题欧美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对立，其中，又以法美矛盾最为突出。众多舆论认为，这是戴高乐主义重现法兰西的结果，一时间，戴高乐主义又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戴高乐主义，周荣耀研究员将其多年研究成果重新充实整理，以“戴高乐主义论”为名公开发表。文章揭示了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理想和现实，以及它在戴高乐之后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欧美关系、法美关系的过去，而且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欧美关系、法美关系的现在和将来。[郑重声明：该稿为本网站特约专稿，属本网发表的原创作品，若转载必须征得作者或本网站同意，并在刊发时标明稿件来源于中国世界史研究网，否则将根据有关法律追究侵权责任。]

一、有没有戴高乐主义

在论及戴高乐主义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到底存在不存在戴高乐主义，或者说，

戴高乐的思想活动和政策实践能否称之为戴高乐主义？如果能，它又主要指什么而言？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在西方，当戴高乐在世的时候，就有人称之为戴高乐主义。到戴高乐之后，还有什么新戴高乐主义、半戴高乐主义甚至假戴高乐主义之说，直至围绕伊拉克战争的欧美争论，又有人提出了欧洲戴高乐主义。当然，也有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只是称之为“思想”（Pensée）、“哲学”（Philosophie）、“学说”（Doctrine），或者干脆叫“与一种精神状态相联系的经验行动”（Comportement empirique）。在国内，戴高乐研究并不很普遍，在这个问题上也并未形成尖锐对立的派别看法。有人认为，戴高乐的思想与实践，并未完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体系，称之为戴高乐主义未免牵强。也有人持相反看法。

凡可称为主义者，即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作为实践行动总规范的指导思想。人类政治思想史发展到今天，主义之说也很难说有一个客观公认的界定标准。康德主义当然主旨是哲学范畴，凯恩斯主义当然主旨是经济学范畴，马基雅弗里主义当然主旨是政治学范畴。可是，马克思主义却包含了三种科学成份。可见，主义与主义之间，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历史上以历史人物之名冠之为主义的，已经是举不胜举，新的主义还在不断出现。 戴高乐也是个历史人物，而且是世界当代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物。综观戴高乐一生的政治实践活动，有着一个既定的总目标，并为此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观点和政策，这些观点和政策曾为法国开创过一种新局面，曾为世界当代史中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作过贡献，以其名称之为戴高乐主义，亦无不可。

那么，什么是戴高乐主义呢？

研究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雷菲斯说道：“‘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战争回忆录》一开头这句著名的话，概括了整个戴高乐主义”。2戴高乐对自己的“看法”作了如下解释：

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个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在这种情形下，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仍然表现为一个庸才，那我就会认为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其过失在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绩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3

从这段冗长的话中可以看到，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戴高乐的心灵中已经奠定了基础。他的高尚目标是：要实现法国的伟大，站在最前列，法国必须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他的正直胸怀是：要有朝一日为法国立下丰功伟绩。他的高尚目标，是一种理想；他的正直胸怀，是为实现理想的实践。

德雷菲斯认为：“谁都知道，1940年6月18日，当戴高乐在暮色中走出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室时，戴高乐主义诞生了”。4从1940年诞生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领地陷于敌手，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已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强国或大国地位的情况下起步的。戴高乐不畏强暴，不惧人微权轻，他寄人篱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权也迟迟不被盟国承认，大国决策他无缘置喙，战争结束时只争到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他的高尚目标，没有忘记为法国创建丰功伟绩，为此他同罗斯福较劲，同丘吉尔强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阶段。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在戴高乐主义中确立的高尚目标，除去要努力将法国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国（对法国来说），还是朋友（对戴高乐来说），任何试图阻挡法国实现这个目标的言行，都属针锋相对回击之列。戴高乐为此进行的一切斗争，构成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既然门罗、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哈尔斯坦、布什等，均因其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的全部或部分而得名为“主义”，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完全也可以称为戴高乐主义。

因此，所谓戴高乐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二、戴高乐主义的主要表现

戴高乐主义与超级大国 从1940年开始，为了法国的独立、完整和伟大，戴高乐主义就成了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处理同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那时候的戴高乐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美英苏这些大国都不算很了解戴高乐，更不用说了解戴高乐主义，但是通过几年战时同盟的合作，它们已经领略了戴高乐主义的精髓——为了法国的地位和利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战争结束以后，戴高乐像丘吉尔一样，很快退出了政治前台，5但他对重大国际事务的评说并没有停止。在整整12年里，在对联合国，对北大西洋公约，对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还有朝鲜战争、苏伊士战争、印度支那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罗马条约的评说中，戴高乐主义进一步得到完善；也正是在这些年里，戴高乐通过著书立说，将战前就在脑海中孕育，战争期间萌芽并加以实践的看法，经过总结、归纳、提高，给后人展示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戴高乐主义”的政策纲领，并成了他1958年第二次执政时期所有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1958年开始，正是这样一个以戴高乐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国，使得所有在战时同戴高乐打过交道的盟国都忐忑不安。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认为，1958年的世界局势与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已大不相同了。第一，战后初期由于欧洲国家自身力量的削弱，整个西方都害怕苏联进一步向西欧扩张势力，而西欧国家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阻挡苏联可能的军事进攻。于是，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帮助就成为必要的依靠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是这种局势的必然产物。十年以后的今天，苏联进攻西欧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强大起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何况在他控制的地区麻烦已经不少。与其说苏联担心欧洲，不如说它更关注亚洲的中国。第二，对国家安全起保证作用的手段也大不一样了。战后初期，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所以欧洲盟国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保障。可现在，苏联同样拥有摧毁对方的手段。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愿出兵欧洲的历史经验，不能设想美国会冒自己被摧毁的风险用核武器来保护欧洲。相反，美苏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完全可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使用核武器。“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第三，如果说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是有益的话，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有权支配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使西欧国家屈服于它。可是，现在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国际作用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

