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随着一批批大案、要案曝光于天下，无论是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群众监督，人们既越来越感到这些监督的重要，也越来越感到这些监督的软弱，越来越感到这些监督的艰难……

根据笔者的研究，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社会成因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指导思想有关

监督的实质就是对腐败中最丑恶的东西的批判、揭露和斗争。而监督难、难监督的实质就是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就是对丑恶的宽恕和软弱。

而之所以产生这一倾向，就是与在如何处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有关。即，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错误思想支配下，我们的社会始终有这样一个“传统”：过于重视“真善美”的发扬，而忽视了对“假恶丑”的惩治，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对立了起来，因而尽管口头上也承认对惩治包括反腐败在内的“假恶丑”的重要，但是实际上仅仅是将它作为“内部控制使用的对象”。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理由之一：“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权力内部的腐败分子被揭露出来多了，会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会动摇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其实，这是天大的笑话。将胡建学、王宝森、陈希同这样的腐败分子一个个揪出来示众，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纯洁了党的队伍，党心大快，民心大快，人们只会感到党的伟大，只会感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光明，怎么会得出那样荒唐的结论来！

理由之二：“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影响人们对大好形势的看法。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群众已经不是过去的“阿斗”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力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东西，人们不会因腐败的发展、泛滥去否认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相反地，如果不大张旗鼓地“反腐”，不将它作为社会的“主旋律”去对待，那么，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倒是会被葬送掉的。

理由之三：“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削弱党的领导。这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逻辑。“反腐”怎么会与“削弱党的领导”挂得上钩？！像陈希同这样的党的腐败分子怎么能代表党？我想，将这样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党只会纯洁党的队伍，只会加强党的领导。

理由之四：“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多了，是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种人将“腐败”与“反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利用权力进行“腐败”，的确可恶，的确是社会的“阴暗”现象，但是“反腐”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腐败端将出来，而是将腐败分子、腐败现象彻底铲除干净，是在去除社会的毒瘤，所以，“反腐”是党和国家堂堂正正的一种责任，是社会和人民的一种认认真真的呼声，怎能算是属于“阴暗面”？

理由之五：“反腐”反得多了，监督得彻底了，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种观点也属荒唐。是“腐败”多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呢？还是“反腐”多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呢？我想，迄今为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制度是因为反腐败而垮台的，相反地，倒是有许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发展太严重而垮了台。只有坚决地反，彻底地反，我们的社会才能得到稳定，才能得到发展。

总之，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思想支配之下，对放手反腐败、放手监督总是慎之又慎，总是迈不开步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形而上学仍会如此猖獗？我想，主要的还是认识不到以下这一点：腐败现象是“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我们仍是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管理社会的那套方法去解决腐败问题，其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对腐败监督的不彻底、走过场。

二、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一些单位的“一把手”过于强大有关

这里所说的“一把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个单位或部门中的真正“一把手”，如陈希同、胡建学之类的；二是虽然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但是，却是很有权势的真正“实权派”，如王宝森之流的，虽非北京市的“一把手”，但是在其所管的部门中所具有的权力来说，也可以说是“一把手”。

“一把手”出问题，自有他个人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社会的监督体系对这些“一把手”的监督竟是如此的不得力、如此的软弱、如此的无能？人们有权要问：我们的监督体系究竟怎么啦？！

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我只想说一点：那就是凡是出问题的地区（或单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地区（或单位）的“一把手”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是强大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了。

那么，这样的“一把手”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这样的“一把手”在领导作风上往往都有一个“怪癖”：党政大权一把抓，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什么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都要请示他，而所有的规章制度对于他来说，都是形同虚设，他的话就是圣旨，必须照办。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单位“离开”了这个“一把手”时，就变成一盘散沙，谁都不敢做主，单位的运转机制立即失灵。总之，当“一把手”变得这样“强大”时，一般人是不敢去监督的。

这样的“一把手”，一定是将一些“要害部门”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的。什么纪律检查部，什么人事组织部，什么生产营销部等等部门领导人都一概由他来统管，由他来任命，由他来提拔，他人一概不能插足，听话的就可以得到升迁，不听话的就随便找一个“以党的工作需要”为理由将其赶出这些部门，而且这类“调动”频繁，经常是“杀鸡给猴看”，经过这样“纯而又纯”的“选拔”，这些“要害部门”就很快变成“清一色”的了，这些部门也就会绝对地与“一把手”“保持一致”。

