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批评王小东的民族主义观

【内容提要】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崛起。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及中国政府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兴起。本文分析了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主要观点，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存在空洞性、非理性和国家本位等倾向，这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处于反抗西方和学习西方的困境中，还没有以国内公民权为本位来建构民族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若进入政策领域，其内在缺陷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存在三条道路选择，其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融合是最为可取的发展方向。然而，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一个转折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和复杂化一方面造成知识分子本身利益的分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他们对待问题认识的多元化，导致学术和社会思潮的分化。除自由主义、新左派和各种文化主义外，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思潮不可忽视。自九十年代初，这种思潮就在暗中涌动，不断鼓荡，寻找适当地时机爆发，不但要证明自身的存在，还要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和未来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它不同于其他各种学术流派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思潮和流派，而且还是一种切切实实存在地运动，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号召力也远远超过其他的学术理论。民族主义是不可不加以重视的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拟对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做一细致探讨：一、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的重新兴起及其原因；二、分析民族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批评；三、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消极影响；四、中国民族主义可能的发展途径。

一、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作为政治思潮和社会行动

从九十年代初，民族主义在中国开始逐渐积蓄力量，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都开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开始，民族主义的表现是与反对西方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许纪霖九十年代中国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九十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第三波则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1]]。应当说这些反西方理论或学说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民族主义真正谋求到独立的话语权力并让人们切实感受它的力量到则应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一个象征性标志。《说不》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强烈呼应也昭示出，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继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的重新兴起。同年，《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出现。在1999年末，由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与前两者构成民族主义在知识界表达的三部曲。[2]这三部著作的出版不应仅仅看作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立场在知识界的产生，同时还应当将其视为普通民众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表达。

网络的逐渐普及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舞台。在一些bbs上，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言论，其中既包括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关注国家利益的理性一些的民族主义者，也包括放言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既有强调传统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也有谴责目前社会不平等而试图构建毛式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者。但这些民族主义者存在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他们深深地担忧民族的利益，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忧虑感和使命感。这一点使得他们的言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任何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指责都可能被民族主义者视为对中华民族的被判，从道德上加以诟病，帮凶卖国贼等是有些bbs上屡见不鲜的词汇。在那里，很容易看出话语霸权的相互争夺，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相互攻击，真正的讨论在两者之间难以形成，学术讨论往往发展为对动机的置疑和最终的人身攻击。

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与美国产生的冲突及其激烈程度，中国民众滋生出的一种反应性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在各地开始了反美的示威游行，在某些城市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紧接着，在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台湾态度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可以说中美关系在九十年代一直磕磕绊绊、矛盾重重。在与美国的冲突中，中国民众不断感到美国的敌意及其强加给中国的屈辱。这使人们自然地同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弱势地位和屈辱历史联系起来，增强了民族的耻辱意识和民族痛楚。

与此同时，中国全体民众也在国家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民族认同重新得以强化。从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到2001年加入WTO，并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等一系列事件都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宣泄。因此，中国民众在对美国关系中所感受到的屈辱心理和对自身成就的自豪感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合成剂。在屈辱和自豪之间的反复摩擦，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可避免地重新点燃了。现实民众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影响，更加给民族主义造成了相当地声势。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重新兴起。

除了上文简单提出的中国民众在九十年代经历屈辱和自豪，两者不断龌齬摩擦而使民族主义增强外，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与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挫折感之间的矛盾。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得以显著的提高，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然而在国际事务方面所起的作用，却相对微弱的多。本来中国人都会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了，在国际事务中也该扬眉吐气，起码不会再随意受到伤害和侮辱。而在九十年代出现的银河号事件、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等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远非想象的那么强大和重要。民族主义者特别忍受不了的是，中国在美国的眼里简直无足轻重。在讨论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时，王小东说：但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此事至少反映了美国并不那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3]这样，中国民众建立在经济发展上而产生的对外事务方面的自信不断遭受打击，导致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和屈辱感，这种感情不自觉地开启了中国人关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痛苦记忆。为什么中国经济强大了，还遭受美国的欺侮？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答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实行全球霸权政策，遏制中国的发展，并试图分裂中国。中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样的判断无疑强烈地冲击了国人的心理，尤其是青年人，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美情绪随之高涨。另外，这种情绪为国家的宣传所扩大和激化。中国大众传媒一方面夸大了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外交事务中的连连受挫。

