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殖力与种族主义

作为纳粹分子反犹太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观念形成的来源之一，种族主义一直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追溯它的近代理论源头，不禁发现法国政治家戈比诺在他的四卷本《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鼓吹雅利安人的种族优先论。在他的眼中白种雅利安人比东方的黄种人具有更强的领导力，而黄种人则在繁殖力上占有优势。显然，戈比诺把繁殖力看作一个负面性的能力，在自然界只有那些个体生存能力弱的物种，比如蚂蚁、老鼠和病菌才会在种群上显示出超强的繁殖能力。

表面上看，这类种族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繁殖力的强大似乎十分明显。但是，种族主义却无法解释，日本在进入1990年代后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3.0/1000，进入2000年代后则低于2.0/1000，以此趋势日本在一定年数之后必然成为人口小国。我国的计划生育，这种有组织对人口进行限制的方法，事实上和历史上的性禁忌和溺婴具有相同效果，都是群体人数爆炸后的策略反应，如果把它计算在内，那么可以预见我国也将形成符合生态和资源容量的人口数，过强繁殖力的印象将不再存在。

事实上，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东方民族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繁殖力，在18世纪的后50年中国和西欧的人口同样都接近翻了一番，也就是说欧洲也会发生人口大爆炸。欧洲白种人如果不是因为不断遭遇鼠疫或其它瘟疫，人口同样会非常庞大。有学者曾经用中国女性的早婚以及童养媳现象主张，中国人的生殖可能性被最大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婚和童养媳造成的生殖可能性被圆房推迟现象抵消了。在1550到1850期间，欧洲的婚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中国。一些资料也同样显示同时期的日本的生育率也非常低，和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溺婴现象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御生活的困难，而且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方便迁移。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温州人没有生育更多子女的欲望，因为那里很多人都在不断的进行商业活动，较适合的子女数量有利于迁徙。

如果要回到更久远的过去，当人类处于游牧和采摘时期而未进入农业文明的时候，人口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没有哪个种族因为繁殖力的超强而使人口发生大的增长。倒是农作物的扩展从此使农业民族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游牧民族，因为农业产生了食物积累以及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而游牧民族没有这些需要，并且为了适应迁徙，只能四年间距的生育孩子，所以溺婴便存在了。

一系列的证据说明，繁殖力和种族是很难挂上钩的，但种族主义者为了显示特定民族的优越性，从而片面的剪取他们需要的素材，而忘记了人口数量的大小是和经济形态、经济增长模式、家庭结构和财富观念紧密结合的。此涨彼消的人口数量是人类适应特定地理和经济环境的不太精确的甚显粗糙的调解器。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模式

人口增长既然与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繁殖力没有关系，却与能够提供何种程度上的繁殖的经济条件紧密相关。作为描述经济条件的简便方法，经济形态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着脚点。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再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当中人口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跃式增长。

用经济条件框架来解释人口增长，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原因在于这样的道理是很明显的，无需过多的解释。人口在适应自然生态和经济条件的动态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比如灾荒、饥荒、战争、瘟疫、帝国的扩张、帝国的衰落和文明的灭亡。这些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素材被不断的重复利用。二战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同样可以被纳入进这个简单的解释框架，工业肥料、农作物品种改进，杀虫剂等因素为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可能，医疗水平的提高最大幅度的延长了人口预期寿命和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国家状态处于稳定，战争被抑制，这使原有平衡状态下的新生儿出生率成为人口爆炸的直接成因。

这使人们看到了生育激情的惯性，这种惯性的源头很远，可以直接探触至农业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人们对工业社会下的，以及现有生态环境下的危机反应是迟钝的，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笼罩在农业文明的气氛下。这种惯性，隐藏在其背后的是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说调控人口极限总量（无饿死状态下的人口数）是经济形态，而控制人口增长状态的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农田的食物产量是相同条件下的牧场土地的10倍～100倍，可以这么说农业文明下的大都市人口数最多可达游牧文明下的都市人口的100倍，这或许可以作为我国历史上大都市异常庞大的原因。当单位土地的产值基本固定后，必须依靠技术改进和增加劳动力投入，才能提高食物总产量（单位土地的产量也可以获得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是自然趋势，不可阻挡，而技术改进则属社会发展趋势，前者的动力远远高于后者。两者的关系非常微妙，初始时的社会技术总量和人口总量都是微弱的，按各自的增量增长，人口劳动力在初期无法形成压倒技术革新的力量，但随着历史的前行（人口增长加速度高于技术增长加速度），压制性力量形成了。其机理是，需要供养更多的人口，而技术这种提高效率的“奇淫怪巧”则相反是减少劳动力的投入。静态的看，技术改进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农业社会的简单分工使供养更多人口的实际需求非常之弱，多余人口将处于失业状态。动态的看，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使单位劳动力价值降低，依靠简单的自然生育要比技术改进的成本更低，从而失去改进的激励机制。状况粗劣的劳动技术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就业。简单的说，低工资会减慢技术的创新速度。所以，在中国的博物馆可以看到西汉以后的技术物品与前代的变化和区别非常微弱。