这样的“一把手”往往是“根深叶茂”的。他们精于构筑“关系网”，他们非常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作用，因而经常慷慨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去打通上边的“头头脑脑”（经常是买通），因而有很硬的后台，消息灵通极了，上头一有什么精神就马上紧跟，往往要比他人抢先一步；一旦有什么“风声紧”的预兆，就会暂时“收敛”一下，“收敛”的目的不是改邪归正，而是为了以后的东山再起；因为坏事都是自己亲自所干，所以他们非常清楚漏洞在何处，所以往往在事发东窗之前会采取“补救措施”，将它搞得“天衣无缝”。正因为这类的“一把手”有这样的“能耐”，一般人若是没有过硬的证据和比他有更硬的后台，一般是不敢也不会去监督的。

这样的“一把手”的脑子实在是精明极了。他们深懂舆论的力量，深懂如何利用舆论工具给自己发迹创造条件。在这类人的头上，官帽越戴越多，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眼花缭乱，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人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他，也就更难了。

总之，当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强大”到了真的是“领导一切”——即将“党的一元化领导”变为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一身时，就真的像如今流传的一种说法那样：“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发展到那样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党内系统的监督（如本单位的纪监系统），或是党外系统的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一般都是不敢去监督的了。

三、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官德的滑坡密切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主要靠谁？有的人说：主要是靠群众，靠群众监督干部，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说，这是谁都明白的官话、套话，主要应该靠干部，靠权力者对权力者的监督，领导对领导的监督。为何？道理很简单：腐败是权力者的腐败，是权力者之间的腐败，是权力圈内的腐败，所以对腐败的“最最知情者”应该不是群众，而是同级的领导或下级的干部。我想，只要广大的领导或干部都能起来监督、敢于监督，腐败肯定不至于蔓延、泛滥成风。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和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现实呢？恰恰相反。

从某种程度来说，腐败的发生就是由于缺乏当官者对当官者的监督。

一些同级的或下级的当官者为何“不愿”监督那些腐败了的当官者？大致有以下这些原因。

(1)不敢监督。畏惧腐败了的当官者权势太大，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怕被莫名其妙地穿上各种小鞋，怕丢掉了“乌纱帽”，在这个问题上顾虑太重，公心斗不过私心，也就不敢去监督了。

(2)不好监督。自己平时手脚也有点不太干净，喜欢贪点占点便宜，有的甚至很羡慕那种“上午坐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守着骰子转，晚上搂着裙子转”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只恨自己没有这种机会，哪有心思去监督他人，此外，自己亦有一点小小腐败之处，“把柄”在他人手里，“硬”不起来，也就不好监督了。

(3)不能监督。自己意志薄弱，被腐败了的当官者施以各种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好处”同流合污了，也就不能监督了。

(4)不想监督。尽管是个“明白人”，但自己的处世哲学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什么都是“明哲保身”，压根儿想当好人，怕出乱子，怕负责任，怕丢乌纱帽，或是从内心想当个“太平官”，只是上级的“收发室”、“录音机”，甘心于当一名“面团官”，思想懒惰，不思进取，从不想去惹什么“是非”，也就不想监督了。

(5)不会监督。本身是个“糊涂虫”，“社会性智商”极低，看问题极其迟钝，觉察不出任何问题来，也根本不关心什么监督不监督的，这样的人自然也就不会监督了。

总之，由于领导干部中广泛存在上述的“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不会监督”的心态，邓小平所要求的那种“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也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了，一些党内监督、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刑自然就上不了大夫，官场自然就会盛行“官官相护”的恶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监督不力，才“害”了一批心术不正的当官者，使他们从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灰色腐败发展到黑色腐败，微小腐败发展到严重腐败。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当领导的、当干部的对腐败不敢监督呢？

问题就在于如今的官场风气不正，不少领导干部不是按照党性原则去办事，而是按照社会流行的“趋势、趋利、趋和”的三原则去行事：一是所谓的“权势原则”：谁的权力大，谁的势力强，就听谁的，哪怕他违犯党纪国法也都跟之、从之；二是“利害原则”：什么都从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考虑，无害于自己发展的，则多做，有碍于自己“进步”的，则少做、不做，尽量不得罪人，更不去得罪那些“惹不起”的人；三是“不得罪人的原则”：永远做一个“老好人”，只表扬好人好事，不批评坏人坏事，对那些群体中的“刺头”、“搅屎棍”，甚至对那些坏人坏事、恶人恶事，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如此这般，在一个群体中“公理”扑灭不了“强权”，正的压不倒邪的，腐败安能得到抑制？监督安能顺利进行？

四、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社会中流行的不良社会风气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是人的一种政治行为，而人们对这种政治行为的积极参与程度及其表现则与整个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风气相关。

