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宏富多端，无确切的领域，更看重确切性的各学科专家难免对之狐疑，不过，观念史有其惊喜与报偿，比如，当发现我们文化中某些常见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晚出之时。在中古时代，正直、诚挚就不是受到敬重的品性——事实上，根本就无人提起过；那时重视的是理论上的客观真理，追求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正确的东西。今人认为多样性是可欲的，一致性则是单调、沉闷、乏味的，于人类之精神自由是桎梏，如歌德形容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论》为“永恒的黑暗，如同死尸”［1］；这跟传统观念恰好相反，直到17世纪末，这观念还很少遭受质疑：真理只有一个，余者均归错谬。今天之信奉宽容，不是当作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功利权宜，而是本质的价值；目前都在讨论自由与人权的概念，认为天才不受约束的意志可以挑战规则，蔑视任何层面理性的约束——所有这些在西方思想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作用堪巨的因素，皆成于18世纪，它的后果体现在各种反革命潮流中，于当今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非常明显。这是一个宽泛的论题，本文不拟直接讨论，只提醒注意一个角落。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迅猛发展。对此可做多种解释：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所向披靡，尤其是技术发明及由此而致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给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新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兴起，并试图探寻自己的由来；古老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分崩离析，这既是文艺复兴、世俗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勃兴的原因，亦是其结果；这激起了人们对历史变化和新生事物的关注。历史研究，事实上是起源学研究受到空前刺激。催生了一种社会生活在持续进步、至少总是在经历着变迁和革新的感觉。有充分理由设想，自然科学新方法既然能解释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也能解释社会的本质与规律。彻底发现这些规律，就能很好地解释过去、预言未来，把关于人类的预测从神秘的宗教先知、《圣经》启示的阐释者、占星术士和超自然玄学家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条理井然的知识学科。

这期望激发了新的历史哲学，成为社会研究的全新领域。新一代预言家习惯于声称，他们对过去与未来的陈述具有科学有效性。有很多是夸夸其谈，有时甚至是自大狂的想象或者根本就是玄思，不过他们所取得成就之值得敬重要多出一般想象。孔多塞未免过于乐观了，他预言将出现一门综合、系统的关于人类的自然科学，可以之终结懒惰、无知和非理性而致的犯罪、愚蠢和痛苦。在1794年的黑暗狱中岁月，他描绘了一个生动、美好的新世界，由知识和道德上获得解放的人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组织而构建起来，一个各民族和谐的社会，艺术和科学不断进步，并实现永久和平。这当然是乐观过了头，不过，把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方法应用到社会问题，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创性预见。

圣西门是个天才，众所周知，他预言了技术官僚统治秩序的盛行，谈到了科学、金融和工业组织联合的趋势，于其中，生产者须倚靠科学家，新的宣传群体——艺术家、诗人、富于感染的新世俗宗教传道者——将取代牧师，缺少这个群体，工业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他的门徒孔德呼唤、并预言一个权威式的精英阶层，以教化和控制理性但非民主、自由的社会及受过科学训练的公民。无需详尽阐述这预言之准确：技术与世俗宗教绝对权威的结合，在我们时代早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现实。那些相信在新启蒙运动中，应该将偏见、无知、迷信及其在非理性的、压迫性的法律、经济、政治、种族和性别等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应该一扫而空的人，他们的企望落空了。这不足以否定他们的洞见于引领西欧进入发展新道路的意义。这道路就是边沁和麦考莱所宣传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理性新秩序，这秩序困扰过密尔、托克维尔，亦为卡莱尔、迪斯累利、罗斯金和梭罗深恶痛绝，前此，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亦对之多有批判。到了傅立叶，对贸易和工业罪恶的攻击连篇累牍，认为无限制的经济竞争导致惟利润是瞻的人肆意破坏或窃取劳动果实；他抗议说，对广泛人类群体的集中控制导致了奴役和异化，他鼓吹消灭压迫，要求用缜密的职业指导将情感纳入到理性轨道，使所有的欲望、才能、趣味沿着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傅立叶此人确实有点怪异，这些理念却一点都不荒诞，事实上他所预言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是常识。

托克维尔预测到民主的同等化将导致千篇一律，所有人都承认这不祥的预测料事如神，不管对他的药方作何看法，恐怕也没有谁会否认，卡尔·马克思也凸显了预言独一无二的力量，不管这预言有什么错，却指明了他那个时代发挥作用的某些关键因素，他的同时代人对此基本无知——即技术变化与文化是相互依赖、权力集中与生产资料私有化、无情的工业化、大企业的兴起与全面发展之间也是互相决定的，初期阶段，社会和政治冲突激化不可避免。他也不无成功地揭示出掩藏在政治与道德、哲学与宗教、自由主义与科学面纱下的这些冲突最冷酷的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和思想后果。

