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哲人仿佛自出生起便注定死后被追询与思考。他们气质冥然而尖锐不安，他们生长如乔木却忧郁问天，他们的思想如悬浮于空中的广袤的大陆，只沾有最杰出的灵魂脚下的尘灰，以此祭奠由思想与艺术所滋养的痛苦。

当代西方哲学是用德语写出来的。那些超越时代的玄想与对于存在本质反理性的构建让世人仿佛重读玛雅文的祭祀天书。人们对于德国哲人的印象停留在上帝置于秒针间的神话缔造者，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一切严谨深厚的品质，灵魂却可以在浩渺的高空缔造超越时代的哲学天国。 从启蒙主义的康德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黑格尔，从上帝已死的尼采到因纳粹而耻辱一生的海德格尔，德国的哲学不仅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玄之又玄，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哲人生命内涵的艺术，和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如作者所说：“哲学不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理论，而是对于危机的刻画和对未来的展望。”因此，思考是因为我们探寻于存在，也为了在历史对我们做出审判前，人类能做出最明智的抉择。

二

《莱茵哲影》所讲述的，不是“没有人”的思想，而是思想中的人，是时代中的学者在道德与实践上的洞见。20世纪奥斯威辛之后，“昨日的世界”因虚妄而倾圮，始于奥斯威辛的暴虐仍然蛰伏于人类敏感而孤立的神经。在人类灾难的20世纪，在血与火，信仰与谎言中整体迷失的德国，“一大批的哲人在纳粹时期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和鉴定力”。海德格尔的纳粹公案便是其一。在此，并不想过多地重复那段历史，它所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模糊的精神空间，在空旷中留待后人的汲取与反思。张汝伦先生把海德格尔的纳粹倾向划归为一种群体意识，并借此蕴含了对于现代生存方式的深度谛听与对于当代学者实践哲学与道德责任的重新审度。

对于海德格尔，《莱茵哲影》更多地将他作为一个让自己的喉咙发出尽量与那个时代合拍声音的失败的实践者。他让步的不是灵魂，而仅是一种思想的变相妥协。以哲学思考政治，却成了为民主自由与纳粹意识皆不容的中间人，思想付诸于实践的悲怆性莫过于此。20世纪的德国，反理性思潮和存在的虚无观如同骨髓中的毒汁，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无知觉中渗入人类的血液。 “返归于本原”使得德国的知识分子一度安于一种“天命”的存在。这种无法填补的灵魂空白使得拒绝现代性的纳粹意识趁虚而入，它被海德格尔在内的众多哲学家认同为“德国某种方式的天命，一切在于为它创造一个理智和道德的核心。”虽然奥斯威辛后的今天，这是一种以血腥为代价的荒谬意识，但在那个因思考而悲怆，因悲怆而荒诞的时代，虚无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是一种真正致命的暗伤，然可怕在于德国人选择以一种扭曲的历史使命感来治愈这不可见的伤痕。

德国哲人“开始说话”于人类深重的20世纪，这种“声音”来自于他们精神的高傲，以致演变成 “愚蠢的傲慢”。对于“贵族意识”与独立思想的过度信仰使得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结束纳粹的罪恶统治” 。也许海德格尔只是20世纪众多思想与现实行为相背离的目击者和牺牲品。在“何谓学者”一章中，张汝伦先生引述了伽达默尔的一段话，这段话明智而含蓄地点出包括海德格尔在内一批德国思想家群体迷失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学者必须说的是在将来才得以认同的真理，这是学者的悲剧，虽然学者是他的时代和世界的孩子，他却总以一种沉重的孤独超越他们。而他自己对于周身事物的鉴定却是不合格的。”

《莱》中认为，海德格尔对于政治的期许上是幼稚的，这种幼稚也许在于他过于执著地将属于未来或是属于某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放之于20世纪的背景下，如此实践的后果只有在道德践踏于魔鬼的脚下时，“幻想魔鬼的善意而与魔鬼妥协”甚至以“必然性”及“天命”的措词摒弃了德国哲学传统的道德与人格。“真正哲学的洞见与时代协调性在于哲学家如何在哲学与政治的张力中保持实践的理性”，而海德格尔道德与思想的实践却在一个十岔路口上彻底迷了路。如若加、伽达默尔所述的“鉴定的力量”足够强大，历史也许会避免人类在20世纪崩塌于一场暴虐的深渊。

然于我所思，《莱》中作者所窥见的德国学者道德责任上的深度裂痕更应是完全曝露于那个时代的日光之下。德国哲人的群体“迷失”与其说是对道德责任的背叛，倒不如说是是在集体走向中对于极度责任的承担；与其说是对自由民主的亵渎，倒不如说是从未真正接收民主政治。当瓦格纳以雄壮的歌剧为德国创造一个民族的神话；当1848民主革命的失败刺痛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继而论证民主的缺失与软弱给予这个肩负沉重的历史感的民族深不可知的危机；当纳粹意识中的非理性主义与德国哲人拒绝启蒙思想的虚无主义在某些方面有相近的倾向时，我们不能不说，精神分裂的德国已经在深刻的歧异中构建一种通向纳粹意识的文化传统。海德格尔在生前唯一一次对纳粹倾向的正面回答，其中解释并仍执著于自己的思想倾向，事实上，海德格尔若是没有出任海德堡大学的校长，亦或称为一个反纳粹的斗士，他仍可能因思想与纳粹意识相近的倾向而被投之于批判的深渊中。而德国的哲人更多地是把这种思想倾向化成引领历史的责任感。学者道德趋向的迷乱是《莱茵哲影》中所批判的，而一种扎根于民族土壤的精神负荷因为思考于德意志文明的出路，而陷于罪恶的帮凶的可耻地位。而因为德国学者“愚蠢的傲慢”，在“学”与“德”中，他们摒弃了后者，而被列入“政”的争论当中。海德格尔真正用生命实践于哲学，却在背负历史责任上输掉了真正的贵族精神。

