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史上，威廉斯以一个被他实质性地拓宽了的“文化”定义而居开山之功。这个定义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全部”，二是“特殊”。通过前者，他将日常生活和社会体制纳入“文化”范畴，并强调了各种经验形式的相互关联；通过后者，他将“文化”作为“指意系统”，也就是将人类的所有表意实践视为“文化”，大众文化因以位列其间，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维度也由此滥觞。

【摘 要 题】理论视野

【关 键 词】威廉斯/英国文化/生活方式/指意系统/文化唯物主义

【正 文】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史上，雷蒙德·威廉斯以一个被他实质性地拓宽了的“文化”定义而居开山之功。

这个定义起先是他在《文化与社会》（1958）所提出的“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Williams, 1959:xvi）；随后则是他在《漫长的革命》（1961）中的进一步发挥：

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涵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Williams, 1961:41）研读两处定义，将会发现“文化”概念是如何地被他拓宽的，进一步，这一拓宽对英国文化研究将意味着什么。

第一处定义最显然一点是将物质生活方式纳入“文化”范畴，“文化”从此就不再只是“知识的和精神的”，不再只是阿诺德所推崇的“所思所言之精华”，而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以至于生活的物质性存在亦可位列其间了。此处稍嫌晦涩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或者说，拓宽定义以包括物质文化的必要性在于，威廉斯强调的是文化作为一种存在的整体性，虽然可分作“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但它们都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而为了正确和深入地理解一种文化，威廉斯要求，必须分析相互联结着的各种要素，甚至还必须将所有这些要素置于其所由出的各种语境之中。这就是威廉斯在紧接着第二处定义所指出的“历史批评”：这样的文化分析将包括……历史批评……在此批评中，知识的和想象性的作品是在与特定传统和社会之联系中被分析的；而且也将包括对于那些在遵从其他定义的人看来则根本不属于“文化”的生活方式要素的分析：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支配社会关系的体制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往的典型形式。（Williams, 1961: 41—2）换言之这也就是威廉斯所力倡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涵义，是他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规定性立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历史批评”即一种语境批评，即一种理解文本的方法论，那么当将此历史、语境这些“文化”所由出而按照唯心主义观点根本不算作“文化”的东西都归于“文化”之麾下时，“文化”便取得了物质性的存在，方法论变成了社会本体论。这从而也就是说，“文化唯物主义”更意味着以“文化”的观点对待社会物质现实。在威廉斯的关键词中，“文化”即“社会”，反之亦然，“社会”即“文化”，而“社会”在他也就是“生活”。这是他扩大“文化”概念为“全部的生活方式”之必然的和逻辑的结论。

但是，需要注意，威廉斯并不把“文化”作为纯粹的即“唯物主义”的生活，它还必须是那保证此生活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所谓“方式”（way）。例如在区分“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时，他提醒，理解“全部的生活方式”，不能只是局限于“住房、衣着、休闲时尚”等“物证”层面。由这等表面现象观之，工人阶级正在与资产阶级趋向一律，而应当着眼于他们之间“关于社会关系之实质的相互对立的观念”，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Williams, 1959: 324ff）且不论这种区别是否正确，现在对我们极有助益的是，他在暗示，所谓“方式”就是“观念”，就是我们接下要说的“意义”。生活本身不是“文化”，而唯有生活的“方式”即其“观念”、其“意义”才能使生活升腾为“文化”，但它又必须落实为生活的形式，否则就回到了“文化唯心主义”。①

再说第二处定义。我们看，威廉斯先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而后将此生活方式所以“特殊”之原因解释为它能够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这于是也就意味着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指意实践。生活的“方式”本身即是“意义”，前文有论，那么在此处“特殊”如果不是冗词，则定是对“文化”作为“意义”这一题中之意的再确认和迫切化。对威廉斯来说，这也极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思想无意识，于无意识重复中表露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

