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次历史转折的酝酿、准备到实现、完成的整个进程中，陈云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他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在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等领域参与领导拨乱反正，所有这些，对历史转折的实现及其最终完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陈云/历史转折/独特贡献

【正 文】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次伟大历史转折酝酿、准备到实现、完成的整个进程中，陈云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冲破“两个凡是”，为实现历史转折作好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陈云的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两个凡是”发起强有力的冲决。

一、在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禁令”，带头公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从组织路线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本来，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是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的事情。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了极大成功，深得党心、民心、军心。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充分说明了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的拥护和爱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李先念赞成叶剑英的建议，并在向邓小平通报粉碎“四人帮”胜利消息的时候，当面传递了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可是，华国锋却以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① 为由，迟迟拖延不决。甚至把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新的冤假错案。

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下了两条“禁令”：“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仍按预先的准备行事。他在会前已经写好书面发言稿，并同胡乔木商量作了修改补充，还在耿飚家中，征求了耿飚、王震、肖劲光、王诤等老同志的意见。3月13日上午，陈云来到他所在的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②，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勇气。陈云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与陈云相呼应，也在小组会上发言，赞扬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说“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③

会议工作人员奉命要求陈云对书面发言作修改，陈云坚决拒绝。这篇书面发言未能刊登在会议简报上，这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关。华国锋在3月14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并指责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是“政治上发生了动摇”。但迫于形势，华国锋在讲话中承认：“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赞成华国锋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④。

过了4个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陈云在组织路线上带头否定“两个凡是”，冲破华国锋设置的障碍，对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这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了统帅，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

二、1977年9月，与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相呼应，陈云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从思想路线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提出与之相对立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进而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⑤。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又深刻、具体地阐发了前述观点，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并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⑥

陈云1977年9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批评“报刊上有些文章”“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⑦。

陈云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革命家同邓小平相呼应，抓住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机会，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思想路线高度批驳“两个凡是”，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召唤了1978年春天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三、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并开始在经济、组织领域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1978年春中国思想、政治斗争的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出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成为坚持老路还是开辟新路的分水岭。陈云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样，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场讨论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不仅如此，他还在经济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拨乱反正。

在经济领域，陈云同李先念一起，支持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对于派高级代表团出国考察，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利用外资，陈云积极支持，同时，又提出利用外资搞建设也要注意按比例，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对于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陈云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东北组会上发言，强调经济工作要做到五点：一、要把农业放在必要的位置上，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农、轻、重的次序。不单建设工业省，而要建设工业农业省。他还提出要把农业搞好，应采取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农业投资等必要措施；二、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三、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四、技术力量的来源既要靠改进各级学校教育，又要靠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五、要设法改善副食品、肉类的供应，不要等农业增产以后再解决⑧。这些都是切合当时中国经济实际的、非常务实的重要意见。1977年夏，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速度问题，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跃进”，用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看了务虚会上的重要发言，觉察一股急躁冒进之风正在形成，分别对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和谷牧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⑨。陈云的这些从实际出发的意见，对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跃进”的主张，不无制约作用。

在组织领域，陈云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做了许多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就向李先念提出，“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工作”⑩。1976年11月25日，陈云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黄克诚夫人的信，请求同意黄回京治疗眼疾。此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同意，黄遂被从山西接到北京治疗(11)。此举不仅改善了黄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为黄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并为庐山会议“彭黄张周”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1978年1月3日，陈云又致信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他的历史是清楚的。他建议中央先将王鹤寿从外地接回北京治病，并由中组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此后，王鹤寿即被从外地接回北京(12)。4月24日，陈云又致信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同王鹤寿一样，陈云指出，陶铸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并说：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组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卷宗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13)。陈云还就关于徐懋庸等问题致信胡耀邦，证明毛主席确曾讲过徐“给鲁迅的那封信是错误的，但他还可教书”；徐在延安参加了毛主席组织的哲学研究会；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30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主席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口号。陈云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14)。陈云还委托当年负责领导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刘晓收集有关潘汉年一案的材料，准备适当时机为潘案平反(15)。此后，一直关注此事(16)。

