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主要内容

我们党的利益观是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观念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围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核心内容展开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行的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观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迄今对人民利益观核心内容最清晰、最完备的总结和概括，我们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上提出的新观点和新要求，使党的人民利益观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

（一）以逐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为出发点，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P864)。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是否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我们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体谋好利益，因为他们眼前最困难，最需要帮助。”[2](P645)在极端艰苦的战争年代，为了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我们党帮助群众解决穿衣、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婚姻问题，党执政后“我们完全拥有解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如果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无法向党、向人民交代的”[2](P113)。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注重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同时又有发展和治穷的通盘考虑和长远安排，确保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使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

（二）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切实使广大人民不断获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物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P79)，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物质利益是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基础和保证，主要在既定的经济关系中通过经济活动得以实现，而经济利益则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否则很难动员和组织人民、发挥强大的利益整合功能，不可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无法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当然，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P146)

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密切相关，必须把它们紧密结合起来并使之不断地得到全面实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6](P66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既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也是全面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目标。

（三）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承认和保护正当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大力倡导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

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广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各种利益类别中，国家利益处于最高层次，应当得到优先考虑和安排。大河没水小河干，国家利益保不住或受损害，其它利益也会丧失或不能保全。我国内政外交都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处于较低层次的利益要服从较高层次的利益，即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般利益服从根本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发展中得到实现，其实现和发展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规范，不能损害国家和其他集体或个人的利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共产党员要在大局下做好各自的工作，承担起维护和服从国家利益的责任，时时着眼于大局，处处顾全大局。

当然，“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5](P175)。只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于广大人民。“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7](P28)。在承认和保护正当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尽可能地为其实现和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力倡导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P522)

改革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2](P111)

（四）正确区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增强政策观念，提高处理能力，采取正确、有效的应对方法，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敌我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冲突基础上的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7](P206)总体看，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敌人要用专政的方法，强迫其服从国家法律、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通过说服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或者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处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敌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层出不穷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国内还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国际敌对势力不断对我“西化”、“分化”，境内外敌对分子往往相互勾结、伺机兴风作浪，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关系的必要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比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加错综复杂，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新的实际，增强政策观念，提高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能力。要见微知著，抓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当地和萌芽状态，不能麻痹大意、让事态扩大。防止简单粗暴，尤其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保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发现敌对势力趁机煽动破坏，要在迅速查清事实后坚决予以揭露，并依法惩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2](P218)。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根本的途径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

（五）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注重实践效果和人民评判，把广大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作为检验政策及其实践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根本标准

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归根到底是个实践问题。广大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2](P638)。评判党的政策和工作，要以实践效果和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为依据。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2](P638)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的。在农村实行任何一项政策和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首先考虑是有利于调动还是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是维护还是会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解放和发展还是会阻碍农村生产力，“这是我们制定农村政策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2](P124-125)。

二、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基本特性

世界上宣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比比皆是。自近现代意义的政党形成后，各政党一切为人民的口号大都言之凿凿、娓娓动听。但利益观宣示仅仅属于政党政治的表层，利益观本身及其与之相关的问题——政党的性质宗旨、思想基础以及传统作风等，则是政党政治的深层问题。在与资产阶级政党比较中探究这些问题，可以凸现我们党人民利益观的特征。

（一）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是其性质和宗旨的体现，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除了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

按阶级属性划分，世界上的政党主要分为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两大类。这两类政党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宗旨，由此决定了党的利益、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的不同。

尽管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可能代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总体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因而资产阶级政党利益、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人民群众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现象作过透彻分析：“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3](P100)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们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唯一联系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政党。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自身解放过程也是一切劳动者解放的过程，并且只有解放全体劳动者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其根本利益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历史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8](P217-218)

我们党胸襟宽广、目光远大，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政党狭隘的阶级利益局限，达到了自身利益与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契合，除了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由此，我们党才有资格和勇气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8](P257)；“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9](P285)

（二）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摒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科学、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思想理论与利益观是同一类范畴。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

资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地位后，个人主义以极端形式成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理论核心，贯穿于行为活动中的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从根本上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1]

