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西方史学史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我们迈步新世纪，立意开创中国  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新局面的时候，不由想起了我们的前辈，想起了他们创业的困难，耕  耘的艰辛。

茫茫大漠，人们多么渴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置身浩浩丛莽，人们多么希望能发现  探索者的足印，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耿淡如先生(1898——1975年)便是这样的一位先行者  ，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耕耘者与奠基者。

耿淡如先生生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治世界中世纪史，晚年致力于  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64年9月，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有幸成了他的“关  门弟子”，但却是“文革”前西方史学史专业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的研究生。每每忆  及先师，他的人生之路与学术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  献，就分外明晰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

一

当我于1959年9月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先师已步入花甲之年，当时历史系名  教授云集，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在全国史坛熠熠闪光。刚过弱冠之年的我，对  他们是仰视的，充满了敬意。是时，系里盛传有“三老”：周谷老(周谷城)、周予老(  周予同)、耿老(耿淡如)，并简称为“二周一耿”。他们三人同庚(均生于1898年)，都  是在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三人中周予同先生生于1月为最大；先师生于3月，次之；周谷  城先生生于9月，列老三。在他们三人中，“两周”在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之后，都  曾亲历大地重光，有过劫后重生般的欢悦，尤其是周谷城先生，在其耋宿之年，还入阁  人大，积极参政，位居第六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历过一段很璀璨的人  生之旅。

相比之下，先师的人生轨迹，却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涩得多。终其一生，他淡泊名利  ，追求真理，勤奋治学，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向权势屈服，在平凡的经历中又处处显  示出他的不平凡，直至晚年，当病魔时刻在折磨他的时候，他仍在奋争、求索，笃学矢  志，至死不渝，从中所辐射出来的一位学者的人格力量，足以震慑一切邪恶与丑陋的东  西，也使后世学人歆羡与崇敬(注：为了纪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诞辰，1999年在台湾出版  了《耿淡如先生国际问题论文集》(上、下册)，辑录先生在1936-1938、1946-1948年间  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计百万余字。如今翻阅，深为先师那时的多产与才智所折  服，对于当今国际问题研究者亦不无参考价值。对比之下，先师在1949年后则主要从事  外国史学的翻译与介绍，而著述真是惜墨如金了。对这类现象，我不知道该作如何解释  。)。

人生充满了缘份，不是吗?先师与我竟是同乡，1898年3月，他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的  一个农家，距我的出生地正余乡不远。虽然耿家贫寒，但不识字的父母都力意要把他培  养成一个文化人。他最初在一家老式的私塾学堂里念书，后又进小学，毕业后，他以工  读方式在海门中学完成学业，1917年，他只身闯荡，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文科。虽  然，他的家庭无力供养他上大学，不得不继续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日间就读、晚间  在学校图书馆做些管理或抄写工作)艰难地维持学业。大学三年级时，他曾一度中断学  业，回故乡海门中学执教。1922年重返复旦，至1923年以优异成绩获取“茂才异等”金  牌。大学毕业后，相继在海门中学和复旦大学附中教授英文、史地等课程。后来，他在  一位热心教育的同乡富商郁先生的资助下，于1929年去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研究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获硕士学位，1932年5月学成归国。

先师回国后，开始在大学执教，从1932年直至去世，他在大学讲台上度过了整整四十  余年的教师生涯。1932年至1937年任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任暨南大学教  授，讲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学、国际公法等课程，并担任东  方杂志、外交评论杂志评论员，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抗日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内  迁，由于老母年迈，他滞留在上海“孤岛”，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兼任大夏大学历  史社会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渝沪并校，他辞去大夏大学的教职，重任复旦大  学和光华大学两校政治系主任，直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先师由复旦大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此  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却翻开了新的一页。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  兴，人气凝聚，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当时的高等教育是学习苏联，历史学  科也不例外，为了推进历史系的教学改革，他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藉以掌握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决心自学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鉴与汲取苏联  在世界史学科领域的成就与经验。于是，他以一个年轻人的劲头发奋地工作着，很快地  成了国内治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权威。在当时大跃进的时代氛围的感召下，我们做学生  的也常常听到“耿老不服老”的声音，这分明是一个已过花甲之年而又忠于党的教育事  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先师在6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招收世界中世纪史方向  研究生的同时，又经当时高教部的批准，在国内招收了我这个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  的研究生。当我于1964年9月入学跟随先师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期  征兆已初露于学术界，那时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观点已开始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研究生们  的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先师为我制定的培养计划受到了干扰，在我们聚居的10号楼不时  看到扛着铺盖、用网线袋兜着脸盆之类杂物的研究生们上上下下。我们刚读了二个多月  的书，不久也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去了，等到我们参加完一期“社教  运动”返回学校的时候，闻知先生已身患癌症，幸好手术成功，但身体较前却更虚弱了  。

在1965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师硬是以其病弱之躯，从西区天平路住处赶往学校  ，为历史系本科生最后一次开设“外国史学史”课，先师指定我担任他的助教。在此期  间，我一面随堂听课，干些助教之类的杂事；一面又在先师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读  西方史学名著，并做读书札记。在此期间，根据先师的要求，精读了几部在西方颇具影  响的英文史学史名著：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W.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J.T.