陈云同邓小平和老一代革命家共同努力，使得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而且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有力地冲决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从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等方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历史转折的实现作了充分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审时度势，突破原定议程，因势利导，促成历史转折的实现

1978年11月10日起，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开始以后，陈云以老革命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看到，邓小平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当前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转移非常必要。而捂住盖子、影响这些问题解决的，正是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位现任中央领导。

陈云审时度势，于11月12日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17)，列举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从而有力地揭开了被捂住的盖子，又一次带头突破华国锋原先设定的议程，抓住了历史转折的关节点，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针对华国锋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的意见，陈云明确提出：“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来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列举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把从反省院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同志和派到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定为叛徒的问题。中央应该承认1937年的“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这篇发言提出了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转移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引起强烈反响，改变了华国锋预先设定的会议进程。东北、中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6个组，都围绕陈云提出的坚持有错必纠方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促使中央工作会议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解决重大遗留问题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的决定。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邓小平因出访东南亚泰、马、新三国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工作会议。11月14日回到北京，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突破性的新发展，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谈话，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按邓小平的提议，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突出地体现了全党对陈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贡献的肯定。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邓陈合作”为特点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领导全党完成第二次历史转折的任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确立了组织保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胜利完成历史转折的各项任务，打开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贯彻执行并巩固发展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继续平反冤假错案，并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完成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工作，领导全党完成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打开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胜利完成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的任务的过程中，陈云继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国民经济的调整。

一、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针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华国锋搞“新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当天，陈云就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信中指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18)。

在此之前，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就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采取“既积极又稳重”的方针，对当前经济工作提出五点意见(19)。1979年元旦，陈云对李先念请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在一份材料上写下批语说：“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1月6日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20)

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3月21日会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他同李先念3月14日给中央信的内容，提出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四点重要意见：1. “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即“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他指出：“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2. “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他说：“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调整就是压低指标”。3. “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他分析了现在比例失调相当严重的状况，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4. 钢产量，“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二○○○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有点根据。”1979年可以按3200万吨钢编计划。“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21)。此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22)。中央政治局同意陈云的意见，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二、明确规定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

这次会后，陈云即于3月25日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行部署。他强调：经济调整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23)。他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意见。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称为“新八字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认真调整工业企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引进要循序渐进、不能太急，要扩大出口、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必须确实控制人口增长，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等12项政策措施。

三、批评“左”的错误，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

“新八字方针”的贯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陈云清醒地看到，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对经济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不甚得力，国民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大量严重问题。基本建设规模和开支没有压下来，而改善人民生活的开支增长幅度太大，致使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基建、行政费用等各种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导致财政出现赤字，市场物价上涨。总之，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针对这种状况，陈云不断提出问题，发出“警报”。他提出要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划在什么杠杠上比较合适”，赞成邓小平提出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积累率(24)。指出：速度不要太快，百分之七到八如果有困难，百分之五到六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20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25)。他就长期计划的制订问题指出：人口问题要有个规划。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事情不好办(26)。陈云还郑重地警告：“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27)

为扭转被动局面，在1980年冬中央讨论经济工作时，陈云进一步批评“左”的错误，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提出调整、改革的大政方针。

在1980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调整1981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时，陈云发言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基本建设投资320亿元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3年之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28)。邓小平赞成陈云的意见，指出：要退够，退不够要延缓时间。这次3年能缓过气来就算不错，速度百分之五保持不住，百分之四也行。并强调调整期间权力要集中(29)。

198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开幕会上讲话，就会议主要议题讲了14点意见。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陈云指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要真正清醒认识到我们是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样的国家中进行建设。今后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如超英赶美等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陈云说：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改革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关于调整，陈云透辟地指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这次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30)。

邓小平坚决支持陈云提出的关于调整和改革的方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31) 指出：“(陈云同志)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邓小平明确表示：“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32)

