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的提出是面对挑战的决策回应；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的科学概括、廉明政治观的系统表述。江泽民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提出至高无上的标准和要求：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划清了它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和非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这一战略决策充分表明了共产党的郑重态度，也是它充满自信的体现。随着时间的迁移，“三个代表”对于立党、执政、治国的指南作用将日益显现。

面对挑战的决策回应

“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严峻考验的决策回应。它是基于对我党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的清醒把握，基于对我党队伍、状况的重大变化的深刻分析而提出的；它表达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体现。在某个角度上说，它是江泽民“忧党、忧国、忧民”的居安思危情结的反映，是他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提出的一种警示。江泽民在江苏考察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党“抵御风险”和“面临各种政治风浪时也能显示出强大战斗力”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从提出“三个代表”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从国际环境来说，我国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政治上，由于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使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仍处于劣势态势，承受着国际资本的巨大压力。经济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它们占居支配地位，因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弱势也相当明显。尽管近20年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成就引人瞩目，但总体上我国目前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地位仍处于弱势。这表现于中国的发展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我国人均国民生产值（1999年为772美元）既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水平（1996年人均1090年美元），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50年来不仅没有缩短差距，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差距。（1949年，中美人均国民生产值之比为1:19，而1997年则扩大为1:43）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存在着制约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它在短期内难以追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步伐。

从国内环境来说，我国既赢得了举世惊羡的业绩，但也存在着制约社会发展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回顾我国以往的发展历程，在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同时，伴着不少决策失误夹杂其中，因而赢得的成就，其代价是相当高昂的。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目前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少难以跨越的屏障，择其要者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中国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低，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抑制，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大了极大的困难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不佳。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普遍存在着的三大难题，即社会失序、道德失衡、政治动荡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困扰着我国。这固然有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原因使然，但也有历史积累的深层矛盾的因素的作用。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和超大型的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国家规模本身就是制约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国，尤其是超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由此是有不同于中小国家的许多重要特征。因而其管理的难度是举世罕见的。我国社会积累的一系列深层矛盾，使国家管理面临诸多两难性抉择：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要转变“两高两低”（即高收入高资源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却又受制于人才资本和技术条件的制约，若不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必加剧环境的退化；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若以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迅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则有大量人口无从就业，若照顾人口素质的现状则极需要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又势必制约高新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中国跟进发达国家的速度；在现代化进程上，要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难免加剧社会局部不稳定，而把社会稳定置于首位则难免会推迟改革的速度，拖延现代化进程；在法治问题上有乱世用重典之说，但也有法不责众之说，面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实也有两难之处；在公务员队伍的建构上，要精简机构，但面临着人员分流的压力和部分公务员抵触的阻力，不精简则承受着制度成本增大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压力。此外，还有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效率与公平、城市二元化结构的调整等等的两难抉择。这一切都对执政党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才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亟需要全面权衡利弊并趋利避害，贯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比取其轻”的原则，根据事物本身的规则掌握良好的“度”予以解决。

从执政党的状况来看，我党经历了将近80年的发展历程，已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胜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但是我党的现有状况与其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和人民群众对它所抱的高期望值有着相当的差距。这里有二个突出问题值得高度的关注。一是党的发展规模太大，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特殊的难度。目前中共已成为有6300万多党员和有350万个基层组织的超大型政党。事物的数量和质量有着内在的关系，政党不同于一般的群众团体，是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者。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它的成员应是社会的精英。一旦政党的过份膨胀，政党先进性便会受到挑战。今天，差不多12－13名成年中国公民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这种比例关系使党员和党组织的先进性的保持和体现面临着新的挑战。究竟党应控制多大的规模以便使它更好地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二是党内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八十年代初我党开始提出纠正不正之风、加强党风建设的问题，自此之后几乎一直从不停顿地抓党风政风建设，党的13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党内消极腐败的问题，14大、15大的政治报告均有专门反腐败的论述，反复强调这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然而，20年来，虽然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在总体上并未能有效地制止不正之风，反之，腐败情况愈益发展，有些腐败案件的情节的严重性令人难以置信。这表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顽固性。就这个现象本身人们就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其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它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明确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今天，我们党仍然存在治党不严的状况，党内状况与时代赋予它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如江泽民所说的，“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有害的。但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同样是不对的、有害的……这就向我们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