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等(注：在这几本英文原著  中，其中G.W.Thompson的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与G.P.Gooch的History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现已译成中文，分别为汤普逊：《历史著  作史》(共4册)、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均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与1  989年出版。)。先师的这些安排，为我今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认定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  将他关在研究生住的10号楼底层的“牛棚里”，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后来  ，造反派对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不得不把先师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此后，先  师身体更加衰弱，诸病间作，但在病中仍坚持为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  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等著作。老年性肺气肿与膀胱癌的复发，终于迫使他  再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坚持自学日语，仍在不倦地学习，  学习……

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先生与世长辞，终年77岁。

二

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奠基工作，学术界有“南耿北齐”之说，这里所说的“  南耿”，指的是先师；“北齐”，指的是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正是由于“南耿北齐”  ，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今天的发展铺下了路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功不  可没。“是的，日出不是由于鸡鸣，而鸡鸣却是提醒人们注意日出!”(注：耿淡如：《  拿破仑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世界史谈片》，载《文汇报》，1962年10月14日。)这是  先师之言，他是在论及拿破仑提倡历史研究的功绩时说的，如借用来评价“南耿北齐”  对西方史学史的倡导，也是合适的。

先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

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  。

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注：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的方法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

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①、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3.对西方名著的移译

先师通晓多种外国语，计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早年就  译有海斯和穆恩的《近代世界史》(注：黎明书局1933年出版，与沙牧卑合译。)。50年  代译有《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与黄瑞章合  译。)、苏联学者阿·伊·莫洛克的《世界近代史文献》(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  版。)、60年代译有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卷)(注：商务印  书馆1961、1963年出版。)、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  学家》(注：此书乃先师在6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记得先生家里有一台老式的中文手工  打字机，译完一章，即打印一章。在我读研究生时，先师命我据原文做校对工作。此书  商务印书馆早已向先师组译，因“文革”而中断，直至于1989年才出版。)等。

此外，先师为了配合《外国史学史》教材的编纂、配合历史系课程的学科建设，还有  计划地继续选译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的个案资料，内部刊印成《外国史学史资料》分发  给学生使用；同时，又不时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许多译文，介绍西  方史学，先师还与曹未风等人，集体翻译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注：汤因比《  历史研究》一书，中译本(上、中、下三册)乃据美国学者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翻译而  成，1959年至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册陆续出版，日后又不断再版，坊间流传甚广  。先师参与翻译的是该书的下册，译者除曹未风与先师外，还有周煦良、林同济、王造  时等名家。近有刘北成、郭小凌据1972年单卷英文版合译的中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  00年版。)。

三

如果把西方史学史的学科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创业者多是绘就蓝图、奠定地基、  搭好脚手，往往来不及砌砖粉墙，更不必说内部的精细装修工作了，总体来看，五、六  十年代的“南耿北齐”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也大体如此。这如同年鉴学  派那样，在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那里，只是提出了年鉴史学新范型，还来不及像这一  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那样，以其煌煌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  界》等作出过细的描述。但费弗尔还有马克·布洛赫这两位创始人确为年鉴史学的成长  壮大奠定了路基，开辟了前进的方向。先师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所做的工作也具有这样  的性质。

作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先行者，先师的贡献既从总体上体现在前述三个方面，  也表现在下述他研究西方史学的方法上，这里所说的方法，不是具体的技术性的方法，  它与先师对西方史学的总体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通过对这些方法的揭示，也可看  出先师的史学思想，并能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贡献。

这里依据先师生前所发表的论著、未刊讲稿与札记等第一手资料(注：先师的讲稿，我  有三个未刊版本：1961年2月24日开始的外国史学史讲稿，这是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二  年级下学期读书时的课堂笔记；1963年历史系学生的听课笔记；1965年12月15日开始的  外国史学史讲稿，这是我读研究生并任先师助教时的随堂听课笔记。)，作出归纳。限  于篇幅，也限于我的识见，在此只能暂列十条，略作铺叙，稍作说明，很可能是挂一漏  万，难现全貌。