这些都是些比较重要的预言家，预言家当然不止这些。才华横溢而任性的巴枯宁比其对头马克思更精确地预言到一无所有的人必将揭竿而起，预感到这种情况更容易在那些大多数人仅能维持生存、任何剧烈变化都不会让他们有所亏失的国家出现——比如像俄国和西班牙这样资本主义最薄弱、原始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地方，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工业化水平最高、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因此，本世纪亚洲和非洲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的原因，在他看来，太容易理解了。再进一步：诗人海涅在路易-腓力普王朝初期谈到法国时曾预见到，日尔曼邻居将在历史记忆、怨恨与形而上学和道德狂热的刺激下，进攻法国，根除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将不受恐惧和贪欲的约束……就像基督徒，肉体的折磨享乐都不能改变他们”［２］，这些陷入意识形态迷狂的野蛮人将把欧洲变成一片沙漠。拉萨尔曾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并且可以说预见到了这个混合制度——即当代的人民民主，叫它国家共产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马克思则在对哥达纲领的评论中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十多年后，雅各布·布克哈特预言到军事-工业综合体必将控制没落的西方国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权力日益扩张坚信不疑；杜克海姆警告社会陷入失序状态的可能性；之后是扎米亚京、阿尔丢斯·赫胥黎、奥威尔的梦魇，当下看来，他们半是讽刺者，半是预言家。所有这些预言中，有的现在还停留在预言状态，有的则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了，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海涅所预言的新哲学野蛮人，他们控制了种族主义者和新的异教非理性主义者的想象力。19世纪还涌现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和预言，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技术官僚主义的，最后还有那些满怀新式中世纪乡愁者的乌托邦，这些人向往着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远古礼俗社会——所有这些思想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差不多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所有这些精致、自洽的大量未来学和幻想中，却有一个怪异的空白，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它有自己虔诚的信徒、势不两立的敌人，有民主、贵族、君主的派别分野，它给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群众以灵感；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但不夸张地说，它当是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的未来——毕竟没人明确地谈论过。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被低估的摩西·赫斯，他于1862年在《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强调说，犹太人肩负着把共产主义与民族性融为一体的历史使命。但这仅仅是告戒而非先知的预言，这书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读过。

毋庸讳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了大多数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会议的行为，这种情况比国际联盟时代尤甚。不过我相信，这必将令19世纪的预言家们吃惊，而无论其思想和政治倾向。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观察家，不管本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都普遍地相信，这种情感会逐渐衰亡。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被看成是欧洲的一段小插曲。大多数人渴望成为一个与民族边界一致的国家的公民、有同胞之感，这种欲望被认为是自然的，至少是历史-政治发展的结果，这种历史-政治发展是民族意识发展的结果，亦是其原因，至少西方是如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和意识形态，并不（恰当地说是在我看来）等于民族意识。

最起码自亚里士多德，归属于一个愉快的身份群体的欲望被看作是人类的自然需求：家庭、氏族、部落、社会等级、社会秩序、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和国家，所有这些都是这种基本需求实现的历史形态。可能没有任何具体的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跟食物、住所、安全、生殖等需求一争高下的重要性，但是其中有些形态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从柏拉图、波利比乌斯到马基雅维利、波舒埃、维科、杜尔哥、赫尔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马克思及这些人的现代子嗣，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这些形态的历史演变。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群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着对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赋予正当性。19世纪前，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实现了这一目标，获得了民族国家身份，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巴尔干人和波罗的海人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瑞士人找到了独特的解决办法。总的来说，国家与民族疆界之重合，被认为是可欲的，当然，俄国、奥匈帝国、土尔其等王朝和多民族帝国的支持者除外，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一些信奉教皇至上论的天主教徒也得除外。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不管满意与否，都以之为必然的阶段。有人希望或担心民族国家被其它政治结构形态取代；有人认为它是“自然的”和永恒的。民族主义把民族统一和自决的利益提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只要需要，任何东西都得退避，德国和意大利思想家尤倾心于这种意识形态，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察者则冷静地将其看作是暂时阶段，归结为民族意识受到专制统治者——天主教助纣为虐——压制和暴力镇压而致的反弹。

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人所渴望的政治统一和自治看来快要变成现实，这主导趋势不久也将把被压迫民族从多民族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们相信，一当目标实现，这种遭受挫伤的民族意识的病态民族主义行将就木：既然是压迫引起的，当然会随着压迫之倾覆而消失。时间比乐观主义者的预言长了一些，不过到了1919年，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则获得了普遍认同。《凡尔赛和约》承认民族独立权，不管实现与否，并相信可以之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当然，新兴的民族国家也存在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不过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可予以担保——于这些新兴国家，若确有问题需进一步思考解决，依其历史经验判断，则唯一的麻烦就是少数种族或文化群体的自治要求；当然，很多难题仍困扰着人类：殖民剥削、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文盲、贫困、不公、饥饿、腐败、特权等等。但大多数经过启蒙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也包括社会主义者都认定民族主义的衰落，因为民族的至深创伤会很快愈合。

