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各种文化交融碰撞所表现出的不良因素带来的挑战。本文拟就传统与现实中这些挑战及其应对途径作粗浅讨论，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来自传统与现实中的消极文化观念的挑战

先进文化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源泉。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在当代文化建设实践中努力获取动力支持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传统和现实文化观念中不良因素的干扰和挑战。

（一）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宗法文化和封闭文化、专制文化为基本内容构建起来的。高度发达且源远流长的封建制度使这一文化积淀深厚，发展充分而影响深远。

1.儒家道统的消极因素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的影响：

——儒家“中庸之道”主张“用正确的‘大道’来台理民众”，是孔孟政治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在儒家道统的发展中，经过历代的不断修正，抽去了其坚持“用正”来管理社会的带有辩证思想的方法论精神，演化成循规蹈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专制的方法论原则。循着这一文化取向，人们言行举止重不温不火而轻奋发有为，勇猛精进；重墨守成规而轻与时俱进，大胆探索。放弃积极进取，免作“出头椽子”已成为许多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这一文化观念与我党一贯坚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相径庭。受这一文化理念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固守传统和经验，满足现状和已有成绩，不思进取开拓而放弃创新精神，给坚持和弘扬党的思想路线带来极大危害。

——封建礼教范畴中的“三纲五常”礼制引申出的长官为尊的“家长制”文化观念，成为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的思想障碍之一。在封建社会里，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家长”式统治：皇帝是全国的“大家长”，各级地方官员则是以“父母官”自居而成为“中家长”或“小家长”。所有黎民百姓则是这个大小家庭中的“子女”。“家长”与“子女”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这一文化取向在现实中，给官僚主义作风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权力不受限制，思想一贯“正确”。即使是正常的工作部署安排，也要摆出居高临下“作指示”、“发命令”的威严来。而下属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严重的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什么党内民主，什么“密切联系群众”、“当人民的勤务员”，早巳被他们弃如敝屣。

——儒家“仁、礼”范畴构建的道统中某些内涵变异的道德操守，成为坚持党内正常的组织关系、同志关系的严重思想障碍之一。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核心范畴的儒家道统，良莠掺杂。其所包容的内涵，虽然今天仍有一些营养，但不容置疑的是，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确有许多道德、价值取向已经落后甚至走向反动。如这一道统中的“忠”，其本意是规范封建君臣关系，要求臣下尽心尽力，毫无保留地侍奉君主。这一态度推展于各级官吏之间，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也是“忠”。这在封建时代官僚政治中是维系封建专制体制的客观要求。封建时代“忠”的对象是个人，是上级，是皇帝；而我们共产党人要求“忠”的对象是民众、是组织、是国家和民族。一为个人，一为整体，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现实中，这一道德操守被一些党员干部拿来混淆组织、事业与个人间的范畴与对象，在要求党员干部忠于党组织和党的事业的时候，更热衷于个人之间、上下级关系中的“绝对服从”，甚至以其对自己个人的“忠诚”与否为惟一标准。因此，抵制和反对下级对自己提意见和建议，更容不得下级有任何违背自己、反对自己的言行主张。由此助长了“家长”作风、“独断专行”作风和“帮派”、“团体”等不正常关系的蔓延。

2.封建官僚制度中演化出的消极因子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的影响。我国封建官僚制度不仅时间久远，且发展完善，其中许多内容在时代发展中演化成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积淀在现实社会之中。

——封建制度中的“官本位”文化，成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的严重思想障碍之一。为维护封建统治，我国古代建起了“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官位、官权、官员“三位一体”的官僚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人们的价值追求在于做官。因为“官贵民贱”，有官即有特权，官越大特权越多，因此，寒窗苦读之终极目标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而是“学而优则仕”。由此形成的“官本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社会单位及其所属人员，不论工作性质如何，一律参照和套用政府机关和官员的行政级别与待遇；不同级别的人，其工资、住房、医疗保健等相应的待遇区别明显，诸如参加会议、阅读文件，乃至死后追悼会规格、骨灰安放地点等等，都要以“官阶”的高低来确定。“官本位”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很多时候，官职和“级别”变相成为人们评价人生价值的最高尺度，常常异化为对成功人土的一种奖赏。无论哪种行业和岗位的人，如果工作出色，往往会获得“提职”、“提级”的奖励，从而使党员干部放弃宗旨，淡化岗位责任，怀着谋求官位从而获得特权和个人实惠的目标和心态，挤进党员和干部队伍，给党的队伍素质提高带来潜在的挑战。

——封建世袭制和宗法传统演化出任人唯亲的官僚门阀观念，成为坚持党的“任人唯贤”选人用人路线的障碍之一。中国千百年封建制度中的宗法观念，是“任人唯亲”门阀观念的根源。虽有“科举”这道门坎，但考试录取诸环节仍顽强缠绕着“人情关系”这根极敏感的官场神经。而在及第后的选拔、考核、任命诸环节中，更将“关系”、“亲人”的观念贯彻始终。欲挤进仕途并步步高升者，必须依靠“朝中有人”这条路。演化发展到今天，不仅使“关系学”成为一门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学科”，而且诱使许多人热衷于按人划线。在上者选人热点在“圈子里”；在下者为人选要不择手段挤进“圈子里”。由此上下沆瀣，形成拉关系、走门子、跑官要官，直至买官卖官的丑恶现象。

