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批评理论特征及其留给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遗产。作者认为，德里达留给后人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本文之封闭结构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和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从而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在新的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在这一时代，虽然解构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构的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

【关键词】 德里达/解构/文学理论/文化批评

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理论的一代宗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于2004年10月8日在巴黎与世长辞。毫无疑问，这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至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在这样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命运及其在未来的前途将如何？正如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所哀叹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1](P1)确实，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文化理论并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事实。照他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1](P7)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1](P222)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注：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理论界的最直接的两次反应分别是2003年5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编委会会议以及由清华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合作于2004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Critical Inquiry:Ends of Theory?)国际研讨会。两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均对伊格尔顿的偏激观点提出了反驳和讨论，并为今后理论的反展和可能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提出了建设性的见解。）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这位当年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倒是难以令人理解，因此，在理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今天，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的解构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今天纪念德里达，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在新的世纪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这也正是本文在对德里达的批评遗产进行简略回顾之后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对于德里达的去世，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响应地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曾经在德里达生前激烈批评过他的伊格尔顿对英国学术界的反常性“沉默”感到愤愤不平，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读懂德里达”。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理应作出自己的反应。德里达虽然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去世却在哲学界产生了远非人们所预料的那种反响，这与他长期以来在正统的经院哲学界的“边缘”地位不无关系。据英国《卫报》公布的统计数据，在回答“你了解德里达吗”这个问题时，人们的迟钝反应着实令人吃惊：“解构主义什么的我说不上来……我觉得他很重要，可弄不清楚为什么”；“像我这样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哲学家，竟对德里达所知不多，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中的某些人拒绝他。我并不拒绝他，但我对他了解得也不够，无法对他进行总结”；“谁？我不知道你在说谁。我正在和伦敦城内的一帮大学者们开会，可谁也没听说过他。如果你有问题，我可以到Google上查查他”。【２〗尽管对他大加赞誉和推崇的人更占多数，但上述三位颇有身份的大知识分子的近乎“冷漠”的“评论”却不禁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德里达一生都处于一种“颇有争议”的境地。但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他发表什么样的批评文字，无论关于他举行什么样的活动，都会在当代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反响。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和思想家的德里达应该对自己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之无所不在感到满足了。1992年，为了表彰德里达对当代思想和文化的卓越贡献，英国剑桥大学试图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但这一动议一经传出就在校园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校方不得不将这一动议付诸全体教授投票表决。虽然最后投票的结果是336:204，德里达最终获得了荣誉学位，但将一个本来完全可以由校方独立作出的决定提交教授投票表决，这在剑桥大学近30年的校史上仍是首次。由于德里达的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想象力的巨大影响，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最终却未能在去世前得到这一崇高的文学荣誉。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经院哲学的反叛和解构。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将自己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他在正统哲学界所遭到的非议就是在所难免的，而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所受到的空前礼遇也是不足为奇的。几乎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一经出版就很快有了英译本，几乎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都邀请他去作了演讲或授课。在他那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德里达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由于他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融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分，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他在正统哲学界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在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界的地位那样显赫。

毋庸讳言，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一般总认为，德里达的著述十分艰深难读，即使是阅读斯皮瓦克的英译本或卡勒的阐释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应当承认，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相比，德里达应该算是十分幸运的，他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国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yak)、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这三位美国学者中，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德里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准确地译成英文，并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艰深解构思想，为其在美国批评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一书则是全面阐释德里达的早期理论的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米勒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及时跟踪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及时将其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具体化在文学批评和和文本阅读上。有人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批评界的翻译和阐释才使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美国变了形，由一种艰涩的哲学思想变成了批评家可信手拈来使用于文本阅读和批评实践的方法和策略。这既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他的大幸。我们若仔细考察始终受到德里达本人鼓励和支持的“耶鲁学派”成员们的批评实践，就不难看出，这种“变形”恰恰是德里达本人所认可并希望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位美国学者以及其他“耶鲁学派”成员们的批评性阐释甚至争辩，德里达早期的那些高深理论和艰涩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哲学学者们的书架上赋闲。

本文在对德里达的批评思想之于“后理论时代”的意义作出评述之前，再次对德里达早期的批评理论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将德里达对人类思想的贡献放到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学背景来考察，或者从他对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着眼，便可看出他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主要创新。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写作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德里达的学说之于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颠倒写作与口语的等级序列，从而实现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也即反对所谓的词语中心主义。在他看来，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都贯穿着一个中心，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曰词语中心，而这个中心实际上又以语音中心为其核心和基础。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言语优先于写作（即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特权就是词语中心主义的经典性特征。这种观点和方法对阅读历史文本和从事文学批评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今天从文本中获得的意义并非是首先通过声音实现的，而是首先从前人写下的文本的书面语中获得意义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语音中心主义始终占据的大厦。