马克思主义者和其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民族情感本身就是错误的意识，是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旧贵族残余合谋而致的意识形态，是保持和完善阶级控制的工具，这样的社会是以剥削无产阶级劳动力基础，其中，生产过程本身必然把工人组织成具有纪律性、规模、政治觉悟、实力不断壮大的力量，时机成熟，工人将推翻资本家压迫者，资本家间的残酷竞争使其两败俱伤，削弱他们有组织地抵抗工人的能力。剥夺者将被剥夺，资本主义的丧钟行将敲响，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民族感情、宗教、议会民主等等，也将随之被历史抛弃。民族差异或许依然存在，但与全世界工人大团结及生产者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自由协作以利用自然的力量相比，地域和种族性之类的东西，就微不足道了。

所有这些观点的共通之处在于相信，民族主义是自决渴望受挫的产物，不会长久，是偶合力量及其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进步历程的一个阶段而已。对这些力量的性质，理论家们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定，民族主义本身会随其起因的消失而消失，这些起因，必将被不可抗拒的启蒙进步所清除，不管在道德上还是在技术上——理性的胜利或者物质的进步或者二者兼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或者致力于社会平等、经济政治民主以及公平分配产品的斗争，都将导致这样的结果；世界贸易或科学的胜利或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道德的胜利必将打破民族界限，早晚会普遍达到人的潜力充分实现的境界。

于此，单纯的民族群体诉求和理想势必失去意义，顶多在文化人类学博物馆里增添一些不成熟的遗迹而已。至于获得独立和自治的民族中的民族主义主义者，则被归为非理性主义者，是倒退或者阻碍发展的现象——而尼采、索列尔的门徒或新浪漫主义者，更是不值一提。显见的事实是：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大部分成于国家统一之后——比如，1871年后的德国沙文主义、法国整体主义或意大利的神圣自我、种族理论及种种法西斯主义先驱的兴起。据我所知，19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期的未来学者，未能将之解释为历史新阶段的前兆；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比如，考茨基所预言的Krisen,Kriege, Katastrophen时代［3］——他详尽分析了起因、描述了形态——即使提到民族主义，也仅仅是附生的结果，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已。就我所知，没有人甚至暗示过民族主义将主宰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影响所致，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必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不直接与之对抗，方有成功可能。于其它方面如此敏锐的社会思想家，于民族主义却如此迟钝、言不及义，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至少值得更广泛深刻的探讨。我非历史学者，亦非社会心理学者，无意探讨之，谨点出问题，希望有识者有所创见。〖HT4”H〗三〖HT5”SS〗

我想先谈谈作为精神状态的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后再进入问题。此处的民族感情，非人类文明史初期就出现的族群意识，而是指清晰理论的水平，是意识处于自觉状态的产物、是阐释和综合，作为一股力量和可用的手段已为观察者意识到。依此，民族主义不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罗马人或许真的鄙视希腊人，西塞罗和阿皮翁对犹太人亦有不恭之辞，尤维纳利斯则讽刺东方人；这只是对非我族类的单纯憎厌而已。马基雅维利和莎士比亚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之前爱国主义就已源远流长。我说的民族主义亦非对祖先的简单自豪感——说穿了，我们都是卡德摩斯的后代，都来自特洛伊，都是曾与上帝立约的人们子嗣，都有同一个征服者法兰克人或维京人的血统，都是依靠征服而统治过高卢-罗马人或凯尔特族奴隶的后裔。

我用民族主义一词指更明确、意识形态上更重要而危险事物：首先是对属于特定人群的人坚定信念，对相应生活方式的信奉不渝；共同的疆界、习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术和宗教表达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诸因素塑造了其独特性格，往往还包括共同的遗传、血缘、种族特性，此外，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这个性格的；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具体的人及其目标和价值。

其次，民族主义坚信，社会的生活模式有似于生物有机体模式；有机体正当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即对其本性最敏锐的人以文字或图形等形式所详细阐明的东西，构成了共同的目标；这些目标是至上的，否则就无法避免民族的堕落和毁灭。进言之，这种生活模式是有机的，为人力所不及，却能控制人之处境，必须让这些历史发展的行动、思考和感觉方式深深地浸润心性，因为正是这些维持生存、社会交流、尤其是人们彼此相处的心智、感情、物质的方式决定着其它一切，并构成该民族有机体——民族——不管它是否表现为国家的形态。民族主义进而坚信：人的本性能充分实现的最基本社会单位，不是个体，亦非可随意解散、改变或抛弃的自愿社团，而是民族；家庭、部落、氏族及地区等次级社会单位若要充分维持生存，就必须尽力创造并维系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些社会单位的本性和目标——通常称之为其“意义”——都源自民族的本性和目标；这本性和目标不能通过理性分析显现，只能由特殊的自觉意识领会，把个体的人与不可能进一步解析的有机整体结合为一体的独特关系，人们未必完全意识到。这一有机整体，柏克说是社会，卢梭说是人民，黑格尔说是国家，而在民族主义者那里，就是民族，不管它采取何种社会结构或政府形态。 再次，民族主义理路必然包含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坚持某一信念、追求某一政策、服务某一目标、过某一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或许是唯一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此等目标、信念、政策、生活是本己的。就是说，这些规则、理论或原则之信守，非因它们能导向美德、幸福、公正或自由，亦非因其是上帝、教会、君主、议会等认可的权威，更非因其本身是善的或正确的，因而于所有同样处境的人都是善的或正确的；这些都不是理由，相反，仅仅因其是本己群体的——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则因为它们是我族的；这些思想、感觉、行动的方针是善的或正确的，自我与之认同，就将实现完善或幸福，因为它们正是生养我的具体社会生活的要求，绵延于我族的过去、未来，通过柏克所说的纽带束集，我与之血肉相连，没有了这些，我就如凋零的落叶，折断的树枝，永远失去了生命；若为环境计或有意游离于民族，我就会失去目标、枯萎凋零，因此，唯有理解了民族的生活模式，我的生存和活动方有意义和价值。