只要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内卷型，单位劳动力价值下降），引进工业社会下的先进技术同样只能为供养更多的人口而努力，并且进入更大的人口灾难，以及对机械工业化的排斥。1949年后，工业肥料和新型水稻技术的“空降”使人口飞速增长，生育激情使技术进步的步伐一下子就落后了，劳动力被不断的再生产，为了充分就业，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工业被不断创造。比如红旗渠，学大寨等运动不断挑战生态极限，而南方普遍存在的“河泥”施肥法，甚至在排斥工业肥料了。知识分子回农村改造运动甚至说明技术改造人才也不再需要了，或许投入到劳动力当中更为合适。

同样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国家，只要其不陷入农业文明下的增长模式，生育状况和瑞典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是一样的，生育率低。日本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后，人口生育欲望也非常的低。苏联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借款给青年夫妇买房和家具，苏联甚至给婚后三年内生孩子的夫妇分单元房，东德实行各种带薪长时间产假政策来鼓励生育。

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出现过“技术空降”呢？有一个相似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历史学家炒来炒去，认为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是纯属偶然。那就是从美洲引进土豆，这一新物种使北欧的土地有了高产出，单位土地产出的提高，人口飞速增长，但是并没有使欧洲人口束缚于土地，蒸气机和纺织机的发明改进，反而使从事农业的人变少了，单位劳动力价值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发展型模式（和内卷型相对）。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早婚率和生育率不断的攀高，这次主体不是农民而是纺织工人们，他们很自信，拥有三个纺锭就义无反顾的组成家庭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晚婚了，并且有了新爱情观，陌生男女们为了“真爱”走到一起，人口爆炸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失业诸种问题，溺婴，“溺婴护理”（Killing Nurse）被用来限制人口了。那些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们的工资降低了，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被用来进行资本积累，并促使资本家改进技术使工资降得更低，但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但是这种模式的高工资，并不会阻碍技术创新，因为较之最终的市场回报，这类的工资成本并不高。工业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使人口不再成最大限量的增长趋势，而是优化人口质量，使单位劳动力的价值上升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1949年解放后，由于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处于农业社会下的类型，均分土地，接着人民公社合作化，支撑饥荒状态下的人口增长高达6/1000。原因很简单，均分土地使农民只有增加劳动力才能使土地的总产值增加，而人民公社是按人口平均分配收入，使个体理性计算出的依靠增加人口增加收入的方案最终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灾难，事实上，所有的个体都变穷了，其单位劳动力价值已经非常廉价。

计划生育强迫人口出生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下的混合体，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信息产业化有利于单位劳动力的增值，另一方面，农业低机械化、低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又促使农村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来增加土地总产值。即使在较富裕的农村，虽然集体或个人合伙购买了收割机，但其使用率不高，而收割机收割的田地率就更不高了，因为劳动力成本很低，使用收割机的成本高于人力收割。那么，排斥机械运用，也就更难促进机械化改进。

两种增长模式的混合与竞争，其结果决定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的状态。但根据现有的土地产权法律安排方式来看，似乎更容易滑落进农业文明下的模式。公有制下的所有权模式，根据出生平均分配农地用权，每隔30年会有一次平均分配，这就促使人口数浮动于人均土地产值不低于农民工收益的规模。而我们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非常低的，而且现实中还存在无法实得的风险。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口总数处于高位，单位劳动价值的提高受到限制，这样的结果固然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但却是以技术停滞和大规模不富裕人口为代价的。

当然出路仍是存在的，保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平均受教育率和受教育层次，理性的主动的推进技术革新，虽然可能会带来暂时的高失业率，然而却可以使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发展进入良性的循环。

人口数量与家庭结构

这里的家庭结构并非仅是静态的人口组成结构，而是包括形成家庭的婚姻制度和承受家庭自然死亡的继承制度。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家庭结构有独立影响人口数量的力量，而是受到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观念的严厉约束。可以这么说，家庭结构是人口繁殖的社会结构性质的“杠杆”，调整人口数量的各种力量通过它发生作用。

曾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西欧的前工业时代的家庭结构为“大家庭”结构，也即习惯所言的多代同堂，工业化之后由于工作地点远离“老家”，“单核家庭”成为主流，即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妻。但是法国的历史资料表明，至少在法国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相反而言，在前工业时代“单核家庭”结构就是主流，并且成为1750年之前法国人晚婚晚育的原因。因为要组成新的家庭，必须先赚钱购置房产和家具财物，晚婚晚育减缓了人口增长。