（二）中国政府重建合法性的诉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世界上是以苏东剧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为标志终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而在国内，****事件也给中国政府带来强烈地震动。国内外的环境使得政府内焦外困，不得不面对双重的压力，合法性进一步流失。相对于八十年代，中国人在价值上的迷茫和多元，九十年代则是价值的虚无和日趋的庸俗和功利，政治淡漠，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都陷入困境，无法提供合法性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希望能够有一种思想或理论来汇聚人心，重建合法性。九十年代初，国学热的出现就是倡导传统文化的学者和政府不谋而合的一个不意外的结果。在学术领域，国学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来世界的重要作用。海内外的新儒家在也以不同方式否证韦伯命题，不但认为中国文化可以与现代价值共存，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东亚奇迹证明了这一点。[4]到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儒家理论造成严重打击。在政治领域，政府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高扬爱国主义，也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政府合法性的资源。后来，以德治国的提出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民族主义以一种独立话语的态势出现在学术界。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仅从中吸取所谓的尚武精神。它已经试图剥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寻求外强中干的独立地位。它通过批评自由主义来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也试图成为影响国家政策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对于现存秩序的肯定和对于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使其能够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政府可以适当地控制和运用民族主义情绪，这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事件中得到印证。当时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引发的示威游行显然是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才可能。政府当然也意识到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存在潜在地危险。一旦政府认为达到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间的手段对抗美国，实现自身合法性的整合，就马上对民族主义采取了缓和和控制的措施。针对另外印尼排华事件中，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得到了遏制，没有形成示威游行。

（三）经济全球化对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影响。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紧密的经济联系必然出现愈来愈多的直接利益冲突。而西方也已经由过去现代化初级阶段上的一个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在此种情况之下，利益的冲突，特别是贸易的摩擦，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着。当人们满怀期望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市场远不如原来想象的那样理想，发现这当中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进入‘关贸总协定‘的苛刻条件，中美之间贸易上的摩擦，无疑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5]并且，处于弱势的国家经济也必然受到发达国家的一定冲击。面对这种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和利益冲突，或者勇于溶入全球性的规则当中，适应、接受并改变规则，在全球化经济中合理利用资源，不断发展；或者认为目前的体系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变相侵略，内心产生厌恶，并欲加以拒绝。后一种态度明显带有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蕴含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就带有这种特征，他们将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看作是政治冲突。这样，民族主义者就会将经济全球化中日益增加的利益冲突视为帝国主义的霸权和政治挑衅，而没有把这种经济冲突看成是经济活动中的常态。

二、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主张

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小东与网络上的青年民族主义者联系密切，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者和青年激进民族主义者等在知识界的代言人，同时也是他们心中的勇士和唯其马首是瞻的领袖。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王小东的民族主义主张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得到较为集中而清楚地体现。下面对其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观点以及存在的缺陷进行简单分析：

1、生存空间理论

生存空间理论在现在着实没有多少信奉者了。这不仅是因为它曾经被纳粹使用过，而是这种极端理论注定要导致类似纳粹这样的极端的思想和人类进步的灾难。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却在此似乎寻找到了别人没有发现或不愿揭开的真理。王小东认为不承认生存空间理论就是学者的愚蠢或者虚伪。他说：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6]他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和勇气敢冲破政治正确性以赢得民族主义者的叫好声。当然自然资源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分夸大则走向荒谬，资源还没有重要到：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7]还没有重要到，把自然资源归结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就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8]这样的结论只见一点不及其余，与理与实不符。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衡量，生存空间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就与其生存空间成正比，得不到统计上的支持。无论是按人均国土面积或人均资源储量来比较，都不能得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就是生存空间条件好的国家。[9]将地理位置或生存空间视为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完全无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人力资源等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不是非理性的梦呓，那么就有转移矛盾之嫌了。

然而，生存空间理论确实是以王小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基石，它决定了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之间注定了要争夺有限的空间，注定了国家间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关系，国家间的规则就如自然界的生态法则，谁的力量强大，谁就能够生存，这就是民族主义者主张的强权即公理。

