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 ）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 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如同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量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概念的两个最大区别：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观点早就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某一个人口所具备的功能。这种种功能自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质或者说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完全可以说，人口的结构就是人口的素质。无视人口总量的和结构的特点来谈所谓的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很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素质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辞地在人的层面上做人口素质和 人口质量的文章，这当然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经很独特地认为： 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之概念内涵明显相别，各有所指。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属于先天本有的 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心性、潜在智慧、气质特点。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地努力多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发展的实际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质量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发展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谈到：人口质量的本质实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就其具体存在而言，往往表现为潜力、储力、显力三种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长，并以其统一的拥挤构成共同体现人口质量的实际水平。他显然将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与人的素质或 人的质量相混淆，将重点做在素质和质量的差别上，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前提：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将人口素质看作是先天遗传的禀赋，而将人口质量看作是后天养育的状态。然而，这种看似有些道理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无论人口与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倘若前提错了，推论也就可想而知。诚然，在中文中素质和质量可以有所区别，但英文中却是源出一词，即Population Quality，对此又作何种解释？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 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 ；� ：生命和社会属性� ；� ：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 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 智力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因为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乏一定的智力发展水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 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 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有较多的研究者谈到了文化素质在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杨耀臣（1993）的研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人口再生产的长势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强烈反作用。也就是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实上这也早已被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尤为突出并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育龄妇女一般更具备经济人的理性，更能冷静、客观地对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生育决策，她们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质量，也不能不考虑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乐意在生养孩子和个人发展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杨耀臣（1994）的另一项研究中，他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只要拿出400 多亿元投入到普及9 年义务教育，15年后人口数量可望减少6000 万，全民文化程度的起点为初中毕业；还清原先增设的教育经费，还可获得年利1700亿元以上。重要的或许不是这诱人的数字，而是分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资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而且是早投资、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人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人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人的发展是最关键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康晓光1995；张朝尊，吴光炳，高玉喜1996）。鲁迅先生早年说得好：人立尔后万事举。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了80年代，西方新兴的四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更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来对待（穆光宗1999）。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