实践证明，陈云提出和贯彻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对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国民经济各种重要比例关系的平衡、经济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陈云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落实到经济工作上的结果，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的结果。

第二，《历史决议》的起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陈云就提到了1945年做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成功经验，指出：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连续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后，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33)。三中全会后不久，陈云同志在会见兄弟党领导人时，就谈了对建国以来历史总结的问题，阐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估计和经验教训、关于毛泽东的评价等问题，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总结不必匆忙作，越往后，问题会看得越清楚，结论可能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更科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1958年起，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陈云指出，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3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提上工作日程以后，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始终关注这项工作。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基本要求，指出其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围绕三条基本要求，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谈话十五六次，进行具体阐述和指导；陈云分别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七八次，就达到邓小平提出的基本要求作出指示，邓小平也亲自前往陈云处听取建议。为圆满地解决《历史决议》起草中的问题，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赞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三条基本要求，这是决议成功的关键。

陈云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说：“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35)

二、强调对毛主席的功过，对建国以来工作中的错误，要写得准确、切实，要“敲定”。

陈云对胡乔木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36) 他对邓力群讲：“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在小平同志提出的“宜粗不宜细”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37)

三、要讲毛主席的主要错误，分清责任。

陈云指出：毛主席的错误，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整个党中央，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作为教训来说，党中央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38)。

四、提出重要建议，圆满解决了《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历史决议》草案经过1980年10月至11月高级干部4000人的大讨论后按邓小平的意见作了修改，至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表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邓力群向邓小平转述胡耀邦的意见：决议稿写出来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39)，并在24日亲自去看望陈云。26日，邓小平找邓力群谈陈云对修改决议稿提出的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40)

就在这个月，陈云同邓力群当面也谈了这方面的意见。

按照陈云的意思，历史决议稿对第一部分大大加以充实，原来的“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回顾”。邓小平一年多来一直萦绕心间的起草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此得到圆满解决。

五、要求加强《历史决议》的思想性。

4月20日，陈云在杭州同胡耀邦谈话，对《历史决议》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大的问题不出偏差就可以了，一是如果思想性不够，若干年后成不了经典，后代也会议论较多。5月15日讨论提交六中全会的决议稿时，胡耀邦向邓小平作了汇报(41)。

六、对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的《历史决议》草案给予充分肯定。

经过六中全会预备会充分讨论后作了补充、修改的决议草案，在提交六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之前，首先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诸同志审阅。陈云仔细读过后下了8个字的评语，予以充分肯定：“改得很好，气势很壮。”(42)

陈云同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指导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对如何写好历史决议，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个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历史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第三，完成中央人事调整，逐步解决交接班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调整，采取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方针。在三中全会以后，对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和人事立即进行了调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设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43)。

解决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班问题，是陈云关注的一个重点。他认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成立中央书记处。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表示“赞成有人提出的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不过，那时主要是从常委的工作考虑，说“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44)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他还指出：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关于书记处的任务，陈云指出：“书记处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工作班子。”并特别强调：“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45)。

邓小平赞成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在2月26日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1985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46)。

十一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决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性工作机构，正式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11人组成。全会还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4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那天(1980年2月29日)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保证。”(47)“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同时，他又指出：“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48)

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以后，陈云又进一步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指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为此，他建议“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49)。邓小平说，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指出“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50)

陈云富有战略目光的决策和为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交接班问题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措施和进行的具体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而艰难的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四，制定和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明确指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党的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毛泽东所倡导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1)。他主持召开的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着重研究的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此后，陈云在制定和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对执政党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首先倡议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79年1月中纪委第一次会议期间，就讨论和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2月经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3月以后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对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陈云多次给予指示。草案经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后公布，在全党执行。这个《准则》共十二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持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陈云主持下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时代要求，体现从严治党的精神。主要是：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党章修改草案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修改后，发到全党广泛讨论，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经十二大审议通过。

三、指出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为全党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在1980年11月中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的论断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对执政党党风问题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贯彻，严肃了党纪，指导了党风的整顿，推动了党的建设。