正是在这种对客观局势分析的基础上，戴高乐为法国拟定了行动计划。他说道：因此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当然不是脱离仍可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但是，这条道路我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与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还要注意不要伤及法国传统的友谊。6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以法国政府首脑的身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写了一份备忘录，正式以外交途径向美英两国阐述了法国的立场。7在这份9月24日发出的备忘录里，戴高乐明确要求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领导机构，而且法国政府认为这个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或者将依照这个公约的第12条，保留要求修改公约或者退出该组织的权利。8在美英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之后，戴高乐一步不让地按计划行事了。

1959年3月，法国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受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指挥。6月，法国拒绝在自己的国土上储存美国核武器，美国被迫将驻法国的核轰炸机撤往英国和西德。1960年2月，法国试爆原子弹成功。5月，法国拒绝将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1961年5月肯尼迪访法期间，提出将美国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调派北约，以换取法国停止核试验，遭到拒绝。1963年1月，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拒绝参加1962年底美英“拿骚会谈”建议组建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认为把法国的军事手段并入受外国人指挥的多边核力量，与法国的防务政策原则背道而驰。6月，法国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北约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8月，法国同中国一起，抵制了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认为，如果同意美苏永远垄断核武器，“将使世界上又建立起新的霸权。”1964-1965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10月，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北约理事会及其机构和设施，在法国规定并不肯更改的期限内，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法国在戴高乐主义的指导下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核垄断发起的冲击，显而易见，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由于美国的盟主地位以及它所奉行的霸权政策，法国在联盟中有一种压抑感。在现有的联盟内部关系下，法国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道，已成了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法国只有冲破这种束缚，才有可能顺利推行戴高乐主义。

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

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对苏政策中，戴高乐主义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首先，任何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国际大事，法国决不让它成为只是美苏之间的问题，它应当也是法国的问题。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理想，就必须打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而最直接的阻力，是来自美国，因此，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打破了这种一统局面，显示了法国的世界性作用，而且有可能从苏联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增强同美国闹独立的筹码；接着，法国要起世界大国的作用，首先要在欧洲站住脚跟，要在西欧起领导作用。这就有必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欧洲问题上先同苏联打交道，寻求共同语言和合作可能。如果不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欧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国也不可能在欧洲谋求自己的地位。法国完全可以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的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正是这一开创性的政策，为后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起了表率作用。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法国与美国闹得最凶的1966年，戴高乐正式访问了苏联，在法苏关系史上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苏联人当然乐意看到对手阵营里出现“窝里反”，但在苏联人的眼里，绝不可能像戴高乐那样将戴高乐主义看得那么高，法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苏联的主要对手只能是美国。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无疑给戴高乐主义的“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提醒他对苏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是国际关系走向的决定因素。

戴高乐主义与欧洲建设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戴高乐对待欧洲建设的态度，许多人都承认戴高乐有一个“欧洲观”。戴高乐的“欧洲观”，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不能脱离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个实质性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欧洲联合为核心的欧洲建设，在从未有过的声势推动下，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家讨论和实践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围绕欧洲建设的道路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主张。联邦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不和与冲突，源出于民族国家这种传统组织形式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逐渐放弃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凡是参加这种组织的欧洲国家，都要逐步地出让自己的主权。邦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这些情况和特殊利益不可能因为出让主权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欧洲建设的道路不是成立欧洲联邦，而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

无疑，戴高乐主义者肯定是邦联主义者。

早在1944年3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协商会议上就谈过战后欧洲建设问题。他认为为了实现战后欧洲大陆的均衡，有必要组建一些集团，“但不应当损害每个成员国的主权”，如果法国参加这样一个集团，他认为一定能够作出巨大贡献。9在战后，戴高乐反对建设一体化和超国家式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邦联式的“各国的欧洲”。10

在1958年重新执政之前，戴高乐就坚决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他将这两个计划指责成“一堆碎煤烂钢”，“一个骗局”，“假象”。超国家机构在他眼里成了“怪物”，“机器人”。在他看来，凡属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都是要法国放弃自己民族的特性，放弃国家的主权，并溶化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这是与戴高乐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绝对不相容的。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就不再是以一个在野的政治家身份站在一边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评头论足了，而是以一个执政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开始全面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欧洲观了。当然，法国并不是反对欧洲建设。戴高乐主张的是建设一个欧洲邦联。最能代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建设观点的，是1962年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讲话。

尽管有人总认为我说过“各国的欧洲”，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声明中说过，可能你们会感到奇怪。当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否认自己的看法。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欧洲不包括法国人的法国，德国人的德国以及意大利人的意大利，我不相信这个欧洲还能有什么存在的现实性。

但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是欧洲人，也正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如果他们是无国籍者，如果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是用的某种统一的“世界语”，那他们对欧洲就不会有多大贡献。

所以说，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而建设欧洲是要以能行动、有权力、负责任的因素为基础的。具有这种因素的基础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在这方面才是有效的，合法的，而且有能力去实施欧洲建设。我已经说过，我还要重复，在当前，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欧洲。除此之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空谈。11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其寓意异常清晰，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欧洲。严格地说，美国并不反对欧洲建设，因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毕竟是美国可依托的力量。当然，前提是欧洲建设的任何一个步骤和目标都应该纳入以美国为领导的“大西洋体系”中。但这却是与戴高乐主义不相容的。早在1951年12月2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美国人的政策有时表现得令人恼火，这些表现，有时会使人想到美国的压力可能是建设欧洲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是，或者欧洲由自己建成，或者就根本建不成。……美国并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在地图上是可以看到的。”12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多次提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认为从地图上看，苏联乌拉尔以西都属欧洲，应该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其实，“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句话，戴高乐虽然说过不下几十次，但从来没有详细阐释过，就连苏联人也不知所以。保罗·雷诺批评戴高乐时说，尽管“斯大林和戴高乐之间的对话只是熊和羊羔的对话”，但是“在这个欧洲内，他要摆脱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比法国更发达和富裕的国家……”13

这就是说，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里，不仅排斥美国，而且也排斥本该属于欧洲地理范畴、但却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