2、强权即公理

民族主义者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口口声声反美，其实他们在骨子里最崇拜美国，崇拜美国的强权。他们反对美国的强权，实际上是自己要行使强权。民族主义者相信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10]，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但是不彻底，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指向种间竞争，也指向种内竞争，弱肉强食的对象不仅是国家和种族，也是阶级和个人。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却只能接受半截子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他们必须接受阶级国家而不是全民国家的观念，必须强调阶级利益、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但是这样一来，鼓吹国家至上、国家神圣的国家主义便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也必须否定中国学界近20年来在国家学说上的进步。事实上，王小东也完全否定了人类进步的观念。[11]。

民族主义者看不到世界上各国家，包括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依据规则行动，并在各国参与下不断使现实的规则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这一趋势，看不到这些国际规则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看不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也逐渐由强权手段走向和平权利要求。拿自然资源的获得来说，正如王小东所说，以前战争是获得资源的主要手段，但现在自然资源的获得手段主要不是战争，而是贸易。这种转向说明人类在这方面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战争走向和平。虽然强大的国家，如美国，有时会违反规则，但这不是常态，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国际的规则和制度对美国具有强大的制约。否则，没有任何规则和道义，美国以战争的方式征服更多国家，轻易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空间并非不可想象。所以，文明从来都是弱者的保护神，国家秩序使一些原本会淘汰的弱势人口的遗传基因延续了下来，国际秩序进而使一些弱小国家的种族基因和文化基因得以保存，现在日益得势的生态主义更把保护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生物圈的物种多样性。[12]如果美国不遵守规则，我们可以谴责美国的行为，但绝对不能够否定规则本身。而民族主义者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由反对规则破坏者滑向反对规则本身，以野蛮的规则代替文明的规则，走向了弱者破坏规则的可怕道路。

3、新的极权世界

王小东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确立 新的极权主义统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统治集团对内民主、自由，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奴役。[13]他以慷慨激昂的话语，把世界的秩序由冷战时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转换成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对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他以自由主义的理论为依据，认为当今国际秩序中出现了美国的霸权，而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更提出苏联的垮台式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14]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到底是谁的自由？是公民或个人的政治自由还是国家外交的回旋余地？这样的追问使得王小东的真实涵义显露出来。王小东完全是站在国家立场之上的，个人的自由与其考虑无关。只有在国家本位的逻辑上才能够理解民族主义的言说。但是从个人自由或者公民自由角度来看，苏联的垮台与美国的霸权与我们自由的关系不大，更谈不上苏联垮台后，我们的自由减少了。即使苏联还在的时候，中国照样发生文革（王小东似乎不愿提这回事），个人自由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而苏联倒台，美国出现霸权，中国人的自由却不断在改善，自由空间在增大。这里的问题是，不要随意模糊自由的概念。王小东也许会反驳说：当没有了主权，哪里还有什么个人自由？但话说回来，即使有了主权或族权，也经常没有人权和自由。如果民族国家不保障个人的自由，那还要国家干什么？说到底，国家的主权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同，而这种身份的认同必须落实在公民权之上。

在描绘了全世界通往奴役的画面之后，王小东开始了伟大的预言和给出先知般的指引，人类逃出新极权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拥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精神，这乃是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5]恐怖的画面配上伟大的预言，民族主义在王小东手里变成了一种拥有神性的宗教，而尚武就是这种宗教的内在精神。

4、尚武精神

认定资源和空间决定民族生存，而这种资源的获得只能够通过强权，那么建立强大军队，发动战争当然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就走向军国主义的归宿。但这样说无疑太招人指责，王小东不会这么做。他改头换面地说，中国要走出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危机，需要的是尚武精神，富国不能少了强兵，并认为：从人类历史看，能过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16]。说到底，王小东认为，只有具有尚武精神，战争才能够获胜，才能够攫取更多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因此才过上了好日子。

诚然在近代历史上，战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资源，但历史在不断进步，不能够因为过去的野蛮而继续野蛮，历史促进反省，而不是狂热。中国没有实力，也不应当以战争把曾经自己受过的屈辱加诸于其他国家，以获取所谓的生存空间。因此，从道义和结果上讲，战争不应当成为当前国际行为所诉求的手段，历史上的战争给交战各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包括战胜国在内。王小东也承认：我讲生存空间问题是客观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并没有主张我们现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扩展生存空间。[17]问题是，在认定生存空间对民族生存的决定性影响，而无视国际规则的情况下，武力争夺空间就成为了迟早的问题。而不用武力，那所谓的生存空间又如何获得？所以说，建立强大军队，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单从这样的现象来说是正当而无可指责的，关键是结论建立在什么逻辑之上。

