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列宁在总结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初步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从新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革命和建设中心任务，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从而保证中共率领中国人民在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重温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执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夺取全国政权后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以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利益为自己政纲的共产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党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政党执掌政权，即是控制议会、操纵舆论，通过议会使自己政党的纲领成为制定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依据，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却不那么重要。而对于通过激烈革命斗争方式，最终得到广大人民真心拥护才成为执政党的中共来说，这却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只是为实现自己多年追求的强国富民的理想提供了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执政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变化，从破坏一个旧政权转到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其难度远远超过前者，一些党员干部并不完全适应这一艰巨任务的要求。由于执政党，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变化，一些党员滋长了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倾向。由于执政，党发展的客观条件发生巨大变化，过去恶劣的生存环境对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无形的严格监督，党的发展受到客观的自然限制，而现在入党不仅不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相反则藉此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一定的权力，获得许多个人利益，于是投机分子就会涌入党内。也就是说，中共执政后，一方面能够凭借政权的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又非常容易使党的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甚至滥用职权的危险，从而使党的内部遭到腐蚀而导致失败。因此，执政党的建设成为比民主革命时期更为重要和更为艰巨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这一艰巨的任务具有清醒的认识。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惕敌人“糖衣炮弹”攻击的警示，提出要将“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任弼时也在会上提出，要使全党同志“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注：《任弼时选集》，第473页。）刘少奇于1948年12月，在为马列学院党员讲话时指出：“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

正由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地位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有着深刻认识，因此，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随之同步进行，丝毫没有滞后。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加强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密切的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特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这一决定，制定工作细则，并陆续建立各地方、各部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90页。）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中共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中共还对个别领导人打击报复批评者的错误行为给予严厉的处分，这对建国初期保持良好的党风政风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执政后，自身现状有不少地方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不相适应，党的自身建设在思想、作风和组织上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有些党员因为革命胜利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工作上消极疲沓，生活上贪图享受；有些党员则以功臣自居，争待遇、争享受；还有些党员在工作作风上产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习气，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为了克服和纠正党内这些不良倾向，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今年夏秋冬三季”，“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强调指出：“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7页。）足见毛泽东对整顿党风运动的重视。5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要求“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44页。）6月，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再次研究全党的整风问题。毛泽东在6月6日代表政治局向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把整党问题列为争取国民经济好转必须作好的八项工作中的重要一项。指出：“全党应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注：《毛泽东文集》第6册，第72页。）这次整风紧紧抓住解决领导作风上的问题，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通过整风，整顿了干部的思想作风，使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了较大改进，个别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等行为受到批判和严肃处理。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同民主人士的合作。

这次整风没有涉及党的基层组织，但是整风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基层组织和部分党员存在着比较严重和比较普遍的问题。1951年2月中旬，中共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研究整顿党的队伍问题。这次整党的重点放在基层。会议责成刘少奇具体领导这次整党工作。

为了具体贯彻落实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整党的决定，刘少奇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负责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时，提高党员条件的问题。会议开始时，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他详细分析了中共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及所存在的问题。在会议结束时他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强调执政党现在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否则就会有大批落后分子、投机分子混入党内，这对于党是一种严重的危险。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提出了共产党员的8项条件，对整党的具体部署作了安排。经过这次整党，中共的组织更加纯洁，党员的质量和党组织的战斗力更加提高，干部作风有所改进。

结合这次整党，毛泽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这对中共各级组织是一次实际而有效的整顿，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对执政党建设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建国初期，由于中共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对国民党旧政府机构中的公务人员又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其中一些人承袭国民党的腐败作风，利用各种机会盗窃国家财产，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大量施政“五毒”，党内少数人经不起腐蚀而开始堕落，甚至蜕化变质，沦为犯罪分子。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直至枪毙如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并着重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腐化堕落的思想和行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有效的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普遍的教育。在“三反”运动后期，中共制订了《惩治贪污条例》，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滋生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这一文件都作了精心修改。这次整党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有效地遏制了中共在掌握政权初期所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党风和社会风气全面好转，旧中国那种腐败黑暗的官场作风为之一扫。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开创了中共作为执政党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使建国初期的社会风尚成为中共历史上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共的威信空前提高，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建国初期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保证了中国社会形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巨变的顺利实现，争取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好转。

