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意义

台湾回归大陆事关中国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现实则是，近十多年来台湾在闹独立而且愈演愈烈。从战略角度看，台湾顺利回归大陆，将大大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实现；从外交角度看，台湾问题是我国外交工作针对的「五毒（独）」之一1，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了国力的提升；从经济角度看，两岸分隔妨碍了人员往来、技术资金与市场的充分利用。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的准确把握，而台独势头的日益发展，说明我们近二十年多来对台政策存在缺陷2，这就有必要反思大陆对台独原因的把握是否抓到了要害，现有通行的认知有何缺陷，以及如何改进。遗憾的是，现有流行的看法与分析或内涵不清，或侧重描述，或局限于分析岛内因素，或光谈解决办法。笔者认为，对台湾问题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抽象，在理论层次进行概括、总结、分析，对问题的把握才能切中肯綮。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归类分析、比较就是理论研究中的一种，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的学术文章面世，是个不小的缺憾。本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意在抛砖引玉。本文运用近年来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考察台湾问题的演变和实质，再尝试提出一些建构主义视野的解决办法，依笔者看来，这是治本之道。

1.2 现状分析与文献综述

从国际关系理论视野3，现有对台湾问题的众多看法可以分为四类：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者的4、认同论者的（或曰初级建构主义的）。简要介绍如下：

（1）因为大陆经济落后，与大陆统一将降低台湾居民的生活水准，两岸经济联系又不够密切，不足以影响台独的发展。如果大陆经济发展到与台湾相近的程度，两岸经济联系足够密切，则台湾很可能不会谋求独立，甚至两岸会自然而然地走向统一。这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也是李登辉时期台湾拒绝「三通」，反对与大陆统一的主要论据之一5。大陆在八、九十年代也认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将抑制台独，通过「以民促官」、「以经促政」，推动台湾当局走上政治谈判桌6。

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重视经济利益，相信合作是可能和必要的，由于制度化的合作乃合作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故合作方都会往这个方向努力。第二章将展示双方经贸往来的增长并没能促进台湾方面致力于建立合作所必须的制度。这说明这种观点难以成立。

（2）因为大陆力量不够强大。只要大陆有了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台湾即使想独立也不敢，台独趋势自然被抑制住。美国敢干预同样是因为大陆军事上太弱。这是现实主义者的观点。这一派因而认为「时间在大陆一边」，大陆应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同时大力增强军事实力，到一定时期一举收复台湾，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

重视实力，通过增强实力以追求权力与安全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所谓权力是一种关系，即让对方做其不喜欢做的事，或让对方不能做其喜欢作的事。力量对比将决定行为体行为。第二章将显示：事情远不是那么回事。

（3）因为大陆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统一的结果是「专制主义」的大陆吃掉「自由民主」的台湾。台湾只有保持现在的实际独立状态或实现独立，才能保持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美、日及台湾「意识形态论」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只有大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台湾就不会因恐惧而谋求独立，两岸统一不过是时间问题7。

这种观点初看颇有道理，但经不起推理分析，第二章将说明：这种观点乃台、日、美意识形态论者的虚假托词而已。

（4）近年来，人们也渐渐注意到了认同在台湾问题中的意义，但用的是不同的提法：台湾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族群意识、大福佬主义等等，说法层出不穷，又缺乏明确的界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种表面的热闹无助于人们分析、把握台湾问题的实质，严肃的学理分析与推理是专业研究者的应尽之责，也是本研究的核心。这些看法触及了认同这一建构主义的主要概念，但仅仅是些初步的看法，远不足以说清台湾问题，作者们也没有有意识地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所以，笔者将之称作「初级建构主义」。详细分析见第二章。

1.3 论文结构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引言包括研究意义、现状分析与文献回顾、论文结构、研究视野与方法、论文创新之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故笔者在论文结构上做了些调整，不同于常规格式：笔者在本章的「现状分析与文献回顾」部分只是简单归纳介绍了四种情况，而把对这四种情况的详细介绍与分析放在第二章进行，这样可以把理说的更透些，同时这些分析是个铺垫，导入对台湾问题的学理分析，从中推理出政治认同在现阶段台湾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效果。第二章的分析显示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的必要性。所以从第三、第四两章转入建构主义分析。由于重要概念较多，本研究在第三章中界定相关概念，但同时包含了对这些概念的建构主义分析。第四章进一步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展开分析影响台湾人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岛内的和岛外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第五章是结论，先对前面的研究进行讨论，总结台独发生、发展的主次因素，转化为国家认同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并推论族群认同视野的适应范围，然后列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接着指出本研究不足之处。最后一节，笔者先列表分析台湾问题现状（主要是大陆、台湾、美国三方角力），然后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1.4 研究视野与方法

1.4.1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迅猛，现已经成为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列的三大主流理论范式之一。建构主义内部有不同流派，本文采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结构派理论。

该派认为：国际社会里，行为体（agent）之间的互动赋予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以社会意义，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观念建构而成的8。利益并不是放在那儿（out there），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9。换言之，物质力量本身的作用有限，行为体（agent）通过规范（norms）进行理解(understanding)而建构起身份或认同（identity），行为体的身份决定其利益和行动。身份可以建构，身份变了，行为体利益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弱式物质主义」的视野，其本体论是理念主义的，故又被称为结构理念主义（structural idealism）10。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身份政治理论。

就台湾民众而言，对自己身份认同变了，所追求的利益也随之发生变化，表现为从谋求光复大陆，到维持现状，再到要求建立主权国家（即台湾独立）。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身份认同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台湾内部，外来压力的作用相对次要，或外来压力要求台湾维持现状，台湾自己则求变。

1.4.2 诠释法

「诠释学」（Hermeneutics）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学问，指教人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他人的话语、特别是文字话语（文本）的技艺。它在历史上特别指神学中对《圣经》的解释方法，在近现代则扩充到对文学文本及其他文本（比如法律文本）的解释。主要由于海德格尔的工作，诠释学获得「哲学」的或纯思想的含义，与「现象学」和「存在问题」贯通了起来，并且赋予「解释」（hermeneuein, Auslegung, Interpretation）和「文本」以更深广的意义。常指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但是，诠释法的应用极为广泛──准确地说，诠释法与实证法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方法。孔德开创的实证研究法乃基于这种认识：自然科学揭示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存在也是客观实在，所以，社会科学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解释（explaining）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马克斯·韦伯与埃米尔·涂尔干则将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前者指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的事实，如树木、土地等，后者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其含义只能通过社会意义网路去理解。文化事件（即社会现象）之间的价值关联是人选择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注重理解（understanding）的方法，这是诠释法的大致含义11。事实上，与自然界不同，人是有价值观的社会动物，实证法能解决的问题相当有限，大部分的社会现象还得以诠释法进行研究。

本研究主要运用诠释法，但结合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以及博弈论思想。理论视野则是建构主义的。

1.5 论文创新之处

有两个方面：（1）国内第一个从建构主义视野对台湾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系统梳理台湾人族群认同起源、发展、最后转变为国家认同的全过程，探讨了影响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台湾问题并「对症下药」将有助益。族群认同视野也有助于我们考察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分裂、闹独立现象。（2）温特理论是体系理论，探讨的是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如何塑造国家身份与利益，温特承认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却没有展开讨论12。建构主义的案例研究或者把国家施动者（state-agents）当作消极接受外界影响的行动者，如《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文化》、《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或者认为既定的文化传统将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如《文化现实主义》。这些研究的物件都是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行为体，情况确如作者们所展示的。前述作品中的案例研究主要展示了这么个过程：外部因素──→影响精英──→影响统治者或民众──→身份变化──→利益变化。但如果将目光转向那些或多或少享有一些主权的准国家行为体，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本案例显示，要求行为体（agents）改变身份的外来压力较小，或者外来压力要求行为体维持现在的身份时，行为体通过内部斗争、学习等过程，也会导致身份的变化，其利益因此发生变化。本案例还显示：内外因素都在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而谋求身份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次要。所以才会出现美国要求台湾独立时，台湾不同意，而当美国要求台湾维持现状时，台湾却又想独立。