这些华丽而动人的词藻，曾经出现在赫尔德、柏克、费希特、米什莱的笔端，之后，那些试图唤醒奥匈帝国、土尔其帝国治下的斯拉夫人民族灵魂的人、以及沙皇治下民族（也是沉睡中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用的也是这套说词，随后这套话语遍布世界。柏克断言，个人是愚蠢的而种群是明智的，十多年后费希特宣称，必须消灭个人，将之融合、升华进种群当中，两种说法异曲同工。这种充溢价值的话语时常会采用描述形式，仅仅是为了阐明民族身份或历史发展的观念，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跟那些有意使用这套话语的效果一样——则跟自然法、人权、阶级斗争等等曾经塑造了我们世界的其它理念同样巨大。

伴随意料之中的发展，成熟的民族主义终致这样的地步：我所属的有机体欲满足自己的需求，其它群体亦有此打算，若彼此不容，则我，或者我所忠诚归属的社会，就唯有迫使他们屈从，如必要就果断使用暴力。若我的群体——姑称之为民族吧——自由地展现真实本性，这就内含着排除一切障碍的要求。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去实现我——也即我族——的至高目标，于我，其价值无可比拟。没有笼统的规范或标准，评判不同群体的生活、品质、价值之高下，这样的标准必然是超民族的，非特定社会有机体所内有，亦非有机组成部分，其效力源头在特定社会存在之外的普适标准，如某些人构思并相信的自然法或自然正义；所有的价值和标准只能是特定社会、民族机体及其独特的历史所内有的，因此，无法要求个体（就像他所属的社团或群体一样）完全理解自己、领会所有的价值和目标，这样的企图是以错误的人性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就是有机体的意识形态，对民族忠诚，大众是民族价值的真正载体，整体主义，历史之根，La Terre et les morts，民族意志：它将自然科学方法于人类社会之运用蔑视为破坏和腐蚀力量，并发誓加以抵制——批判性的“分析”理性、“冷冰冰”的理智、破坏性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冷漠无情的制度、陌生事物的影响、浅薄的经验主义、无根的世界主义，关于自然、人、权利的抽象的、忽略了不同文化和传统之差异的观念——简而言之，整个敌方阵营的类型和范畴的划分，始于哈曼恩和柏克，在费希特及其浪漫主义追随者那儿臻于极盛，梅斯特和伯纳德予以系统化，本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家的论述及非理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家的喧嚣中再创高峰：矛头所指都是启蒙运动及其成就。

这些愤激罪词内涵的语言和思想按说是非常清晰一贯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民族主义的号手认为，民族优先于个人，甚至对个人具有至高的权能，这看法有时乃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只有民族的生活、目标和历史能赋予个人的存在及行动以生命和意义。这必然意味着其他人与我族亦是同样的关系，我族对他们具有同样效能、不容置疑，而这与他人自己的民族充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使命”相冲突，这很可能导致理论上的文化相对主义，这却不符合前提的绝对性要求，即使在形式上两者并不矛盾；同时这也开启了所有人向所有人开战的大门。

有些民族主义者想摆脱这种困境，办法是论证特定民族或种族——比如日尔曼——天生就优越于其它民族，它的目标高于其它民族的目标，或置身于这个特殊的文化类型中，用某些客观的、超民族的标准衡量，人的真正目标要比这个文化之外的人的目标能更充分地实现。费希特在晚年著作中就作如是说。黑格尔也是这个路子：每个承担历史使命的民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会发挥主宰作用。不能完全肯定，民族主义者为本民族喝彩，仅仅因为本族的就是好的，还是因为本民族的价值近似于客观的理想或标准，只有那些幸运地受这些价值指引的人才能够理解这些理想或标准，其它社会对此懵然无知，可能永远处于无知状态，因此这些社会客观地是劣等的。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区分不易分辨，但不管哪一种都将导致集体的自我崇拜，比如欧洲人、或许还有美国人，民族主义总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

当然，民族并不是唯一的崇拜对象，人们也曾经用同样的语言和逻辑把个人的真正利益认同于所属的教会、文化、等级、阶级、政党的利益；这种种群体的利益时常交叠或融合为统一的理想，有时则陷入冲突，不过历史中，人们投以最强烈的献身精神和自我认同的依然是民族国家。1914年，民族国家显现了自己的力量，对民族国家的爱和国家认同的要求要远比国际劳动阶级运动的大团结强烈得多，世界大战惨烈地证明了这一点。

