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改革初期确立的农地制度在政策上明显地倾向于公平，尽管政策要求承包期“15年不变”（1994年以前）或“30年不变”（1994年以后），但当时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强化，从而使这一制度创新具有极强的自发性。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地制度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农地制度进入了新农地制度时期。由《土地承包法》的条文不难看到，新农地制度在政策上明显地倾向于效率，笔者对这种政策调整有不同的看法。

一、新农地制度的内容及政策意图

新农地制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要求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②实行“大稳定、小调整”；③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④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流转；⑤预留机动地不能超过耕地面积的5%；⑥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廖洪乐等，2003）。

以上内容在《土地承包法》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规定，很显然，这是政府在立法层面上对地方制度创新的追认和对以往学者批评的回应。不少学者对改革初期自发性的农地制度创新严重偏向公平的政策取向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土地调整影响了农业绩效，土地福利化影响了土地流转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农民承包权常被侵犯，等等。从《土地承包法》的相关条款可以看出，新农地制度旨在这些问题上寻求突破。

新农地制度明显的政策蕴涵有二：一是强化承包权意图，即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巩固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限制基层干部权利的滥用；二是突出效率意图，即以稳定承包权和促进土地流转及劳动力转移为手段提高农业效率。《土地承包法》在第十四条“发包方承担的义务”和第十六条“承包方承担的权利”上的相应规定，以及对土地承包期限、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应规定，都是在力图强化家庭承包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以保障农户的承包权和提高土地经营的效率。

二、新农地制度政策依据的不充分性及其效率意图的内在矛盾

新农地制度政策倾向的调整首先是对许多学者对原有制度的批评做出的回应。实际上，这些批评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即使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建立在这些批评之上的新农地制度的效率意图也可能无法实现，因为效率意图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

（一）新农地制度政策依据的不充分性

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效率缺失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①承包权不稳定（主要是指土地调整），这影响了对土地的投入，进而影响了农业绩效；②土地福利化分配，这影响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同时也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至今依然争论不断，尚未形成共识。虽然一些批评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尽管有不少学者对那些批评提出了质疑，但是，基于大量规范研究的结论还是被作为了制度设计的依据。

在土地承包权稳定与土地投入进而与农业绩效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基本上认同短期投入与土地承包权稳定与否无关，但是，在对长期投入的影响上还存在争议。有些研究发现，农地产权是否稳定和产出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它们不仅包括国际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的研究。事实上，首先，承包权稳定能否影响农业的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例如，农业生产要受到农作物生物性的限制，无论农民如何投入，一亩地的产出也不会增加太多；另外，现在农民普遍兼业，在投资时必然会进行效益比较，具有其他投资渠道的农民很可能不愿意向比较效益低的土地投资。其次，农民是否愿意对土地长期投资还取决于其对未来的预期，事实上，农民很难进行长远规划，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今天，非农化是大势所趋，长期投资能否在自己意愿的经营期内收回是不确定的，这就造成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缺乏长远目标。最后，既往研究对农地长期投资的界定是相当模糊的，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无非是土地改良、绿肥的使用等，这些投入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投资，例如水利建设等，更多的是作为公共物品由集体或政府投资的，这些投入与承包权是否稳定没有多大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提高中国农业比较效益的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土地生产率。在劳均经营规模过小的情况下，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动力是有限的，把提高土地绩效作为政策目标很有可能是不现实的。

关于土地分配的福利化限制了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批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反而得出了相反的论断。。尽管如此，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许多批评的声音，其深层原因是一些学者心中都有一种“大农业情结”，而没有考虑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现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如此严峻的人地矛盾，中国的发展道路绝对不会和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相同。还有一种批评是基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实践经验，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为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做好准备。但是，中国大陆和日本、台湾省的约束条件、发展路径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大国（地区）经济和小国（地区）经济的不同。以日本为例，1950年，日本户均耕地0.8公顷，尽管从1961年开始政府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但是，到了2002年，日本的户均规模也只是1.46公顷。几乎在同一个过程里，日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原来的50%左右降到5%左右。反观中国的状况，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哪怕是适度规模经营在中国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能是一个战略目标，而不应该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

（二）效率意图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退一步说，即使学者们的批评能站得住脚，新农地制度的效率意图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内部还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一般认为，承包权不稳定会使农民对所经营的土地缺乏长期的预期，从而限制了农民对土地中长期投资。因此，稳定承包权就是要鼓励农民对土地投资，从而提高农业绩效。同时，既往的批评也认为，土地的配置效率低下影响了农业绩效，从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比较效益的角度考虑，应该促进土地的流转。新农地制度同时照顾了这两种观点。例如，《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同时，《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还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不过，这个政策意图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第一，要真正实现稳定承包权就不可能流转，更不可能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第二，要流转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承包权。《土地承包法》所认可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等，不过，在转包等前三者可供选择的情况下采取转让方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实现规模经营的角度考虑，真正有效的流转方式应该是转包和出租，但是，这两种方式会使得土地的经营权很不稳定。这是因为，首先，紧张的人地矛盾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缓解，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经营规模是0.43公顷，而美国是59.4公顷，法国是21.5公顷，即使同是东亚小农国度的日本和韩国，其劳均规模也分别达到了1.7和0.7公顷。中国现有的3亿农业劳动力即使有2／3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劳均规模也不过1.3公顷。不过，其在笔者看来，这个过程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紧张的人地关系还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其次，中国的耕地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压力，目前，耕地仍承载着3亿劳动力，为农民提供着将近一半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短期内农民还不能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就业渠道还是相对有限的，土地依然是农民最后也是最稳定的生存保障。最后，农民基本上都是规避风险的，在非农收入不稳定和非农生活不能得到稳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不会放弃土地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农地流转市场应该是卖方市场，供给方的市场实力应该远大于买方。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在土地流转合约上供给方会更倾向于短期契约。只要契约是短期的，承包权就不可能稳定。这样，关于承包权不稳定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就很可能难以解决。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新农地制度政策倾向的转变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在此基础上的政策意图也很可能难以实现。因此，笔者对具有强制性特点的新农地制度的合理性表示一定的质疑。如何看待农地制度的公平问题取决于对农地性质的理解，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农地的性质。