对美英关系，戴高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丘吉尔开始，英国人“甘心追随美国人的政策”。这是在战争期间得出的结论。他不可能忘记丘吉尔对他说过：“您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您还要知道，如果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14战后，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使英国“被大西洋彼岸的大陆吸引着越走越远”。英国仍然奉行一种不直接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政策。英国没有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签约，英国不仅不参加罗马条约，还组织欧洲自由贸易区与欧洲共同体相抗。直到1961年7月，英国切身感到这样做得不偿失，才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

戴高乐主义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中，置身于欧洲建设，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首先在欧洲站住脚跟，在欧洲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大国地位。试想，如果法国在欧洲都不能站在前列，它还能站在世界前列吗？

要想在欧洲起领导作用，既不能让美国插进来，也不能让英国插近来，只要牢牢制约住德国，剩下的一些国家就好办了。按照戴高乐的最初设想，战败后的德国应当被肢解成若干个小国，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邻国新的威胁。但是，美英的战后战略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使他不得不接受从“舒曼计划”开始的将德国纳入一个联合机构中并加以控制的事实。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从戴高乐主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到欧洲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法德关系在欧洲问题中的重要性。1963年1月22日，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几年努力下，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人们所说的“法德轴心”开始运转。

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合作，并以此为欧洲建设的基础，其目的，是想通过合法的形式，凭借法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控制德国。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德国重新崛起称霸，二方面是想拉住德国和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来增强自己抗击美国的份量，并在德国问题上——当时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以提高法国的地位和作用。戴高乐通过推进法德合作关系，使“法德轴心”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决定力量，由于在这个轴心中重心偏向巴黎，所以法国在欧洲共同体中一直起到“带头”作用。

很显然，按照戴高乐主义的原则，戴高乐是将法国当作欧洲的领导来推进欧洲建设的。戴高乐认为，面对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欧洲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他看来，法国可以充当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因为在六国共同体中，比、荷、卢都是小国，谈不上领导作用，意大利不仅实力和影响不够，而且还有二战劣迹，德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战败国地位使它不可能出面领导六国欧洲。更何况德国已“自愧不如”需依靠法国的政治地位，法国不领导欧洲，还有谁能领导？

戴高乐主义与第三世界 法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戴高乐也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他曾是法国殖民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从小，戴高乐就崇尚殖民战功。在少年时代，他就将法国殖民事业的成果看成是法兰西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他为“法绍达投降”感到悲痛。15他甚至乔装打扮成殖民将军费德尔布的样子回家，说是“费德尔布将军来访”。16他在圣西尔军校时的班级被命名为“菲斯班”。17作为法国殖民军官，他到过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耶路撒冷，而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开法国文明殖民地人民无法生存”的顽固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维护法国的伟大和完整时，他脑子里装的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在内的法兰西帝国，他为这些殖民地不惜与英美唇枪舌战直至动武。战后，1945年5月，戴高乐镇压了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起义。8月，他下令派出了印度支那殖民远征军，试图在印度支那重现法国的殖民统治，终于导致了长达九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对于1956年的苏伊士事件，他当时为自己无权作主遗憾不已，说要不然2小时内就可以让伞兵占领开罗。

如果按照戴高乐一贯的殖民主义思想，戴高乐主义中关于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部分，肯定只能是老殖民主义的翻版。但恰恰是戴高乐重新执政、有权作主这个时期，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戴高乐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但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历史潮流面前，一步一步地退却，完成了他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为戴高乐主义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改写了新的内容。

1958年，在关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讨论中，戴高乐不顾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兰西联邦”中殖民地国家普遍的独立要求，坚持在旧殖民体系的框架内确立关系，只允许殖民地国家在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中成为有限制的自治国家，而不是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进行通过新宪法公民投票前，戴高乐曾以取消所有援助警告坚决要求独立的几内亚，但是几内亚在杜尔领导下坚持独立。结果，除几内亚以外，12个法属非洲国家成为法兰西共同体成员。18宪法规定，这些国家的外交、国防、财政经济和战略物资的控制权仍在法国政府掌握中。法国给予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允许退出共同体，法国参议院分配给98个席位。而与此同时，正在浴血奋战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仍被确定为法国的一个“省”，遭受着法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和改革，在战后强大的民族解放潮流中，已不能满足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几内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1960年6月，塞内加尔和马里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独立国家，此例一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经过协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布承认这些国家独立。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谓的戴高乐的“非殖民化”。不过，这一“非殖民化”，直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以后，才算基本完成。

戴高乐在回忆当初作出这些决定的复杂心情时说道：“在重新执掌法国的领导权时，我就作出决定，从今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法国从过去的帝国义务中摆脱出来。人们可以设想，我这样做，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轻率决定的。像我这个年纪和像我所受过的教育的人，成为自己倡导的这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他在颂扬了法国殖民历史之后，感叹道：“对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啊！”19那么，是什么样的现实迫使戴高乐不得不忍受这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呢？   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第二次民族独立运动高潮以空前绝后的声势席卷全球。20这一运动，与过去的民族独立运动有明显的区别。在无产阶级政党或者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之下，它不仅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形成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而且，武装斗争也成了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并得到全世界广泛的声援和支持。这一严峻的形势，使一贯主张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戴高乐，有可能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去考虑殖民地国家的要求。戴高乐认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目前的时代，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是每一个民族都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他“希望法国能利用这种机会消除过去的仇恨、偏见，把从前的臣属关系改变为伙伴关系”。21

其次，从法国的自身利益考虑，戴高乐认为，继续维持过去那种旧殖民关系，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得不偿失了。他认为，过去在殖民地的付出与收获，“似乎是值得的”，现在要求不一样了，负担在不断增加，更何况不甘屈服的愿望终于导致反抗，使法国陷入不能自拔的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耗尽了法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时，法国欠外债30亿美元，储备金仅剩6·3亿美元。战事不断，政局不稳，几十万军队被拖在阿尔及利亚。戴高乐感到再也不能继续这种状况了。他明白表示，实行“非殖民化”，“首先是因为如果继续去承担那些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不相适应的义务和负担，这同法国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22 因此，他要断然结束“从前是光荣的，而今后却是导致毁灭的殖民统治”。23