江泽民多次强调，今后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目前既存在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的确又存在着相当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面对来自外部国家的比较压力之下，来自有着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优越生活水平的外部国家对相对仍然贫穷落后和中国的挑战下，能否抓住目前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完成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三位一体”的历史任务是摆在全党、全国、全中华民族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这是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抓住发展良机，消除各种隐患，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亟需提高自己的驾驭全面、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他面对严峻挑战的决策回应。他提出的直接动因在于从严治党，治理党内存在的各种隐患，这是把中国事情办好的关键。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借用这些话，这种强烈的忧劳意识恰是兴国的精神前提，是消除隐患的政治智慧的凝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既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也是从严治党的标准，更是共产党廉明政治观的重要准则。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抓住了立党、执政、治国的根本，是防止党蜕化变质、增强党抵御风险能力的良方妙策，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有效措施。这一高层建瓴，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江泽民的睿智和远见。

党建理论的创新

西方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先哲们都曾经探讨过，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恰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所形成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都分别作过深刻的论述，并作出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一般纲领、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如斯大林所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3]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全面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初步创立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因此，邓小平对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理论贡献定位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5]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恢复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并回答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从新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它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它科学地概括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这既是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对党提出新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保持先进性的殷切期望；它是对我党全部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既对我党以往历程所发挥作用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又指明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是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的清醒把握，既满怀着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同时也蕴含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强烈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对我党肩负着的民族、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重托作了准确的、全面的和完整的表述，提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它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高度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和无产阶级的廉明政治观，提出了执政治国的战略思路，成为共产党执政治国的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的论述言简意赅，立意深远，具有务实性、时代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鲜明特点。

务实性，就在于它从现实的国际、国内条件出发，把客观现实作为治党治国的基础和依据。

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战线，坚持改革，锐意创新”。“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务实性的决策回应。正如他指出的，是为了解决党在发展中所面临着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今天中国，党处于关键地位，只要党顺利地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一往无前。务实性还体现于它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这正是抓住了立党和治国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古往今来所一再昭示的政治铁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就使治国立于不败之地。

时代性，就是“三个代表”扣紧时代的大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是时代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无一不加强本国的经济发展。江泽民正确把握时代的脉膊，敏锐地抓住发展这个根本，把发展生产力置于首要位置，并对国家的发展作了合理的布局，涵盖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既重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重视文化、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对生产力发展制度的变迁和利益协调机制形成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并强调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即社会利益的协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求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理论上精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标准和要求等基本问题。这表明了他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他的理论富有时代色彩的所在。

战略性，就是“三个代表”的论述把握着党的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的全局并具有前瞻性。

“三个代表”解决的不是党的具体组织措施，也不是国家的行政细节，而是关乎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即我党的兴衰成败、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民族的振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廉明政治、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和落实，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治党的角度看，他从新的历史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的标准和要求，按照“三个代表 ”的要求必定能够坚持党的先进性并进而完成它肩负的历史任务。从治国的角度看，他从新的历史高度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观和廉明政治观作了系统的概括，划清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执政的根本区别，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执政治国必定能够推进国家、社会的全面进步并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体现了他是一个善于总揽全局、把握全面的伟大战略家。不但如此，“三个代表”具有突出的前瞻性，他高屋建瓴，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他一再强调的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先进”两字便突出体现着面向未来，预见未来的内涵，生产力和文化都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提出“先进”的要求也就必然要跟着时代的发展，站在时代的前列，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睿智。

系统性，是指“三个代表”论述是一个严密的系统整体，构成一个严谨的体系。

“三个代表”的系统性表现在：全面性，它涉及的领域广、内容丰富，涵盖了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包括了从严治党和科学治国理政等重要问题；相关性，“三个代表”自身就是互相联系，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在社会建构上，生产力、文化和利益三者是互动的关系，仅抓其中一个方面都无从实现社会的发展，更难谈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持续发展。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它还全面完整地揭示了抓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办好中国的事情之间的辩证关系。目的性，“三个代表”的提出其目的是异常明确的，就是通过解决共产党如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执政治国的指南