1.历史研究务必求实

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是现代历史科学工作者所应恪守的基本准则，也是先师所  反复教导我们的。记得先师曾说过，历史学与说谎无缘，应与真实结伴，那些歪曲事实  、炮制谣言并进而诬蔑丑化他人的人，不但永远成不了气候，到头来，反成了被历史嘲  弄的小丑。这真是至理名言。先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64年秋我下乡参加“四清”运  动前夕的一次谈话中，他似乎隐约预感到“文革”中那种肆意糟踏历史的丑陋行为。

说真的，先师很崇拜兰克，称其为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兰克在《拉丁和条顿  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所标榜的那句名言：“我的目的仅仅在于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  已”(即“如实直书”)很欣赏，他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先师对我的作业批改极其认  真，颇有兰克的那种辨析考证一丝不苟的遗风，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近代西方史学的  札记交给先生，只见他在我的稿纸边上贴满了小纸条。纠谬与批注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  ，如今重读这篇还珍藏在我书柜中的习作，又忆及先师的求实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感  悟到，这正是他留给我的，也是后学的一笔无形的思想遗产。

2.弄清概念的基本含义，应是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先师讲授西方史学史一课，每章必先讲引论，交代本章所要陈述的一些概念及其含义  。在该课的总论中，必先讲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史学史，这一点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上一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那场讨论，前面提及的那篇《什么是  史学史?》的论文，即是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史学史”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辩。  这种厘清概念涵义的精确性，阐明它的内涵与外延，对从事某一门学科的研究工作是必  要的，尤其在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中更为必要，否则各说各的，各行其是，交流与沟通  都淡不上，遑论学术事业的发展了。

3.要熟读原著，认真领悟原著的精神

先师在为本科生讲授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史学时，总是对学生这样说：“你们不要满  足于我的这些介绍，要自己找原著来读，找不到全书，找选本来看看也好。”记得他在  为我们这一届本科生上西方史学史这门课时，并列了许多西方古典史学名著，是时恰逢  三年困难时期，我每天一上完课就泡在图书馆开架阅览室里，入神地阅读着西方古典史  学名著，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世界里徜徉，获得了极大的精神生活上的满足  ，似乎暂时忘却了那时物质生活方面的匮乏。

先师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生更应如此了。他在为我设置的几门专业课中，都提出  了“阅读原著，进行批判研究”的学习要求。事实证明，通过阅读原著，批判研究，进  行独立思考，是一种值得倡导与发扬的好的学习方法。我现在在指导研究生时，也恪守  师训，严格地要求他们这样做，不尚空言，一切从原著出发。

4.结合时代背景与社会特征来考察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史学不是脱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空中楼阁，当然它  也不可能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史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研究史学的发  展进程，倘舍去了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时代与社会发展特征的了解，那是不会得出什么  正确的结论的。对此，先师在其课堂教学中，贯彻得很彻底。他每章必先讲时代背景，  交代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进而分析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如说希腊  社会与波斯帝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诸城邦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一系列的战争与军事远征，  发生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亚历山大东侵等，希腊史家所记载的历史大部分  是与前述几次战争有关的；如说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的世俗化的特点，是与那时的  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不可分离的。

5.注意研究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

西方史学自古希腊奠立，经历古典史学、中世纪史学、近世史学与现代史学，犹如一  条长河，在不断地流，不断地变，唯有在西方史学长河的流变中方能显见史学思想的进  步、史学思潮的衍化、史学方法的革新。先师在分析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嬗变  时，这样说道：“最先出现了人文主义史学，继之而起的是博学派(即考证学派)。在法  国大革命前夕，启蒙运动对旧制度发动了全面冲击，理性主义史学派猛烈地摧毁了封建  主义的史学传统。在这以后，资产阶级史学迅速发展，于是接踵而来了浪漫主义史学派  、实证主义史学派、德国兰克学派与普鲁士学派等等。”(注：耿淡如：《资产阶级史  学流派与批判问题》，载《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事实上，先师对历史学新陈代  谢的关注贯穿于他的全部讲课中，尤其是先师在陈述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总结  出如下文所述近代西方史学或偏于叙述，或偏于论证的“钟摆现象”，令我迄今难忘。

6.注意历史学家类型的分析

我以为，在史学史的研究中，本条与下一条是较能体现先师的个性特点的。这里先说  他对历史学家类型的分析，在先师看来，西方历史学家一般可以分成四种类型，这就是  ，(1)历史思想家或历史哲学家，如圣·奥古斯丁、伊本·卡尔顿、维柯、黑格尔、汤  因比等人；(2)历史著作家(或称历史编纂家)，如修昔底德、塔西陀、吉本、兰克等人  ，这是大量的；(3)历史编辑家，如主编《德意志史料集成》的佩尔兹、魏芝等人；(4)  历史文学家，如希罗多德、马考莱、卡莱尔等人。不管这种分类是否贴切，但有一点正  如先师所经常告诫我的，我们学习西方史学史，不仅要知道每一个历史学家的阶级属性  ，这在当时是必须时刻强调的，而且还应留意对他们进行类型的分析，这样就可以进一  步认清西方史学的流变与每一位史家的本质特性。难道不是这样吗?