第二章　对现有主要观点的辩驳与台湾问题学理分析

2.1 自由主义观点和对这种观点的辩驳

自由主义者关注经济利益，认为在劳动分工广泛存在的市场体系里，贸易会使各参与方获益，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出于对共同利益的关心与追求而谋求彼此的合作13；经济是和平的前提，贸易的发展将促进和平14；全球化导致了各国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15；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外，二战后出现的大量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增加了和平因素，因为它们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16；经济影响政治，经贸的密切联系将导致国际规制17（institutions and regimes）的出现和强化，从而使得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可预期、不确定性下降，国家之间采取敌对行动的动力与可能性因此而减少；特别是一方对另一方因为不对称依赖而形成高度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敏感性(sensitivity)时18，会阻止依赖性大的一方采取与己不利的政策，而倾向于与对方建立相关的制度（institutions）联系。

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形则是：一方面，近二十年，台湾从承认一个中国退到否认「九二共识」，再到「一边一国」直至在今年三月搞「防御性公投」（为「统独公投」打下基础），即从「暗独」到「明独」并采取了实质性的步骤。另一方面，两岸贸易金额1978年为0.46亿美元，2002年增至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970倍。截至2003年9月底，两岸贸易总额累计3091.8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88.9亿美元，自台进口2602.9亿美元，累计逆差达2114亿美元（远大于台湾对大陆357.1亿美元的实际投资额）。自1991年始，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顺差来源。根据2002年统计，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是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19。国际上公认的贸易依存度有两条线：超过15％为相对依存，大于30％形成绝对依存。台湾对大陆的出口1994年的平均依存度已经达到16％，部分产业则已经超过了绝对依存线：造纸工业51.8％，皮革工业41.4%，机械工业38.7%，化学材料工业35.6%，化学制品业与纺织业也分别达到了29.5%和23.2%20。而《联合报》1994年4月25日「我对大陆贸易依存度创新高」文章更显示：1993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已达16.47％，大陆对台出口依存度仅为1.2％。48.29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中，31.68亿美元投向大陆，占65.61％21。另外，2004年1月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达35.4％22。显然，经贸关系并未能牵制台独的发展，两岸之间官方半官方的规制（institutions and regimes）建设未进反退，两岸政治、军事关系总体趋向紧张。这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矛盾。

统一影响台湾居民生活水准的说法更缺乏说服力：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居民生活水准并未下降，原来外流的人口出现回流，快速发展的大陆经济反而吸引了数十万生活优渥的台湾居民前来投资、置业、定居。民调显示：约25％的台湾民众希望在大陆定居，仅常住上海的台商就有30万人23。

2.2 现实主义观点及对这种观点的辩驳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的基础是实力，实力对比决定彼此的关系，权力意味着让对方做其不喜欢做的事情，或阻止对方做其想做的事情。在无政府状态下这是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必然选择，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力量对比）决定行为体的行为。

从1978年到2003年，大陆的经济实力相对于台湾无疑大大增强了，GDP从3000亿人民币飞增至逾110000亿人民币，增加了30多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GDP列全球第六（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第二，仅次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有目共睹：实现了载人航太、拥有了中子弹、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洲际导弹已能打到美国本土、新一代潜艇已具备有效攻击美国海军的能力、海军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远距离军事投送能力明显提高。

与大陆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增强相映衬的，是台独倾向的日益明显，作为对大陆国家权力（power）显著增加的回应，台湾反而更「敢」独立了。这显然无法印证「时间在大陆一边」。现实主义者可能会辩解说：那是因为大陆的实力还不够强，美国又是台独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如果能象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快速解除台湾的武装，美国将接受既成事实。为了「长痛不如短痛」，「早打」也值得考虑。这个问题颇具挑战性，但我发现，这种权力政治观有几大致命缺陷：

（1），中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不具备全面抗衡美国的能力。如果美国将台湾问题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24，则五十年内，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很可能导致台湾的独立。

（2），「不打无把握之战」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精髓。大陆目前没有「尽早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决心和能力，大陆近期的对台战略是「防独」而不是「促统」25，动武是威胁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施，更倾向于借助美国来「防独」。「快速解除台湾武装」实际上是个假问题，这种主张将起危险的误导作用。

（3），动武后果的不确定性是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主要考量之一，这一点不会因为大陆实力的相对增强而改变。除非美国明确将台湾问题列为第三类（重要国家利益）或第四类（次要的国家利益），而笔者的研究显示：对美国而言，当在第二、三类之间，以第二类可能性为大。对中方而言，则为第一类的核心国家利益。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符合中美两方的共同利益，台湾则力图打破现状。26

（4），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大陆暂时不必要冒战争风险。军方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

（5），从1972年的「上海公报」到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美国对台湾的支援明显弱化。此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基调是「和平解决」，既反对大陆动武也抑制台独倾向。如《联合报》1997年5月26日消息称：美国官方对1996年派航空母舰到台湾附近的行动进行事后评估，结论是：此举「给了台北一个错误的认知」27，所以，1997年中美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1998年在上海公开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三不政策」，对李登辉1999年抛出的「两国论」，美方的反应是：李是个「麻烦制造者」。小布希上台初期，中美关系有所后退，但小布希熟悉国际政治、对两岸问题的认识深化后调整了对华政策。九一一事件给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经贸关系的发展、朝核问题的处理都使美国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鲍威尔甚至认为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美方明确反对台湾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不赞成台湾搞「防御性公投」。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新任主任Mitchell B Reiss不久前到中国「调研」，在清华国际所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说：「我不认为美台之间有台下交易，这种交易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很难长期保得住秘密。美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不过起帮助作用」。言下之意，美国确实没有武力保台的现成安排。 概而言之，中国的总体实力近25年来明显提升，美国对台湾的支援近33年来总体减弱，态度由五、六十年代的促进台独到现在反对台独与改变台湾现状，而这与台独总体增强的趋势相矛盾28。

总之，「收复台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诚然不假，但其时间、方式现在难以确定。

2.3 意识形态论者观点及其困境

意识形态论者偏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他们认为大陆与台湾不同的意识形态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

然而，「意识形态论」者的观点愈来愈难以被人苟同了29。从1840年到2003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心理基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轻视──失落──恐惧──自闭加排斥──将信将疑──逐步认同，所谓和平崛起意味着认同现有的国际规制，愿意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30。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包容性、适应性、不尚武、重视「和而不同」等特点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5000年的主要原因。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美国联手抗苏，邓小平用「一国两制」解决了港澳问题，江泽民时代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通过宣示「公有制经济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政策，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被有意识地不断降低31。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是邓小平理论，后者的思想核心是「猫论」和「三个有利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意在扩大党的代表性、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事实上，各国官方、民间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意识形态的考虑已居于次要的地位32。且大陆已意识到台湾问题具有与港澳问题不同的独特性，明确表示将给予台湾更大的自主权，如不在台湾派驻解放军、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

没有证据表明两岸统一将导致大陆吃掉台湾，大陆放弃马克思主义与台湾放弃台独之间难以证明存在因果关系。世界上也没有例子说明：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了国家某一部分的独立，相反，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施印证了一点：不同意识形态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共存。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并行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