3.封建迷信的谶纬之学的消极思想演化出的唯心观念颓废文化，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影响。由上古民间图腾、巫师、方士推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预测祸福、观测风水及至求神拜佛、寄托生死的迷信思想，为封建最高统治者自神其位找到了最有效载体。他们为显示其“奉天承运”的尊严，热衷于造“祥瑞”，“封山川”，拜神仙，演化成一整套妄测吉凶、算命相面、观测风水与及时行乐的文化体系，以此来麻醉人民，愚弄百姓，借以巩固专制统治地位。这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当今社会又沉渣泛起，并不断侵蚀到党员干部队伍之中。一些党员干部放弃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而笃信神仙菩萨。这些人或无趣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却孜孜不倦于研读“麻衣神相”、凶杀色情；或不急民生疾苦却乐于烧香拜神，建寺庙修“金身”；或不顾自然规律，诚信方士，看手相，问仕途。有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分子甚至找到巫士“神仙”，为自己禳灾避祸，希冀逃避法网惩戒，永享富贵荣华；有些官员招聘员工也需请来相士当考官，以目测应聘者之面相。或拆除某些建筑，以避让“凶险之兆”；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祖坟，以期占尽风水、永享高官厚禄之福。种种丑态，不胜枚举。

（二）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变异的挑战

改革开放使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大量外来文化快速涌入我国。在中外文化大交流、大碰撞过程中，既滋补了我们文化的阵地，闪现出许多火花，给我们未来的文化发展带来生机。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垃圾，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碰撞后变异成消极文化因子，成为党风建设在文化方面的新挑战。

1.打着破除封建礼教和封建婚恋观的幌子，滑向西方“性解放”，追求性淫乱、性放纵的糜烂生活。男婚女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受到有损人性的摧残和压抑，这一反动文化礼教早已被有识之士作了彻底批判自不待言。今天，我们不仅观念上已经从那种被摧残和被压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且国家已有日臻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使人们健康科学的婚恋得以保障。西方当年在与神权、宗教斗争中进发出的“性解放”理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了人类追求性爱自由和幸福的积极意义。时代发展到今天，演化成极力追求性放纵、性淫乱的性爱观，则有悖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发展目标。这一文化理念进入到我国大陆后，与我们传统的性爱观相碰撞，异化出了一股颇有能量的“性解放”文化逆流。一时间，鼓吹“走泰国‘牺牲一代少女’，开放‘红灯区’以搞活经济”之论者有之；标榜所谓“前卫”文化艺术，大搞色情活动以混浊世风者有之；更有暗娼卖淫、色情场所随时引诱人们在淫荡、性乱生活中寻欢作乐。凭借这股文化浊流，一些党员干部打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性和谐”、提高“性质量”的幌子，沉湎于淫靡色情文化氛围与生活追求之中。思想上倾心于谈“情”论“色”，品茶佐酒必以“黄段子”为能事；行动上醉心于寻花问柳，“包二奶”、“养情夫”、寻“三陪”几成官场时尚。见诸媒体竟至有包养情妇、情夫几十上百人而使闻者咋舌，嫖娼二百多人创当代官员狎妓之最者。

2.在强调尊重个人利益、鼓励个性发展环境中，与西方“个性解放”文化理念相碰撞，异化出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下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个性价值发展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开放的步伐进入我国而备受欢迎。理论上，全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寻找自己发展和获取个人利益的机会。可见这一文化理念符合人类人文关怀大目标而具有积极因素。但这一文化理念引入我国后，与我们久受压抑的发展个人价值与利益初获尊重与保护的心灵相碰撞，人们的兴奋点自然落在“个人利益”、“个性发展”和“自由享乐”等内容上，对实现这些热点的前提、相关环境与条件，则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由此，异化出中国传统小农褊狭自私自利与当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享乐主义这一文化毒瘤。在这一文化理念诱导下，一些党员干部尔虞我诈、以邻为壑，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满足自己精神物质过分膨胀的私欲，走上贪图享乐、以权谋私的道路，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的被审判者。

　　（三）市场经济体制折射出的文化阴影对党风建设的影响与挑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培养起来的文化理念与新的经济体制运行中折射出的文化理念相碰撞，许多文化理念给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1.表现在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领域的挑战。不言而喻，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良性的。但作为一柄“双刃剑”，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竞争性、交换性和求利性等“游戏规则”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中，则难免异化而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实践中我们看到，随着这一文化理念向社会其他领域的逐步渗透，极端利己主义和权力寻租等现象，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极大干扰。