当然，在中外历史上，有一些进步思想家曾探讨过如何争取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设计和实验过“乌托邦”计划，由于不具有科学性而最终归于失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曾提出“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过以谋求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利益计算法命题，但都无法掩盖其个人主义的实质。1842-1843年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在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中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视野由捡枯枝、采集野果的穷人和摩塞尔地区的贫苦居民转到了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无产阶级利益与广大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及其对人类解放的持久体现。在借鉴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狭隘自然主义的思想局限，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和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实质，总结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争取自身利益、实现彻底解放的规律，创立了新的世界观，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其显著特征之一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2]。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P1093)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是我们党的利益与阶级利益、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思想保证，也是揭露资产阶级政党利益观的锐利思想武器。列宁指出：“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这些政党的政策的本质，那么事实上你们就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13]

（三）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切实贯彻到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人民利益的践行者

我们党创造了把人民利益观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优势和条件。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我们党是个大党，但能始终保持全党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人民利益观在各代领导集体多次交接中传承、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一以贯之。

我们党切实把人民利益观贯彻到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我们党按照人民利益观的要求确定奋斗目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不懈奋斗。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14](P184)一个实在的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们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经受过艰苦磨难、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大批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条战线为人民利益舍“小我”之私求人民“大我”之利，成为最可歌可泣的人民利益践行者。据统计，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牺牲的共产党员有三十余万，毛泽东一家就有6人为人民利益牺牲。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这些先烈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资产阶级政党一旦执政，就不遗余力地利用国家政权攫取本阶级、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选民的利益受到漠视和冷落，形成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过程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规则，由于自身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狭隘性、政党内部寡头化倾向的滋生以及金钱政治的困扰，没有也不可能由衷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切实利益。对于我们党而言，争取和坚持执政不是根本目的，只是我们党为了获得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条件或手段，以便更充分实现、发展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取得执政地位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完全是这样做的。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人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四）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人民利益观实践的科学总结，为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奠定了新的重要思想基础

我们党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先进文化的孕育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党的人民利益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丰富、发展的过程。

我们党不胜枚举的理论表述和实践活动，一再诠释和证明了党的人民利益观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和事业，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才能做好”[2](P638)；人民群众的主体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15](P14)；人民是个具体、历史的范畴，包括所有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我国新时期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我们党不断打破旧的利益格局，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寻求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新途径。在新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趋势日益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党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利益整合新思路，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先锋队的性质，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积极接受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人民利益观，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的先进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极端艰苦和异常复杂的环境下战胜强敌，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奋起，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人民利益观实践的科学总结，蕴涵着开拓创新的内在要求，统领着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征程上不断迈进。

三、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根本实现途径

利益是观念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利益观的实践不仅要有自觉、强烈的意识和愿望，而且要有切实可行的途径。在八十多年的奋斗中，我们党探索出了人民利益观的根本实现途径，这条途径是实现、发展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

（一）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巩固和扩大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从根本上消除大规模利益对抗的根源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利益格局中，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几乎被完全湮没（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以土地兼并为特征、租佃制度为主的地主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地主、官僚疯狂兼并、掠夺土地（在1927年后愈演愈烈），1934年约占全国68%的耕地被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占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雇农占有的耕地不到1/3。作为中国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代表的地主、富农鲜有农业资本家气息，主要靠高额地租购买土地和维持其骄奢淫逸生活，而农民则靠租佃土地为生（大部分地租高达80%），遭受名目繁多的地主、官僚的奴役和盘剥。这种反动、腐朽的生产关系造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资金的严重匮乏，阻断了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商品粮、工业品销售市场，广大农民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是中国人民的一大祸害。再看看与半殖民地社会密切相关的一些事情。向中国输入鸦片，这是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进行的一项极端恶劣的经济侵略活动，中国广大人民由此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身心毒害。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一次次野蛮侵略，逐渐控制中国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经济命脉，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国处于瓜剖豆分、任人宰割、蒙受屈辱的境地。清政府一再割地赔款，倒台后北洋军阀混战不已，国民党内乱频仍，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华大地千疮百孔，民族工商业步履艰难，广大人民处于饥寒交迫、生死两难的水火境地，何谈他们的利益？）。我们党在贯彻人民利益观过程中，首先致力于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和扩大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这一利益基础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来奠定，着重体现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我们党一再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消除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赶走外国侵略者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江泽民同志指出，八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16]。我们党做这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巩固和扩大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形成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体系的特点和优势。建国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基本形成，并在新时期利益关系的正确调整中不断巩固和扩大。

