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个务必”思想不断被重温、被倡导，原因在于它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其在我党的反腐倡廉之路上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运动反腐”、“法治反腐”后，其思想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之中。其“改革体制、健全法制”为我党反腐的探索阶段；其致力于“标本兼治”，是我党反腐工作的创新；其思想着眼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使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与时俱进。

关键词：“两个务必”　反腐倡廉　实践

胡锦涛同志倡导全党同志要重温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意义重大，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的铿镪有力的声音。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党领导的反腐倡廉工作，而且在指导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一、“两个务必”——探索阶段

“两个务必”思想，应该说是党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后，由乡村进入城市、开始成为执政党的动员令，也是迎接执政挑战的宣言书。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农村根据地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即将取得革命胜利并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居功自傲的挑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止不前，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所滋长；二是“糖衣炮弹”的挑战，因为胜利，资产阶级和一些敌对势力用“糖衣炮弹”向我党发起袭击，一些意志衰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虽然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但经受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三是全面执政的挑战。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一方面要进一步肃清蒋匪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要医治战争创伤，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全面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些重大的挑战面前，用“两个务必”的思想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增强革命意志，巩固执政地位，意义非常重大。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两个务必”的思想运用于建国初期反腐倡廉的实践，采取了“重视教育”与“依靠民主”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反腐倡廉的措施和要求，比如：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1947年，党又在各解放区进行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查”、“三整”的土改整党运动。通过整风，开展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殊化的专项整治斗争；实行民主治腐；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反腐斗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以密切联系群众;实行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建立健全监察制度等。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党内开展了全国规模的“三反”斗争，经过发动群众、“打虎”、定案处理和建设四个阶段，惩处了包括刘青山、张子善等在内的一大批党内腐败分子，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纯洁了党的队伍，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施行，成为建国后第一个惩治贪污的法律性文件，对于推动当时的反腐倡廉工作和20世纪50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往往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二、“两个务必”——突破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使“两个务必”的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989年，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同时又经受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谆谆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深刻阐明了坚持“两个务必”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把“两个务必”的思想应用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工作，逐步形成了“改革体制、健全法制”的反腐倡廉思路。他站在关系到“是否会失败”、“是否会改变颜色”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以一位政治家的眼光审视党和政府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认为改革体制是反腐倡廉的首要任务，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监督软弱甚至缺位，必然产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因此，腐败不仅是思想作风问题，而且是体制问题，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歪门邪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腐败分子利用经济管理工作的漏洞进行各种违法活动，都与体制有关，反腐倡廉就要不断完善体制，堵塞漏洞。

邓小平指出，健全法制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出路。他认为，法制不健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源之一，腐化和特权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因此要建立必要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还要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体系，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特别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民群众的社会舆论相结合，特别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同样是运用“两个务必”的思想指导反腐倡廉工作，但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吸取党的历史上“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反腐”的教训，提倡改革体制和健全法制的反腐倡廉新思路，告诫全党始终坚持经济建设和反腐倡廉“两手抓”，要从领导干部抓起，严格执纪执法，同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作持久的斗争，从而实现了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大大丰富了我党反腐倡廉的理论宝库，科学指导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实践。

三、“两个务必”——创新阶段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两个务必”的思想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相结合，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1991年9月，江泽民同志专程到西柏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作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84年，江泽民同志强调：“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上坐享其成，满脑子是金钱万能，成天贪图享乐，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军队，是毫无希望的，是没有不衰落和不垮台的。”1997年江泽民同志又专门撰写了《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文，明确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伟大的创业，必须大力弘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依据中国国情提出“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艰苦奋斗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两个务必”也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江泽民同志以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为指导，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论断，要求把惩治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努力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江泽民同志认为，惩治腐败当务之急在治标，长远之计在治本。治标就是严厉惩治腐败现象，坚决打击腐败分子，如果任由腐败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大业。因此，对任何腐败分子，不论是谁，职务有多高，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治本就是要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进行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这是治理腐败根本之策。

四、“两个务必”——与时俱进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两个务必”思想的传承和反腐倡廉工作。2002年12月他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学习，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重温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艰苦奋斗的重要论述，要求全党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他要求全党同志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庄严使命，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这对于我们做好现阶段的反腐倡廉工作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我们党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一方面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另一方面站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党纪规章。首先是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两个务必”，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其次是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运行，约束干部的从政行为，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制度约束到哪里；再次是在加大监督上下功夫，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相结合，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加强对管钱、管物特别是管人的干部监督。通过教育、制度、监督并举，惩治和预防并重的一系列举措，开创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全新局面，“两个务必”的思想也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