2.4 初级建构主义观点及其不足

李─陈时期台湾问题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台湾要闹独立且愈演愈烈（以图打消美国因素中对台湾独立不利的一面）。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许多人一般性地谈到与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发生了变化有关，观点散见于媒体报道，如：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文章《李登辉的老谋深算》提到「台湾内部的国家认同问题日趋严重」33；陈子帛提到2004年3月台湾大选使「人们看不到真正意义的族群融合的前景。在政客们的操弄之下，台湾的主体认同竟然成了非黑即白的大福佬主义的最佳掩饰」34，郑永年认为台湾「反对党越来越倾向于抛弃『中国包袱』」，「以保持他们所谓的台湾认同」35。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秘书长张子超谈到「台湾的政治分化加深，台湾人的族群意识倍增」36。以学术文章的形式进行学理探讨的很少，笔者检索到的仅寥寥数篇37，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近十年来的研究论文，发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台独问题的文章不多，运用建构主义则没有见到。兹介绍如下。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林震的《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38他认为「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物件，这使得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出现分裂，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民党渐居下风」，「（中华民国认同观与台湾国认同观）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观在『中华民国』缩小化（即限于台湾地区）的基础上实现合流，但仍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的认同危机」，该文分析的是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危机，未进一步分析这一认同危机的文化根源，也没提到台湾人对「中国人」认同上的变化。将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仅仅归结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是不够的。福建师范大学林晓芳在《浅析50多年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多元化走向》39一文中提到「50多年来，在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台湾逐渐滋生出与祖国大陆格格不入的政治文化，民众简单朴素的中国认同出现混乱并形成多元化走向……目前持双重身份认同、主张维持现状者居多,坚持台独的人是少数，但对这一走向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该文对台湾岛内国家认同的变化分析较细，但是，把台湾人国家认同变化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美国因素与台湾岛内因素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没有分析台湾族群认同的演变过程、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天津大学才家瑞的《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40，他认为「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败，马关割台，台湾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与忠诚,表现出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50年中，奋起抗日，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正是凭借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台湾才能在1945年10月重回祖国怀抱」。该文谈的是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笔者认为，说「日本殖民统治50年期间台湾同胞表现了『奋起抗日、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缺乏立论依据。在日本人统治中后期，台湾人的抵抗已经很弱，蒋渭水等人的抗日行为只有短期、局部影响，很快就被日本人镇压。研究台湾历史问题时应注重全面客观的分析，对某些局部事情采取任意拔高的做法不足取。日本人统治中后期台湾人中较有影响的是林献堂等人，但他们根据大陆当时的情况，采纳了梁启超的建议，走「爱尔兰式」的道路：保存实力、与当局适当合作，利用合法手段（包括利用议会）为本地人争取更多的权利。

以上作者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角度探讨台湾问题，基本未涉及到族群问题，且概念界定或缺乏或不清。从族群认同角度研究台湾问题的则有：郝时远的《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41，他注意到，在台湾，族群「已经成为构建『族群政治』的文化『工具』」。刘国深的《台湾「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分析》42，他提到「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里，『省籍族群』的政治功能得到空前绝后的发挥……这一功能将趋于萎缩，但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里，『省籍族群』仍会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因素」。陈孔立的「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 43，他从省籍、族群、本土化三个维度对台湾政治运作进行了分析。这些论文注意到了族群认同与台湾人政治认同的关系，分析较为细致，引用材料甚为丰富，是近年来分析台湾岛内文化因素之政治作用的好文章，给本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不足之处则是视野较窄（与文章的立意有关），难以给人一个台湾问题的全貌。他们虽然也运用了认同概念，但尚不属于有意识地从建构主义视野进行系统分析，故笔者概之为「初级建构主义」 44。

笔者从上述起点出发，将台湾问题放在国际大视野下进行全面考察。前面已经以国际关系理论归纳台独问题认识上的四种主要看法，通过对实际情况与数位分析，指出这些看法实际上不成立，下面笔者将从运用博弈论开始，转入建构主义理论（主要是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阐明台湾问题发生、发展的实际历程，论证台独的主要根源在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变化导致的国家认同嬗变。根据这一研究结论，作者尝试提出一些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应对之方。

2.5 台湾问题的学理分析：从博弈论到建构主义

甚么是台湾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导致前述四种片面认识的主要原因：没有区分原因、发展、现状、解决方案等而笼统作答。 笔者以为，所谓台湾问题是个概括性的表达，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子集的集合，故必须对此进行拆解，然后才能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根据大陆官方的定义，台湾问题是指海峡两岸的分离状态45，那么，它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有三个方面、是三方互动的结果。

两个时期是指两蒋时期（1945～1988.1）和李─陈时期（1988.1～2004），两蒋时期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两岸对中国统一方式的主导权，即，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还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两岸在中国国家统一这一大目标上不存在分歧，这一时期，台湾问题可以未解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因素加上美国因素。李─陈时期台湾问题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台湾要闹独立且愈演愈烈，意在建构独立的「合法性」的同时，打消美国因素中对台湾独立不利的一面。

三个方面是指：中国大陆与台湾分隔状态产生的原因、为甚么分隔状态维持到现在、如何解决这种分隔状态。导致这种分隔状态的初始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战，这一点各方没有疑义。分隔状态得以维持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介入，这一点也是共识。分隔状态的解决有三种立场：统一、独立、维持现状。

三方互动是指中国大陆、台湾、美国间的较量。分隔状态体现三方博弈均衡点，这个均衡点的实现有赖于两个威慑战略46：美国的威慑战略与中国的威慑战略。中国在1979年后威慑战略的中期目标是维持现状，抑制台独。美国威慑战略1979年后的法律依据是《与台湾关系法》，其目标是：在台湾不单方面谋求改变现状的前提下，阻止大陆武力统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博弈关系分列如下。

美国不参与时台湾问题博弈均衡为：大陆占绝对优势，用图表示如下：

美国参与后的效果：两岸维持分隔现状，用图表示如下：

台湾国家认同改变的目标：对内形成追求主权的合法性，对外减弱或（如果可能）消除美国战略中对台独不利的一面，实现台湾独立，用图表示如下：

如何解决分隔状态则各方意见不一，大陆：解放──维持现状（消极防独与积极防独）──和平统一，美国：台湾独立──维持现状──和平解决，台湾：光复大陆──维持现状──独立。三方博弈的结果是维持现状。这主要是美国的意志。大陆对此勉强接受。台湾作为力量最弱的一方先是接受，从李登辉时期起则想打破现状，实现独立。显然，这是外来因素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行为体（agent）通过内部的学习、斗争而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与利益，并试图通过对主权的追求而使之「合法化」。

国家是民众政治上的效忠物件，要实现独立、成立新的国家，民众不能保持原有的国家认同，并需要新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其基础是文化上的族群认同，于是，原有的认同被改造后强化、不适合的部分被剔除，从而创造出新的族群认同，这个过程可直观表示为：

如果台湾民众新的国家认同在台湾「全民公决」中得到表达，将严重削弱美国维持现状政策的「道义基础」，使得美国行政当局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公众与国会的压力加上《与台湾关系法》，都要求支援台湾的民意；另一方面，美国国际大战略、在中国大陆巨大的经济利益、三个联合公报则要求美国避免与中国摊牌；中国政府则无退路可走。故中美在防止台湾进行全民公决（或沿着这个方向采取重大步骤）上具有共同利益。

由上分析可知，「统独公投」与「公投入宪」是台独必走的一步，但2006年与2008年仅仅是可能的「机遇期」之一，笔者认为，台湾更可能的做法为「分步稳健」进行：第一步，「公投入宪」但注明不举行统独公投，以防止大陆动武与美国的反对；第二步，将「不举行统独公投」修改为「50年内不举行统独公投」，大陆可能觉得也能接受；第三步，等待时机，去掉「50年」的限制，进行统独公投。

从上述推理，可以判知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意义与作用」：台湾问题在现阶段表现为台独，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通过树立「他者」（即外省人）、扭曲历史、强化原有族群边界等各种手段来建构台湾民众的新族群认同，从而造就台湾人的新国家认同。这是本文着重分析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原因。而建构主义国关理论的核心概念正是文化与认同。

第三章　建构主义分析之一：概念界定与相关分析

根据秦亚青教授的研究47，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温和建构主义（即温特为代表的结构派）都是国际体系理论，都重视体系结构。不同在于本体论、变数关系（引数与因变数或构成性变数）。建构主义是观念本体的，另外两者为物质本体的。现实主义将权力视作引数，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为因变数。新自由制度主义注重进程（包括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在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制度将决定国家行为。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文化，或曰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它通过互主性实践活动建构，初始互动建构了体系结构，结构影响行为体行为。体系结构（温特有时也把它称作institutions）与行为体行为之间主要是构成性关系，其次才是因果关系48。 既然行为体的共有观念（即文化）决定其身份进而决定其利益，那么，就必须考察对文化进行深入的考察。国内层面的文化同样是共有观念，所以，我们转入分析文化概念、同时兼顾一些政治概念（也属于大文化范畴），并回答一些重要概念彼此的关系。 台湾是个享有微弱主权的行为体（agent），在一些国际场合是被当作特殊国家行为体对待的。所以，笔者确定抽取出来进行讨论的文化概念也是「国家级」的，这些概念都与台湾有关，自然也与认同相联。第一个就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之一──族群。