（二）差异与延缓。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等文集和专著中，反复在一些文字上做游戏，其中一个颇为令人玩味的例子就是“différance”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不存在，但根据这两种语言的构词法（即有时两个词各取一部分相互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德里达自创了这个蕴含丰富的新词。但关键的问题是，德里达的目的并不在于单单创造一个新词，而是借助于这个多重含义的词来表达自己的不确定的玄学假想。我们若是也使用德里达本人的惯用阅读方法，将这个词的结构拆散并分解，便可看出，这个词实际上既非主动、又非被动地将动词différer的含义的暗合性结合了起来：第一个意思是差异(difference)，主要是诉诸空间；第二个意思是延缓(différé)，主要是诉诸时间。德里达认为，语言不过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最后的结论是永远得不出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始终是一种互文的关系，因而对文本的阐释就形成一种“阐释的循环”。这一思想用于文学批评，实际上为批评家寻求不同以往既定解释的新的意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翻译确立了合法性。

（三）播撒和分解。德里达在出版于1972年的《播撒》中，又将différance这个词的含义扩大了，即由原来的差异—延缓，发展到播撤(dissémination)。由于文本间有着差异和间隔，因而造成了延缓，对于信息的传达就不能是直接的，而应当像撒种子一样，将信息“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3](Pxxxii)，不形成任何中心地带。这实际上是他一贯反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继续。所谓“播撒”就是要“颠倒所有这些恢复了的主宰姿态。它试图挫败这样一种企图：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义或知识，它也想通过某种无法控制的过度或失落来打破意图或希望的巡回。”[3](Pxxxii)毫无疑问，这种“去中心化”的解构思想始终是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消解中心、批判现代主义等级秩序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德里达留给我们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对（结构主义者眼中的）文学本文之封闭性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走向末路之后所出现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以及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所有这些洞见均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笔者认为这就是德里达留给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遗产，也是他至今仍对这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重要意义。

早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刚刚开始介绍到中国，笔者就曾为之推波助澜，并对他的批评思想以及对“耶鲁学派”(Yale School)的启迪和影响作过评述（注：在这方面，主要参阅拙作《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应该承认，作者当时对德里达以及耶鲁学派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卡勒的著作《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1983)之中介。），在这里只想补充说明，“耶鲁学派”批评家对德里达的接受决不是完全的和毫无保留的，而是在更多的层面上加上了自己的各取所需以及主体性阐释和创造性发挥；（注：参阅拙文《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但在本文中作者已加进作者本人对“耶鲁学派”批评家们的最新了解和理解。）而且“耶鲁学派”本身在批评观念上也并非一个整体，它的成员对德里达理论的接受和批评实际上大相径庭。这里不妨引用对解构批判得最为激烈的“耶鲁学派”成员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他和德里达等人的论文合集的序中的一段描述：“德里达、德曼(Paul de Man)和米勒无疑是蛇一般的解构者(boadeconstructors)，毫不留情，影响重大，尽管他们每人都对自己那反复冲破词语的‘深渊’方式颇为欣赏。但是布鲁姆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则仅仅是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onists)。他们有时甚至写东西反对解构主义本身。”[4](Pix)也就是说，他本人和哈特曼只是曾一度信奉过德里达的某些教义，而实际上并非真正的解构者。而且确实，在这四位学者中，布鲁姆从一开始就与德里达在很多方面有着分歧，并且对解构主义的教义批评得最为激烈。（注：在解构大潮消退多年后，布鲁姆仍对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各种后现代理论持激烈的批判态度。1999年5月笔者在耶鲁大学讲学时，有幸旁听了他两节关于莎士比亚的专题研讨课，并应他邀请去他在纽约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寓所长谈。他当时针对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冲击指出，“理论已经死亡，而文学则将永远存在下去。现在的不少理论家写出来的文字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互相流传，互相引用，根本没有读者。”看得出来他对后现代理论已经积怨很深，大有将其扫平之势。）但尽管如此，布鲁姆仍然在实践上难以摆脱德里达影响的阴影。他从解构理论中获得启示，并将其用于对既定的文学经典的“解构”和新的文学经典的“建构”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这两本著作中，《西方的经典：作品和历代的学园》(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和《莎士比亚：人性的创造》(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前者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厚今薄古”的“误读”思想，试图对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行解构，以便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超出文学边界的“经典”，后者则对以往一直延续下来的莎学传统进行解构，试图通过对莎剧原作的重新阅读来再现莎士比亚的富于人性的天才。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和杰弗里·哈特曼三人虽然对德里达的理论推崇备至，而且与他本人私交也甚好，但他们对德里达理论的接受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德曼主要从德里达的“悖论”概念中吸取灵感，用于对浪漫主义修辞的解构和对意义的终极性的怀疑，他的着重点是由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意义来重新发现其中的修辞之张力；哈特曼则更加看重解构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承传关系，并认为这是超越新批评的“文本中心”意识走向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米勒虽然自始至终捍卫解构的原则，但他更乐意将解构当作一种文本阅读的策略和阐释的方法，有时他也写文章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解构[5](P1-21)，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则注重对文学文本其固有的内在意义进行重新阐释。近几年来，随着他对中国的频繁访问以及和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诸多中国学者的频繁接触，他已经自觉地利用解构的原则对比较文学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的“（英语）语言中心主义”观念进行解构。他认为学习世界文学课程，如果不把中国的《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当作必读书是不全面的，在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原文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通过英文译本来阅读。为了表明他本人对学习中国文字的重视程度，他甚至公开宣称，“如果我再年轻20岁，我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注：参见米勒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球化与文学研究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The(Language)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北京，2003年9月6日。）因此，我们今天在讨论“耶鲁学派”时对其不同的批评取向不能一概而论，尤其应对他们在解构大潮衰落之后的不同态度作出批评性的鉴别。

