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科学知识是先天综合判断”。“先天综合判断”形成于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划分的前提之下，建立在经验知识和理性概念统一的基础之上。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推进新一轮思想解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启示。 本体论启示：人类是“主体”而非“主宰”

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康德进行了许多的“划分”，包括把对象划分为“现象”与“本体”、把人类认识划分为“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把世界划分为“感性”与“知性”、把人类理性划分为“思辨性”与“实践性”等等。其中，把人类认识划分为“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及其引发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康德划分问题”。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指谓项不是从主项分析出来、但又必然地和主项联结的判断，也就是既增加新内容、具有“分析判断”的特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具有“综合判断”性质的判断。康德断言，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由这类判断构成的，如数学命题“7+5=12”，单纯联结7和5的概念，分析不出12这个谓项，只有借助于直观，例如借助手指的逐一相加，然后才得出12这个概念，所以算术命题永远是综合的；然而它又是先天的，因为“7+5=12”这个命题具有不是来自经验的普遍必然性。又如几何学命题“两点间直线是最短的线”，主项中“直”的概念不包含量，只包含质，因此“短”这个量的概念不能从主项分析得出，只能由直观加上去，但是这个命题又被公认为普遍有效的。再如自然科学命题“每个发生的事物都有其原因”，“原因”指与发生的事物不同的某种东西，不包含在主项里，但是每个发生的事物又必然有原因，这种必然性完全不能从经验得来，只能以先天知性概念为依据。所以，只有“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成既增加新内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

康德把“先天综合判断”作为批判哲学的中心问题，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三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提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提出道德意志先天法则的客观有效性，在《判断力批判》里提出“快”与“不快”情感判断的普遍必然性，都以“先天综合判断”为依据。“先天综合判断”的提出，表现出康德哲学力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片面性的调和倾向。

认识论的调和必须依赖本体论的建构。“康德划分问题”隐含这样一个与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一样的本体论转向：从原来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怎么样”，转化为“人的世界是什么”、“人的世界什么样”，最后落脚在“人能够认识的世界是什么”，“人能够理解的世界怎么样”。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本体论承诺，康德的认识论就不应该是不可知论的消极独断，而应当是实事求是的严肃判断。“康德划分问题”告诫我们的是，尽管应该确立人类的中心地位，但仅仅是在力所能及的“此岸”世界，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保持对“彼岸”世界的极度尊重。正如他所说的：“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总之，人是主体，也只是主体，而绝不是主宰。 认识论启示：思想的“解放”需要“开放”

康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所住的小镇。当然，这只是指他的身体而不是灵魂。康德身上拥有多个时代的“学缘”结构和多个民族的“血缘”关系。把两类判断的划分与理论知识（先天的必然知识和后天的或然知识）的划分联系在一起，并把先天与分析、后天与综合等同起来，这样的思想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区分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认为对现实世界进行感官观察只能得到“意见”，只有对理念世界的洞见才能得到“知识”，而“知识”就是对天生就有的理念认知的“回忆”。只不过柏拉图认为知识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先天的，而康德认为知识的形式是先天的而内容是后天的。所以，康德是在柏拉图那里找到自己思想渊源的。后来，甚至中世纪神学家提出的“真理是取决于上帝的睿智还是取决于上帝的意志”，也都没有逃脱康德的视野，而是进一步启发了他对两类判断的划分。

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以经验归纳法为主要工具，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经验中得来；唯理论以理性演绎法为主要工具，认为知识主要是从自明公理或天赋观念中得来。这两种引领潮流的思想，当然全部成为了康德的汲取对象。在经验论方面，培根的把知识分为事实知识与推理知识，洛克的关于知识是观念间的符合或不符合的四种情况，休谟的将知识分为观念间关系的知识和事实的知识等尽在其中；在唯理论那里，创始人笛卡尔的真理性认识只能来自直觉和演绎，斯宾诺莎的感性知识、推理知识、直觉知识的严格区分，以及莱布尼兹对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的认定等也悉数囊括。这种百家争鸣的思想宝库，成为了康德继往开来的理论源泉。正如奎因所说：“休谟关于观念间的关系知识与事实知识之间的区别，莱布尼兹关于理性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之间的区别，都预示了康德关于分析的真理与综合的真理之间的区分。”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不再计较“康德划分问题”本身，但是我们应该从这一演变历史以及得出的成果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启迪：不管所处情况是特殊还是普遍，无论思维方式是分析还是综合，在内容上都必须体现思想与理论的互动结合。思想的解放可以借助于理论的开放，理论的开放有利于思想的解放。 方法论启示：批判性“求异”促进“求同”

康德说：“理性无直观则空，感性无理性则盲”。这是他把握的逻辑底线：不能非此即彼，必须亦此亦彼。其实，这也是当时哲学家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探究人类知识何以可能、何以可靠。哪怕休谟把经验论变成了怀疑论，哪怕笛卡尔走向了二元论，哪怕连康德自己也涉嫌陷入了不可知论，都没有影响他们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念，那就是推动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

国外许多学者对康德的划分问题十分感兴趣，并从认识的方法论方面作出了不同评价。逻辑实证主义者否认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但仍然强调绝然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他们认为，一切命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就是谓词含义包括在主词含义之中的命题，这类命题不涉及经验事实，其真假仅仅根据构成命题的词语的含义来判定，因而它们是必然命题；另一类是综合命题，就是谓词含义超出主词含义的命题，这类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经验观察，因而它们是或然命题。强调区分两类命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因为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既不能被逻辑证明又不能为经验证实。进一步，分析命题是先天的，综合命题是后天的，因而根本不存在先天综合命题。赖欣巴哈指出，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几何学的发展历史，就能证明先天综合判断的瓦解。更有甚者，奎因力图说明“划分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的区分是现代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之一：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归根到底，两类命题之间的分界线之所以一直没有划出来，因为实际上这条界线根本就不存在。

另一位逻辑实证主义者克里普克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康德的“划分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先验与必然要严格区分，因为“先验”是认识论概念，“必然”是形而上学概念，二者不能等同。在他看来，既存在先验必然真理和后验偶然真理，也存在先验偶然真理和后验必然真理。同时，克里普克又批评康德把分析真理等同于先验必然真理的看法。他说，如果分析真理是严格依赖于意义的真理，那么它就既是先验的又是必然的；如果它的真理性是通过确定指称而被认识的，那它就是偶然的。如此一来，克里普克就干脆取消了康德的划分标准乃至划分问题。

哲学以后的发展证明，这个标准是必要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后哲学的发展将更加证明，正是他们各自独辟蹊径，才实现了八仙过海的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