三、重新理解农地的性质

如何看待中国农地制度的效率问题，实际上就能够反映出如何看待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以及农村土地的性质。上面已经提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规模经营（包括适度规模经营）不应该成为中国农地制度的主要选项。在这种条件下，应该重新理解农村土地的性质。

要理解中国农村土地的性质首先要了解农村土地的功能。一般来说，中国农村土地应该具有两项功能：一是保障功能，二是资本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是以土地为依托，来满足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供给、就业、养老等基本要求；而土地的资本功能则是视土地为资本，通过加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投资者带来预期收益。随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土地的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的资本功能在不断上升。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土地保障功能的替代品还难以出现，保障功能还会占据核心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James （1995）和Dong（1996）把土地均分看成是农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种集体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性质更倾向于一个生产的平台而不是产品，具有俱乐部物品的特性。集体成员拥有集体土地经营权的依据是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而成员权的基础又是村民的生存权，村民的承包权能否得到保障主要取决于村民的生存权能否得到尊重。正如美国学者Scott（1976）在研究东南亚一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时所指出的：在人均土地资源禀赋极少的小农经济中，农民的理性原则是以生存安全为第一，而不是追求收入的最大化。他认为，农民这种“道义经济”就使所有外在的制度、技术及习俗都必须首先服务于这一生存伦理而不是经济“理性”。对中国大部分农民而言，情况是一样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把农村土地作为一种产品或资本来看待，以此为基础，它们关注的重点必然是这种产品所带来的资本收益。如果从生产平台性质的角度去看农村集体土地，其着重点就应该是集体土地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生存能力，即集体土地所具有的满足集体成员基本生存的能力。

农地制度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制度，它不只具有经济性，还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对农地制度的考察不能仅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还要考虑其社会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具有小农特性的大国，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地制度的实施不能不考虑社会成本。

四、新农地制度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

审视农村改革以来二十几年的实践会发现，中国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基本上形成了“铁打的集体，流水的成员”的模式，土地承包随人口调整而调整，尽管周期不定，但土地福利化基本上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共识。这种土地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给予集体成员以生存能力。根据众多人口学家预测，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农村人口仍会维持在6亿～8亿的水平，和现在差不多。进入21世纪几年来，中国人口年均增长800万左右，其中70%是农村人口，随着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到来，这个数值可能不止800万。可以估算，如果土地真的不调整，在未来的30年里将有1.68亿多的农村人口自动失去土地承包权，即使其中有一半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估计也会有0.84.亿农村人口失去土地权益。

此外，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也存在被剥夺的风险。《土地承包法》一方面规定，“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另一方面还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事实上，只要妇女新居住地不进行土地调整，她们得到土地承包权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尽管该法规定了新增人口（自然包括婚嫁的妇女）获取土地的三个途径，但其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一，5%的机动地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而且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把机动地作为公共支出的收入来源，很少承包给新增人口；第二，对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说，根本就没有新开垦土地；第三，当存在转包、转让等流转方式时，自愿交回承包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按照2000年数据，在今后20年要进入婚龄的妇女现在（0～25岁）人数约为2.3亿，按70%比例估算，农村妇女约为1.6亿。这就意味着，如果严格执行新农地制度，将会有1.6亿农村妇女失去土地承包权，即使考虑转向城市等原因脱离农业的占1／2，也将有0.8亿妇女失去土地承包权，除非她们嫁到本村或邻村，但是，这样又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如果真的30年不调整土地，到2036年，保守地估计将会有近1.64亿农村人口自动丧失土地承包权，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的1／4，这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随着人口的调整，农村新增人口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市场获得土地经营权，但是，这种途径同样也会带来社会公平问题。由于紧张的人地矛盾，土地流转市场很可能是卖方市场，这样就极有可能使承包农户不但要承担转包费，还有可能难以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从而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形成社会矛盾。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新农地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土地流转，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长期非均衡，小农分散经营的局面很可能难以改变。这显然不是农地制度改革的初衷。

五、结论

笔者认为，新农地制度重效率的政策倾向在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不可取的，农地制度应该兼顾公平和效率且略偏于公平。一些学者对承包期30年不变政策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土地福利化是农民的自发行为，是内生的。新农地制度是在用外生因素来打破内生因素，其合理性本来就值得怀疑。笔者认为，原有制度中存在的效率缺失问题确实值得注意，但其消极影响远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同时，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也低估了公平的社会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新农地制度应该给公平以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合理的农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