“三个代表”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充分体现了我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要内容和本质要求，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的高度科学概括，也是无产阶级廉明政治观的表述。因而，它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是共产党治理政的行动指南。认真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必将大幅度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首先，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阐明了党在治国中的关键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治国必先治党，只有从严治党方能正确治国。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的关键所在。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执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6]政党是协调政治与行政的必要手段，由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方式夺取全国政权成为革命领导者，拥有崇高的威望。这些历史的起始因素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成为起决定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党由革命的领导者直接转变成政权的领导者，成为政府本身一个关键因素而存在并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整个国家体系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在目前，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相匹敌，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容动摇的。缘于此，在中国，治党是理政的前提，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旨，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方能正确有效。如果执政党不从严治理自己，不切实搞好自身建设，清除各种隐患，就有自毁长城，丧失民心，最终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强调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这正是江泽民谙熟治国理政的真谛的体现。所谓“关键”是指事物最关紧要的部分，对情况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来说就是“最关紧要的部分”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三个代表”阐明了党在治国理政的关键作用，阐明了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党治国理政，提高执政水平，领导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次，“三个代表”科学界定了国家职能内容和目标，为党治国理政指明了方向。

“三个代表”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阐明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提出了检验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它实质上也是对我国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作用的科学界定，即对我国国家职能的内容和目标作了科学界定。这为党治国理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征所在。江泽民深悉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把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三者之间辩证地连为一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物质文明以奠定社会雄厚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文化建设为发展生产力提供精神动力、文化条件和智力支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活动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对社会利益的整合和协调是政治的真谛所在，而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与剥削阶级政治的根本区别。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恰就在于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旦实现了这一点，也就从制度层面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最大积极性和释放各种潜在能量，社会发展就获得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三个代表”是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它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主要内容，也对治国理政的目标作了明确的界定。实际上也是对我国国家职能的主要内容和目标的准确定位。江泽民明确指出，全党要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我们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这既是对党组织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各级人民政权的要求。它为党治国理政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在治国理政时就应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做到两个文明一齐抓，两个文明都搞好，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同时，要以“三个代表”的要求作为衡量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的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三个方面都应达到，缺一不可。

再次，“三个代表”对党和政府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标准，这为在我国建立责任政府体制奠定了基础。

现代社会，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政府的一切措施与政府官员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民意为依据，必须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承担政治责任，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责任政府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巨大成果之一，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也是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一 种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建立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贯串其中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既是对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要求，它指明，我们党和人民政权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实现、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全部任务和政治责任。党和政府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既是人民政权的价值观念，也是构建责任政府政治体制的目标和要求，同时还提供了人民评价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优劣、好坏、是否称职的明确准则。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个弊端就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泛化。认真落实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要求，无论是使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和完善，抑或是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感的增强和提高乃至发挥人民群众检查、督促和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将会加速我国确立责任政府和责任政治的进程并必将大幅度提高我国的行政效率。

最后，“三个代表”提出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要求，这对进一步明确我国国家机关的职能分工和协作以及更好行使国家权力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但这并不否定国家机关的合理分工，使之更好地履行国家职能。现代国家机构通常分工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不同职能部门。在政治过程中，这三个不同职能部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何使之统一协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是政治管理的重大课题。

以我国为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作用在于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作为政治管理的准则。在政府的政治过程中，这是确定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环节。国家行政机关的任务是负责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其职能的实质在于实现立法机关所确定的利益，它的活动过程也是利益实现的过程，这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它在政治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司法机关的作用是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致受侵犯。在某个意义上，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利益维护过程，即运用权力、程序和体制维护立法机关所确定的利益，也即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一旦发生利益受到破坏和违背时，司法机关便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政府各机关在实现、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说明了我国政府机关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但在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方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三个代表”明确指出了党和政府要更好地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较之以往笼统地说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提法更加准确、更加细致、更加全面，体现了这个提法是在认真分析政治过程的基础上才作出的表述。它不仅是对国家机关的总体要求，同时也使各政府部门的职责更加明确，按照这个要求，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在立法方面，应更好地体现如何发展人民的利益的要求，坚决制止部门利益干扰立法的现象的滋生；各级行政机关应更多地切实办事，以便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消除把政府当作赢利工具的现象；各级司法机关应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制止各种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并消除司法腐败等现象。

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基础上，把“三个代表”的各项要求认真落到实处，使“三个代表”的“应然性”逐步在中国转变为“实然性”的现实。一旦实现这一点，中国将超越历史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9.

[2]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4—2(1).

[3]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5.

[4][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300.

[6]希尔斯曼（美）.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