3.1 族群、族群认同及其在台湾的特点

3.1.1 族群（ethnic group）

弗雷德里克·巴特尔（Fredrick Barth）认为族群是一种社会组织，是人们自己或别人根据他们的出身和背景来推定的归属范畴，他强调社会互动导致德人们的归属感49；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与乔舒亚·菲什曼(Joshua Fishman)一致认为，族群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单位和整合要素，将它们各自维系起来的是基于语言、宗教、种族性和土地的原生纽带（primordial ties），是亲族的延伸，他们的观点被归纳为「原生说」50；休·赛顿─华生（Hugh Seton-Watson）与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则认为族群的核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四个要素，以及人口某种历史格局的典型形式或风格，族群的特性在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51；马克斯·韦伯与C·M·希罗戈多夫（史禄国）则共同强调体形、习俗、殖民与传统、共同的祖先的要素52；默罕默德·哈达德认为族群指社会上所具有的因素，因文化和血统而形成不同意识的群体，他强调族群的三个基本特点：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权利差别(differential power)和群体意识(group awareness)53 。

概括起来，较好的族群定义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客观的可识别性和主观的归属感与认同，故本文采用孙九霞的定义：「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即称为族群。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这两方面都是客观的标准，族外人对他们的区分，一般是通过这些标准确定的。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意识即对我群（self-group）和他群(others-group)的认知，大多数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有时也借助于某些客观标准加以强化和延续。」54

需要指明的是：大的族群（如汉人、日尔曼人）可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分支，我称之为次族群（亚族群），判断标准为：这些分支在语言、风俗、服饰、信仰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但仍认为自己属于大族群，而不是「另立山头」，如客家人之于汉族。如果有了政治诉求尤其是主权诉求或组成了新国家，则由亚族群变为族群，如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冰岛人相对于德意志人而言。台湾人也可以视作新族群，但由于其主权诉求尚未成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安德森描述的族群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现象：选择性记忆与遗忘历史、手足相残、在地图与博物馆上做文章等55。

3.1.2 族群与国家的关系

一般认为，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体系。大部分国家（即所谓nation-states）都是由多个族群组成。约10%的国家是由单一族群的人组成，这一类国家nation 与ethnic group 指涉的物件重迭（如德国、奥地利、爱尔兰、韩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家）。英国、西班牙、俄罗斯、美国、中国、墨西哥、印度、印尼、南非、加拿大、土耳其、撒哈拉以南国家等显然是由不同族群组成政治实体──国家（states）。前面说过：人数众多、居住分散的大族群可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不同亚文化特征的次族群（sub-ethnic groups），这些次族群之间的差异可能不逊色于不同的族群，因此，被视为不同的族群是情有可原的（尤其是有主权诉求时）。如东乌克兰人与西乌克兰人，布林人与荷兰人，葡萄牙人与葡裔巴西人，内蒙古的东蒙人与西蒙人（主要是左、右土默特旗的「土蒙人」），客家、穿青、疍民之于汉族。他们中的某些次族群，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居然组成了不同的国家（如荷兰与南非，日尔曼人建立的国家则有德国、奥地利、丹麦、挪威、冰岛、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等）！

当然，不同族群的融合也是常见的，英格兰人是个典型的混血族群（顺便说一句，「不列颠」在凯尔特语中就是「杂色多彩」的意思56），来源包括不列颠人、苏格兰人、丹麦人、央格鲁─萨克逊人、凯尔特人、诺曼人、爱尔兰人等等57。墨西哥与南美一些国家的族群融合也很明显。再以汉族（Han ethnic group）为例，有些汉族人有犹太人血统（河南开封地区）、阿拉伯人血统（福建泉州、陕西西安地区）、鲜卑族血统（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是鲜卑人）等等。满族同化于汉族更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历史地看，汉族乃融合了很多族群的一个大族群58。融合度越高的族群越具有稳定的文化人类学特征。就汉族而言，语言、风俗对族群的形成与维持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血统与政权则对其起了促进作用。没有对立物与外在压力，族群认同的形成将是个非常长期的过程。闫学通教授的研究显示：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洲的情况论，族群塑造与国家认同可以在一代人（25年）的时间内完成（如肯尼亚）59。

单个族群的政治诉求直接表现为新的国家认同，多族群者则需要一个建构想象的社群或共同体的过程从而为建立国家提供合法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60，民族的文化基础是族群，所以族群显然也是，即，族群形成过程必须通过想象。当然，也可以是国家建立后在扩展的过程中将「国家认同」直接实施于新纳入的族群，毕竟，「从国家建立之初，国家就寻求控制政治认同的定义；因为国家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亚国家和跨国家忠诚造成的侵蚀力量的威胁，国家的生存和成功都有赖于创造和维护民族认同的合法性」(Linklater,1990)。但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国家的不稳定──因为维斯特伐利亚体系认同了民族国家（实际上是族群国家）的合法性，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可以是单一族群国家，也可以由多族群组成，关键在于国际承认61。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单一族群的，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维护主权与统一被普遍认为具有正当性。因为，「维斯特伐利亚模式是一种理想类型，只有少数几个成功地创造可行的『民族的』认同和制度的政体能称得上这种理想类型」（Ferguson and Mansbach,1996）62。总之，多族群国家内族群间的和谐认同的自然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政权乃促进、保持族群认同的有力手段。事实上，1776年以降，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是建构、强化居民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通常的情况是：数量不等的族群组成一个国家而被承认是一个民族；较少的情况为：一个族群组成一个国家；更少见的是一个族群建立若干个国家。

3.1.3 族群认同

身份与认同在英文中都是identity，指的是一种自我（self）肯定的延伸，存在于与他者（others）的关系中。自我是开放的、可以伸缩的，与他者的对峙可以转换，所以族群认同可以跟随对峙场景变化。族群认同并不是为了认同本身，它关系到人们的物质利益和象征利益，做为象征利益，它常常是背反经济逻辑的，因而可以是非理性的、情感的，以此聚合人心和亲情63。

本文的族群认同指本省人的自我身份建构，在台湾，外省人则被迫扮演了他者的角色。为区别起见，在涉及外省人的族群认同时，本文用「外省人集体身份认同」的说法。

3.1.4 台湾的族群特点

按文化人类学的定义标准，台湾民众可以分为两个族群：汉族（Han ethnic group）和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 or aborigines）。但现实则有「四大族群」之说，即：外省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后三者又被统称为本省人。外省人在两蒋时期享受有某些政治优待，是其政权在政治、经济、技术上的主要依靠力量（蒋经国时期有所改变），在李─陈时期则成了打压的物件，以「适应」建构新的国家认同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福佬人唱主角，外省人势力日益缩小，客家人只在局部地方有优势，原住民的作用更为有限，故台湾「民主化」与台独体现了「福佬人中心主义」。可见，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区分与强化从另一方面反应了台湾人的文化族群转为「政治族群」64，省籍矛盾是政治冲突的核心，取代了历史上「汉、原矛盾」与「闽、客矛盾」（表现为田地、山地、水源而频繁发生的械斗）。其实，福佬人与客家人不过是两个次族群。台湾的省籍矛盾是指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尤其表现在政治上。在台湾的现实语境中，常常与「族群矛盾」等同使用65。