当代著名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描述这一定义的特点及其对英国文化发展史的贡献时指出：威廉斯的定义将文化与意义联系起来。……通常以为这里着重的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而依我所见，这一视文化为意义网络（也就是说，文化即指意系统）的观念对文化研究做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贡献。再者，文化作为一种指意系统是不能约简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相反，它是改造和维系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基础。（Storey: 33—4）②这固然不错，将“文化”作为“指意系统”的思想确乎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方向。但有所不察的是，他将这一点与“拓宽文化定义”并列为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两大贡献。对此我们必须纠正，它们并非同一级别上的事业：视“文化”为“指意实践”首先是作为威廉斯为拓宽“文化”定义而诉诸的一个理论策略。斯道雷当然知道：视文化为一指意系统对拓宽所谓文化之运用范围具有不可避免的效果。由此文化作为指意系统就是加强了对利维斯主义“文化”涵括方式（cultural inclusiveness）的挑战。当威廉斯说“文化是普通的”之时，他是在引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创造意义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活动，而是我们所有人都介入其中的事情。（Storey:34）

就此我们还可以继续说，既然所有人不分男女、贵贱、贫富、阶级等等都在创造意义，那么这所有的意义创造活动便都应以“文化”称之。原因是，按其定义言之，文化即指意实践。以此定义“文化”，将是把为阿诺德或利维斯排斥在“文化”门外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呈现尽行请入从前被少数人所专有的“文化”殿堂。这就是对原有“文化”概念的充实、丰富、扩展或更新。利维斯主义者或可将指意实践定出优劣高下：诚然如高尔基所言，按其本性说来，人人都是艺术家，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创造出为他人所欣赏的、具有同等艺术水准的作品；扩大而言，同样是在指意中创造文化，但并非所有的指意实践都能“止于至善”即臻乎所谓“文化的”佳境。威廉斯显然不会在纯粹艺术的论域中与利维斯主义争辩，尽管他本人就是艺术家、戏剧教授，他更多考虑的是文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就此而言，将少数人的“文化”凌驾于多数人的“文明”之上的做法违逆了民主、平等这些在当代社会已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精英的艺术在商业社会正在被不断社会化、大众化，不再满足于孤芳自赏，精英艺术转而寻求社会的成功。大众的指意实践或者说大众的声音正发挥着愈加重要的文化作用。这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要求将他们的活动同样接纳为“文化”。

斯道雷看到了在威廉斯定义中以指意实践对“文化”概念的拓展，虽然他只是视此拓展为作为指意实践的文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效果”，即一个未被意识的或客观上的效果。而实际情况则是，威廉斯于其主观上有此明晰的和强烈的意图以及精心的筹划。恰恰是由于斯道雷基本上了解这一点，我们才抱怨他未能将指意实践与拓宽“文化”定义两项活动区别开来。按照他的分类，威廉斯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贡献将不能得到纲领性的说明，而且更严重的是还将模糊其另外一些同样重大的对于后来文化研究发展的指示或启迪。

或许应再次申明两处定义的关联，即第一处的生活的“方式”就是第二处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据此，“文化作为一种指意系统”就不是如斯道雷所说的“不能约简为”而是恰恰就等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责任并不全是在作为研究者的斯道雷一边，而且也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威廉斯身上，是他将文学写作的含蓄、随意带进了本应清晰、一贯的理论文本。但若是联系地阅读的话，更兼着谨慎和细心，威廉斯之“文化”论述的委曲小变还是有迹可循的。③

在以上的辨析中，我们事实上已经勾画出了威廉斯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贡献：在第一层次上就是对“文化”定义的拓展；在第二层次上，他是以“文化唯物主义”与“指意实践”即“文化”而实现了这一拓展的；然后在第三个层次上，作为拓展策略的“文化唯物主义”与“指意实践”即“文化”又独立出来作为基本的理论命题，从而扭转和重新规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经威廉斯对“文化”的再定义，文化研究就不再只是“研究文化”，而成为“文化地研究”或“文化的研究”（Cultural Studies）。其中“文化”一词限定了“研究”的性质，具体地说就是，研究文化应当遵循“文化唯物主义”与“指意实践”即“文化”的理论路线，而这样一个方法论的转换则势必带来研究对象的变化或者视域的扩大。通俗文化和婆娑于通俗文化的“霸权”问题或意识形态较量之进入堂堂的“研究文化”、之自立门派为“文化研究”，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再有合法性疑虑了。应当如此纪念，是威廉斯为英国文化研究伸张了新的正义。