民族主义自18世纪诞生以来表现形态不可谓不多，尤其是自它与国家主义、与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在所有领域具有至高地位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在它与自己一度诅咒的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力量结盟后，表现形态更是多样。但在我看来，透过这些表象，民族主义仍然不离我上面所概括的四大特征：坚信民族要求之至高；民族所有成员的有机联系；我族价值之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我族的；最后，在诸多权威或忠诚的竞争者中，民族诉求是至高的。目前正在地球上急剧发展、泛滥的形形色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多多少少都可从中分辨出这四大构成要件。〖HT4”H〗四〖HT5”SS〗

作为一种有别于单纯民族意识——即归属于一个民族的感觉——的民族主义，最初确实可能是对傲慢和轻蔑对待社会传统价值的态度的回应，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豪感受到伤害、蒙受耻辱到一定程度引起愤怒、要求自我确认从而强烈反弹的结果。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反应似乎能说明这一点——先是托马修斯和莱辛及其17世纪先辈，他们在相对温和的文学爱国主义精神支配下自觉地捍卫德国文化，然后是赫尔德，他强调文化自治，一直发展到拿破伦入侵期间及其后阿尔恩特、吉恩、科尔纳、戈尔斯等人，具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喷薄而出。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拥有共同语言、习俗、疆域的社会共同体，自远古时代就出现了，而部落或民族，或是那些由宗教或单一合法权威凝聚而成的大社团遭外敌入侵这样的事，已是司空见惯了。不管是古代还是中世纪，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入侵并没有激起上面的那种民族主义反应：不管是波斯人被希腊征服、希腊人被罗马打败，或是佛教徒被穆斯林征服，或者希腊-罗马文明被匈奴和奥斯曼土尔其蹂躏之时，更不要提各个大陆上那无数规模较小的战争和征服者毁灭本土制度的暴行：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那些受害者都没有作出过那种民族主义的反应。

尽管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但在我看来，显见的是，就民族主义诞生的必要条件而言，即仅仅是社会的集体感情或者至少是其精神领袖们的感情受到伤害，是远远不够的；该社会内部必须、或者至少是潜在地形成了一个集团或阶层，他们致力于寻求人们忠诚或自我肯认的目标，或许是追寻权力的某种基础，而以前的凝聚力量——部落的、宗教的、封建的、王朝的、或军事的——已不能再为权力提供基础，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制政体能为权力提供这样的基础，德国人民的统治者却提供不了这样的基础。有时，会由新兴的社会阶层创造出来目标，这个阶层渴望挣脱旧的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权的。具备了这一条件，再加上征服的创痛，甚至只是另一个社会对其文化上的轻视——如果没有这种轻视，本民族文化最起码会开始萌芽发展——民族主义就如箭在弦了。

不过还需要一个条件，民族主义要在一个社会中发育成长，这个社会，至少是其最具敏锐洞察力的成员心中，必须已经形成了它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最起码是一个民族雏形的形象，借助于某些凝聚一个民族的普遍要素——语言、种族起源、共同的历史（现实的或想象的）——那些接受较好教育、具有更多社会和历史关怀的人士必须对这些观念和情感作出相当明确的阐释，这些观念和情感，在普通民众的意识中还是模糊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这个民族形象的意义在于，如果它被忽视或受到侮辱，那些有机地归属于这一民族的人能借此表达愤怒，它也可以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凝聚成某种自觉的意识形态集团或社会运动，特别是当他们面临着共同敌人之时极为有用，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敌人——可以是教会、政府或于我族颇有微词的外邦人。构造民族形象的人，就是那些对人民能说能写的人，他们努力使人民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所受的冤屈，他们就是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批评家、神学家、哲学家，等等。因此抵抗法国无所不在的霸权的义举，最早出现在似乎不相干的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这儿我并不想具体地探讨是什么促使英国或瑞士对法国新古典主义作出了最初的反弹）。在德国，文学领域的反抗变成了一种社会和政治力量，这正是民族主义的渊源所在。它采取的形式出于写作者的深谋远虑，要把自己和众人从他们认为令人窒息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第一步就是挣脱法国人在美学领域制造的专断教条，它禁锢了精神的自由发展。

除傲慢的法国外，还有国内的暴君，社会意义上而非美学意义上的暴君统治。压抑、平庸的社会统治和管制激起强烈的个人义愤，其大爆发就是“狂飙运动”，它直接的目标是打破社会生活的种种樊篱、破除各个层面的奉承拍马、卑恭曲膝、野蛮残忍、独断专行、傲慢自大、压抑沉闷、谎言横行、以及柏克所说的“言不由衷、矫揉造作”［4］。它最先质疑所有法律、也即规则的有效性，据说它们都是上帝、自然、君主颁行的，所以就具有无上的权威，所有人都要遵从。狂飙运动所要求的是自我表现的自由，创造性意志自由地表现，这种创造性意志在艺术家身上表现得最彻底、最强烈，在所有人身上也都有所体现。在赫尔德看来，这种充满生机的力量具体地就体现在民族的集体精神中：传说、英雄史诗、神话、法律、习俗、歌谣、舞蹈、宗教与世俗的象征符号、寺庙、教堂、礼仪，所有这些都是表达和沟通的具体形式，都不是个人或可明确认定的团体刻意创造的，而是集体的、非个人的想象，反映的是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意愿和欲望，并且影响到意识的各个层面；这集体精神构成密切而又无形的联系纽带，据此，社会才能作为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发育成长。