3.2 民族、民族主义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

笔者将另文探讨这一问题。由于在本文中不使用这些概念，故需要稍稍说明原因。我对此的交待是：

（1）虽然1648年维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被认为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发端，但严谨的学者却发现「在维斯特伐利亚的蓝图中完全看不到『民族理念』的影子（Bull,1990：75），民族国家（大约是1789年）的设计者们加入了这个观念，表明国家（和『领土』）作为唯一的、全球的分段秩序的组织秩序原则是不足的」66，法国大革命「把民族概念同资产阶级民主，同国家主权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得民族概念成了政治思想的中心，」67所以学者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的产物，历史表现为「先有民族主义后有民族」68这一奇特现象──厄纳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就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69。在西方，对民族的使用也缺乏明显的界定，既有不列颠民族、德意志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政治概念，也有苏格兰民族、高卢民族、日尔曼民族等文化概念。

（2）甚么是民族(nation)？看法大相径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研究显示：「1908年之前，民族的意义跟所谓族群单位几乎是重合的，不过之后则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及主权的涵义」70，关于确切内涵，霍布斯鲍姆承认：「一旦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象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71，所以他的审定标准是「当任何一群足够大的人群宣称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时，就予以承认7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本质上有限但享有主权的共同体」。73汤姆·奈伦(Tom Nairn)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74。赛顿─华生（Hugh Seton-Watson）认为「当一个共同体内部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75。厄纳斯特·盖尔纳认为「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76。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则干脆说「民族是逐日进行的全民公决」。

（3）中国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的内涵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一般将1895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当作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开端。早期的兴中会是汉族民族主义团体，但孙中山很快意识到汉族民族主义的缺陷而改倡导满、蒙、回、藏、汉「五族共和」，「国族」（nation）就是由上述五个民族组成的中国人共同体77，「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8。1949年后，中国在民族概念的界定上受苏联影响，但实施民族政策时又有自己的特色，即，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官方识别确定的79，55个少数民族在一些方面享有法定权力，如区域自治制度、受教育机会、生育权利、人大代表比例等，但不得主张或享受主权。现实中「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说法的同时使用80，又造成了对民族概念认识的混乱，所以，王实、马戎、陈延超、张海洋等学者主张将后者改为「56个族群」81，研究中国族群问题的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家郝瑞（Steven Harrel）则认为中国的民族概念没有相应的英文单词可用，只能依中文拼音译为minzu82。台湾方面，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国族」（nation）概念长期被淡忘后近十多年又成了较为常见的辞汇。

（4）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的概念到今天，已经被滥用到足以混淆是非，不具有任何严肃意义的程度」83，尤尔根·哈贝马斯强调研究民族问题应当把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区别开来84。E·纳比则提到要区别民族社会（ethnic）与政治民族（national）85，奥利·维夫（Ole Waever）倾向于把民族定义为「争取国家地位的共同体」86，这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文化族群。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约瑟夫·拉彼德(Josef Lapid)与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对民族和民族主义更有妙论：「在现代世界，我们把……竞争的部族命名为『民族国家』并把这种忠诚的形式命名为『民族主义』」（Gilpin，1986：305），「考虑到经过这么多年充满活力的『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和『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之后，真正的民族国家正在成为日渐减少的少数，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即引用语中『主格我们』的指示物只不过是新现实主义学究气的共同体」87。

经过反复考虑，笔者决定一般不使用民族这一概念，以免造成研究上的混乱（和可以预期的读者阅读理解时出现的困扰），若不得不使用，则指明是在「国家」还是在「族群」意义上应用。民族概念缺乏本身的核心，现有民族概念的指涉物件可以在国家和族群两个概念项下得到充分的说明。而且，台湾人排斥的不是「汉族」文化身份，而是「中国人」政治身份。在本文中，「汉族」（Han ethnic group）是个文化族群，「中国人」是个政治族群。

3.3 台湾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1980年之前族群认同主要是民间话语和文化认同，对国家认同影响不大，更没有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台独是少数人的事业。美丽岛事件中台湾人族群认同急速加剧，台独开始成为让当局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1986年民进党成立即有逾万成员，台独目标列入其党章。这昭示着台湾人族群认同不再是民间话语，而是有合法的政党支撑，因而可以认为文化上的族群认同开始转为政治上的国家认同，民进党势力迅速扩大（包括党员人数与当选公职的党员人数两方面的快速增加）过程正是新国家认同被越来越多台湾人接受的过程。李登辉时期以日本人为参谋通过狡诈的手腕推动台独。大陆没有及时识破李登辉的谋划：先搞文化台独（包括开展「新台湾人运动」、推行「去中国化」教育），继而推动行政改革，1996年宣布「中华民国在台湾」，1999年推出「台湾的主张」和「两国论」，民进党则与之相配合，推出「台湾前途决议文」。另外， 人事上将李焕、郝柏村等老一代国民党非主流派边缘化、将宋楚瑜等有实力的年轻一代外省人想法「弄残」。通过这一系列「官民并举」、「内外配合」、「多管齐下」的操弄，台湾人新国家认同急剧发展，族群认同被扭曲以为建构新的国家认同服务，绿营主政已是确定的方向，李登辉将之提早到2000年而已，事实上，李登辉自己就是「深绿色」的。

3.4 其他概念

对本文中常用的一些别的概念说明如下。

（1）国家认同：指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这里的中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本文在同等意义上使用「中国大陆」与「大陆」。「新的国家认同」则指台湾人对「台湾国」的认同。

（2）台湾人：即台湾本省人；台湾民众：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合称；泛绿阵营，指民进党、台联党及其支持者。泛蓝阵营：指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及其支持者。

（3）本省人与外省人。一般地，1945年之前在台湾的居民及其后代为本省人，1945年之后去的居民及其后代为外省人。本外省人通婚所生后代身份划分从父亲。台湾本省人包括三部分：福佬人（福建各地去的移民后代，但不包括福建籍客家人，这部分客家人来自与广东交界的龙岩地区、与江西交界的三明地区）、客家人（来自广东、福建）、原住民（包括泰雅、赛夏、布农、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邵、噶玛兰）。台湾人口为2300万，其中，外省人占12％，福佬人占74%，客家人占12％，原住民占2%88。

第四章　建构主义分析之二：主要因素分析

意识形态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既无法有效说明台独产生的原因，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策也没能阻止台独的发展，「初级建构主义」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析又失之片面与浮泛。与之相比，温和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观有助于我们认清台独产生的根源与演变轨迹，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大致上沿着时间之轴，抽取台湾人族群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在描述的过程中诠释族群认同如何渐渐演变为国家认同。笔者认为比较重要因素可概括为内外两部分89。

在展开分析前，先简述台湾早期历史。

战国初期成书的《禹贡》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时称之为「岛夷」。汉代称「东鳀」，三国时称「夷洲」，隋代叫「流求」，「台湾」之谓则定名于明代万历年间。比较可靠的记载，大陆对台湾的经营始于隋代90。不过，明代之前，台湾人口稀少，经郑成功祖孙四代人经营，到清朝收复台湾时，人口已近20万91。清政府对大陆人移往台湾的政策几经收放，然台湾人口总体在增长，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台湾建省，大陆大规模往台人口迁移已告结束，大陆外移人口中心转向东南亚92。到1903年日本人进行第一次全台人口调查显示：台湾人口3，039，750人（未计山地人口），按语种分，讲日语者5万，讲马来、波里尼西亚语者11万，其余都是讲汉语（闽南语230万、客家话50万）。1926年调查为3，751，600，其中83.1％是福建移民，15.6％是广东移民，其他省分占1.3％93。这时显然尚不存在本文所指称的台湾次族群认同。本人认为：台湾现在的次族群认同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族群认同的程度，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统一用族群认同指称台湾的次族群认同。

4.1 影响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除了台湾地理因素外，指台湾民众因素尤其是台湾人因素，包括六项：二二八事件、 60年代「政治冰封期」、解严与开放党禁报禁等、美丽岛事件、李登辉因素、民进党因素。前三项可归结为国民党因素，后三项可归结为台湾人因素。

4.1.1 台湾地理因素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地理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不是距离大陆相对较远的一个海岛，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台湾问题也不会产生，更无法维持。在台湾人族群认同塑造的过程中，尤其是李─陈时期，地理因素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独立环境，也是促成外省人大量西迁大陆的一个因素（西迁的50万台湾民众大多未回台湾参加今年3月份的「大选」，其影响已成了决定因素）94。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70年代以来外省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是以每10年约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递减中」95。这意味着台湾民众中抑制台独的力量可能趋于下降──除非大陆设法增加台湾人的中国国家认同。

