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在晚近西方特别是英美道德哲学中已成了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他也是最多产的思想家之一，在世的著名思想家中，也许只有他才能和哈贝马斯的著作量相抗衡。从７０年代起开始，他稳步地推进自己的思考。在波普和伯林那一代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把黑格尔哲学当作纳粹主义的重要根源而大加挞伐的时候（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敌视从２０年代罗素、卡尔纳普就开始了），他发表了对黑格尔的著名解读（《黑格尔》，１９７１），说和解（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是黑格尔的哲学理想，而这种理想不是正宗的自由主义又是什么呢？８０年代以后他在与所谓原子主义的自由主义争论中，提出自己的带有社群主义倾向的道德理论（最重要的表现是１９９４年《承认的政治》）。但是奠定他在西方思想界重要地位的，是１９８９年出版的《自我的根源》，从自我或主体概念的发展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的著名的解读（用他自己的词），或者说对现代性道德的重建。此后，他就与哈贝马斯、麦金太尔、瓦尔泽等人一道，成为最重要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

这部译成中文约７０万字的著作，用贝纳德•威廉斯的话来说，是一部名符其实的巨著，这表现在部头上和它涵盖的范围上，更体现在它对人性的同情和思想的宽容与深度上。很少有著作投入如此宏大的主题。全书共分五个部分，二十五章。第一部分批评了从穆尔开始直到现在仍然占主流地位的元伦理学，展开了他自己的对善与自我认同的理解。他认为现代性的道德不能从语言的逻辑分析中建构出来，而应该从道德直觉所体现的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中建构出来。这种道德直觉指示的困境是什么？泰勒认为，现代人的最典型的道德困境是意义感的丧失，或者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少方向感，没有确定性。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可以感受到道德空间中的自我（第４章）总是承认、追寻或认同于某种更高的东西，在自我内部、自我与世界的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更高的、自我认同并找寻的、并对自我具有某种权力的东西，也称之为道德的根源。这样一种认同、找寻状态，这样一种向着道德根源的存在，是无可逃脱的框架（第１章）。你可能或可以不认同某一种或某一类构成性的善，如反对基督教的天意秩序，反对奥古斯丁式的超善或任何一种善对生命的控制，但是你往往必须寻找某种替代物。也就是说，你对作为道德根源的构成性的善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这样一种认同的、向着根源的状态或存在框架是逃脱不了的。我们的道德经验或道德困境、道德直觉中包含着性质差别（明显出自黑格尔哲学）、强势评估。这是这本书的简短的理论准备。

接下来的第二至第五部分，构成全书的主体，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追溯自我认同或道德根源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经笛卡尔、蒙田直到当代的现象学对内在性或自我深度的体验与挖掘（我自己）；第二个方面是从宗教改革基督教的理性化开始、经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情操理论、１９世纪的基督教复兴运动中的天意秩序理论直到当代的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第三个方面则是对笛卡尔式的分解理性、对工具理性进行抗议的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运动以及它的２０世纪的后继现代主义运动（表现性的满足或实现）。在泰勒看来，现代性境遇中也作为现代性动力与组成部分的自我对善的追问与认同，主要是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的：我是什么？日常生活在我的道德图式中有什么地位？我对现代世界中我的境遇的感受、见解、要求的表达，也就是体现我对善的找寻、在这种找寻中所透露的不满与绝望等等，在塑造现代性道德时起到什么作用？现代性过程中几乎所有哲学运动、宗教运动、道德运动与艺术运动，都与这些问题相关。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许许多多相互缠绕、相互冲突的思潮。对这些方面的（特别是它们的未表达出来的方面）的勾划，使泰勒涉猎了传统的神学、宗教、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与艺术史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第五部分，对后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研究（他把存在主义直至福科都放到现代主义的名下进行讨论），泰勒完全进入了传统的艺术领域。

于是，在泰勒的理论中，现代的认同概念包含着西方文化中全系列的对什么是人类主体的理解：内在感、自由、个性、被嵌入自然的存在。在现代西方，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认同的理想与禁令推动或形成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认识论和我们的语言哲学。（ｐ。ｘ）自我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有巨大的可塑性、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内在深度的过程。泰勒的现代的自我概念是一种最广义的人性概念。这也是哲学对主要由心理学与艺术理论开拓的自我概念的涮新，一种到目前为止最广泛的自我或认同概念。

这样一种自我理论扩展了道德思维的空间，改变了道德思维的方向。语言分析哲学中的道德理论，也称作元伦理学，在泰勒看来，从规范理论退到道德推理，退到道德的词义的分析，使得道德思维在２０世纪变得越来越狭隘；这种理论以中立、分析为宗旨，因此也是拒绝认同与委身的。７０年代以后，对道德经验与思想史的兴趣逐渐压倒对道德推理、语言的兴趣。把现代性的整个历史经验纳入道德眼界之中，并且在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中论证对善、意义的承诺的重要性。《自我的根源》是这种新的哲学观念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沃尔夫说，对社会学家来说，在当今世界，没有比查尔斯•泰勒的著作更重要的哲学著作了。阿登纳说，这是近几十年问世的最具有意义的道德哲学和思想史著作之一。泰勒的理论既是对现代性的理解，也是对现代性的独特的辩护。现代性想像的乐观的观点与悲观的观点，都忽视了我们境遇中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我们还没有抓住那些给我们现时代以特征的伟大与危险、崇高与悲惨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点。所有乐观的看法，都容易患简单化的错误（在其中他认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而所有极端的、偏颇的看法，所有对善与合作失去信心的看法，因此也带有尼采、陀斯妥耶夫情绪的人，却犯的是另一种错误（他认为当代思想家中福科就是如此）。由于对历史语境的无知，所有的现代性理论，都相信过分简单的和近乎滑稽的这种或那种对现代性的解读。狭隘的分解理性的倡导者们指骂浪漫主义的非理性和反科学的方面，对之不屑一顾，而全然无视他们在寻求其情感与文化生活的实现与表现时，多么依靠于后浪漫主义对生命的阐释。另一方面，那些谴责技术社会或政治原子主义中分解式理发成果的人，当他们把他们的对手看作是受支配自然动机推动或完全否认对他人的依赖的时候，这就事实上堵塞了现代自我理解中分解性质和自我负责的自由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复杂关联，或工具理性与日常生活的肯定间的关联，因而他们使得世界简单化了。那些炫耀对现代认同的选择方面进行最激进的否定和抛弃的人，一般说来，继续依赖于他们所否定的东西的变体而生活。

