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时代和思想背景。本文首先论述了作为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的童年经验、法国巴黎高师的求学经历的外在影响。其次，德里达从胡塞尔、索绪尔、海德格尔的身上也找到了相应的内在思想资源。最后，他的文学批评是延异哲学，也即解-建-构语境。

【关键词】 文学批评 在场 逻格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是以解构为显著特征，以文字学 作为实践的方式，辅以延异、增补、痕迹等手段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打破了西方的逻格斯中心、语音中心主义，形成了一种在场的文学批评思维模式。文学，不再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文学，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将文学作为一种体制（也有人将其institution译为惯例、建制，笔者认为体制更为合适），正是这种体制作用，让从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时代开始的文学实质，在德里达这里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含。德里达开启了一个时代。正如加拿大学者布鲁塞尔（Bressler）教授在《文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解构论的兴起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的挑战，同时也追述了现代精神的历史与内涵。[1] 关于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在西方有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要素说；而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要走近作为哲学家、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德里达，我们就不得不对它的文学批评思想的理论资源作一番清晰地梳理，这样的工作有利于我们更深层地理解德里达的文学批评的实践，以及德里达在西方语境以及中国本土语境为何如此的时髦和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一）作为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的童年经验和法国巴黎高师的求学经历

（1） 童年身份的异质性与思想的反叛--即延异

从作为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的童年经验以及成长经历，可以看出犹太人这样的出身背景，影响了他在许多问题思考的角度。这样的经验、经历，使他心痛，也成为形成他复杂思想的难诉之言，就像思想的一个断裂，开始使他对以往形而上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产生了切肤之痛。捕捉德里达的童年生活形态，探寻形成德里达思想最初的理论资源，似乎是我们认识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真实面目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

德里达出身在一个以平庸刻板而严格遵守犹太教教规的犹太人家庭。自幼，他不得不参加为数不少的宗教仪式。但是，这种特殊的犹太教文化氛围不是纯正的犹太，而是成长于阿尔及利亚的法语文化。德里达很自然地听到人们用阿拉伯语交谈，但因为学校长期禁止学生讲阿拉伯语，导致了他几乎不会讲自己的语言。在这样一种异质的地域文化氛围中，德里达别无选择，他只能选择法国文化；但他永远涂改不了他的身份--阿尔及利亚人。从此，身处在阿尔及利亚的讲法语的犹太人社区中，在身份认同上总有一种失宠和流浪感觉，一种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感觉。问题的实质不仅是语言（语种）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这儿，隐藏了他与法国文化的最初裂痕：法国人曾作为上等人统治过他的家族，他必须从自己所讲的语言出手，才能复归他的母语的存在和身份的认同。

对于德里达而言，他的身份上的外在性，只能被重新命名或者认同，无法超越，无法消除，它是永远的，也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克服了此在的外在性，一定会同时生成彼在的外在性。身份的认同实际上是对自身差异的一种外在性趋同，所认同的正是自身的差异，也就是没有自身或排斥自身的差异。这种异质的成长环境，也为他的后来解构的思想埋下了反叛的种子，这样的复杂的精神背景也同样影响到他后来的写作风格和态度：他始终有种游离于西方（法国、德国、英国、希腊）文化之外的感觉，德里达以旁观者（外在者）的口气追问西方哲学文化的源头，并以这种姿态写作

19岁时，德里达第一次离开家乡，并且来到法国，参加为升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预备班考试。当时正值二战期间，作为曾祖居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德里达在家乡就曾被种族主义者逐出学校达一年之久。踏上法兰西土地后，生活也极其艰难，他当时住在寄宿学校，第一次考试也失败了，大病了一场，所有这些经历都是痛苦的。幼年时的体验使年轻的德里达产生反叛心理，他急于脱离犹太人的文化，但尚未在法国立足，又一次加速了他的精神漂泊的痛苦和处于没有归属状态的恐惧感。尽管，接下的考试他成功了，但想脱离以前的文化，并非易事，而且他曾经有过的精神创伤也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反叛的灵魂深处。