7.注意历史学家作风的分析

先师所说的史家之“作风”，实际上指的是历史学家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历史是论证  还是叙述?用比喻的说法，历史是法院还是戏院?史家是绘图家还是摄影师?这分明说的  是历史学家的史学观。他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的传统作风》一文中，讨论了近世西方  历史学家在论证与叙述之间，“象钟摆那样回荡着，摆来摆去”，先师用文艺复兴时代  的政治修辞派与博学派、伏尔泰学派与兰克学派为例，作了具体的论证。他说这种“钟  摆现象”的产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政治斗争的形势，也取决于史家所属的类  型。”(注：耿淡如：《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的传统作风》，载《文汇报》，1962年6月14  日。)这是很有见地的一家之言。后来我根据先师的启示，对这种“钟摆现象”有所“  发挥”，在一些论著中写出了自己的学习心得。

8.采用标本与模型研究的方法

先师最后一次讲授西方史学史，在结束导论时这样说道：“在研究西方史学史时，我  们可以采用标本与模型研究的方法。比如，在古代希腊，我们可选修昔底德作为标本；  在古代罗马，我们可否选李维作为标本。这种方法，即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以点带面，从  中可以找出史学发展的共性与特征。”先师所说，对于西方史学史的入门者尤具方法论  的意义。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重操旧业，无论在西方史学史的教学还是研究工作中  ，都是根据先师的做法，选择“标本”，找准“类型”，以重点史家或学派作为“突破  口”，不断求索，以求不断有所进步。

9.介绍先于批判

在先师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工作的年代，正是中国学术界“极左”思想盛行、动辄  就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的帽子而给予严厉批判的时代，但在实际上这种批判只  是以简单的政治否定方式来取代学术研究。对来自域外的西方史学则更是不作具体的分  析，有的甚至对被批判的对象还没搞清楚，就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先师在这种  时代的学术气氛下，却毅然提出了进行学术批判的“四项工作原则”：(1)要了解史学  发展的一般情况；(2)挑选批判的对象；(3)要研究被批判对象的著作，认真考查他们的  资料来源；(4)要了解被批判对象的阶级立场、思想根源、生活及时代背景。总之，他  指出：“为了批判，介绍工作也是必须进行的。”(注：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  与批判问题》，载《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换言之，介绍先于批判，批判也应该  还其原来的科学的意义，而决不是棍棒相加与恶语相向。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何等不易  啊，从耿先生身上，它所反映的分明是一代中国学人的一身正气和高尚品格。

10.习密那尔方法是一种培养历史学专业人才的有效方法

“习密那尔”(Seminar)，意谓专题研究或讨论，德国史坛巨匠兰克用这种方法培养历  史学的专门人才获得了成功，成为后世历史教学方法的典范。先师对此亦心向往之，并  在实际教学中加以贯彻，他以前培养世界中世纪专业的研究生，采用这种方法，对我的  培养也是这样。他为我开设的3门专业课，其学习方式无一不是采用座谈方式，通常的  顺序是这样的：先师每次提出要讨论的题目，然后布置要看的书目，隔一周(或两周)，  先由我报告读书心得，他当中不时提问，穿插讲解，然后有几句小结之类的话，再布置  下一次的讨论题目……如此循环不已，学生就在这样的“习密那尔”的学术效应中增长  才智、培养独立思考、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这种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也正是  我当下培养我的研究生时用心贯彻的教学方法，如我现今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西方史学  史专题研究”，采用“习密那尔”的教学方法，取得了成功，学生的作业经修改大多在  《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等著名的专业刊物上发表。

先师对西方史学的睿智，荤荤大端，以上所列，就我个人管窥所及，难免挂一漏万，  但是，“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注：[宋]王安石：《咏石榴花》。)在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景苑中，先师拓荒锄草，辛勤耕耘，其先行者的功绩将永不泯灭。  是的，后来者唯有继续努力耕耘，方再有收成，我们当不会忘记先师在1961年秋所说过  的一段话：“我们应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在西方史学史这块园地中多做些垦荒者的工  作。譬如垦荒，斩除芦荡，干涸沼泽，而后播种谷物，于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将会呈现于  我们的眼前!”(注：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真哉斯言!我愿追随先师，并继承他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品格，在未来的中国的西方史学  史研究的领域中作出自己的微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