因此，泰勒的著作，既提供所说的关于自我或主体的概念地图，关于善的道德地形图，又提供一种文化病理学或诊断学，在这方面，他追随的是弗洛伊德、后维特根斯坦和以赛亚•伯林。治疗的关键之处在于，让人们回到源始，追溯冲突的起源，产生一种根源性的、反思性的知识。这类似于一种双向的劝告：对于那些现代性的激烈的批评者，也是有神论者，传统的价值的信奉者，实际上是他所追溯的三种传统之一，他说，我们如此深入地卷入现代性之中，卷入对我们的内在深度的体现与挖掘之中，卷入我们的罪感、自我享受、世俗化之中，人类的这种境遇本身，就表明它不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因此，必须承认原有意义上的堕落也是一种在家的感觉.同样，对于那些欢庆现代性、世俗化、欢呼上帝之死的人，他只是说，在现代主义的寻求显现（顿悟）、象征，对意义的追问，甚至在夹带着绝望的放纵中，我们也感觉到一种对超越性的追求，一种巨大的存在之链的重建的努力，这种认同秩序、倾听呼声、向着超越的存在，是另一种在家的感觉.很明显，泰勒坚决反对的，实际上是一种单线的道德进化论的图式。这种图式认为，随着科学的兴盛，信仰就会消逝；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武士的荣誉道德也就会消失。经过透过时间的岩层对现代自我的考查，泰勒发现，自我是叠加性的，那些声称要代替或毁灭以前的道德的思想运动，并没有取代先在的道德或善，而只是在人的本已复杂的自我岩层上加上另一层，结果就形成了自我的内在深度的永远的挖掘，形成日益复杂、愈加冲突的自我的形象。泰勒雄辩地说，启蒙主义的自然主义与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与毁灭并没有从人的道德要求中挖掉基督教，相反，被质问、批判本身也是基督教的存在方式。基督教并没有被毁灭，它提供的善继续是当代人最重要的道德根源。但是，反对基督教的思想也加入到根源的行列中来。现代的思想就是这样发展，作为现代性尺度的自我的认同，自我身份的规定也就是这样发展的。

这是一种极端宽广的道德理论，一种理解一切、宽恕一切、肯定一切的道德理论。在泰勒所勾勒的现代性的道德地形图中，就如尼采和福科的道德图像中一样，是没有恶（当然，尼采把西方传统思想的善恶颠倒过来了）位置的。理解就是拯救，这是他的名言（正确地理解了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动）。在基督教与尼采、笛卡尔与卢梭之间、孔多塞与艾略特之间，泰勒不是作出取舍，而是进行辩护。他们是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善的发现者，他们对现代的自我的规定与追寻都作出贡献。如果在组成现代人的道德眼界方面，基督教、启蒙的自然主义、尼采都是重要的，它们都呼唤委身或承诺，许许多多善的理论仍以最高理想（超善）的名义实施控制，并产生灾难，那么，道德的真理在哪里呢？泰勒坚决反对的，是对所有的善进行消解的理论，所谓元伦理学。他的立场是阿克顿传下来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既然自我、善是个相互冲突的织体，我们天生就处于困境中，那么，最广义的、包含政治真理在内的道德的真理，在于平衡与审慎。平衡与审慎是人的悲剧性的冲突中浮现出来的道德真理。对善或自我认同的研究不过是从另一方面提示人（也是现代性）的悲剧性而已，泰勒一再争辩，一种善（如尼采式的对生活、欲望的肯定）并不因为它导致了毁灭与苦难的结果而不再为善。最高的精神理想和渴望也有给人类加上沉重的负担的危险。人类历史的伟大精神视野也是有毒的圣杯，是无数悲惨甚至暴行的原因。（ｐ。５１９）不仅某些潜在性地导致毁灭的理想能引向真正的善，而且它们中的某些无疑就是真正的善。柏拉图与斯多葛派伦理学不能仅仅当作虚幻而一笔勾消。甚至不信者如果并不排斥伦理，也会感受到福音书的强有力的呼吁.现代性对自我深度的挖掘、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对欲望的实现的肯定是与现代性的灾难与毁灭同时进行的。灾难性的经验使人在行动中保持谨慎，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人类对包含毁灭在内的内在深度的体验与挖掘。的确，如果最高的理想潜在地是最具破坏性的，那么或许谨慎的道路是最安全的，而且我们也不应无条件地为授权性的善的不加区别的复兴而欣喜。稍许明智的抑制也许构成部分的智慧。（ｐ。５２０）如果持久的谨慎教导我们，要降低我们的希望，限制我们的眼界。但是如果我们假装因此并没有否认任何人性，那么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