但是对于全面的威廉斯来说，这样的阅读肯定是片面的。例如有中国学者就警告，“仅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威廉斯是不够的”，而实际上即同时要求一个“文学研究的角度”。（陆建德：9）这确乎也点出了威廉斯于“文化”定义上的复杂之处。威廉斯并非一个义无反顾的或完全彻底的文化研究主义者，在他身上还保留着挥之不去的“文学研究”情怀，这表现在他许多次对“文化”的界定上。例如，尽管在其《文化与社会》中他看到了“文化”语义由表示“心灵的状态或习惯”、“知识和道德活动之本体”向着表示“一种全部的生活方式”的转移大势；（Williams,1959:xviii）尽管在其《漫长的革命》中他看见了“将借助于识文断字和其他高级交流之技巧的活跃的求知过程扩展到所有人民而不是只限于其中某些部分之要求”，他视此为“文化革命”；（Williams,1961:xi）又尽管于《关键词》一书他发现“有趣的是，culture……的社会与人类学的意涵，稳定、持续地扩大”， （威廉斯：109）但是，他从未否定过其他“文化”定义的存在价值和其现实依据。单个看来这些定义中的任何一个“即使不够全面，至少也是合情合理的”；更关键的是，威廉斯的真正意图是，唯将各种“文化”定义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生活及其整体性。这就是说，“唯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而任何定义如果“排除了对于其他定义的指涉将是不确当的”。（Williams, 1961:42—3）如前所谓，威廉斯重视的是“整体的”生活，因而理解它就需要整体的即相互关联的“文化”方式。

这种于对象及方法上均所要求的“整体性”固然一方面显示了威廉斯与利维斯主义的藕断丝连，但话又必须说回来，也正是这一“整体性”为日常生活方式、为社会体制、为通俗文化、为其他各种经验形式，进一步，为“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而且还是这一“整体性”，具体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关系，使得“文学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性”研究，也不简单地就是与一定社会语境相关联的文学性研究，其中仍然是阿多诺所张扬的在其与社会之对抗中的艺术的“自主性”或“审美现代性”，而是纯粹的“文学”和文学性研究向着“泛文化”和“文化研究”的转变。如此看来，只是警告“仅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威廉斯是不够的”也是不够的，应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在此关联中“文学研究的角度”如何被“文化研究的角度”所重新构型，因为威廉斯于各种“文化”定义或“文化”观念的关联中属意的是由此而来的由精英向大众之文化权力的转移的所谓“文化革命”。如是而言，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文学研究”之真义就不是要废弃“文学遗产”，如所忧虑的，而是在“社会”中的“文学研究”。这是往后说，而于现在或向着将来说，则是“文学研究”之被一个日益增长的新的“文化”现实所“革命”。这场“革命”在辩证的威廉斯看来自然是“扬弃”性的，既有所革新，又在此革新中有所存续。

注释：

① Nick Steven指出：“在威廉斯早期著作中，存在有一个我将称之为‘文化唯心主义’的范型”，它“假定一种精英的文学性文化跨越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而对所有生活形式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魅力”。（Steven:24,4）我认为，“文化唯心主义”就是认定在文化整体中观念之对生活的优先。

② 译文参见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周敏译，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

③ 就威廉斯第一处定义的生活的“方式”是否即其第二处定义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指意系统”，笔者致信英国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教授，他在2006年6月5日的电子来信中答复如下：“关于威廉斯，我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威廉斯并不主张仅仅生活本身便可称作文化。其‘生活方式’一语，在他绝对是指生活实践之间的一整套联系，而这也就是一个意义的整体。但是我并不认为‘指意系统’是一个最能描述他所关心的问题的措辞。”贝内特回答了问题，但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Steven, Nick.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ism. Aldershot: Avebury, 1995.

[2] Storey, John.“Culture and Power in Cutural Studies.”载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等编《2005年中国—欧美文学理论国际论坛论文选编》。开封，2005。（未正式出版）

[3]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9.

[4]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5]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6] 陆建德：《词语的政治学》，载《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