令人欣慰的是--他进入了高师（请注意：这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训练场所，在以前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等的很多哲学家，都曾在这儿系统地学习过哲学，这些人的思想成为他后来思想形成的宝贵资源）。

（2）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文学家，只是一个书写者，在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空隙写作。

在高师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气氛再加上名师的指点，为德里达读书和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家的著作。在高师的环境中无疑是非常适时和便利的。在这个产生重要的法国思想家的摇篮里，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启发了他的哲学文学化和文学哲学化的思维方式；认真研读卢梭、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列维―施特劳斯等哲学家的著作，使他对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变革，以及对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有着全面而深刻的感受。从传统意义上讲，以上德里达所阅读的都是哲学家的一些文本。无疑，这样的知识背景为后来对于其解构不在场的形而上学体系、逻格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除了哲学著作的阅读，德里达还阅读了大量法国近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文论等等，他开始加强了对文学家的研究。这样的阅读历程，为我们研究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法国的当代文学勒维纳斯、巴塔伊、阿尔陀等文学家的著作的阅读，也纷纷地加强了德里达对有着切肤之痛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再度产生了迷茫和怀疑。这种怀疑促成了他对于法国文学界的状况的不满，并与德里达从小由于异质文化而引起的反叛思想不谋而合。恩格斯说过，愤怒出诗人，而在中国不平则鸣也同样说明了，痛苦，尤其是精神上的漂泊感会促使作家拼命地阅读和发愤著书。

在这么多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中，法国现代思想家萨特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萨特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兼有哲学家与文学家双重气质。这位在整个西方哲学界、文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哲学家，对青年德里达也同样产生了重大的人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德里达后来消解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而且将一切的文本看成是文学的。因为西方的哲学是柏拉图在驱赶了诗人（文学）而导致的西方形而上学、逻格斯中心主义。德里达现在要恢复 在场的形而上学。萨特的文本的双重性，或者说将哲学重新恢复和归属于文学传统上来，成为德里达今后对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的文本双重解构依据所在。后来人们问起德里达自己的思想形成时，他总是提起萨特的作品，口气总是充满着恭敬。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中德里达获益极多。他顺着萨特的文学作品，又读了布朗肖（Blanchot，法国现代作家）、巴塔耶（Bataille，法国文学家）、阿尔托（Artaud，法国剧作家）等人的文艺作品；顺着萨特的哲学思路，很快接触到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特别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上这些，奠定了德里达后来作品的基本风格：写在文学与哲学之间。但是，从60年代初开始，德里达不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发现萨特式的提问并不充分，太形而上学化了……而且忽视了本世纪的其他作品，或者是他从未谈及的，如阿尔托；或者谈得很少的，像马拉美、热内。于是，德里达开始独立地提出问题，文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厘清文学与哲学两个概念在德里达的文学批评中的含义，也即我们前文提到文学哲学化、哲学化文学的写作）成为他真正研究的重要领域。

可见，这样的出身背景与学习经历，给他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主要是潜意识的影响、向内的；然而，真正形成自己的思想，还是建立在对于胡塞尔、索绪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的批判和吸收上，因而它是实践的、外在的。

(二) 胡塞尔、海德格尔、索绪尔等对德里达思想形成的影响

任何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资源都离不开传统和当代的影响，德里达正是在对传统和与当代学者文学批评的争鸣中，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体系[2]。从现当代这些哲学家、文学家身上，去探寻思想和传统对于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对理解德里达的思想的形成和它的理论内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从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找到延异