除了上述四件大事之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实现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确立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陈云还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作出了贡献。如：肯定安徽农民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表示“双手赞成”，推进了农村改革(52)；支持创办经济特区，要求不断总结经验，力求办好(53)；提出20世纪最后20年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54)；决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交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付诸实施和指挥，避免了指挥和解释的混乱(55)；继续关注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确定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方针，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赞同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张。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陈云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如：率先提出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推动了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为以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提出“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生产和建设，重工业部门要根据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要求来安排自身发展，使我国整个经济建设基础稳固、比重合理、协调发展(56)；赞成、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充分利用外资的大政策，提出利用外资要区分自由外汇和设备贷款，利用外资的多少决定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等善于利用外资的主张，使外资的利用真正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57) 的目标；极富远见地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解决水资源紧张的问题和工业污染问题(58)，人口是个爆炸性的问题，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59)；等等。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0) 十二大胜利闭幕后，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话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伟大转折的历史，用一句话作了概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61) 我们在评述了陈云对伟大历史转折的贡献以后，无疑可以得出结论，在取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打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历史进程中，陈云发挥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别人无法替代的。陈云在历史转折时期一如既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他那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洞察事理的科学预见，冲锋陷阵、破除障碍的革命勇气，沉着冷静、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令人感佩。他驾驶着时代列车奔驰，同时又紧握住方向盘和制动器，保持其稳定安全。他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建立的独特的不朽功勋，将永驻史册。

注释：

①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6日)。

②陈云的这篇发言稿以《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1977年3月13日)为题收入《陈云文选》第3卷。以下引文见该书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230页。

③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国史研究通讯》第4期，1993年4月10日。

④⑧⑨(11)(12)(13)(14)(20)(23)(24)(25)(26)(27)(28)(29)(33)(44)(52)(53)(54)(57)(58)(59)《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07、218、223、205、217、220、225、233、242、257～258、258、257、262、262、262、231、228、248、308、322、248、248、246页。

⑤⑥(32)(39)(40)(47)(4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8～39、42～45、354～357、303、303～304、275、280～281页。

⑦引文见《新华月报》1977年第9期，第81、84页。

⑩引自朱佳木：《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见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28页。

(15)据：《陈云年谱》(下卷)，第254页；朱佳木：《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见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130页。

(16)陈云在1979年10月24日做结肠癌切除手术前，写信交待胡耀邦：潘汉年一案需要重新审查。在1981年11月8日接见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代表时又说，潘汉年曾任特科主任，潘案中纪委正在平反，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1982年8月中央为潘汉年平反后，陈云又致信夏衍，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

(17)这篇发言以《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1978年11月12日)为题收入《陈云文选》第3卷。以下引文见该书第232～234页。

(18)据陈云：《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陈云文选》第3卷，第248页。

(19)陈云：《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1978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3卷，第235～238页。

(21)(35)(37)《陈云文选》第3卷，第250～254、283～284、283页。

(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497页。

(30)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1980年12月16日)，《陈云文选》第3卷，第276～282页。

(31)这篇讲话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

(34)1979年3月6日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谈话。据《陈云年谱》(下卷)，第237～238页。

(36)(3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75、138页。

(41)据胡乔木秘书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由邓小平召集，参加者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胡绳。

(42)陈云的评语由秘书打电话告知，胡乔木的秘书记录在一份决议草案6月26日印发稿的天头。

(43)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45)《陈云文选》第3卷，第269～270页；《陈云年谱》(下卷)，第256～257页。

(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603页。

(49)《陈云文选》第3卷，第293、294、296页。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5、384页。

(51)据：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1979年1月4日)，转引自《陈云年谱》(下卷)，第234页；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22日)，转引自《陈云年谱》(下卷)，第231页。

(55)决定由1983月17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陈云在会上讲了十条意见。据邓力群回忆，参见《陈云年谱》(下卷)，第322～323页。

(56)据邓力群回忆：陈云“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的三个理论观点。

(60)1982年9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61)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