那么是否意味着“大家庭”易于推进人口增长呢？因为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下，早婚早育是正常的，但资料显示大家庭有时更易于控制人口，因为家主会根据家庭情况，运用共有资源去控制人口。河南是我国北方贫穷的地方，但是人口一直以来都是最高的，有学者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河南大家庭在分家的时候较之其他地方更为彻底，家主无法控制家庭里的生育情况，如果不过于彻底，情况可能要好得多。河南地区的家庭结构吸收了“大家庭”和“单核家庭”两者有利于生育的弊端，人口增长失控，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大家庭和单核家庭就其控制人口，或反面意义上的人口失控可能性上是几乎相等的。

由于继承制度和财产的距离更为接近，所以其对人口繁殖的影响非常之巨。历史资料一再说明溺婴和节育不只是应对生存危机，而是经常用来保护家族财产安全。中国古代的官员、商贾甚至皇亲国戚都有溺婴和节育的记载，比如扔进酒缸或淹入水盆等，因为过多的子女将分散家族优势。在罗马帝国时期，继承按姓氏进行，哪怕存在血缘关系，只要没有与家父同姓，继承关系是不存在的。一般而言，较富裕的家庭也只有2~3个儿子，如果继续增多的话，就会溺婴或“过继”。由于不以血缘关系为继承的必要条件，那么私生子的继承权可能为零，这无疑会促使私生子泛滥，形成社会问题。

在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私生子也即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1/3，但《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权的另一个方面的规定使法国人口下降了，使法国在1870年军事上输给人口众多的德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的外交大臣说：“用不着摧毁法国，它的《民法典》会做的！”因为《法国民法典》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婚生子女平等分配死者遗产，这促使法国家庭为了集中家族优势只生一两个子女，人口下降了。

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是不明智的，因为死者无法选择把大部分财产给他认为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人，只好运用这种降低生育的次优方案了。

回到首段的中心意思，家庭结构只是杠杆，比如在劳动力比有限的财产积累更有价值的情况下，会刺激多生子女，因为子女间的互相提供的帮助会比父母留下的少得可怜的遗产有价值得多。这往往容易发生在农业文明下的恶性循环的内卷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生育欲望与财富观念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似乎特别重视食物的精美程度，对于服装也是特别的考究，收藏的财富很多都是字画玉器。如果这些事物是财富的最重要部分，那么将会对人口数量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因为要获得更多的食物、纺织品以及人工艺术品，增加人口就成为较好的策略，劳动力能够较快的创造这些财富。

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往来，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商业必然是进行最为珍贵或稀缺物品的交易，否则收益无法抵消那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也就可以当然折射中国人的财富观。可是我们发现，从西域运来的香料与从中原运出的丝绸（丝绸有很大部分到达欧洲），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和西方人需要的无非都同一类型的东西，即劳动力密集性产品。同样，欧洲人对香料和黄金的欲望促成了航海旅行，麦哲伦和哥伦布之类的冒险家们只要运回一船香料，那么航运旅途中的损失便会得到弥补，可见香料的价值对西方人的重要性。

可见，财富观念在工业革命正式扫荡欧洲之前，在“前技术时代”多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性产品上，也就说明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大家都会通过生育子女来增加家族的财富。这也就解释了农业社会中，人口不断增长的现象。

因为财富观念是和经济制度和继承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此种财富必须能够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流动，还必须可以通过继承制度累积给下一代。农业社会时期，东西方的财富观念都是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奢侈品是首选，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财富观念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技术和资本（股份）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进入富有阶层的几率是最大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原有的社会财富观念，多生子女由于无法受到最佳的教育，那么其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也就无法最大化，子女越多常常会使家庭的财富越少。资本如果被多个子女继承，同样也会被分散，如果考虑到资本和知识技术的密切联系，那些获得资本的继承人由于没有得到较好的知识可能使其继承的财产很快丧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强调生育素质重要性的原因。

选择优育

通过对人口繁殖力的解释与说明，论证人口数量是由多项社会经济制度所影响形成的。对于生物种族主义者来说，人口越多则其基因突变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产生优秀人物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不要忘记，产生平庸人物的可能性也同样在扩大，况且如果因为优秀人物无法获得高素质的教育，那么自然变异的效果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和得益。

亨廷顿对墨西哥人可能占领美国的担心，以及所谓以色列将从犹太人的成为巴勒斯坦人的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可能成为前面戈比诺所言的领导力和繁殖力理论的绝妙例证。因为在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会出现少数派的有领导力的高素质的本土美国人管理多数派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犹太人管理多数派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比如在我国历史上，少数游牧民族就曾多次长期统治人口占多数的汉族。

当然这种领导力和繁殖力上的差别不是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而是由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态、以及应对生态压力和资源短缺的模式所造成的。现今形势下，由于预期寿命、出生率和死亡率、最低结婚年龄都处在稳定的值域，从而不再存在对人口灭失的非理性恐惧，保证人口的出生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口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