德里达思想的理论来源应该追溯到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一书[3]。在《几何学起源》的读解中，他不同意胡塞尔论述的活的现在的观念，他认为没有活的现实。所谓现实都是过去传下来的，向未来伸展，现实不可能留在点上，现实生活中没有零点。这表面看来是差异，实际上是延异，即非心非物的状态。这是德里达理论的一个基点。（在差异这个词的基础上，德里达创造延异这个名词，本文在下面谈他的批评实践时，将会进一步分析。）当理想对象进入历史时，也就是说，当它们被记载下来时，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具有了时空性？这就涉及到胡塞尔核心问题，虽然胡塞尔的整个超验现象学探讨的都是这个问题，但它把一些问题--如语言的必然性--带入了超验现象学的方法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之中。正如德里达所说，胡塞尔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写作逻辑对现象学的威胁[4]。相反，德里达所关注的是胡塞尔现象学不是经由思想而产生的公理体系，也就是说，它的‘原则之原则‘，即它的直觉主义、它给予活生生的存在的绝对特权、它对它自己的现象学语言、对超验话语的毫不关心[5]。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已经见到，理想对象在作品中的表现就是它的理想形态。对胡塞尔来说，只有通过能够一次一次地活过来的书写、文献和语言，理想对象才能成为一种耐久的实存，一种永不停息的存在，在口头交流中它们是不可能成就这一点的。像几何一样的理想结构沉默在书写中，成为可以产生某种效果的内在力的交流[6]。胡塞尔是认为声音相对于书写而具有形而上学的优先性；他的全部有关活生生的在场的理论都会迫使他得出这一结论。对他来说，书写产品或者说沉默永远可以转换为声音，都只不过是声音的复活。但是，声音与语音之间的断裂，最终迫使了在场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主义（或曰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分离。

符号是胡塞尔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的符号理论，在语言、文本和解释这些词的使用上，与这些词在我们当今的用法上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理论主要是从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把语法主要看成是逻辑的。他的符号理论假定表达与意义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而德里达认为，传统的历史观是将历史看作意义的历史，存在的世界才是意义的世界。而意义的历史就是显现的历史或历史的显现，总之是presence。这是将物质性的实实在在的历史当作精神的意义的历史。德里达要破除的，是这种永恒的不间断的精神的意义历史观，而不是要取消意义和历史，他要表明这种不间断的精神的、思想的历史，是一种先验的幻象，是逻格斯中心论的结果。正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部分所说的那样，表达并不是某物的符号（象征或标记），而是具有不容许歧义的理想意义的。我们人类的境域是一个基于完全可以相互理解的表达能力的共同体。在这个境域之内，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周围的每一件事物描述为客观存在。客观世界从一开始就属于所有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一个世界境域的人[7]。但是，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他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激进的改造。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把转向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幻觉视为一种纯粹的浪漫主义，一种对前历史的和神话的经验的兴趣。这样，胡塞尔忽略了实际问题，没有看到一切事实都发源于普遍的本质的人类状态，在其中，贯穿在所有史实之中的目的论原因明显可见。他在此所思考的问题涉及了历史的总体性以及最终给予历史统一性的总体意义[8]。

可见，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符号的数学化和逻辑化导致了它与意义的差异 ，在胡塞尔那里，书写被弱化，次级化。德里达将语音中心论提到表面，将言说与书写的传统区分，归于在场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追求。德里达认为书写，恰恰是一种延异的痕迹，从不曾比言说次级，但也不是要将书写代替言语的位置。他要在延异的张力中，给予意义的源初性，而无源(non-origine)才是源初性的[9]。这个意义已不是绝对自身同一的永恒真理，而是生成与生成的延缓、耽搁。然而，延异基础上的意义如果能给予我们一种解释的自由，那么这自由既带来了多元的意义、历史，同时又极易消解相对稳定的意义和历史。这样的过程就是解--建--构的过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还能不能相互谈论意义和历史？因为意义和历史随时都可能崩塌，它们成了建基于沙滩上的大厦。意义与历史毕竟要在人们的普遍视域中，才成其为主体间的意义和历史。在反本质主义的同时又极易滑入相对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顽症，德里达也概莫能外。

（2）从海德格尔的解构到德里达的解-建-构

德里达之所以提出解构这个概念,起初是针对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解构)这一概念。Destruktion在德文里具有从结构上、本质上进行摧毁、捣毁和毁灭之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开始，就提出了一项解构本体论的任务,试图利用Destruktion(解构、解析)来克服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直到尼采为止一直点统治地位的konstruktive(建构的)形而上学。然而，海德格尔的解构，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本体论进行解析或者批判，尽管，他说这一解构不要认为是摆脱本体论传统的消极任务，其实这种解构工作只是要标明本体论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10]而德里达的解构显然，既要解（De），又要建（Con），于是在德里达的文学批评中又多了一个新词解构（Deconstruction）。