最后，既然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那么，这句话必然归结为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戴高乐主义中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的。由于法国长期顽固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不惜动用武力，采取最野蛮残酷的手段镇压报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致使法国在国际舆论中声名狼藉。就象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那样，法国不仅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谴责，而且也常在国际舞台上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利用。显然，殖民地问题成了戴高乐主义试图在美苏之间保持独立、争取大国地位的制肘问题。法国必须摆脱“老殖民主义”形象。

在实行“非殖民化”之后，戴高乐感到一身轻松。在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成了戴高乐主义展现自己的主要方式。法国恢复了因苏伊士危机和阿尔及利亚问题同阿拉伯国家中断了的正常关系。法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且敦促美国向法国学习趁早承认中国——这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明显地独立于美国的一个最大外交决策。法国在各种场合反对美国干涉越南，戴高乐甚至像当年美国不经磋商就接待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一样，在金边会见越南北方代表。法国代表像美国利用联合国批评法国一样，在安理会谴责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在中东爆发“六日战争”时，法国明显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戴高乐本人对这一切行动深感满意，他说道：“法国敢作敢为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引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注意。……法国在精神、外交和物质地位上的变化，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相继到巴黎访问。随着这种访问的日益增多，必将使我国首都最后成为世界的政治中心。多少世代以来，它从未显得这样活跃。”24

三、戴高乐主义的现实与理想

体现在东西方关系、欧洲建设和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高尚目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这种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为主线的戴高乐主义，孕育于20世纪初期，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完善于战后的60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自己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思想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

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是什么？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就是法兰西民族主义。

戴高乐出生在1890年的法国。此时的法国，已告别了它那纵横捭阖、独霸一方的世界强国地位。1870年的普法战争虽然过去了20年，但那割地赔款的耻辱仍像一个铁砣一样压在法国人心头。旧耻未雪，戴高乐又亲身经历了战败投降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土被践踏，人民受蹂躏。法国历史上法兰西民族那些抗御外侮和振国建威的英雄都哪里去了？人们在寻找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眼里看到的却是拿破仑三世、贝当和赖伐尔。法国无可奈何地走下坡路了。戴高乐正是生活、成长在这个走下坡路的年代，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孕育了自己的思想，培养了自己的个性，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奠定了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

弗朗索瓦·德雷菲斯在分析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时，认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他认为，在戴高乐出生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时候的法国政党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政党。自从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复兴法国和有朝一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念头，成为法国几代人的奋斗目标。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情感的流露。25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都有它体现一定特色的民族传统思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演化到近代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在压抑下的反抗性、在落后中的进取性、在分裂中的向心性。以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戴高乐主义，正是体现了这种反抗性、进取性和向心性。

戴高乐退休后曾问过马尔罗：你发明了“戴高乐主义”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尔罗回答，“戴高乐主义”不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戴高乐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答复不甚满意，因为马尔罗没有点出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反法西斯主义可以照搬在众多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那不是混淆抹杀了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了吗？于是，戴高乐补充道：“任何一项政策的真正灵魂，都是民族的。”26米歇尔·德勃雷这样解释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本质蕴含着一种法兰西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保障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句话说，戴高乐主义崇奉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27由此可以认为，民族这个观念在戴高乐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与戴高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在戴高乐的思想中，他谈论国家，国家后面就是法兰西民族；他谈论人民，人民后面也是法兰西民族。他的思想植根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待到开花结果之后，他又将它服务于法兰西民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活动和实践，都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地说，产生于1940年戴高乐的“六·一八”号召。因为从那时起，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这种斗争，在二战期间主要表现为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即要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法国以独立和自由。但戴高乐主义又不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它还包含了为争取法国未来地位，为恢复法兰西的光荣伟大，同一切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不同意马尔罗看法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这一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了，那么，为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自然就突出出来。戴高乐说道：“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摧毁肃清。”28但是，正当戴高乐想乘战争胜利，去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时候，他却无力战胜围绕内外政策角斗的政党政治的挑战，只好退出了法国政治舞台。这一退就是12年。

那么，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戴高乐主义可以完成它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的历史使命，到战后，直至差不多整个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却无法继续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呢？

翻翻戴高乐战后的言论，不难看出，他把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执政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戴高乐憎恶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政策，认为在这些政府领导下，“我们的国家除了外国命令我们做的事外，自己什么也不做”。这个外国，当然就是指美国。为戴高乐当过多年外交部长又任过总理的顾夫·德姆维尔也说过：“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29

的确，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执行了一条亲美大西洋政策。在这一政策下，法国的独立性受到限制，民族利益和愿望不能得到最惬意的满足。就连第四共和国首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也不得不承认：“每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取决于政治现实，每获得一笔贷款，我们的独立就要减少一些。”30但是，戴高乐将一切原因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就有欠公允。实际上，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及政治家们，也不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更不是心甘情愿地听命于美国。第四共和国时期，在对德政策问题上，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危机、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第四共和国政府同美国都有着尖锐的分歧，甚至皮杜尔在私下先戴高乐五年提出过建立“三国政治小组”领导北约的想法。31而在美国的核技术封锁下，法国核武器发展计划也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制定并实施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战后的客观历史条件，迫使法国不得不接受一项亲美大西洋政策。