从全球的与历史的视野看，如果一个地区长期处于与母国的分离状态，很容易导致该地区移民产生新的本土意识，随着世代的更替，这种本土意识将变成新的族群认同，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政治认同，即表现为主权诉求96。《美国独立宣言》开篇第一句就宣称美国是「一个民族」97，作为政治概念的民族，其基础是文化族群，而美国立国时的成员（新英格兰十三州）的移民大多数来自英国，即属于同一文化族群。如果没有海洋地理的区隔，很难想象移民们会形成一个新族群，进而演变为一个民族，当然也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这其实反应了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

4.1.2 「二·二八事件」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撤离台湾，对台湾人强化汉族认同是个好时机，遗憾的是，在大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没能利用这一时机，国民党「劫收大员」们的表现让台湾中下层民众刚刚涌起的希望复归破灭。台湾专卖局的武装缉私员打伤烟贩老太林江迈并误杀围观群众陈文溪，激发了遍及台湾的二·二八大起义，蒋介石从大陆战场调去两个师兵力，历时半个月，屠杀三、四万台湾人而把起义镇压了下去98。这一事件给台湾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外来人都不可信，蒋介石比日本人还残酷。这是台湾人构建自己的族群认同的一大转捩点99。国民党接手台湾的最初几年，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生产雕敝，台湾民众总体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减少了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心理认同。蒋介石父子依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台湾戒严38年，继续其独裁统治，国民党带去的100多万人只占人口的少数（台湾总人口1946年624万，1949年增至753.8万），大陆人却占据了党、政、军、法各部门的绝大部分职务，尤其是中高级职务，台湾本省人极少获得。这些行为无疑只能强化台湾人对「外省人」的不满，他们称大陆1945年后到台湾去的人为「外省猪」即强烈彰显了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和对外省人的强烈不满100。蒋介石父子的专制统治一方面暂时压制了台独势力，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台湾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如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台湾「立委」林志嘉就说：「我们都了解，自从二二八历史悲剧发生后，居住在台湾的居民，多多少少都蒙受到所谓的省籍阴影，而这项阴影也一直延续到现在」101。

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二·二八事件」是个转捩点，台湾人族群认同由此初步确立。国民党后来为这一事件平反道歉102也印证了这一事件的特别意义。

4.1.3  60年代「政治冰封期」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这一时期台湾人的族群认同的演进特征为：在政治高压中蠕行。因为，在国民党以戒严法统治台湾的时期，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政治冰封期」，岛内台独不可能像海外那样直接地表达出来。追求公民的言论自由、为民众争取权利是现实的选择，有助于争取民心，可视作追求族群认同的曲折表达，或者说，用帕特南（Putnam）与科尔曼(Coleman)的「社会资本」观103，这些活动为台独势力积累了社会资本。国民党也意识到争取台湾人支援与认同的重要性，所以，蒋经国七十年代初期即在蒋介石的支援下推行行政革新。

在台湾岛内，台湾本省人在族群认同上的诉求因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只能表现为零星或间接的台独活动形式。如《自由中国》杂志与雷震案，《大学》杂志与台大哲学系事件，《文星》杂志与李敖案，《台湾政论》事件、《中华日报》上的杂文、「大力水手」漫画与柏杨案、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抗，追求的目标是民主与自由104。但我的分析是：

（1）反对国民党这一外来政权本来就是建构台湾族群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对立物与外在压力，族群认同的形成将是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2）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台独的中坚人物，他们在族群认同上的诉求有个由暗到明的过程。李敖与柏杨没主张台独，他们以犀利的文笔讽刺、挖苦、揭露国民党，客观上加深了民众对「外来政权」专制统治的不满。在1960年的雷震案中，《自由中国》杂志联合台籍人士和民青两党共72人开会决定召开「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并宣布「立即组织一个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党』）」105，表达的是对民主化的追求。但该党发言人认为国民党镇压的目的之一是「威胁大陆人今后不敢与本省人合作，搞政治运动」106，与族群认同高度相关的省籍问题已开始凸显。在「中坜事件」与《台湾政论》、《大学》、《美丽岛》杂志则呈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身影：陈少廷、张俊宏、杨国枢、黄信介、许信良、康宁祥、施明德、林义雄、吕秀莲、姚嘉文，他们的政治诉求从早期批判强权主义到中期组织党外人士助选团再到后期「反对国民党专政」107，行为上族群认同的印记日趋明显。

宗教力量的作用值得一提，尤其是有20万会员的台湾基督教长老会（URM），URM是个国际性组织，隶属「世界普协」和「亚洲教协」，它在推动台湾的人权、支援台独势力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训练的不少「台独顶尖人物」先是成为民进党内急独势力「基本教义派」主力，后又成为「台联党」的骨干。

4.1.4 美丽岛事件108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蒋经国从1970年起推行「新人新政」以「革新保台」，台湾渐走出了六十年代的「政治冰封期」，这从国民党1980年对「美丽岛事件」的处理上可以看得出来：蒋经国虽然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煽动群众情绪来反对国民党，但也没有采纳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意见，而决定采取「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缩小打击面的处理办法。只将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等8人送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允许记者和家属旁听，媒体也可充分报道审判过程。一个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后果是：公开审判造就了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一批党外律师109，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党外运动的骨干和台独的中间力量110。政治案件的公开庭审、媒体的广泛报道对民众的影响与心理塑造自不必言。其后果是，「『台独理念』广为人知，受刑人家属与律师在随后的选举中高票当选。」111

由上可知，美丽岛事件为台独势力步入政治奠定了民意基础。

4.1.5 解严和开放党禁、报禁等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蒋经国顺应大势的做法的几重效果：国民党本土化、蒋经国在台湾民间评价远好于蒋介石，他还成了民主化后国民党的一笔资本112。

蒋经国晚年思想演变的原因与轨迹有待研究，但他力排众议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大量提拔使用本省人、推行省级以下立法、司法、行政三部门的选举等措施既促进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也使得长期压抑着的省籍矛盾表面化，因为「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相当程度上是建构在族群间的意识冲突上」113，外省人、本省人各自的族群认同在选举过程中加强114。而且，以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为标志，台独的重心转入台湾岛内，「洋独」、「土独」汇流。

4.1.6 李登辉因素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

李登辉上台后，台独势力得以有系统、有步骤地排斥「统派」力量（统派的言行被归结为「不爱台湾」），推进「去中国化」：修改历史、地理教科书，将明代以后的中国列为「外国」；推广台语教学；倡导「爱台湾」意识；等等，希图通过「教育台湾化」以「建构台湾为主体的教育内容」，从而「建构一个正常国家最基础的地基工程」115，进而达到从根上切断台湾居民的中国人意识。王家英就认为：「李登辉的老谋深算，正在于他对国家认同议题的前瞻判断和准确捕捉，并坚定地结集各方力量付诸实践。」116

李登辉时期台湾人形成了较明确的新的国家认同：否定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认同台湾人的「集体身份」。 1999年5月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117，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这二者标志着台湾人已经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外省人变为次要势力。但也须注意到：没有李登辉及其幕僚的纵横捭阖，民进党不可能在2000年成为执政党，更大的可能是国民党内的台湾人出任「总统」一职。这一点上，李登辉发挥了领导人的「历史作用」。

笔者认为，对92年的「一中各表」不能看的太高，因为它实际上让李登辉探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底：大陆同意「各表」等于表示不急于解决、不想动武、没有既定的政策底线。所以，李登辉明显加快了促进台独的步伐：开展「新台湾人运动」、推行宪政改革、取消按叛国罪审判台独行为的法律、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去中国化」、直至推出「两国论」。下台之后仍不失「台独第一大佬」本色，又是策划成立台联党，又是力倡「手护台湾」，完全不负其父当年换祖宗的一番「苦心」118。