八大前后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1953年新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努力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继续进行探索。特别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系统总结建国7年来党的建设经验，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真知灼见，初步形成了中共执政党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是关于执政方式的探索。执政党是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是国家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及领导者，担负着确定国家政治方向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等重大决策的责任。建国初期，由于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体制尚处于草创阶段。因此，中共基本仍然以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来领导国家，这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共和国，以及争取国民经济形势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展以后，当社会生活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继续采取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应该由党对国家政权的直接领导按照执政规律向一定的执政方式转变。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应该主要成为一种政治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当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经法定程度上升为国家法律，而不能以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法律。为适应这一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集中精力领导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转变的基本途径是建立由人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民主政治制度。1954年，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4页。）按照这一原则，中共领导在建国初期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组织框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刘少奇主持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选举，在4.5亿人口的国度中，自下而上建立了由人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中共的执政地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这种国家形式来实现，也使中共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升为中国人民的法律意志。这一制度的建立，使政党和国家政权得以在不同的范围内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从而更好地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尽可能地团结和吸引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在更大程度上调动各阶层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具体贯彻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领导方式，中共除了探索关于国家领导体制的问题外，还对党的具体领导形式作了一些探索。建国以来，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陆续在全国建立了各级政府领导机构，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中央某些部门和一些省、县级领导工作方面，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过多地参与行政事务，抓不住重点工作等问题。1955年4月初，刘少奇发现了这一带普遍性的问题。他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现在任务变了，而组织形式、工作方法还没有作相应的改变，或这种改变还没有完成。我们熟悉的事如打游击、土地改革等现在都完成了，而不熟悉的事如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却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没有经验，因而很吃力，很被动，现在要创造新的领导经验。”他提出改变这一现象的主要措施，就是健全政府的业务部门，让政府行政系统管理各项建设工作。党委则主要管干部，管政治思想和实行监督，也就是“党要管党”。他说：“现在党委的工业部都在管业务，但慢慢要转到管干部、管政治思想和实行监督方面来。地方党委要能把不应该管的事推出去，要把业务部门的机构健全起来，提高他们的水平，把不应该管的推出去，才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注：刘少奇在听取西南各省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1955年4月5日。）所谓“应该管”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管对干部的监督。他强调指出：“这样多方面的工作，这样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专门机关进行监督是不行的。”（注：刘少奇在听取西北各省区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讲话，1955年4月2日。）应该说，刘少奇这里提出的思路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的思想是相当一致的。

其次，这一时期反对“高饶事件”的斗争，对中共执政党的建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建国后，尽管中共先后进行了整风和整党，党内部分干部还是滋长了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冲昏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计较名利和地位，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与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把剥削阶级的一些庸俗作风带到党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高饶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召开中央全会，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并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党的高级干部的工作和政治言行作出重要规定，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根据这一决议，中共省、市委员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深刻检查建国以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团结。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的力度，中共在建国初期所建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这次斗争，对于中共保持执政党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对如何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进行了努力探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核心问题是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众的支持，人心的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共就是凭借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党执政以后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突出表现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谈到会议的目的和宗旨时，强调指出：这次大会一是总结七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其二是要强调继续发扬中共在思想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刘少奇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时，对这一问题也给予高度重视。他在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还初步提出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的理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关键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使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提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全会上宣布：中共准备在1957年开始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借助党内外力量共同来帮助中共克服在党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刘少奇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比较详细地提出了对执政党建设的设想。他分析在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如果放任自流，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因此，要采取措施，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使领导机关接近人民群众。例如，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报纸如何监督，工厂厂长的选举问题，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限制问题，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国家领导人退为平民的问题也可以参考美国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3-648页。）周恩来在全会上也指出：“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页。）邓小平专门论述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他指出，中共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党应当特别警惕，自觉接受来自党、群众和民主党派三方面的监督。