其实，1946年初戴高乐自己也是被迫下野的。他后来分析其原因时说：“很多实业家对我的行为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行动扰乱了他们依靠美援的前途。”32戴高乐被迫下野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戴高乐当时虽然有继续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愿望，却不具备推行戴高乐主义的能力和条件。退一步作一个设想，如果1946年戴高乐没有下野，继续执政下去，他是否就能按他的设想去实践戴高乐主义呢？历史总归是历史。历史无法设想，更不能倒退。谁也无法对假设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它却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可以肯定明说的是，即使戴高乐当时继续实践戴高乐主义，那种条件下的戴高乐主义，决不会像他重新执政后实践得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具有份量，那样影响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既发“政治财”又发“经济财”的国家，它利用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经济、军事上的虚弱困境，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将西欧国家控制在掌心，在西欧独霸一方，形成了同苏联在欧洲对峙的冷战局面。西欧国家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和安全上的考虑，只有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全方位地依赖美国，整个西欧对美国实质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依附关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出了选择。这个历史条件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法国从外交到军事都与公认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联盟趋于一致。许多迹象表明，当时的法国各种传统政治势力（除共产党外）以及社会舆论，都是赞同这一选择的。因此，戴高乐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扭转法国的对外政策方向，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欧国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美国与逐渐成为一个松散联合体的西欧在实力对比上慢慢在起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原来的绝对优势地位变为 相对优势，西欧国家已不是战后初期对美国那种全方位的依赖者，经济上对美国有了竞争性，政治上也开始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导致了西欧国家要求摆脱长期依赖美国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矛盾给国际形势带来了新的特点。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尖锐突出而又复杂的问题。说它尖锐突出，是因为涉及面广，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都与此有关；说它复杂，是因为不仅在不同国家或敌对集团之间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各个集团内部盟友之间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甚至非常激烈。也就是说，战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既反映为战后新独立国家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反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还反映为在美苏两极体制内，不满美苏控制的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33

很明显，在战后新形势下，除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不管意识没意识到，不管承认不承认，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一个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因此，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他并不被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限定在某一部分国家之间。这就是戴高乐开始全面实践戴高乐主义的客观历史条件。

应该肯定的是，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与这个客观历史条件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它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才得以发展并取得成功。戴高乐主义的实质主要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保罗—玛丽·德拉戈斯曾经说，在戴高乐的历史观中，“民族性高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34戴高乐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出发，去观察世界，去考虑问题，去制定法国的行动战略。

戴高乐历史观中的民族性也就是戴高乐主义中的民族性。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待同美国的关系，政治上法国和美国是一致的，但法国不能允许美国压制法兰西民族意志的表现，不能损害法国的利益，不能阻挠法国去争取大国地位。正如戴高乐在战争结束时说的那样，“必须指出，如果美国——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认为自己能够领导法兰西民族，那么在欧洲有若干世纪经验的各国，却从来没有这种幻想。”35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苏联，戴高乐因此估计到苏联集团内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美苏两霸，戴高乐认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因而断定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霸权主义会给世界也会给它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决不能向霸权屈服。36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戴高乐确立了“非殖民化”这个决策，允许法属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

通过法国对外政策反映出来的戴高乐主义，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戴高乐推行戴高乐主义，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的霸权，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法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西欧国家中，戴高乐主义说出了其他国家想说又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做了其他国家想做又不愿做或不便做的事，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盟主地位，使美国再也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独自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西方作出决策了。因此，无论怎么看，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实践戴高乐主义的行动，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反霸潮流的一部分，它不仅不是孤立的，而且在相当范围内起到了表率作用。

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应国际和法国国内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出现的人和事。早在评价拿破仑时，马克思曾引用过爱尔维修的一段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37恩格斯也指出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38这就是说，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戴高乐，也会有另一个人出现适应历史的需要，没有戴高乐主义，也必然会有另一种主义的产生。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是，正如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39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原理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还是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应当说都是适用的，关键在于杰出人物如何对待历史赋予他的职责和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40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毕竟适应了20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需要，适应了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势，而且为法国置身其中创造了条件，如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艰难创业，“非殖民化”的实现，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国内戴高乐体制的建立等，这些都是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的历史价值所在。

当然，戴高乐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他带有局限性的思想基础上凝结的戴高乐主义，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他所处的世界和社会，难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也不可能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努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终于争到了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是，“准大国”并不是戴高乐的理想，也不是戴高乐主义的目标。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再一次努力，法国的地位不一样了，它的的确确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往往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一种独到作用。由于法国的独立自主，法国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友谊，在西欧国家中赢得了领导地位，而且也迫使美苏对它另眼相看。照戴高乐的说法是：“我们的国家突然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了，以前人家总是把它当作一个跑龙套的。至于各国政府，不管是属于盟国一方的，属于东方国家的，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都懂得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法国重新和它过去的历史衔接起来了，再也不听从任何人指挥了……”，“最近这几年，法兰西在世界上已经恢复了它原有的面目和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国重新卓立于世界。”41

当然，法国的形象是改变了，法国的实力是增强了，法国的地位也改变了。但事实与戴高乐追求的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目标——“大国地位”仍不一样。时势已非，戴高乐终日难忘的，法国历史上那种称雄一世、独霸一方的“大国地位”是决不可能再现了。法国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在世界上数二流的地区强国。

戴高乐想象中的大国地位，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作为戴高乐主义的一种理想，是可以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政治目标，那又是脱离实际的。    保罗·雷诺在他的《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一书中，全面抨击了戴高乐主义。他反驳戴高乐主义关于法国地位的看法。

……所有这些话都是要法国站在最前列。它可能在某些领域，例如道德、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处于前列。但是它不再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了。

在美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美国与法国相比，经过了四次大发展，它的农业和工业在一个大陆上依赖两个大洋而向外开放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

在苏维埃俄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俄国自战后以来在莱因河东岸扩展了100公里，在太平洋上占有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它横跨欧洲和亚洲，它的人口据大数学家们统计比美国还多，它的老百姓在贫困中生活，它在为实现一个贪婪的超级强国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42

雷诺的反驳就这一点来说，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他据此要求改变法美关系是另一回事）。在美苏两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下，法国怎么可能争取到同它们平起平坐呢？

戴高乐之所以顽固地抱着这个想法不放，还要从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去找原因。

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法兰西民族主义历史悠久，它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都具有两重性。即在一定条件下，它是进步的、爱国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可能是保守的，甚至反动的，表现为排外性的或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现象，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以全民族的名义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斗争胜利时产生了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的扩张性与民族主义融合起来，使民族主义又具有了另一种属性。

拿破仑也是法兰西民族史上的一位伟人。拿破仑以他辉煌的业绩在法国史，甚至欧洲史上创造了一个“拿破仑时代”。他靠的是什么？除去客观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才干之外，是他以法兰西民族为后盾，将民族的命运和利益与个人的志向与抱负融合在了一起，才能顺应法国大革命的要求，才能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才会有那么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拿破仑获得击溃反法联盟的胜利、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之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扩张性与他所依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终至野心和权欲膨胀，超出了客观历史条件对他的要求，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