2.表现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挑战。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体制下的“一大二公”老框子和平均主义“大锅饭”做法。这一方面有力调动了各地区、各单位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之竭尽全力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蛋糕”做大；另一方面，面对日益突显的差距和激烈竞争，也使人们在为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发展寻求更大的捷径之时，容易选择放弃原则、放弃大目标、大集体、大利益，而理直气壮地奉行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价值原则，由此异化出重个体利益、轻集体利益，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价值追求理念。这一文化理念反映到党内来，势必给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不可忽视的干扰。

3.表现在党内关系领域的挑战。市场经济在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同时，组织对其成员的硬约束机制变弱。例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组织与成员间关系采取的是组织包揽一切的做法。个人与组织如此紧密的依赖与联系，自然容易使党的意见主张贯彻较少障碍。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成员的许多实际问题不能再单独依赖组织，相反要到市场中去解决。这就异化出组织建设中简单照搬市场原则的做法和讨价还价、讲待遇讲回报的价值追求。使“一手包揽”体制下形成的紧密关系变得相对疏松，从而使党员干部对旧有的“角色约束”自我放松，给党组织有效管理党员干部提出了新课题。

二、按“三个代表”要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筑党风建设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文化方向代表着一个政党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党的建设，包括党的作风建设，总是从先进文化建设中汲取营养。这是我党几十年作风建设实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要摆脱消极文化的干扰，战胜不良文化因素的挑战，实现作风建设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键是要按“三个代表”要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1.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中迎接挑战。不言而喻，“三个代表”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也反映了对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要求。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按“三个代表”来统领，这是客观必然。而要实现这一要求，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在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互相对立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文化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对这一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毫无疑问，我们按“三个代表”要求统领先进文化，以迎接不良文化对党的作风建设的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惟其如此，才能使文化既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既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又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既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有效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和毒素；既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有益的精神成果，又成功抵制其有害的、消极腐朽的思想意识。经过这样的文化创新，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以必胜的信念迎接挑战。

2.确立“破立”结合、“疏堵”兼顾的文化建设方略，在消极文化批判整肃中迎接挑战。毋庸赘言，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既要树立先进文化的旗帜作引导，也要消极落后的文化观念做反面教员，使人们在正反对比中看得更清楚。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同时，必须着力于对那些消极文化的本质做出深入系统的批判和肃清，从正反两方面掌握迎接挑战的主动权。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时，就明确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他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改革开放20多年来，思想文化战线建设的实践表明，对这些消极腐败思想的整顿“肃清”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这个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继承”和“学习”，而对那些掺杂其中的消极、落后甚至反动的价值观念，却较少深入系统研究，更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引导。因此，在面对党风建设中这些消极文化挑战之时，要求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宣传教育部门主动自觉地承担起“肃清”的使命，既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也要运用分析对比的方法，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对外来文化中的消极表现，进行系统的深刻的理论分析，以引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目标。要按“三个代表”的要求，脚踏实地地做好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继承、改造利用工作，并通过各种媒介和载体，传诸社会，传诸群众。这样，人们不仅了解“是”，而且知道“非”；不仅知道“美”，而且看到“丑”；不仅明确“善”，而且洞悉“恶”；从而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和外来消极文化的自觉性。

3.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在文化建设的管理中迎接挑战。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谈到先进文化建设的任务时指出，对那些落后文化、腐朽文化，“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制度，加强教育和管理，移风易俗，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化，其影响、传播自有规律。其中，政策、制度的引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作为有序管理手段和方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面临党风建设中不良文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做到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刚性的法律制度规范“两手抓”，发挥管理工作的特殊作用。

——不断明确政策导向，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在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信仰的同时，对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范畴的其他内容，给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指导规范.尤其对那些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内容，要做出明确的界定与引导，如关于“宗教”与“邪教”、“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信仰自由”与“党员信仰取向”、尊重“个人利益”与“党员履行奉献义务”等较敏感的问题。通过政策界定与引导，为党风建设创造党内党外有别、时代文化发展与创新循环而进的良好文化氛围。

——严密制度法规，对不良行为亮红灯。众所周知，多年来我们文化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不仅立法数量少，制度不健全，而且立法层次也较低。为此，应加快立法的进程，加快制度更新和完善健全的步伐，以逐步形成较完备的文化管理和相关内容的党员干部管理法规体系，为依法管理提供法律依据，这是加强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同时，还要加大执法力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是当前文化管理及相关内容的党员干部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党员干部中，那些无视法律法规而热衷于到“灯红酒绿”场所“放松”的行为；那些乘“考察”之机大过侈糜生活之瘾的举动；那些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而行封建迷信、愚昧庸俗之实的种种荒唐表现；在文化市场建设上，那些盗版活动猖獗、走私音像出版以及娱乐场所的违法经营等现象，屡禁不止。原因固然复杂，但执法不严、打击力度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健全制度法规是推进文化建设步伐进而迎接党内建设挑战的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1-07-01.

[3]　刘永信.中国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