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和西部地区，只有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明显改变落后面貌，才能盘活国民经济的全局，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在国家财政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状况有了积极变化的大背景下，在中央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加强农村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各级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增加农村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的经费投入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

农村网络城市化包括城乡交通网络化建设、城乡水电网络化建设、城乡通讯网络化建设。城乡交通网络化建设把城市乡村连为一体，将全天候的县乡路网体系延伸至村组的路网体系。从而使更多的农民享有的用路权与市民一样，使农村老百姓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和相近的出行服务。据调查当前我国贫困地区仍有60％的乡村道路为“晴通雨阻”路，55％的县乡道路为等外路。城乡交通网络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主干道公路二级化、乡镇公路油路化、乡村公路网络化”，更高的目标是实现“主干道公路高级化、乡镇公路二级化、乡村公路油路化和网络化”。城乡水电网络化建设包括城乡用水网络建设和城乡用电网络建设，城乡用水建设着眼于农村地区的人畜饮水安全问题，将农村水量安全提升为水质安全，使更多的农民享有的生活用水权与市民一样；城乡用电建设是实现农村电网改造建设，扩大城乡电网一体化的范围，使更多的农民享有的用电权与市民一样，支付的电价与市民一样。当前对城乡水电网络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进一步的发展是使农民用水用电与市民用水用电一样，不但解决生活用水用电问题，还解决投资发展的用水用电问题。城乡通讯网络化建设则是建成覆盖农村地区的通讯网络，使更多的农民享有的通讯权与市民一样，并建立统一规划有线电视、远程文化教育和互联网等网络建设，整合现有网络资源，逐步推行电话、有线电视和电脑网络“三电合一”，对落地地区的村镇及困难农户，减免或补贴有线电视初装费、收视费。城乡通讯网络化建设可以对农民进行远程可视的各种教育，可以使农民能够更快地低成本地获取外部信息，使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更有保证。

农村网络城市化与“小农理性命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chultz(1964)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基于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Popkin(1979)更是直言，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原则行事。人们将两者的观点概括为“Schultz-Popkin小农理性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强调了，农户即企业，农民即企业家；激励农户的利润动机与创新行为以及创造外部市场条件十分重要；如果这些外部市场条件能得到满足，则农户就完全可以和企业家一样行动。农村网络城市化为农民提供了农产品结构调整的环境和提供了利润创新机会，理性的农民会充分利用农村网络城市化平台，抓住有利可图的信息和机会及时对农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或及时扩大投资，从而取得可持续性的发展。河南固始县和“赣州模式”为“小农理性命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河南固始县农民种植“双低”油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强调：“农民愿意干的，政府要放手；农民不愿意干的，政府要住手。农民种什么，他们心里最清楚，政府不清楚”。2005年“全国村庄整治工作会议”认为江西“赣州模式”新农村建设值得全国借鉴和推广。“赣州模式”的重要经验就是“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把重点放在对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上，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以农民为中心安排新农村建设工作”。对此，可以说农村网络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地区落后面貌的可行的关键基础措施，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对策。

农村网络城市化与制度变迁理论。农村网络城市化不同于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又称城镇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农村城市化虽然能够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农村城市化有它的局限。据估计大概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高峰，有16亿左右，那时即使实现了50％的城市化，还会有8亿人生活在农村，因此城市化只能部分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介入。比如一些地方急于求成，过多地用行政手段和首长命令来规定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时限、速度和指标，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发展一些缺乏工商业支撑的“城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农村网络城市化也不同于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发生在生产力水平或称之为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的时期，指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空间布局上实现整体性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往往容易被理解成城乡一样化，导致政府的过度介入和占用大量耕地，许多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本着“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公共绿化集中，村落组团集中”的布局原则，统一规划和集中建设农民住宅。导致一些几百人，几千人乡村也要建街道、幼儿园、学校、医院、公园等等，利用率却很低，没有多少人看病、上学、游园。有些地方在城乡一体化上则提出村内主干道硬化、环境绿化、路灯亮化，这必然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农村网络城市化的道路建设主要着眼于村村、村镇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乡村集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则应交由村民自主决定是否建设、如何建设，这是一个自发的制度变迁过程，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的过度介入和过分占用耕地。利用政府力量来强力推动农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安排存在着制度供应过剩的弊端，这是导致农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政府过度介入和占用大量耕地的根本原因。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般地，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比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创新更富有效率。当制度供给和需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时，社会就会自动产生制度变迁的力量，自发促进制度变迁的完成。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就是一个自发的制度变迁过程，早期的城市是在农村居民点——邑的基础上，由于简单的物物交换而自发发展为集市，进而发展为城镇，最终发展为城市。农村网络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村、镇，由于农村网络化的发展，新的盈利机会和制度租金会出现，村—镇、镇—小城市的演进路径会自发形成。因此，农村网络化与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并不矛盾，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和前提。

农村网络城市化有利于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将更方便城镇居民到乡下创业，解决一部分城镇居民就业问题。近年来，许多城镇居民把眼光放到了资源相对丰富、但缺乏资金和技术开发的农村，出现了一股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创业，到乡下去打工的新潮流。据统计，我国约有7000万人在城里有住房、经营场所，却在乡下搞种植、养殖、垦荒、造林的人。一般来说，城镇居民拥有技术、资金和市场信息，是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生力军。就经济意识而言，城镇居民比农民更了解农产品怎样才能流入城市，凭城市人在货币资本和智力资本上的优势，城镇居民在农村创业打工赚取钞票的同时，既可缓解城镇人口就业压力，也给农村创造了真正“离土不离乡”的就业岗位。然而，城镇居民到农村创业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较好，城乡之间拥有便捷安全的交通网络、安全方便的水电网络、快捷的通讯网络。

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工程可以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一是增加农村网络城市化工程参与人的收入和消费。二是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有利于城镇居民休闲农家旅游事业的发展，增加了城市旅游公司和客运公司及其员工的收入和消费。三是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会吸引更多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创业，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四是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有利于降低了农民的出行成本、运输成本、及获取农产品市场供求的信息成本，有助于农民及时进行农产品结构调整，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五是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有利于城镇居民休闲农家旅游事业的发展，相应增加旅游地农民的服务收入和消费。六是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改善会吸引更多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创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离土不离乡”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可见，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可从六个方面增加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促进他们的消费，从而扩大内需，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农村网络城市化理论是在国家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提出的。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农村网络化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农村网络化建设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实现“五个统筹”，建设和谐社会的长效保障机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可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