创造性才能——不管是体现在个人身上还是社会有机体上——的概念取代了永恒的客观真理或固定不变的模式、规则概念，只有发挥这种创造性才能，才能获得幸福、美德、正义等方方面面人的本质的充分实现。由此必然得出一个关于人与社会的新理念，它强调活力、运动、变革，更注重个人或集团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相似，强调多样性、独特性、个性的魅力与价值，这种理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大花园，每棵树、每朵花都按自己的天性发育成长，都具体地展现由环境和本性所生成的抱负志向，因此，不能用其它有机体的模式或目标来克加评判。这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恒久论适成对比，后者坚信客观的、外部的规律和规则的普适性、统一性、永恒的有效性，认为这些规律和规则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事，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所鼓吹的就是这套东西，这些法国人受到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成就的鼓舞，在这方面，德国的文化则是宗教性、学究气、偏省、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眼界狭窄，最多只能可怜地模仿西方，实在是乏善可陈。

我并不想暗示，这种尖刻的对比充其量只是一小撮德国诗人和评论家脑子里的幻想，然而确实是这些作家，最准确地感受到了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经历腓特烈大帝的西方化改革所带来社会变革的冲击。他们完全被排除在实际权力之外，无法使自己适应强加于传统生活方式之上的官僚组织，他们最敏锐地看到了自己原来的基督教、新教和道德主义世界观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科学倾向之间的不协调，也为三百多小君主的专制统治而苦恼，于是，他们中最有天分、最具独立精神的人士就用越来越强烈的叛逆思想和行为，对他们的世界所遭受的破坏作出回应，这种破坏是从法王路易十四的军队让祖辈蒙受屈辱开始的。在他们看来，德国传统意蕴深厚、充满诗意，这种传统虽然难以把握，但却具有真正洞悉精神生活无穷无尽、难以言传的多样性的能力，与之相对的法国思想家所构思的世界，则是浅薄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肤浅的丧失人性的皮影戏而已。德国人的这种世界观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源头之一，浪漫主义运动，至少在德国，赞美集体意志，不受任何理性方法发现的规则之约束，也颂扬那种创造性的个人能参与其活动——或非个人的意志——的民族精神生活，尽管人们却并不能观察到或描述这种精神生活。民族政治生活正是这种集体意志的表现形式，这一概念就是政治浪漫主义——即民族主义——的本质所在。

重复一遍，尽管民族主义首先是一个社会对自己所受的伤害作出的回应，这一点是民族自我肯认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一个社会受到另一个社会的伤害，自古就有，并非都激起了民族主义回应。因此还需要其它条件——即需要一种新的生命观，借助这种生命观，受到伤害的社会或受到政治、社会变革冲击的阶级、集团能够自我认同，围绕这种生命观，他们可以振作精神并努力恢复他们的集体生命。因此，我们只有认识到俄国彼得大帝强加于他的民族的剧烈、激进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创痛，及规模较小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改革的后果，才能理解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和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也才能理解德国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某种反弹，因为技术革命或新市场的发育和旧市场的衰亡，导致整个受教育阶层的生活遭到破坏，他们发现再也没有机会发挥技能，在心理上他们觉得进入新兴的官僚机构不合适；他们对这些必然要作出激烈的反应，而在德国，强大的外敌占领或殖民统治，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德国人，尤其是那些最敏感、具有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士——艺术家、思想家、及其它专业人士——发现没有自己的位置，四面楚歌，不知所措。他们努力要创造一种新的综合体，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用以对抵抗那些妨碍他们的信念和生活方式的力量，并赋予这行动以正当性，同时为他们指出新的方向，向他们提供一个新的自我认同对象。

这是当今时代再熟悉不过的现象，我们这个时代可从来不缺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如果种族纽带与共同的历史经验尚不够强大，不足以支撑创造出国家身份的感觉，那么，这一新的自我认同对象就可以是社会阶级、政党或教会，最常见的则是认同于权力与权威——国家本身，不管这个国家是不是多民族的——举起这面大旗的包括自己传统的生活模式遭到冲击的一切人——失去土地的农民、穷困潦倒的地主或小业主、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各个领域中事业无成的专业人员——他们走到一起，重新组合。然而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不管是作为象征还是现实，所有这些认同对象中没有一个能像民族那样把所有人凝聚成团结一致、充满活力的力量；如果在民族之外再加上其它渴望的对象——种族、宗教、阶级——那种力量将是无与伦比的。