单从逻辑上来说，王小东的论证也有问题。首先，过上‘好日子‘并不仅仅依靠战争，或者说主要不依靠战争。他把这样的两者的关系又简化了。众所周知，西方的发展是自身内部发展的结果，包括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制，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思想方面的启蒙运动，等等因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思想等因素略去不提，仅把战争作为唯一的因素，对应于生存空间的极端强调，是极端偏颇极端片面的逻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历史事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尚武精神也不能够导致战争的胜利。其所犯错误与上面一摸一样，就是遮蔽了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王小东虽然看到了目前中国存在的道德危机，也就是其所谓的精神矮化，但他一方面没有去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另一方面却开出了尚武的药方。但人们精神矮化并不是因为尚武精神的缺乏所致。岂不是抓错了药？

王小东的片面和极端终于构成了弱不禁风的因果链条。在强权即是公理的野蛮社会，只有提倡尚武精神，加强战备，才能够获得生存空间，谋求到民族的发展和存续，打破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诸多问题，在王小东那里貌似无可反驳的宏论也就片片瓦解了。

三、民族主义的缺陷及其消极影响

王小东对于民族主义的表述是最为系统和完整的，其他很多民族主义者和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更为情绪化和非理性化。从王小东等人的民族主义言说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一些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是有可能使民族主义走向歧路的因素。

中国民族主义所带有的特征和由此带来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发生原因、背景、实质内涵上与西方迥然不同。西方英美法等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抗封建专制来获得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公民权，从而完成了对自身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近代的民主革命也同时是一种民族的建构和认同革命，民族主义就寓于民主革命之中。自由、平等、博爱是英美等国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民族主义在国内对于公民个人身份和权利的认同和保障，构成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也同时界定了我们与他们、我与非我之不同。而这种界定则是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没有他者的存在就没有民族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在遭到西方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在经受西方列强以舰炮为象征的军事侵略和以商品倾销为手段的经济侵略，中国人才逐渐感觉到他者的存在，并开始由千年的文化认同转变为现代的民族认同。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就带有不同西方民族主义的独特特征。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西方的侵略，但又不得不处于向西方学习的尴尬境地，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18]。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陷入了既要现代化又要反对西方，既要溶入主流文明又要反对西方文明的困境之中。若要在两者之间巧妙协调，又是何其困难。经常的结果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后者压过前者。质朴而强烈的爱国感情不能够合理引导和控制，它就不但会反对西方，反对西方的一切，而且还会把向西方学习当成崇洋媚外而加以批评。反对西方最终导致了盲目狭隘的排外。另一方面，在西方的侵略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承受不了既反对西方又反对国内专制的双重重任（太平天国运动带有这种倾向，结果走向了失败）。同时，它也需要认同一种身份和秩序，寻找精神寄托，否则民族国家情感就变成无指向的精神流浪。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情况就是民族主义认同国内的统治秩序，无论其为专制或民主。这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特征。综合这两方面，中国民族主义就具有特殊的特征：对外激进排外，甚至走向闭关锁国；对内则积极肯定现存的政治秩序。激进和保守奇妙混合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精神气质。中国民族主义存在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中国民族主义与西方所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实质内容。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具有情绪化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压力而出现的。西方的各种压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侵略，然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经过记忆的重构将这些转换为资本主义精心的政治阴谋，因此没有摆脱传统的情绪化反应这一模式。这一模式可能很激烈，但也不会很持久。如果他们认为压力减弱，反西方的情绪也会渐趋平缓。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只是暂时的、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一特征是一直缠绕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挥之不去。以王小东等代表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试图在理论上建构民族主义，摆脱单纯地由民众情绪来主导民族主义，使其不断地走向成熟，走向一种理性的、持久的、理论化的民族主义。王小东以西方的生存空间理论、社会进化论等重新构造民族主义，并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倾向。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改变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民族主义，它更带有扩张性而不是封闭性，更带有侵略性而不单单是防卫性。这点新的变化值得注意。但这样的变化不足以摆脱情绪化的缺点，恰恰因为其理论的极端性而产生的非理性冲动加剧了情绪化。