我们先看看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认识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影响。在德里达看来，真正把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解放出来的正是尼采，而不是海德格尔。对于尼采，德里达与海德格尔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德里达让尼采进入了游戏。人们要想在存在的最终结果中思考存在的真理而不是西方的存在与存在者差异[11]所左右，就应该沿着尼采的路线而不是海德格尔的路线行动[12]。德里达立即又补充说，这一步骤在当今无疑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可以揭示它是如何酝酿的[13]。显而易见，这个尼采不是海德格尔在讲座中所构造的那个体系化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以前并不为人所知的解构能力的尼采。海德格尔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即关注他的哲学的可能性条件、他的结构性原则，也就是说，家园、邻近性、存在、在场以及认同原则。与此相反，尼采是一个教导我们思考差异，学说不同语言和同时创作不同文体的思想家：尼采提醒我们，如果风格存在的话，它一定会是多元性的。[14]而海德格尔用Destruktion(解构、解析)还不够，因为这个词只表示否定，而没有肯定，因此德里达提出De-kon-stuktion，即解-建-构的哲学。

当然，在海德格尔这里，德里达不仅找到了文学批评中运用的解构概念。而且，他又要彻底地打破传统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在解构意识的支配下，寻找真正的书写，从而替代逻格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要找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依附点，在德里达看来，这是一个抓点。在所有这些依附点中，存在者状态--存在论状态的差异作为差异的最终规定――无论它对这一阶段来说是多么必要和关键，奇怪的是，在我看来，它仍然处于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 [15]。在这儿，海德格尔所谓把古代本体论流传下来的内容解构为一些原始经验，乃是对传统的概念语词进行思维性的追溯，追溯到希腊的语言，追溯到语词的自然词义和其中可以发现的语言的被隐蔽了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实际上乃重新唤醒了希腊思维及其使我们感染的力量。[16]但是，这种对于本体论和存在意义上的追寻，无疑又形成了新的语言学的霸权，在德里达看来，只有涂改(rature)是一个时代的最终文字。在场的先验所指隐没在划痕之下而又保留了可读性，符号概念本身被涂改而易于阅读，遭到破坏而又清晰可辨。这种最终文字也是最初文字，因为它能给存在--神学给在场形而上学和逻格斯中心主义划界。[17]

同样，德里达在1964年的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论E. 勒维纳斯的思想》中说道：《存在与时间》可能只支撑了一个论题：即存在是不能与对（作为时间展开的）存在的含括分开的，存在已经就是对主体性的呼唤。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至上并不依赖显见之理：要认识在者，就得已经理解那种在者之存在。肯定存在对于在者的优先性就已经对哲学的本质做了表态，就是将与某人这种在者的关系（伦理关系）服从于某种与在者之存在的关系，而这种无人称的在者的存在使得对在者的把握和统治成为可能（即服从于一种认知关系），就是使公正服从于自由……一种在大写的他者核心处保持大写的同一的方式。[18]海德格尔解构了以往的本体论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又形成了存在意义的形而上学，使一切的解构服从了这样的公正和自由。而这样的解--建--构何来？德里达反复地强调，应该将语言看作书写，言说的语词是业已中断的符号，在本体论不可归的路上，被失去意义的语词本身并不作为单个的语词存在。而是一个差异的系统。

这就让我们回到对索绪尔的语言的僭越，看德里达对语言怎样进行僭越，并且发现自我在场和书写这一重要的过程。

（3）从索绪尔符号的系统到差异的系统

索绪尔谈到的僭越，即文字在代替自身的根源，代替不仅会产生其根源而且从它自身产生这一根源的东西时使用暴力（对权力的颠覆），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常。这里面就产生的语言的差异。语言在索绪尔这里被界定为一种符号系统。因此，德里达称符号学的索绪尔派，是现代符号理论的典范，这种类型的符号学既包括20世纪初随着费狄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而产生的符号学，也包括它后来在法国结构主义中的众多重要代表。这种符号学在反对传统的符号理论时起着绝对重要的批判作用：它表明所指与能指是不可能分开的，所指与能指是同一个产品的两个方面，用索绪尔的话说，是一个双面的统一体。索绪尔强调符号学功能的差异特征和形式特征。[19]即德里达的差异的书写概念。