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德国人——就是一个例证，他们把受到伤害的文化自豪感与哲学-历史观结合起来，用以疗治民族所受的创伤，并创造了某种内在的抵抗对象。最早是一小批有教养、心怀不满的仇法论者，然后，在法国军队带来的灾难和拿破伦的一体化政策冲击下，少数的不满演变为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这是民族主义激情的第一次高潮，这里面有狂热的学生沙文主义，焚烧书籍，秘密审判叛国者，他们就像巫师的学徒，完全失控，兴奋过度，甚至厌恶歌德、黑格尔等冷静的思想家。后来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多多少少受到德国人的豪言壮语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跟德国人基本类似，因而也导致了类似的精神郁闷，当然最后也就采取了同样危险的治疗手段。德国之后是意大利、波兰、俄国，然后是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和爱尔兰人，经过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崩乱，就到了我们这个世纪，亚洲、非洲的共和国和专政统治，地区和种族集团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烈火则在法国、英国、比利时、科西嘉岛、加拿大、西班牙、塞浦路斯等地方燃烧，谁知道还会烧到什么地方去。

就我所知，19世纪的预言家根本没有预料到这种前景，即使有谁提出一点，也肯定会被认为是杞人忧天，不值一辩。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竟然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最重大的事态发展？〖HT4”H〗五〖HT5”SS〗

19世纪、20世纪最初若干年，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假设是：自由民主是最令人满意的——起码也是不满意最少的——人类组织形态；国家是，起码从历史上看应该是独立、自治的人类社会的正常组织单位；最终，随着多民族帝国（赫尔德曾谴责这种帝国是极不相称的政治畸态）分崩离析，具有共同的语言、习惯、记忆、世界观的人们，对统一的要求最终将得到满足，从而将建立起获得解放的自治民族国家——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新生的德国、青春的波兰、年轻的俄国——它们将不受民族主义（它本身是受压迫的病态环境下诱发的一种症状）的玷污，而在爱国主义鼓舞下，和平共处、和谐共存，不再受过去受奴役的非理性状态的妨碍。马志尼的民族主义运动应邀出席第一届国际劳动者联盟大会——不过马克思可能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就能说明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国家里的那些信奉自由民主的创建者，也都秉持这种信念，并被写进国际联盟宪章中。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尽管他们并没有要求完全消灭国家边界，然而他们设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剥削后，自由的民族社会将和平共处，最终，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趋于消亡。

所有这些思想流派都没有预料到民族情绪的膨胀，更有进者，还演变成了侵略性民族主义。我认为，这些思想家忽视了一样事实，而唯有杜克海姆深刻地意识到了，这就是说，与人们休戚相关的传统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了工业社会所必需并且也已创造出来的集权化和官僚政治“理性化”的破坏，这种变化剥夺了人们的社会和情感的稳定，导致了丑恶的异化、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和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失序等现象，因而亟需通过审慎的社会政策，创造出新的东西，以替代已经失落的旧秩序赖以为基础的文化、政治、宗教价值。社会主义者相信，阶级团结、被剥削者的互助友爱、革命将创造出一个公正、理性社会的美好前景，充当这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凝结剂；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还有些穷人、失去家园的人、被剥夺的人移民到了新世界。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精神空虚是无法用专业社团或政党来填补的，也不能用索列尔革命的神话来填补，而只能用古老的传统连接纽带——语言、土地、真实和想象的历史记忆来填补，用那些具体地体现着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一个礼俗社会的民族观念的制度或领袖来填补——这些象征符号和动力要比社会主义或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者所能设想的更为强有力。观念，有时需要赋以神秘的、救世主式的狂热；民族，作为至高的权威，替代了教会、君主、法治等等终极价值源泉，由此缓解了群体意识所受到的伤害，不管这种伤害是谁造成的——可能是外敌、是本土的资本家、帝国主义剥削者，也可能是冷酷无情的官僚组织故意强加的。

毫无疑问，这种情感可以被政党和政治家刻加利用，尽管它可以被人利用，但不可能被那些利用它追求自己隐蔽目标的人创造出来。它在场，具有独立的力量，它可以跟其它力量结合，比如跟倾向于现代化的国家权力结合，就可以最有效地抵御那些被认为是外国的或敌意的强权，也可以与国家内部宗教、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个别集团、阶层、或社会运动相结合，与跟社会自身本能上并不认同的各阶层相结合。它发展壮大，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加以利用，可以作为世俗主义、工业化、合理利用资源的武器，也可以用来追寻某种现实的或想象的过去、某些失落的东西，追求不具有宗教背景的或新的中世纪天堂，追求某种全新的、纯朴的、完美生活的景象，也可以用以寻找血统、或某些古代的信念，以抵御外国人、世界主义者 诡辩家、经济学家、精于算计的人”［5］，这些家伙都不理解民族的真正灵魂及其源泉，而使民族丧失了其传统遗产。