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能在一些地区、单位得手？为什么人们对腐败的监督会感到异常之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着的不良社会风气——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家族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垮整个社会监督这种政治行为的发生。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借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家族关系网。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势力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近几年中，它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一般说来，凡是腐败泛滥、猖獗的单位，终会或多或少地、或隐或现地烙上家族关系网的痕迹。家族关系网在社会腐败的发展中有以下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败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从有权势领导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开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说，被誉为“中国烟王”的褚时健的失败就是败在他的“娘家人”——“马家军”（其夫人马静芬、其小姨子马静芳和其小舅子马建华）姐弟身上的，他们太贪了，只要能来钱，不管是什么人（有些行贿者属于“下九流”、“低档次”的，褚时健根本看不上眼），但是他的老婆一律是“来者不拒”。二是出现了许多家族腐败集团和人们最为痛恨的“衙内现象”（如北京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首钢的周北方）。这些人仗着父辈的权势，仗着自己年轻、“懂的多、识得广”，因而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关系网，那么，再要对它进行监督，就会比登天还难。

权力关系网。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很有“权威性的监督部门”，根据记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访”，往往是前方采访的记者还没有回京，这些“被采访”的权力者通过权力关系网的运作，竟能使能“管”《焦点访谈》的权力部门来“问问情况”了……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权力网是腐败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使监督变得苍白无力。

人情关系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如今，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以后，来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说情者不讲原则、不讲是非、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管他是不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由于此风的盛行，不仅造成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能被及时、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问题不能被及时、认真地查处，而且还助长了一些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视法纪，胆大妄为，顶风作案，从而诱发更多的腐败问题。总之，由于说情风的盛行，使“监督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金钱关系网。它是腐败势力形成腐败集团的“黏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利益共享”原则的幌子下，轰开“监督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黏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黏”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和。

决不要低估这“四张关系网”的“功能”。它的“流行”，一方面使腐败分子的腐败欲望恶性膨胀起来，使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增加了社会对腐败监督的难度。

总之，不良社会风气不除，“四张关系网”不破，对腐败的监督就难以实施！

五、监督难、难监督的和生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报复、镇压那些想对他们进行监督的“监督者”

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腐败者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现象非常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于可以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何？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者都是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尤其是善于“弄权”，会将打击报复的事做得很绝，做到“滴水不漏”，做到让那些“监督者”即便是受了打击报复之后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来”，做到无处伸冤，做到让上级即使是想干预也无法干预。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者已经大大地发展了“黑道意识”，他们会利用贪污腐败得来的不义之财，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收买、豢养一部分帮凶，形成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得到的“恶势力”、“黑势力”。所以，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用不着权力腐败分子亲自动手，这股“恶势力”（“黑势力”）就将“监督者”处理掉了。

这是因为如今的权力腐败分子一般都有强大的“关系网”、“保护伞”，往往是“监督者”的监督行为刚刚发生，权力腐败者就已经掌握了监督者的动向，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去对付那些敢于监督的“监督者”，而且往往还很有效。

在腐败者肆虐的单位中，那些正直的、想起来监督的“监督者”总是处于“少数”，总是处于“劣势”的状态，他们所过的日子一般比较“艰难”。一些权力腐败分子变着法儿要将“知情者”变成“不知情者”，变着法儿使那些想监督的“监督者”在还未有效地监督之前，就将他们统统打下去。

最后的思考：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跟上

必须看到，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相比，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与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很不相适应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11月9日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又深有体会地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不足：“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从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中清楚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一直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对腐败的监督难、难监督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老大难？也许前面说到的因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但是，依笔者之愚见，比这些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一些落后的观念和做法不仅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反而在改革的旗帜下借尸还魂。譬如，农村实行的“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获得成功，那是因为它适应了我国农村的小生产力的特点，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被它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将它无条件地“嫁接”到现代城市、现代企业的管理之中，变成了“承包万能论”的鼓吹者和推广者。因为“承包制”本是源于20世纪初期的“泰勒制”，它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因而必然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于是，在我们这个封建思想极其浓厚的国度里，一些单位领导的“家长制”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了，大大地强化了“老板意识”、“雇主意识”，大大地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大地淡化了公仆意识，强化了个人行使权力的随意性、专权性，这也是当今腐败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所以必须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企业的发展。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因而我们仍然继续延用维系旧的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去管理不完善的、处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们的社会只是满足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弊端的种种口头谴责，至于如何下大力去革除这些弊端，如何去建设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制度，却做得很少。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因而我们的社会在如何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上所走的步伐就不够大、不够快。腐败，是权力者滥用权力、权力失去监督、监督失控的结果。那么，为何会失去监督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个习惯于集权的社会喜欢的、拿手的是“从上而下”的监督，对“由下而上”的社会监督（如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党外监督）则是“一百个不放心”，不仅不能放手监督，而且有意无意地设置某些看不见的障碍，因而使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党外监督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于是，“从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也就失去了有力的支持。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找出民主监督制度的新路子：即用法律的形式（而不是靠几个人的脑袋）去保障公民监督权利实施，将监督的权利真正地、放手地还给社会，还给人民，还给舆论。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对腐败监督难、难监督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