这种情绪化也表现在民族主义的言说之中。王小东们希望痛快淋漓，在国家外交方面，要加强军备，反抗霸权，要敢于战斗，除强扶弱。这样的情绪也表现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说中，他们蔑视纠缠于细节和逻辑的学者，认为是迂腐和胡搅蛮缠的表现。他们的文章希望痛快淋漓，气势磅礴，不拘逻辑，而以震撼力来感染读者。这样的情感宣泄极易走向口号似的呐喊，甚至是非理性的狂妄与自负。王小东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现代中西方思想家，他说：在现代，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并没有出什么像样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确实还在涌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里自私地谈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伪善地装装‘博爱‘、麻痹麻痹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虽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迄今为止表现得比西方的知识分子更思想贫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多半将出在中国。[19]

中国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致命缺陷在于其内容空洞化，仅仅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许纪霖语）。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特征使得其从根本上无法提供关于国家的建设性的意见和问题解决办法。它过分强调国家本位，以国家作为一个不加划分的利益主体，而构成国家的最基本单位--个人却没有得到考虑。民族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只是在民族关系或者在民族国家关系方面表现出一种情绪、姿态和策略，但在国家内部如何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在经济方面的持久动力，经济中的单位不是国家、民族，而是个人。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尊重和激励，空谈民族，无法获得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同样，过分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相背。但不可否认，民族主义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很多方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其本身并没有提供发展经济或政治的具体方案。

从上看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情绪支配的貌似强大的空壳，内在建设性的不足在于它没有从前现代的文化的种族的认同发展到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从本能的爱国主义发展到理性的爱国主义[20]。而中国民族主义者甚至以文化的种族的认同忽视以至取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过分强调本能爱国主义的高尚，以贬斥理性的爱国主义的功利化。而这种转变必须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以民主的方式来保障国内的个人公民权利，使其认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和目标。民族主义的这一弱点已被一些学者洞悉，许纪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21]在论及九十年代的国族认同时，徐贲也透露出其过分依赖于文化的、历史的、种族的认同，他说：由于缺乏价值内容和正面国族参照群体，九十年代的国族认同越来越依赖民族初发因素的维系，依赖自然或历史的象征(长江、黄河、长城、炎黄等等)，形成了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脱离公民社会建设的趋势。这种民族主义所激励的情感爱国主义和民主公民社会的宪法爱国主义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后者所具有的民主价值内容，前者的国族认同需要极度地以疆域界定（‘我‘与‘非我‘）来弥补其内容限定的不足。[22]中国民族主义以盲目而热情的自我认同来对抗其他民族国家，结果却是自身的迷失和空虚。并且它批评和排斥自由主义，断绝与自由主义的理论联系，通过批评自由主义获得自身的学术自性，这决定了它在国内政策方面也不得不对自由主义指手画脚，致使对于内政建设无法提出建设性方案。这造成它的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囿于中国国际关系的领域。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弱点，因此也试图表达他们对于国内政策的看法[23]。然而，他们难以摆脱的情绪化的国家本位，没有认识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代内涵，对自由主义建设性意见的严厉批评，都导致他们的所谓构想只能够变成为另一种空洞的口号。

从理论上来说，民族主义的思维逻辑经常是集体主义的。它的重心不在个人，而在于民族与国家。中国民族主义尤其如此。它认为：现代的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单位是民族国家；由于生存空间是既定的，所以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弱肉强食，完全是竞争的，相互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因此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有限的，在根本的国家利益和资源等方面则是完全竞争的；只有唤醒人们的尚武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族国家的作用来实现民族利益。在这种逻辑之下，个人完全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把个人都看出无差别的个体，没有看到或不愿正视个人在利益和权利享有方面的巨大差别，没有看到不同个人在对待国家制度时产生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认同危机。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把着眼点落实在个人。

民族主义要求任何个人都要忠诚于民族和国家，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和实现手段，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完全是正当的和高尚的。对国家的这种强调往往对政府缺乏防备。这使得它可能有意无意的成为专制政治的工具。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有可能完全笼罩在民族利益的巨大阴影之下。民族主义只看到了个人利益寓于民族国家之中，很少看到民族利益是有个人利益构成的。完全忽视个人利益，只能虚构出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