未曾愈合的精神创伤，与民族作为在世、逝去及尚未出生的人们的家园图景结合起来，能产生爆炸性力量（事实证明，如果这种力量发展到某种病态的程度就是非常可怕的），那些极具见地但忽视了这一点的人，在我看来，没有充分地把握到社会现实。我以为这种说法既适用于两百年前，也适用于当代。现代民族主义确实是在德国土壤中诞生的，但不管在哪儿，只要具有充分类似于德国的条件即现代化冲击传统，都会发育出民族主义。我并不想说这种意识形态是必然的：它也许根本就不应该诞生。没有人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的想象力应该遵循已发现的规律，或者能够预测观念的变化。没了这种种观念，人类历史当然会是另一副样子。德国人遭受了精神创伤，这是既定的事实，他们所提出的止痛药方，即雷蒙·阿隆（用来形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或许本来应该是另一种——果真如此，那历史就是另一个结局了。然而观念就是这么讨厌：它就是这样，并且导致了这些后果，在我看来，没有预见到民族主义，就表明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固执，不愿意承认观念的本质与重要性。

为什么没人看到民族主义？也许多多少少可归因于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广泛传播的“辉格党阐释”，经过这种阐释，历史的图景变得非常简单：一方是黑暗的权力：教会、资本主义、传统、权威、等级制度、剥削、特权，另一方则是吕米埃兄弟启蒙、争取理性、知识的斗争，努力打破人际界限，追求平等、人权（尤其是劳动大众的权利）、个人与社会的自由，争取减少不幸、压迫、暴行，强调人们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性。然而，简单地说，差异性与种族认同、与费尔巴赫和马克思的“类存在物”相比，可能更为真实。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两个阵营都无法躲过发源于这种差异性的民族感情，即使本世纪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也同样有民族感情。被忽视的差异顽强地凸显出来，最终只有采取更强大的行动才能将之压制，实现那种设想中的、或可欲的一致性。理性主宰的、单一的、科学组织起来的世界体系理想，是启蒙运动思想纲领的核心。恐怕不会有谁指责康德倾向于非理性主义，然而当他宣称“用人性的歪材料，做不出什么笔直的东西”时，我们只能承认他说得不错。

我还想提出一点看法。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即使是那个时代最富有想象力、最革命的政治思想家，谈到亚洲和非洲各民族时，经常也是不着边际、抽象空谈。他们差不多无一例外都是用一般欧洲人看待亚洲和非洲的眼光来考虑亚洲和非洲。不管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仁慈的父权主义者，或是对征服和剥削深恶痛绝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谈论起非洲和亚洲，要么是将其当作欧洲人庇护下的群体，要么是欧洲人的牺牲品，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从亚洲人和非洲人自己的角度设身处地观察他们，把他们当作具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民族，具有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只有根据他们自身实际的特性和环境才能理解；欧洲人偶尔也会承认这种本土文化的存在，比如也会谈论印度或波斯文化，中国或日本文化，然而对这些社会未来的需求，就基本上无人问津了。结果，从来就没有设想过，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会在这些国家发育成长。就是列宁也认为，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是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器，在这些运动似乎会加速或迟滞欧洲革命进程时，才值得关注一下。这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他和他的革命同志都相信，欧洲是世界权力的中心，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将解放全世界工人，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权将由此而被消灭，他们的臣民将被整合进解放后的国际新秩序。因此，列宁对多样的共同体生活并不感兴趣，这一点他是紧跟马克思，马克思关于印度、中国或爱尔兰问题的论述，对这些国家的前景可以说没有提出一丁点见解。

这种几乎无所不在的欧洲中心论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几乎无人预料到，这些大陆不仅将爆发大规模反帝运动，也会爆发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直到1904年日本出人意料地大胜俄国前，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从来没有进入过西方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的视野，没有人关心日本人的秉性、历史、难题、未来的潜力……，研究者们也从来没有人看得上日本的公共事务、历史及一般意义上人的发展。正是这一点，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过去欧洲的未来学研究会出现那种奇怪的盲点。记住这一点是有益的：俄国革命如果真的没有任何民族因素，即便是在国际干涉之后——这种干涉倒确实可以说是反民族主义的——它就不大可能支撑下来。在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前和占领期间，斯大林不得不向民族感情作出让步，此后又举行纪念纯粹的俄国历史上的英雄活动，这些举动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为了推动苏联国家目标的实现，也必须动员这种民族感情。二次大战后新形成的国家几乎很少有不依赖民族感情支撑的。

当今时代的任何政治运动，至少是西方世界以外的政治运动，如果不跟民族主义激情携手，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夸张。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所以我不敢宣称自己已对这种现象作出了解释。我只是想揭示这一问题，并指出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浪漫主义回潮这一特殊支流，毕竟，它一直在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译者：秋风，《华夏时报》评论部

注释：

［１］歌德，《诗与真》，书Ⅱ，页68，行17；《歌德作品集》，魏玛：1887-1919，卷28。

［２］海涅，《全集》，奥斯卡. 瓦格尔辑，利普兹格：1911-20，卷7，页351。

［３］考茨基，《通向权力之路》，柏林：1909，特别是章9。

［４］［５］埃德蒙. 柏克，《法国革命随想录》，1790，收于《柏克著作演讲集》，保罗.朗弗德辑，牛津，1981-，卷8，页154、127。

［６］《康德全集》，柏林，1900-，卷8，页23，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