戴高乐主义虽然植根于悠久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中，但它却是萌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和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自然不能与战后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仍处于每压迫地位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甚至不能与战后新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它们既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不会有同一种归宿。戴高乐主义中体现的这种法兰西民族主义，一方面，它在强调抵制外来影响时，往往表现为排他性；另一方面，它在强调自身发展时，又往往带有扩张性。

在战争时期，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为解放、独立和自由而战，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是进步的，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但是，在争取法国战后地位的斗争中，戴高乐主义展现的政治蓝图仍然是遭人唾弃的法兰西帝国，这种将老殖民主义权益作为国家主权来捍卫的做法，显然是保守的、不合历史潮流的。

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戴高乐主义的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他的欧洲观。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国，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43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将军与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成“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44

戴高乐当然也了解欧洲盟国对他的看法，他说道：“我们的邻国拒绝接受法国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吁，这是因为按照他们的传言，在某种程度上害怕我们称霸。”45正因为这个原因，欧共体其他成员国拒绝了戴高乐的政治联盟建议，不想完全拒绝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和作用，赞成接纳英国进入共同体。因为他们不情愿法国像美国那样来控制自己。

当然，戴高乐主义中的这种局限性，并不抹杀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在欧洲，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戴高乐主义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不妥协精神，使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使法国起码在“二流强国”中站到了最前列。由于戴高乐主义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顺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当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而在法国，不管是戴高乐派执政，还是曾激烈地反对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的政治派别执政，虽然其对外政策有过适时的调整，但体现戴高乐主义实质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方针，却一直时隐时现地延续下来。四、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1969年4月戴高乐再次退隐回乡并于1970年11月9日因病去世以后，许多人都以为戴高乐主义会同戴高乐本人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只会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戴高乐之后，从1969年至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又经历了四位总统：蓬皮杜（戴高乐派，1969-1974），吉斯卡尔—德斯坦（独立共和党人，准戴高乐派，1974-1981），密特朗（社会党人，反戴高乐派1981-1995），希拉克（戴高乐派，1995-  ）。因为基本上已经都是历史，所以作为回顾和总结来讲可以说，不管他们派别如何，风格如何，他们在法国政坛上都执行了一条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世界体系学家伊曼钮尔·沃勒斯坦认为，“战后各届法国政府都在不懈地推行‘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戴高乐、戴高乐派人士、还是其他任何人主政”。46在这些执政者中，应该以反对派的密特朗和铁杆派的希拉克最具特色。47

作为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的首位继承人，蓬皮杜执政的时间相对短了一些。在继承戴高乐主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风格，但并没有体现出他的完整风格。说他执行的是“现实的戴高乐主义”，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说他执行的是“紧缩的戴高乐主义”，可能会更生动一些。所谓“现实的”，或者“紧缩的”，意思是蓬皮杜时期的戴高乐主义，尽管在最后对美关系上因“欧洲年”和“新大西洋宪章”有些紧张，但总体上不像戴高乐时期那样富有挑战性和进攻性，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已明显突出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收缩了可能同美国摊牌较量的战线。比如终于同意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加强了在北约范围内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尽可能避免在政治领域同美国的公开冲突等等。出现这种变化，应该说是因为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时期，美苏领导人在互访过程中完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签署了一些条约和议定书，开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中欧均衡裁军会议。法国希望在东西方缓和中实现欧洲缓和，自然需要松快的法美关系。二是因为法国“五月风暴”和戴高乐被迫二次下野，足以证明法国内政问题已重于外交问题，优先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法美关系。

至于吉斯卡尔—德斯坦，之所以称之为“准戴高乐派”，是因为他所领导的独立共和党只是与戴派结盟的一个小党。他当选总统，是在蓬皮杜因病突然去世，法国各政治派别准备不足，戴高乐派内哄的情况下被推选上台的，有一定偶然性，再加上吉斯卡尔—德斯坦虽然是个理财能手，但在国防外交上并未显出过他特有的才华和个性，所以他的执政纲领，只能是在蓬皮杜之后，继续按戴高乐主义规定的路线走下去。有人也就“吉斯卡尔—德斯坦主义”作过探讨，但那只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翻版而已。当然，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过“世界主义”，其实，在今天看来，“世界主义”就是正在寻求适应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大趋势的戴高乐主义，其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吉斯卡尔—德斯坦是把法兰西民族放在“世界主义”的帽子之下去推行戴高乐主义。不过，正是在“世界主义”的主张之下，吉斯卡尔—德斯坦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才创导出了南北对话、欧阿非对话、后来的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以及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议会等等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应该提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密特朗就一直是戴高乐的政敌。1981年竞选总统时他曾宣称，将以法国式社会主义取代戴高乐主义。但在执政以后，密特朗又公开说自己“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事实也是如此。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位置上任职14年的密特朗，虽然时时不忘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终究没有脱离戴高乐主义的轨道。

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为法国制定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密特朗追求的仍然是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这与戴高乐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密特朗是在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追求这个目标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密特朗试图以法国式社会主义中的理想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来代替戴高乐主义中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

在东西方关系中，戴高乐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周旋于美苏之间。密特朗与美苏两国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从法国式社会主义出发，提出了“两个帝国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军事帝国主义”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对法国都构成威胁；48在欧洲，密特朗像戴高乐那样倚重“法德轴心”推进欧洲联合，不同的是，密特朗强调的是联邦主义，戴高乐强调的是邦联主义；在第三世界，密特朗像戴高乐一样要充当“代言人”，不过，戴高乐主义打的是“民族独立”这面旗帜，密特朗喊的是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与“人权”。

在位十四年，密特朗按照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戴高乐主义，结果乏善可陈。首先，这是因为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它维护和追求民族利益的目的和手段是赤裸裸的，任何有损于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事，戴高乐都敢于说“不”字，因此戴高乐主义才会有声有色，有花有果。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它虽然也主张维护和追求法兰西民族利益，但是在“正义”、“平等”的口号下，其目的和手段难免羞羞答答，这就决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是走了样的，给人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其次，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和实施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后世界形势大变，法国失去了周旋于美苏之间的特殊作用。密特朗面对新形势没有拿出新的举措，随即又面临换届选举，这就注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是平平淡淡的戴高乐主义。