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张及其存在的内在缺陷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然而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这种思想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情绪化口号转变成国家的对外政策基础。这种担心并不是不必要的，原发型的本能的民族主义热情会轻易点燃人们心中的压抑已久的激情，在内外压力下很容易爆发出来，包括中国高层领导也完全可能陷入民族主义情绪中。这样的结果是可能会造成民族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危害。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应该看到中美的关系是互动的博弈关系，而不是静止的。在这种博弈过程中，由于中美政治文化的差异，经常会出现信息和理解的沟通不畅，甚至出现相互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对美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就会采取相应遏制态度，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中国受伤更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萧功勤在其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及其可能的结果[24]。另外，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进入政策层面，那么不仅仅对周边的国家产生威慑，更会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促使他们产生不信任感，从而加强军备，导致东亚地区性的军备竞赛。实际上，世界除中东外，中国周边地区是最大的军火市场。

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种可能的情形下，中国民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四面树敌，群强环视的危险国际环境，但是这又却被民族主义者视为他们预言得到了准确的验证。孰不知，民族主义者的预言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这种看法和实践本身就是参与、影响乃至塑造历史，是历史发展的构成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的民族主义政策才是导致恶果的罪魁祸首。

在国内层面，民族主义面临如何处理溶入主流文明的问题，即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多有论述。一般都认为以反西方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很可能会走向排外锁国的道路。闭关锁国成为弱者反抗强者的一种方法。然而，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在经过改造，带有扩张性的特点。这一点是其他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也使得它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上与传统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区别，而结果却极有可能一致。传统的民族主义是主动地闭关锁国；当前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因为其扩张性特点以及中国实力的逐渐强大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而导致被孤立、敌视和遏制，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被迫走向封闭。另外民族主义虽然也在表面上承认国内人权的重要性，然而其关注焦点是关乎国家利益的外交领域。这使得其盲目认同既定政治制度，忽视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建设与保障，于制度改革上没有建设性意见而显得过于保守。这些是对当前民族主义所可能产生消极后果的最坏估计。

四、民族主义发展的三条路径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通过对自己民族的认知而产生的强烈的认同感情。因而，它本身并没有多少完整的主张和系统的理论。因此，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或意识形态，它必然要与其他政治理论相结合，形成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社会理论，并以其作为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另外它也可能以政治制度或者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来。在英美等国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而在二战前的德、意，民族主义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成分。而在因反抗外在压力的国家，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存在天然的联系。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也曾以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等各种政治学说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领导的革命以及后来的建设也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成分，虽然共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重要的冲突。）因此，民族主义并不必然与任何一种学说不能共存，相反，它存在与任何一种学说结合的可能，包括自由主义。

就中国的民族主义而言，其现实和未来发展可能产生三种方向：

第一种发展路径：主要是以王小东的民族主义言路为代表，他试图将中国民族主义理论化。在其理论主张中，他主要借助于生存空间理论、社会进化论等西方的理论资源，包括尚武精神也是在西方得到充分体现，其中并没有多少来源于中国本身的资源。这反应出王小东的尴尬：一方面由于自然的感情，对中国文化整体上持坚定的肯定态度，然而却发现对其无可利用。此外，王小东关于国家内政方面的主张也试图建立在西方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这是其与自由主义唯一的相同之处。这样就显现出这种民族主义的总体理论框架和理论野心：它试图成为在国内实行民主主义，而在国家关系中，立足于以文化和种族认同而形成的国家利益，实行扩张性的强权武力政策。这实际上却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个内在理论困境。民主主义无法与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扩张性理论完美融合，即使能够融合，产生的民主主义也绝对不是自由的民主主义，而是畸变的极端的民主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在经过这样的理论建构之后，依旧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国家本位特征，并加上对于民族认同的错误理解、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等原因，造成其对于国家内在方面则缺乏明确而有力的主张，呈现出建设不足的弊端，而仅仅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虚妄的口号。这些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自身学术建设路径所注定了的。

第二种发展路径：民族主义批评和排斥自由主义，而试图从中国内在资源方面着手，认为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要高于西方的文化，从而与新左派或各种文化主义相结合。中国内在资源以建国为届主要分为两部分，即中国古代的文明与制度和建国以来的毛式社会主义遗产。这样，民族主义就可能将目光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与文化主义相结合，形成文化民族主义，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的文化主义者也经常是民族主义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经济学者盛洪是这一方向的代表人物[25]。另一种可能是将注意力集中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新左派产生共鸣。民族主义者房宁就带有这一特征[26]。这两种发展途径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向中国内部来寻找理论的资源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这表明其至少是持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可以与西方的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另外，他们也都认识到传统的文化和制度与现时代存在明显的隔阂，因此创新也成为他们共同的工作。