但是，他并没有质疑非直觉的本质的可能性，像胡塞尔一样，索绪尔从目的论上将这种非直觉的本质视为危机。关于书写符号的空洞的符号论（比如在数学技巧中）对胡塞尔的直觉主义来说，意味着使我们远离意义的明确证据，也就是说，远离所指在其真理中的充分呈现并因此开辟了危机的可能性。这就是逻格斯的危机。[20]也就是说，索绪尔的系统语言学并没有找到最初的文字，他将书写符号 的系统建立在空洞的符号论上，在德里达看来，这样的言语系统无疑成了毫无根基的高楼大厦，无论符号系统多么富于数学上严密和逻辑性，但终究陷入了新的新的二无对立的西方人种主义，或者说是语音中心主义。

索绪尔语言和符号学理论的图式，其用差异和关系来说明语言行为，正可视为解构主义，也即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语言观的先驱。对于索绪尔来说，声音只有当它们用以表现或交流观念之时，方能算是语言。而语言的中心问题便成了符号的性质：什么给了它符号身份，并使它作为符号发挥功效？所以每一个符号不是由基本特质，而是由使它与其他符号区别开来的差异所界定，语言因此被认为是种差异的系统。同时，区分了作为一差异系统的语言和使这一系统成为可能的言语行为；系统内部句法关系的差异和词形关系差异的区分；作为任何时间截面上一个系统的语言研究（共时）和不同历史阶段诸要素之相互关系研究（历时）的区分；以及作为符号两个构成部分的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如此等等，德里达注意到索绪尔语言系统中唯有差异，没有定项的著名论断，指出按照常识，人们毫不怀疑语言是由作为实体的词汇组成，它们一起形成一个系统，由此获得互相之间的关系。但是，索绪尔对语言单元的性质分析，却导向相反的结论：符号系某一差异系统的产物，它们不是实体，而是差异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语言并不是一个同一系统，而是一个差异系统。

大卫·沃特（David Wood）为我们总结了德里达与索绪尔之间的三点关系： 第一，德里达广义上同意语言对语言使用者所具有的优先性；第二，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对符号（sign）的解释与他赋予言语（speech）对书写（writing）所具有的特权不一致；第三，他挪用了索绪尔的符号的区分性（diacritical）理论，这一观点认为，语言（language）只是一个差异的系统。[21]显然，德里达的关于语言学科的文字学是在索绪尔的系统的符号语言学的肩膀上前行的。没有索绪尔的对于言语的差异的结果的深刻阐述，德里达就不可能找到差异的系统，这样的文字学，也是与德里达的延异与解构的核心思想下生成和向前推进的。如果说延异是不仅满足于生成的意义，而是要不断地去补充、找到书写的之间的痕迹，那么解构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具体操作的解--建--构。而我们后门讲的文字学变成了一个新的学科，俨然成了如胡塞尔、索绪尔等人一样的语言体系，恰恰不是体系的新语言科学，它是一个差异的系统。

可见，在胡塞尔的精神现象里，德里达发现了延异；在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本体论中，德里达构建了新的解构内含；而索绪尔的系统语言学思想又发展成了德里达的差异的系统语言观，这样的思想资源为后来德里达的文字学批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其它的哲学家像弗洛伊德、列特·斯维劳斯，以及同时代的当代法国文学家萨特等人也同样对德里达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逐一论证。总之，德里达本人的思想极其复杂，而且他对于前人思想的吸收也是为我所用，别人对于他的影响可以说是择其一的，而不是一种系统的、学派的。而这一点，也许成就了作为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德里达。