至于希拉克，在青年时代他就是戴高乐主义的热情崇拜者。他是继蓬皮杜之后，作为戴高乐主义的继承人、法国新戴高乐派的领袖一直活跃在法国政坛上。希拉克1967年35岁从政，在戴高乐后期和蓬皮杜时期，在多界政府中出任过国务秘书、部长级代表、农业部长和内政部长。1974年应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邀出任政府总理。希拉克决心继承戴高乐主义的遗产，恢复戴高乐派的实力。1974-1975年任法国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戴高乐派）总书记，1976年8月辞去总理职务后于12月创立法国保卫共和联盟，491977-1995年他三次连任巴黎市长，1986-1988年出任左右翼共处的政府总理，501995年当选总统，2002年连任。

希拉克在首任总统的前两年，在波黑、非洲和中东，在北约、核试验、欧亚会议、加利连任和美国“治外法权”等问题上，有着一连串的不俗表现，使其像戴高乐时期一样，把法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前沿。法国舆论认为，“法国重新听到了它在国际舞台上消失的声音”，希拉克在期望“重新获得他崇拜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享有的地位”。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的五年中，希拉克被迫与左派政府“共处”。在左派的制约下，希拉克无法全力推行和实现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想。直到2002年5月，在击败极右翼领袖勒庞再次当选总统之后，51在美国准备竭力推翻萨达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严峻局势下，希拉克才找到全力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机会。当围绕伊拉克问题法美之间的矛盾白热化时，2003年3月10日，希拉克公开宣布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尽管希拉克一再声称“法国并不是一个仇视美国的国家”，“美国和法国、美国人民和法国人民是绝不会争吵或翻脸的”，“你们所说的否决权，其实就是投反对票，反对多数人的意见，这没什么特别的。是很正常的事，符合国际原则，也符合国际法。”52但是，舆论还是将它与戴高乐当年对抗美国联系起来。有的说，伊拉克危机使戴高乐主义在希拉克身上重现，即通过对美国说“不”来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法新社巴黎英文电）。还有的说，不管是形式上（捍卫独立的政策），还是实质上（不惜同美国发生公开的碰撞），希拉克都想证明自己始终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还有其他国家元首有本事同美国总统较劲吗？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统能够这样跟布什针锋相对”（法国《十字架报》）。德国的《世界报》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欧洲戴高乐主义”的发展。还是沃勒斯坦说的明确，他认为“戴高乐主义迄今都发挥了作用”，“现在似乎还不是抛弃戴高乐主义立场的时候”，“事实是，由于自己的戴高乐主义，法国是当今世界上能对美国地缘政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唯一国家，英国不能，俄国不能，甚至中国也不能”。53

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强烈反对态度，使戴高乐主义再次活现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由此，希拉克也倍受法国舆论赞赏，被称为“法兰西的和平斗士”，甚至有人提问希拉克是否会成为下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疑，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的这一次表现，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另一种声音，它对一心奉行单边主义，试图在21世纪构建一个唯我独尊“新帝国”的美国霸权主义，是一种钳制。它起码说明，国际社会54发展到今天，任何人想无所制约地为所欲为，已是不可能了。

但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能重振法兰西吗？毕竟世事已非。不管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还是别的戴高乐主义，任何形式的戴高乐主义都已风光不再。这是因为：

戴高乐主义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两极格局不复存在，戴高乐主义失去了发挥独立自主作用的回旋余地。如果说，在两极格局中戴高乐主义都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如今面对更加强大的一极，戴高乐主义势难更有作为。

戴高乐主义依托的是欧洲联合的力量。希拉克强调世界多极化，没有欧洲，法国自己是不能作为一极的。本来，希拉克有没有当年戴高乐充当六国欧洲带头人的威望和实力就是个问题，更何况，如今面对的是15个，转眼就是25个，甚至30个成员国的欧盟。再加上在这场对伊拉克战争中，欧洲被美国的拉姆斯菲尔德分成了“老欧洲”和“新欧洲”，55已使戴高乐主义失去了作为欧盟统一的对外政策基础影响整个欧洲的可能。

戴高乐主义的本质核心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人类对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认知上的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已很难完全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在民族独立和民族分离之间，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合法干涉之间时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法国又怎样去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支持一个国家内的民族斗争就符合戴高乐主义的民族独立政策，在什么情况下对一个国家进行干涉就不违背戴高乐主义的国家主权原则呢？而那个不断扩大和深化并想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欧盟，明显与戴高乐主义的“各国的欧洲”相悖，在那里，怎样体现法兰西民族的特性，怎样体现法国的伟大呢？

法国已失去往日的特殊光彩，世人和国人都已默许它的平淡。路易十四盛世，拿破仑时代，甚至戴高乐时期，都已成为历史。人们看到的是现实中的法国，它不能再去追逐那些与它自身力量不相称的业绩。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今后也许还会接受戴高乐主义像2003年这样平淡再现。 注 释：

1 2003年春，随着法国和美国之间围绕伊拉克问题的争执，戴高乐主义又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戴高乐主义，故在自己多年关于戴高乐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整理此文，并以此文纪念中法建交四十周年（1964年1月27日）。

2 Fran?ois-G.Dreyfus:，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2,  p.311.

3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1页。

4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  p.67.

5 1945年7月，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因国内大选保守党失败失去首相位置提前回国；1946年1月，戴高乐因政党斗争政见不合宣布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

6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spoir, Ⅰ， Paris,  Plon,  1971,  p. 218.

7 法文 mémorandum, 指外交文书中的备忘录，也有通牒、照会的意思。

8 备忘录见 Jean Lacouture，  De Gaulle,  Ⅱ,  Paris,  Seuil,  1985,  p.639-640.  L’Institut Charles de Gaulle，  Espoir,  N°15,  Paris,  Plon,  1976,  p.2.