4.1.7 民进党崛起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是个标志性事件：将台独列入党章的政党被允许生存、发展，原先分散、民间性质的塑造族群认同转变为公开追求新的国家认同，并有合法的政党代言人。民进党发展迅速，党员人数稳步上升。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党员人数仅有1万余人，在1995年发展为8万余人，1999年发展到20余万人。2000年3月上台后，社会上涌起了一股入党潮，民进党党员数成倍增长，目前已突破41万。民进党的政党认同度也稳步上扬。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民意认同度仅有7%，1996年升为15%，在上台前一直维持在20%左右。但是上台后，其民意支援度一直维持在23%─29%之间，居于国、亲两党之上，成为岛内第一大党119。

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上台、2001年「立委」选举泛绿阵营获得立法院225个席位中的104个。按省籍划分，本省籍190名，占84.44％，外省籍35名（其中1名来自金门，8名是「海外立委」）120，与台湾本外省人口比例相当吻合（2300万台湾人口的组成为：福佬人加客家人占86％，原住民占2%，外省人占12%）。

在台湾的政治术语中，「民主化」与「本土化」等同，在民进党基层选民观念中，台独与出头天、民主是同一概念121。外省人很少支援民进党。省籍矛盾在选举时特别突出，表现为外省人的集体身份认同（支援外省籍候选人，这一点在1989年的选举中表现得特别典型）和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相当多的本省人，这牵制了国民党的政策选择，使之只能选择「稳健」的政策──维持现状、缓独，不能认为这部分人的基本的族群认同倾向于外省人。证据显示：外省人很少支援台独，本省人支援统一的少于20%122。本省人投票给国民党的原因有二：（1）害怕战争，但认为大陆会动武的人越来越少。（2）民进党执政能力太差，尤其是经济搞不好。这是主因123。国民党时期台湾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增长率最低为5%，而民进党执政三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1%、3%124。

由于老年人陆续淡出政治，新增加的年轻选民80％认同台湾，新党已泡沫化，2000年「大选」中以推进「一国两制」为竞选口号的李敖得票率不到1%。这些昭示着主张统一的意识已处于弱势并趋于边缘化，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主流群体的争论不是统独，而是维持现状、缓独、急独三派之间的较量125。2003年12月16日国民党放弃「一中」，表面上是为了选战的需要，实际上是不得不进一步向民众的主流意识靠拢以获取选票。国民党酝酿改名主要也是出于这一目的126。台湾目前的政治光谱可表述如下：

新党1997年后迅速衰落，目前已经泡沫化，支持者少于2％；亲民党选民认同率17％127左右，国民党选民认同率16％左右，民进党选民认同率25％左右，台联党选民认同率约2％。另外25％选民未表现明显的政党认同，是三大党争夺的重点，有研究认为，这部分选民的一半已经为三大党较为均等地瓜分，另外一半仍然处于中立状态128。

2000年后，进入政治上台湾人完全主导期，官僚由本省人接替外省人，2004年5月陈水扁的第二个任期伊始，在人事安排上即表现为明显的泛绿色彩129。外省人日趋边缘化。

4.2 影响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乃指非台湾民众因素，可以列出许多，但择其要者，显然是以下三个：日本因素、美国因素、大陆因素。

4.2.1 日本因素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就外国因素而言，日本对台湾的影响仅次于美国。这种影响在1945年之前（殖民时期）与1945年之后（后殖民时期）明显不同：前一时期直接而强烈，尤其是殖民统治后期，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开始萌芽。1945～1972年，日本追随美国，是台湾的盟友，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密切，六十年代中期之前还是海外台独分子的活动中心。中日建交后日台主要是经济联系，但日本对台湾始终抱有别样情怀，对台独的支援从明转暗，起顾问作用。近年来日本对台独的支援有上升迹象。

1. 殖民时期

日本人从1895年起统治台湾五十一年。应该承认，日本人确有经营、开发台湾的计划，所以统治手法也不同于在朝鲜。1898年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后，即改变此前对台湾人的反抗一味强力镇压的做法。「政治上，采取怀柔政策，召开乡典会、扬文会，颁发绅章以笼络地方士绅；社会政策上，『尊重旧俗』，对台湾社会固有的风俗习惯予以保留和一定的尊重，恢复保甲制度；对军事反抗力量以『招抚』为主」130。在台湾推行改良主义（包括提倡日台同化、进行民选议员运动）；允许台湾人土地转为资本主义经营；台湾人可以形成自己的金融资本131。三十年代又组织「皇民奉公会」这一「民众团体」，由总督兼任总裁，各地分会附属于殖民机构，与当地行政机关「一套班子，两个牌子」，注重笼络台湾居民，对入会者给予规定的优惠（如教育机会、福利待遇、工作机会），以使600万台湾人民实行「臣道实践」，成为「真正的日本人」132。利用当地的士绅人物，如台中望族林家的林呈禄出任「皇民奉公会生活部长」，中法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台湾第一勇」林栋材的后代林献堂被委任为日本贵族院议员（另外还有三人）、皇民奉公会大屯郡支会事务长、义勇报国队顾问133。允许台湾人创办自己的报纸《台湾民报》134。给地方士绅以尊重和礼遇甚至容忍他们中的一部分保留汉名、着汉装。推广教育、鼓励青年学生到日本深造，以至于「1942年台湾成年男女分别有54％和43%可用日语应付日常事务」135，除了大力鼓励日资产业到台湾发展外，「1930年起积极推进台湾的工业化进程，特别发展与军需相关的产业（如有色金属产业）和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136。日据后期「对（台湾）工矿事业积极经营，其规模之大，仅次于东北」，「在日本经济体系下，逐渐发展，已到相当工业化的程度」137，尤其是水电业、制糖业、樟脑业。

凡此种种，客观上弱化、瓦解了台湾人的抵抗意识，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到其统治后期，已有「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日本情节』」138，部分知识份子形成了自觉不自觉的「皇民意识」，甚至出现了一批认同日本的「皇民文学」作品，如周金波的《志愿兵》、《水癌》，陈火泉的《道》，王昶雄的《奔流》，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陈映真先生对此有精妙的述评：「否定、鄙视、憎恨被殖民台湾人（中国人）的主体性，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生活、思考、并且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终于做为日本人而效死──这就是四○年代台湾皇民文学主题的真髓。」139联系到大批在政府机关工作（如台中望族林金源、又譬如担任警察的李登辉的父亲）的受日化教育者，我们可以大致断定：与下层民众不同，相当部分知识份子的汉族（Han ethnic group）认同已经疏离，他们或倾向于认同大和民族（Japan ethnic group），或像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所宣示的：自己是被中日两个亚洲大国抛弃的孤儿。这就为以后建构台湾的族群认同埋下了伏笔。 2后殖民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

这一时期日本因素在台湾人族群认同上的作用有波动，为清晰起见，笔者分三个时期展开论述。

（1） 日本与50、60年代的台独──促进

上文说过，日本在台湾的五十年统治培育了大批具有「皇民意识」的台湾知识份子。日台经济文化密切交流、人员大量往来，四十年代台湾人旅居海外的人数以日本最多，达两万多人，所以早期海外台独活动的中心在日本，其中以廖文毅、廖文奎、吴振南、史明等最为活跃。廖氏兄弟为台湾云林人，廖文毅先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中学部，后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廖文毅1945年在台湾创立「台湾民族精神振兴会」，1947年办「自治法研究会」，鼓吹成立「中国联邦」，台湾在联邦体制内完全自治。1947年6月廖氏兄弟在上海以「台湾再解放联盟」的名义在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文揭露国民党屠杀台湾人的罪行，次月向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处理台湾意见书》，这是台独运动史上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台湾达到：在台湾实施大西洋宪章，台湾人派代表出席日本和会讨论台湾归属问题，准许台湾公民投票决定台湾未来，在此之前台湾脱离中国，暂时置于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下，等等。1949年廖文毅在日本与吴振南、郭泰成等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办《台湾民报》（不是前面的《台湾民报》），发表《告台湾八百万同胞宣言》，宣传「台湾民族论」，宣称「台湾人不是汉族，而是高山族、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汉人的混血种」。廖文毅1955年在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1956年2月28日伙同30多人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自任「大总统」。另外，1960年2月王育德与黄昭堂成立「台湾青年社」，4月发行《台湾青年》鼓吹台湾独立。辜宽敏1963年加入后该组织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以昭和为年号，以红太阳为国旗，周旋于日本权贵之间，被视为「以皇民化路线搞台独」。1967年史明成立「独立台湾会」，宣称该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武装的党，以劳动大众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以担负完成历史所交付的使命」。这些显然是在有意识地建构台湾本省人的族群认同意识140。