《莱茵哲影》的灵魂来源于时间横纵中对于学者道德使命和历史使命的深度思考与批判。一个沉稳而优秀的民族，却在日光下划出人类最深的伤口。一个建立最复杂的哲学体系的天才，却在从高空着陆于大地的一刹那迷失了方向。“江河之远”与“庙堂之高”，所孤守的视野不一样，就注定承担不同的历史责任。如作者所说，“海德格尔若是之于中国，也许就只是‘盖棺定论’了。”对于我们的民族，罪恶的转移已被历史默认而成为堂而皇之的结局，这是理应我们民族的知识界思考着的。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而在每一场灾难后的反思中，却逃避了与他们的人格相匹配的应有的历史责任。“擒贼先擒王”是一种战法策略，无须演化成对参与者变味的“宽容”。文明的进程也绝不是在历史的溃疡中扭捏出伤痕的文字，人是自己的大陆，在灾难之后的沉思中更应如此。

三

我想说说阿伦特，海德格尔一生的情人。她的生命是对于哲学实践与独立人格最完美的祭奠。没有华丽的哀辞，只有生命的真挚与冷静的目光。

20世纪真正用苦难开发了人的价值，也因它的荒诞与悲哀，剥离了人类脆弱的神经。汉娜•阿伦特的确是那个时代精神信仰的边缘人，她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因为边缘，所以她足够清醒。张汝伦先生在评价阿伦特时称她“始终是汉娜•阿伦特，一个‘不用扶手思想’的人。” 在犹太人认同问题时，阿伦特提出“贱民”的概念，并说明“自觉的贱民”是从皮肉一直到骨髓都是反叛而独立的，“他们的脊梁上顶着‘世人皆欲杀’的嫉恨。”他们自觉地实践自由，却并非自觉地认同一个群体。阿伦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历史的1939，1940，1942，人类的生命因为血统，种族，信仰而彼此挣扎于不同的苦难。当这种苦难终于被推上审判的坐席，当屠杀了百万犹太人的艾希曼预备被以色列作为一种象征来接收审判时，阿伦特穿越复仇的烈焰，平静地告诉犹太人：“正义本身是一个普通的标准，艾希曼应该是反人类罪，而并非反犹太罪。”她甚至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认为是犹太领导人的逆来顺受使纳粹的罪恶“最终解决”。这样的言辞换来百般羞辱，甚至称她为“一个纳粹的支持者与艾希曼的无耻辩护者”。《莱》中认为，“阿伦特着眼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行为本身”。她是犹太人中“自觉的贱民”，能够在人类灾难的癌瘤后用自由的手术刀划出治愈癌瘤的伤口。作者说到，“因为她的边缘，维持了她在社会中生存的自尊。”她所认同的并非局限的种族思想，而是一种“自由与真理的尊严”。这是真正的追思者，未尝滥情于历史的伤感与复仇中。这也是真正的实践者，其洞穿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而是一部行为意识的卷宗。不仅仅是之于海德格尔，之于犹太人，之于历史，阿伦特都是一块完整的，真实的大陆，精神与行为的大陆。较之于海德格尔，她更为理性而明智，这种理性或许来自于她局外者的眼光，她承担与自己的历史，却并不如 海德格尔一般真正将生命与实践忘我地融合，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

在那个以荒诞导演秩序的时代，哲人的生命内涵是对于其哲学思想最贴切的诠释，海德格尔如此，阿伦特如此，对峙亦或奴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亦如此。《莱》中的哲学的灵魂是对于生命自身的实践，时代的洪荒仅是将学者的生命内涵置于浓重的背景下得以凸显，而并非是左右他们的唯一法则。

四

《莱茵哲影》的开篇论及“何谓学者”的命题。深刻艰辛却极少为现代人所共识。我们无法对于一个漠视于人类暴行的天才学者挤出些许敬意，否则真理将会奴颜地屈膝于荒诞的狰狞中。现代人以欲望的为托词，“将一切怯懦，庸俗，乃至罪恶归结于环境蓄意的捉弄”学者的历史使命与责任道义被冷落于一个民族深重的灾难之后，“毕竟书生”成为可耻的标榜。张汝伦提及费希特理想的学者风范时却深叹于其陈义过高，这种崇高让漠视于学者内涵的人“倍觉难堪”，其命运只有被谋杀以换取世人心理的平衡。20世纪被虚妄与谎言灼伤后的世界，学者的历史使命仅停留于忏悔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否则停尸待葬的暴政“木乃伊”则被钉死在棺木中不会在文明延续的今天“借尸还魂”。

张汝伦引述了伽达默尔关于的“学者的态度”作为当今学者道德的底线，其一“埋头于真理的探寻中”其二“有着对于周身事物合格的鉴定”其三则是“谦恭的态度”。这不仅仅是道德的底线，更是使得人类的群体意识不致脱缰狂奔的最起码的拴绳。

现代德国的思想界的确应该对于他们的先祖的石碑静默思过，那么我们呢？是手舞足蹈地置身事外，亦或由倾听转为汗颜再由汗颜转为深思最后发出一声急不可待的呐喊呢？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当物欲污浊了视野，当庸俗成为一种默许，学者之道义与责任何存，何在，何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