(三) 从在场形而上学到解-建-构的语境

很明显，我们考察了德里达的童年经历、在法国巴黎高师的求学经历，以及从哲学家、文学家那里吸取思而生成了德里达的知识背景，最终形成了从在场形而上学的哲学转换成延异的哲学，并且形成了解-建-构的语境。

在解构理论家看来，意义的终极阐释始终是缺席的，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只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presence），正是这种缺席的在场致使意义得以不断地延缓。美国著名的女学者斯皮瓦克在仔细阅读德里达的著作后指出，德里达对在场并不抱怀旧的态度，他在传统的符号概念中窥见一种多样性特征……对于在场来说，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怀旧才使这种多样性得以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其实现的方式就是宣布符号引出了所指（signified）的出场。[22]而能指的不确定和所指的多重取向，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滑动，便导致了终极意义的不可能获得，这就是解构批评家对文本阅读和阐释所抱的态度。胡塞尔的在场是现时的同义语，但现时都是由过去传承心理，而且必定要向未来伸展。人们能通过多种领域，运用各种主题和证据明了胡塞尔揭露蜕化的形而上学的所有错误和堕落的唯一恒常的动机：它永远是在理想性的真正方式面前的一种失明，这种失明存在，它能够不定地在自身在场的同一性中为了同一性而被重复，即使它并不实在。不是在幻想的意义上而是在能够接受一些名称的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它不是实在的，它是非实在的，它的可能性将使我们可以谈论非实在性、本质的必然性、作为对象的意识、可认识的对象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非世俗。这种非世俗因为不是另外的世俗，这种理想性因为不是从天而降的在者，那根源就永远是在者的创造活动的重复的可能性。为了使这种可能性能够理想化地向无限开放，就必须有一种理想的形式来保证这种不定性和理想化的统一：这就是现在，或勿宁说是活生生的现在的在场。理想性的最终形式就是人们在其中可以提前或回忆整个重复过程的形式，理想性的理想性是活生生的现在，是超验生命的自我在场。[23]但是，现时不可能留驻在一个点上，它是过去的继续，是未来的预设，而自我在某一种现时态的在场中掺入过去和将来的因素，并同总是形成差异的运动，无疑就是一种兼及时间和空间的延异。同时，在《声音与现象》一书，德里达还提到意谓、能指、所指等一些符号，在他看来，符号久被认为是替代了事物本身，无论这个事物是实在的客体也好，还是抽象的概念也好。所以符号是在事物的缺场之中，再现了它的在场。当人不能直接把握事物，言说在场，当在场无以直接呈现自身，便有符号登场，转弯抹角来达到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符号，便是延宕了的在场。所以，符号介于缺席和在场之间。

从在场的形而上学到解-建-构语境的形成，又为我们更进一步考察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提供了理论前提。并且为整个哲学、文学等不同的领域，以及后来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殖民后现代主义批评提供了方法论和坚定的哲学基础，但后来的后思潮永远不能取代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他与福柯、巴尔特的解构主义也不尽相同，也迥异于乔纳森·卡勒、斯皮瓦克、以及耶鲁四人帮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注释：

[1]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c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M] (seco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ew York, 1998

[2] 也许德里达本人并不同意体系这种说法，但学术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差异性中把握它的特征，突破延异、以有限的可能去补充或者抵达这样的差异。毋庸置疑，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为法国解构主义以及整个世界范围里的后学思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德里达在1962年发表了《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其中包括德里达翻译的原文和德里达的长篇研究专著。

[4][5] Jacques Derrida,The Time of A Thesis,A . Monterfoire ed . , 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London,1983.P39; P39;

[6][7][8] Jacques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371; P370; P386；

[9] [18][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北京：三联书店，2001.P369; P164-165；

[10][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P22；

[11][12][13][15][19] 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P10;P10;P10;P10;P18;

[14]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P135;

[1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P969

[17][20] [法]雅克·德里达.汪堂家译. 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P31；P55；

[21] David Woo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ime.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Atlantic Highland.NJ.1989.P212;

[22]王宁. 超越后现代主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P97;

[23][法]雅克·德里达.杜小真译.声音与现象[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