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许多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集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对西方各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20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是两次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改革，标志着20世纪自由主义在基本政策层面上的两次重大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次转型使自由主义脱离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形态，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发展势头和活力。

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第一次转型

1、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14—16世纪，资产阶级刚刚形成，本身的力量十分软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他们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斗争，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另一场反封建反教会斗争——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发展。通过这场斗争，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体论；马丁·路德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加尔文改革教会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由、人民主权等思想；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的自由状态、自然权力、人民主权、政府源于契约思想等等。这些理论观点为近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17至 18世纪，在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发生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为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思想为核心的学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体现的人权原则和包括的公民基本权利，构成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各项权利，诸如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财产权等，均说成是一切人的、普遍的权利。所有这些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并成为其重要内容。

任何类型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保障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目的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核心是以个人为中心来对待社会和他人的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从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是：（1）个人主义。摆脱“天然的”封建束缚所需要的个性解放，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然要崇尚个人主义。（2）利己主义。以金钱为尺度衡量一切的“金钱拜物教”，对现金、财富无休止地攫取欲望必然使人们产生“冷冰冰”的利己主义。（3）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代替了封建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因而资产阶级必然要求用自由竞争来取代封建特权等级制。（4）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外市场推销其工业品，另一方面又要从国外得到廉价原料，因此资产阶级必然要求取消贸易限制，打破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5）进取精神。激烈的竞争和对个人奋斗成功的向往，必然激发出人们的敬业、冒险和进取情神。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西方各国却都在其宪法中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都确认自由、平等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把这种意识形态粉饰成全民的民主意识，这就必然使其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

2、古典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变

就意识形态分野而言，自由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对手。从一般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是维护个人自由、市场自由，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的自然状态高于国家权力的政治思想。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它延续了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路线，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最初形态。垄断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角逐，引发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惨痛教训，特别是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人们开始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经济一枝独秀，欣欣向荣，又从另一个侧面给人们以启迪。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斯福新政”开始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改革，国家干预主义应运而生。

“罗斯福新政”是对自由主义的第一次重大变革。所谓“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新中产阶级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发动的一场重大改革，其目的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确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美国现代化道路。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认识到，大萧条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弊端造成的，而要克服这些弊端，政府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而不能只靠市场的自行调节，从而提出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一是调整经济结构，以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长；二是合理分配社会财富，防止扩大两极分化；三是政府承担解决社会福利的责任，不允许企业自行其是。总之，主要是通过加强政府职能来完善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为了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新政” 突破了亚当·斯密以来自由主义的传统模式，大胆地借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的优长之处，并部分地将其纳入制度框架，形成了不同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确立了美国式的“政府干预—福利国家”的改革模式。如果说，对政府的怀疑是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它强调人类的自然状态，因而强调市场的自由调节，那么，罗斯福的实践则在不违背自由主义根本精神的基础上，扩大了政府干预的成分，这是一次创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新政”这一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之为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是美国也是西方世界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整个欧美世界都在学习“新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凯恩斯时代”取代了自由放任时代。

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

1、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向全球的扩张

对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是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作。1938年哈耶克、米塞斯等26位学者在巴黎召开了以“自由主义的危机”为主题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并在这次集会上产生了建立这一派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想法。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部著作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宪章，其矛头直接针对英国工党。哈耶克在书中认为，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必然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1947年4月，以哈耶克为首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一方面是要反对凯恩斯学说及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是为创建一种强硬的和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派声称，国家干预经济和调节分配的做法必将压制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的积极性。他们认为，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不但不是坏现象反而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控制市场可能出现危险的警告得不到各国政要的响应。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期内，新自由主义派的观点始终未被西方国家统治集团所接受。

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西方国家经济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繁荣后逐渐走向停滞与衰退。1974年的“石油危机”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形成了西方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经济“滞胀”，这种现象严重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纷纷对主流经济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其中，以对抗凯恩斯主义而出现的三个主要派别是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这三者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通过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信赖市场的自由放任可以达到经济均衡的发展，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断言国家的过度干预是危机的根源。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政策取向、英美新保守主义政府上台之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从而引发西方世界20余年历久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反滞胀的改革。这一改革涉及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实施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如从重点刺激需求转为重点刺激供给等等。尽管1991年发生的新一轮经济衰退给予新自由主义一个沉重打击，但是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给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一些中左翼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所谓“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大幅度政策调整和理论转向。东欧推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新自由主义的鼻祖走得更远。同时，拉美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至此，佩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并最终确立了其霸主地位。