（2） 20世纪70、80年代──断交、废约后保持民间关系但经贸联系密切

日本仍然是台湾除美国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对日贸易占出口的12％和进口的42％。1972～1979，台湾从日本的进口总值增长4倍，而对日本的出口增长6倍141。事实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2001年起才超过对台湾出口额142。

（3） 李─陈时期──在暧昧中支援，出谋划策，来往密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晋林波谈到：「日本现在的政界、学界都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台湾当局某些政策的出台，都发源于日本学界。比如民进党过去建立的「台湾建国联盟」等台独机构都设在日本，一些在日的台湾学者已经成为陈水扁当局的『国策顾问』。 再比如，台独势力号称要在二○○八年北京奥运会前宣布独立，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学者的主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台湾的影响比美国还要具体」143。

不难判定，日本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就国别而言，仅次于美国，且有加大的趋势。日本一些重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台144，1997年还成立了200多人的「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近半数日本国会议员。又如2004年5月18日日本投票赞成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即是个信号（投赞成票的，除了日本外，就是美国和台湾的「邦交国」）145。

4.2.2 美国因素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美国因素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台湾对美国的争取与利用，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台军事支援，但美国对台政策法律也经历了变化。上述两方面都在台湾人的族群认同上表现出来，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1. 台湾对美国的争取和利用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海外台独的重心转到美国，其基础是台湾留美学生、学者与移居美国的台湾中产阶级。与日本的皇民化台独不同，他们反思台独活动的基本思想和做法，认为不能以向美国请愿的方式活动，需建立自己的实力，提出独立运动是群众运动，要独立必须不惜流血，酝酿成立全球性「台湾独立联盟」。因早期「暴力革命」路线在实践时被美国视作暴力恐怖组织后，台独分子调整策略，彭明敏等人主张的「以务实、民主、合法的途径追求台独」路线为大多数海外台独分子接受。他们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动员教会力量等在美国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台独支援势力，这在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得到明显的表现146。他们后来还与别的势力联合推动了《与台湾关系法》的通过。针对蒋家父子的专制统治，他们根据美国的情况，将台独目标包装成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追求，在台湾前途问题上采取「创造性暧昧」的策略，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张。陈少廷等人搞的「住民自决论」挑动省籍矛盾，强化本省人的族群认同，排斥外省人。由于不少法学家参与创建这一理论，它成了台独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这些策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美国国会、国务院的友谊，唤起了他们对台湾人权运动的支援」147。台独分子的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形成。

中美建交之后，台湾人也没放松争取美国的支援。李敖先生说台独分子最怕「美国爸爸」，用词虽然尖刻，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反应了台独分子对美国的心态。因此台湾也肯下大本钱动员、组织美国国内亲台势力，结果造就了美国国会强大的支援台湾的院外活动集团。这一点在总统选举、国会选举时表现较为明显：反华亲台者的声音明显比平时放大。台湾急切争取美国支援的一个最近例子是──刻意谋取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夏馨对陈水扁「再次当选」的祝贺，让绿营意外的是此举导致了夏馨的去职148。

2. 美国对台政策法律变化、军事支援及其效果

下面分别描述美国对台法律上发生的变化、关于美国对台军事支援、美国因素对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影响。

（1）1972年之前美国鼓励台湾独立，至少两岸「划峡而治」，意在保护台湾这个不沈的航空母舰的同时149，避免因为大陆沿海小岛屿的争端而陷入与中国大陆的冲突。1972年之后转为维持现状、和平解决。1979年之前，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将两岸战略天平移到大陆一边，但尚未与中国正式建交，也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979年4月之前美台关系的基础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它阻止了大陆解放台湾；1979年4月之后为《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法案对台湾安全作出承诺的国家。「《与台湾关系法》明确指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期望台湾的前途以和平方式决定，而对于以和平以外的方式决定其前途的任何做法，美国都将严重关切。该法案还表示，美国有意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有意保持自己的能力，以抵抗任何人凭借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150。

（2）美国的军事支援是台湾问题维持现状的主要支柱。1979年后美国在台湾已经没有军事力量，但对中国大陆保持着威慑战略，这一战略的双重效果是既阻止大陆统一台湾，也抑制台湾谋求独立的程度和步伐。美国对台军事支援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对台军售，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后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到1979年与中国大陆建交后四个月内全部撤出，但美国对台军售始终没有停止，雷根政府时期还一度想提升与台湾关系，经过8.17公报，缓和了这一问题，但美国仍看重「调节」两岸军事平衡，突出表现在1992年布希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2001年决定向台湾出售4艘基德级驱逐舰和8艘柴电潜艇，这等于宣布8.17公报是一张废纸。「美台是事实上的军事盟友，有些以前只卖给英国的军事设备也卖给了台湾。美国对台军售实际上已经没有限制，只要台湾买的起，美国都肯卖，佩里甚至说台湾可以向美国贷款购买武器。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国的牵制，如果说两蒋时期台湾是替美国『免费看门』，则现在是『自费看门』」151。

（3）《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威慑战略为李─陈时期台独势力从容地推动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强化、塑造新的国家认同创造了一个足资腾挪的空间：只要不明确宣布独立，大陆就没有动武的理由，这就使得渐进式台独才可以从容进行，「两国论」、「一边一国」论才得以先后出台，直至泛绿阵营步步前进，占据台湾政治生活的主流，而泛蓝阵营则唯有招架之功，要想不被彻底边缘化，只得向「绿营」移动。

4.2.3 大陆因素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大陆对台政策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1949～1979年。以解放台湾为目标，但也包括与蒋介石「演双簧」以婉拒美国人想让台湾独立的企图152。不过，在1972年与美国发表《上海公报》时已经将台湾问题列在「反苏」之后；「解放台湾」之说，多停于政策宣传层面。(2)1979～1995年。虽然仍然列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但已经倾向于从长计议，所以邓小平1984年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1995年1月在题为《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而努力奋斗》的电视讲话（即「江八条」）中，江泽民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我将这一阶段的对台政策概之为「消极防独」：只要不闹独立一切都可以谈。(3)1996以来的积极防独时期。以1996年台湾「大选」为界线，意识到「台独」在明显加剧，被动应对已经行不通，故加大防独力度，直至2003年温家宝总理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台独」，这是明确的决心宣示，也是与以往不同的有效表达，配以与各国官方频密的沟通运作，所以美国、欧盟、东盟、日本等表达了不支援甚至反对台湾公投的立场。

总的来说，大陆对台政策与战略中的某些部分（如1996年台海军事演习）可能会被泛绿阵营用于塑造台湾人的新国家认同，这提醒大陆在对台政策的操作上需更为谨慎──岛内政治现实是：泛绿阵营每每通过给对手贴「红标签」来打压对手，结合台湾人的「悲情意识」来强化台湾人的族群认同。

4.3 小结

上述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是：本省人已经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主体，其族群认同已经完成──更准确地说，是新的「国家认同」已经确立，这一点最近的证据为：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上升到62％，认为是中国人的从1989年的52％降到19％153。所谓新台湾人不是一个新民族，而是来源不同的几个「次族群」形成的新族群，它们本身有一定的融合，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自我意识的增强，对自由民主的信仰等等合力作用，致台湾人要求建立具有「维斯特伐利亚合法性」的国家154。陈水扁2004年3月29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明确表示：「即使可能面临战争危险，他也将继续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将继续实施两年内制定新宪法的计划」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