9 《战争回忆录》，第2卷（下），第566页。 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éssages, Ⅰ（1940-1946）,

Paris,  Plon,  1970,  p. 380.

10 l’Europe des Etats, 有人译成“祖国的欧洲”，但我倾向译成“各国的欧洲”，觉得更表明戴高乐的原意。

11  Discours et Méssages，Ⅲ （1958-1962）,  p. 401.

12  Discours et Méssages，Ⅱ （1947-1957）,  p. 490.

13 Paul Reynaud，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Gaullisme,  Paris,  Julliard,  1964,  p. 16.  保罗·雷诺，二战初期法国投降前主战派代表人物、政府总理，曾给主张抗战的戴高乐极大支持。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成为坚定的反对派。

14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Ⅱ,  Paris,  Plon,  1980,  p.266.

15 法绍达（Fashoda）,今苏丹南部科多克地区。1899年，法英殖民军为争夺尼罗河上游地区在法绍达相遇，法国因实力不及被迫退出该地区。

16 费德尔布（Faidherbe,1818-1889）,法兰西第二帝国殖民将军，率军征服塞内加尔。

17 菲斯（Fès）, 摩洛哥北部城市。1912年3月《菲斯条约》规定摩洛哥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18 12国是：马达加斯加、达荷美（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刚果、加蓬、塞内加尔、马里、毛里塔尼亚。

19 Mémoires d’Espoir  Ⅰ，p.43,  p.44.

20 我将20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划分为三次高潮。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传统帝国的崩溃；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三是冷战结束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

21 Mémoires d’Espoir  Ⅰ，p.52,  p.46.

22 Discours et Méssages, Ⅲ（1958-1962）， p.290-291.

23 Mémoires d’Espoir  Ⅰ,  p.90.

24 Mémoires d’Espoir  Ⅰ,  p.279-280.

25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p.45-46.  据载，欧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成了最畅销的教科书，在1880-1960年间出生的孩子中，几乎80%手里都有过这本书。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

26 André Malraux，  Les Chênes qu’on abat,  Paris,  Gallimard,  1971,  p.147.  p.154.   安德烈·马尔罗，法国文学家、政治家，抵抗运动老战士，坚定的戴高乐主义者，在戴高乐时期曾任文化部长近十年。

27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p.9.    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法国政治家，抵抗运动老战士，坚定的戴高乐主义者，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主要起草者、首任总理，出任过司法、财经、外交和国防部长。

28 《战争回忆录》，第1卷（下），第653页。

29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Une Politique étrangère 1958-1969,  Paris,  Plon,  1971,   p.18.

30 引自戴维·霍罗威茨： 《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页。

31 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法国政治家，抵抗运动领袖，战后戴高乐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第四共和国时期出任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成为坚定的反对派。为阻止法国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成立全国抵抗委员会，并转入地下鼓吹恐怖活动，1962年流亡巴西，1968年回国后只参加些象征性活动。

32 《战争回忆录》，第3 卷（上），第94页。

33 从行动上来看，苏伊士危机，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中苏争论，都属这种反映。

34 1992年10月在巴黎我同保罗—玛丽·德拉戈斯就戴高乐问题的一次谈话。保罗—玛丽·德拉戈斯（Paul-Marie de la Gorce），法国著名作家、记者，战略防务和对外政策专家，曾著有《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De Gaulle entre deux mondes,  Paris,  Fayard, 1964）.

35 《战争回忆录》，第2卷（上），第37-38页。

36 Mémoires d’Espoir  Ⅰ， p.258.

37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页。

38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6-507页。

39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9页。

40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4页。

41 Mémoires d’Espoir Ⅰ， p.222.  p.224.

42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Gaullisme,  p.15-16.

43 指欧洲共同体最初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44 Edmond Jouve,  Le Général de Gaulle et 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  Ⅰ，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 1967,  p.691-693.

45 Mémoires d’Espoir  Ⅰ， p.215.

46 Immanuel Wallerstein,  France is the Key,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Commentary№. 106-Feb.1, 2003. 他将战后各届政府，包括第四共和国政府都算在内，如戴高乐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47 张锡昌、周剑卿两位前辈在《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一书中，将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密特朗三人执行的戴高乐主义分别称之为“现实的戴高乐主义”、“新潮的戴高乐主义”、“社会党色彩的戴高乐主义”，也颇有新意。

48 佛朗索瓦·密特朗：《此时此地》，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7-218页。

49 这是戴高乐派组织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解散后成立的新组织，希拉克出任主席。从此，大部分观察家认为，戴高乐主义运动“希拉克化”，法国政治生活中有了“新戴高乐主义”之说，希拉克成了新戴派的当然领袖。

50 戴高乐开创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来是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基础上组成的政府同属一个政治派别，即多数派同掌总统和总理大权。1986年因左派在大选中失败，左派总统密特朗不得不任命多数派的右翼领袖希拉克出任总理组阁，从此开始了法国政坛上一个新局面——左右翼共处（也有人称“共治”）。

51 2002年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左翼候选人若斯潘出局，勒庞与希拉克对垒进入第二轮争夺总统职位不仅振动了法国，也振动了欧洲甚至世界，出于对极右翼的警觉，近83%的法国选民选举了希拉克。

52 Interview télévisée de Jacques Chirac sur l’Irac par Patrick Poivre darvor et David Pujadas, Palais de lElysée-Lundi , 10 mars 2003.  Le Figaro,  11 mars 2003.  Le Monde,  12 mars 2003.

53 Immanuel Wallerstein,  France is the Key.

54 沃勒斯坦称“国际社会”（The world community ）为“那个神秘单位”（That mysterious entity）。这真是一个“神秘单位”。我虽然也用这个词，但总觉得它更像政治家和宣传家们为回避直接责任的一种托词。

55 l’Allemagne et la France, c’est la vieille Europe, assure M.Ramsfeld.  Le Monde,

23 janvier 2003.

La petite phrase de Ramsfeld secoue le monde politique, l’Allemagne et la France de représentants de la ’vieille Europe’.  Le Figaro ,  28 janvier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