2、新自由主义兴起和走强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彻底抛弃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成果。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喜欢的凯恩斯固然主张加强国家干预，受保守主义者欢迎的“市场先生”弗里德曼也并没有回到早期的自由放任主义，也不是一般地拒绝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强调国家干预第一主义，后者重视市场力量，强调政府作用的限度，强调市场与政府间的正确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新自由主义”对现实经济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从那里前进。他们开始弄清了市场失败与政府失败的真正关系，把握了市场与政府结合的正确方式。他们认识到，市场自由化不等于自由放任主义。他们在努力保护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和对市场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力图以一种有序的市场制度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克服政府的失败，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也就是说，在市场效率不能到达的地方，政府必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因此，只要不含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发展史上的一次成功的变革，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归。由于当代新自由主义敢于直面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努力探索变革之路，所以取得了实践中的胜利。它不仅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深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在治理凯恩斯主义的后果、帮助发达国家重新走出困境的同时，推动西方现代化走出工业化阶段，进入新一轮以网络信息产业革命为特征的后现代化、全球化路程。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末的兴起和走强决非偶然，而是具有多种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的。一是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减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感。国家干预主义的产生，部分地是因为恐惧社会主义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威胁力量减退，特别是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后，从国际和国内来讲，国家干预主义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二是资本主义社会较长时期没有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已经遗忘了类似1929—1933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这就降低了人们对国家干预主义的需要。三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存在着内在缺陷。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够，为此必须由国家进行“需求管理”。虽然在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强调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交替使用，但在实行中却是以扩张为主。长期扩张的结果，推迟了眼前生产过剩的危机，却造成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滞胀面前，凯恩斯主义政策失去了有效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当政策出现问题的时候，其理论的危机也就到来了。四是新自由主义满足了资本向全世界扩张的内在需要。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主张国家职能最小化、市场作用最大化和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正是适应垄断资本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需要，而一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同时又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的思想基础。

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在于为制定和施行符合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论的依据和形成舆论环境，以便资产阶级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好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安定社会人心，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具体地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有3个方面。

1、调节西方社会政治观念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观念的调节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正面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一种社会制度，而且也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相抗衡，使资本主义转为守势时，新自由主义就提出“非意识形态化”，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处于守势时的一种策略和意识形态宣传；以非意识形态化为名，适应资产阶级官方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和垄断资本的统治。另一方面当西方政治势力处于优势时，直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直截了当地主张反共意识。

2、维护西方社会政治制度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政治制度的维护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西方政治制度辩护。他们主张三管齐下：第一，尽一切可能宣传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社会价值观念，宣扬资本主义优越性；第二，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稳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寻找一切机会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其中也包括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失误来诋毁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局限于西方的范围，其进攻的目标和主战场都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

另一方面是主张通过实行温和的改革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变革只能针对制度的非本质方面，而不能触及本质，不能违反原则。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变革观，影响甚至是指导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发挥了实际的政治功能。新自由主义强调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复归和对固有价值的重新肯定，实行保守改革，从而给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如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都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避免使用激进的改革，重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传统做法，实际上是采用了温和的、渐进的改良代替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这种温和的改革稳定了资本主义并使其有所发展。

3、欺骗和控制发展中国家

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之上：一是金融的逻辑控制社会的一切；二是给市场以最大的自由。推行这两个原则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种什么都由市场来控制的经济逻辑，实质上表现了资本要控制一切的倾向。因此，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建立在阶级原则之上的，是为谋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大利益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意在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以便发达国家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就将西方文化和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将大量财富运回本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讲得很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相互依赖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商品。从克林顿的话语中，可以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全球化的初始目的在于从不发达国家获取超额利润，并占领其市场。它一方面是为了侵蚀和瓦解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另一方面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宣传和灌输新自由主义以达到欺骗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国家作用的弱化”，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弱化”，而是仍在对经济进行干预。西方国家自身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却常常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的神话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其经济保护和限制措施，使经济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同时让渡主权给由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它貌似推行市场自由化——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国家经济，而实质上是图谋由最强国家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企业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所谓“市场决定论”，有意掩盖了垄断资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世界市场的这个本质。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和认真地弱化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上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许多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完全“西化”，取缔了原有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使这些国家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导致经济恶化，劳动者利益受损，政府频繁更迭，国家和地区政治动荡。

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自由主义中也确有一些反映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容，一些可行的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等，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还表现出相当的深刻性。它的一些政策主张的确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市场经济问题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看待新自由主义思潮，既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又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