根本利益是相对的、有层次的。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是一种具有最高形式和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利益，能够从根本上带动和保证其它利益的实现；没有这种利益基础或利益基础受到损害，其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落空或不能保全。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的建立和不断扩大，消除了国内大规模利益对抗的根源，为进一步协调利益关系，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广大人民得到了空前的实惠，正以坚定的步伐向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我国贫困人口已经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目前的不到3000万，24年中消除贫困人口约2.2亿人，基本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没有的。马克思指出：“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是因为世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17](P216)，但凭借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各种利益结合、兼顾起来，妥善处理了利益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保持了社会安定团结，在全球化浪潮和国际综合实力竞争中奋勇搏击。

“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5](P166)捍卫社会主义就是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捍卫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国家独立和统一，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广大人民利益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倍加珍惜并为之努力奋斗。

（二）通过改革进一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完善广大人民利益的实现、发展和维护机制，增强我们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抵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消极因素

利益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而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内容。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是基本的利益关系，在为实现、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的同时，某些环节或方面还存在着缺陷，必须通过改革来调整和完善。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初，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在个别环节和方面不相适应的情况，毛泽东曾要求通过改革和调整的办法来解决，但未能全面进行下去。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妨碍广大人民的利益追求和实现，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7]，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关系又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体现。改革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实质上是对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通过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达到。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手段，决定了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变化必然顺应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尽管在利益关系调整中，有些人的暂时的具体的利益有一些损失，但有助于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对实现现代化更具本质意义的现代阶层结构，形成一种更有效的为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并共赢的利益实现、发展和维护机制，这种机制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共产党人用党性来抵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消极因素，惩治以权谋私，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保证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新体制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我们党把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充分运用它为人民创造财富，防止两极分化和权力商品化，不允许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经过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正在发展和完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经济缺乏动力、效率和效益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不断发展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广大人民追求、争得和保护自身利益总体上有了道德的支撑，更有了制度上的安排和法律上的保证。按照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改革的部署继续推进，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确保制度落到实处，我国广大人民将在更加合理的利益关系中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三）按照人民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反对和克服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

党的政策以党的主张的权威形式，规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阶段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原则、完成的主要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措施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9](P134-135)

从根本上说，正确的政策应当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和实践化的反映，其制定和实行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实现党的人民利益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途径。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基层和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从人民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经验，把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争取自身利益的自觉行动，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政策施行过程中要时刻关注群众的愿望、意见和情绪的变化，把他们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并以此作为衡量各项政策和工作的第一信号，多数人满意就说明是正确的，少数人满意而多数人不满意就需要调整。尽管有些政策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但在实行中由于方法不当也会妨碍或损害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举了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飞机场的例子（注：毛泽东说：“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做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这样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也还很多，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正确的政策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干部要牢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坚决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其它一切不正之风。要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与民争利。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腐败与人民利益是不相容的，对于极少数腐败分子，要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

（四）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人民的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恩赐”和“善待”，也不仅仅是一时一事的“雪中送炭”，必须依靠人民的自觉奋斗去争取。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实质是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其自身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2](P1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人民利益观的科学总结，也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科学指南。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改革和建设获得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我们党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获得了更有利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条件，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执政时间越长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越大，在利益关系大调整时期的危险性更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充分发挥“最大优势”和消除“最大危险”的有力保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把发展摆在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位置上，努力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这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惠泽华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全体共产党员坚持党的人民利益观，真正按照“一个宗旨、两个务必、三个代表”去实践，我们党就如同永远不离大地母亲的安泰，与广大人民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l.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8.

[13]　列宁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75.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9.

[18]　马克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