今天，随着20世纪80年代德曼的去世和米勒的离开耶鲁，以及90年代哈特曼的退休和布鲁姆的批评观念的转向，“耶鲁学派”早已成为历史，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却不同程度地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之后的各种批评理论产生了影响。“后理论时代”是一个群芳争艳但没有主潮的时代，各种话语力量和批评流派都试图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库里攫取自己需要的资源，而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话语力量不断地尝试着从边缘到中心进而消解中心的运动，而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更是进一步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为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走向世界进而达到与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的境地铺平了道路。在这方面，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并且有着犹太血统的德里达和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赛义德等人的“解构”尝试就尤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在当今仍活跃的一些理论争鸣和批评话语中见到“解构”的踪迹。

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教义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叙述”的区分实际上就消解了所谓历史的“客观性”的神话，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历史”只是一种“文本化了的”(textuslized)历史，而真正的历史事件则是不可能完整地、准确地再现的，它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撰史者根据历史的必然逻辑来想象、推测以及文字上的组合和叙述来完成。在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尤其是在斯皮瓦克和巴巴的批评文字中，对殖民主义霸权的解构和对民族与叙述的重新阐释都可从德里达的理论中见出“踪迹”。（注：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在世纪末的最新发展走向，参阅拙作，《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2页。）而崛起于近十多年的文学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和对自然生态的“文本性”恢复。甚至对“全球化与文化”这个问题的讨论，德里达也发挥了自己的解构才能。他于2001年9月来中国访问，并在一些大学发表了演讲。在这些演讲和座谈中，他多次被问及对全球化的看法。他认为，若用于文化领域，“全球”(globe)这个术语并不准确，因为地球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方是人所不能生活的，因此，用法文词“世界”(monde)一词来表达更为准确，而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化”(mondelisation)。在最近十多年内崛起的文化翻译领域，德里达及其解构的影响就更是明显。从解构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不可终极性这一既定的思维定势出发，德里达还在一篇讨论翻译的论文中对翻译的标准问题作了描述。在他看来，“没有一种翻译策略能够一成不变地紧紧依附于文本效果、主题、文化话语、意识形态或惯例。这种关连对于文化和政治情境而言是偶然性的，在这种情境下便产生出了翻译者。逐字逐句的翻译策略实际上已经在翻译史上被人们反其意而用之了”。[6](P172)因此，他认为，“简而言之，一种确当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也即一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总之，一种履行了其职责、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义务的译文，同时也在接受者的语言中为原文铭刻上了比较准确的对应词，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的，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处的，最适宜的，最直截了当的，最无歧义的，最地道的，等等”。[7](P177)应该说明的是，德里达并不反对标准，他所规定的上述标准显然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因为按照解构理论的原则，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毫无疑问，这种真理的相对性原则也为译文的不断修改更新铺平了道路，为文学名著的不断重译也提供了理论的依据。由此可见，解构的碎片仍然在发挥余热，解构的力量仍然存在。即使在今天这个“后德里达时代”，作为本体论的解构理论思潮也许早已衰落，但作为方法论的解构却依然在发挥其批评性功能，这就是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留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遗产。

【参考文献】

[1]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2]　中华读书报[N]. 2004-10-20.

[3]　Derrida, Jacques. Dissemination.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4]　Bloom, Harold.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Seabury Press, 1979.

[5]　Miller. Wil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rriv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J]. Tamkang Review, 2000, (31).

[6]　Venuti, Lawrence. Introduction to Derrida‘ 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69-173.

[7]　Derrida, Jacques. What Is a ‘ Relevant‘ Translation?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7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