执政党的建设是一个非常艰巨且又长期的任务，中共在执政6、7年后，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滋长了比较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正是为了克服这些不良作风，中共决定在1957年春进行开门整风，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不从团结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要求全体党员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加强党性，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这是正确和适时的。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等签发了一系列有关接受群众意见，改正缺点错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文件，对加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可惜的是，这场运动由于国内外因素和主要领导人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最终走偏了方向。

“七千人大会”前后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

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盛行，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出现严重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采取有力措施，使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在曲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在恢复党的思想作风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脱离中国实际，急于求成，搞高指标，从而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党的威信都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等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提出经济调整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问题。特别是提出要制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规范执政党干部的言行。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大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作了修改。毛泽东在解释这些条条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要整主观主义。”（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的插话，1961年1月9日。）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对调查研究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

会后，中共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毛泽东派出3个工作组，去湖南、浙江、广东调查；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44天；周恩来去河北省邯郸市，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在北京市郊区，他们分别深入工厂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同工人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集体的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深入地调查研究，在全国掀起了调查研究之风。这使中共的思想路线得到一定端正，主观主义得到很大克服，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共还着重抓了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9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思想上的某些片面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同时，中共在基层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进行重新教育党员的工作，使每一个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经过这些工作，执政党思想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党内生活趋于活跃，经济工作也开始扭转下滑趋势。

其次，党的工作作风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思想作风的转变带动了全党工作作风的转变。其突出表现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这是中共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盛会。在这次会上，中共领导集体发扬民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纠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在执政党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他指出，中共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和国家，以及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造成的。由此，他深刻总结了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坚持群众路线等党内生活的重大原则问题，重申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则在总结几年来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作风，提高到关乎党和国家性质问题的高度。邓小平在会上也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他指出：“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的任务。”“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304页。）

“七千人大会”总结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后，中共以这些原则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1962年8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重新刊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教育了无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名著，仍然是每个共产党员所必读的教材，是共产党员克服思想上不良作风，加强无产阶级意识修养的有力武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占了上风，但在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上仍然取得一些进展。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要求各级组织健全党的监察队伍，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12月下旬，中央组织部又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都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不是比过去更轻而是更重。党要管党。执政的党对干部和党员的要求，必须更高更严，一定要管好干部，管好党员。其中最关键、最中心的是管好干部，必须用更高的要求来挑选干部和接收党员，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施以严格的监督。（注：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会议纪要》，1962年12月8日。）刘少奇在这里再次提出“党要管党”的重要思想，再次提出共产党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的问题。他说，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如果对腐化堕落的不处理，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注：刘少奇对各中央局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是“七千人大会”后党的建设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这对中共率领全国人民克服三年经济困难，迎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1963年1月，中央组织部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经过半年多的工作，过去削弱和违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有了很大转变：党内的民主空气活跃了，分散主义减少了，党委集体领导比过去健全了，部门作用加强了，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进一步发扬，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不少地方反映，现在出现了几多、几少、几满意：‘心情舒畅的多了，背包袱的少了；说真话的多了，说假话的少了；按政策办事的多了，擅自改变上级决定的少了；遇事同下级商量的多了，主观臆断的少了；深入基层调查和帮助工作的多了，坐机关、瞎指挥的少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多了，对领导不敢监督的少了’。‘委员关心全面工作，书记满意；班长发扬民主，委员满意；决议符合实际情况，基层干部、群众满意。’许多党员干部说：‘现在是出了气、通了气，顺了气，今后要争一口气。”（注：中央组织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1962年10月23日。）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把抓好执政党的建设放在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事实说明，什么时候注意抓紧执政党的建设，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正如陈云总结的那句名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执政党建设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能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江泽民所总结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此外，执政党的建设最终还要用制度建设来保证它的顺利进行，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话、报告和政策的层面上。今天，我们虽然面临着同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但这些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还是值得认真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