第三种发展路径：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融合的道路。这种融合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这是因为上文提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原因和背景与西方原发型的民族主义不同。在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直存在着错位现象。民族主义在过分强调本国家，本民族，批评西方文化和制度，就极易从反对西方的价值理念，到反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拒绝和批评自由主义；这样，自由主义又反过来批评民族主义的闭关保守，盲目排外等缺点。这导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从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紧张，这种张力贯穿于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过程中，始终没能够化解。

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应当认识到，虽然中国的当前民族主义以批评自由主义而确立自身的存在，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相反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两者之间在理论上有沟通的可能。在当前的条件下，中国的自由主义经过不断地发展，在理论上逐渐清晰和成熟，在态度上相当温和、宽容。而民族主义中一些理论也有可能与自由主义有共同的目标。如王小东在对国内建设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准备了一定的基础。这方面的工作却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重视。秦晖是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寻找契合点的少有学者。[27]他对盛洪的文章进行一定批评，并就其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来分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各种理论关系，试图对两者的融合做一整体性思考。这一努力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合理发展方向。但这个工作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努力。

应当说，以上民族主义的三种发展途径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未来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向，但关键是哪一种发展对中国社会更有益、更合理。从这样角度看来，第三种路径显然是更合理的选择。建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就需要重新审视和重新建构当前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如何弥合个人与国家，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人权与主权、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两者沟通的关键。

五、认真对待民族主义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选择，而是如何适应和参与的问题。这确实对当下民族主义构成了一个考验。在反思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之后，从总体上看出，它还没有真正建构成为一种合理的，能够凝聚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力量。相反，它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它是中国国民对于外来压力的一种民族情绪化反应；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试图为这种国民的情绪化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显现出强烈的情绪化和空洞性缺点，缺乏建设性。并且，它还带有武力崇拜的扩张性特征。这些都可能将中国的未来发展引向不可知的危险歧途。

因此，必须要认真对待当下的民族主义，将其导向和平的、开放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尚武的、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样的转变需要重新思考，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做出检讨。第一、在理论基础方面，民族主义必须祛除生存空间理论，极端的社会进化论等因素，以积极的开放心态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第二、在国际领域，民族主义要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活动，在尊重国际规则的情况下，谋求国家利益。当前国家之间的活动主要是围绕国家利益进行的合理竞争，虽然存在着冲突和资源的争夺，但更多的是相互的合作互利。国际规则也许并不够理想，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够公平，但解决的途径只有通过积极的国际事务的参与，努力加以改变。这也是世界发展的方向，由强力走向规则，由野蛮走向文明。第三、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落实到国内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保障公民权利，这样才能完成重要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第四、中国的民族主义应更积极地吸收自由主义中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寻找相互融合之路。

无可回避的是，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未来的影响将持续长久。如果能够走向良性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的未来将是积极的促进力量，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发展方向则令人不能不感到丝丝隐忧。从目前来看，它虽然显示出一定的力量，但还不足以主导民众的情绪，不足以进入政策层面。而从长远看来，在各种变动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民族主义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注释：

[1] 参见许纪霖：在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背后，《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212页。

[2] 民族主义谋求独立话语权力和情感抒发在1995年以民意调查的形式出现，可以把当时由房宁、王小东等主持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视为民族主义公共表达和进入知识界的前期准备。参见《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编者的话。

[3] 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第3页。

[4]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的复兴及其民族主义情绪的详细论述，请参见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0～156页。但徐迅在当时只注意到了民族主义诉诸传统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没有注意到民族主义在后来的多元发展趋势及强烈地独立性诉求。

[5] 黎鸣：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http://member.netease.com/~luwei/txt/liping2.htm

[6] 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70页。

[7] 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71页。

[8] 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71页。

[9] 何家栋：中国问题语境下的主义之争--就‘中国民族主义‘与王小东商榷，《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第101～111页。这篇文章针对王小东的文章进行了不厌其详地反驳。

[10] 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第21页。

[11] 陈大白：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102页。

[12] 何家栋：中国问题语境下的主义之争--就‘中国民族主义‘与王小东商榷，《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第108页。

[13] 参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第376页。

[14] 王小东：自由主义与霸权，《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第59页。

[15] 参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第375页。

[16] 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74页。

[17] 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75页。

[18] 许纪霖：在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背后，《另一种启蒙》，第221页。

[19] 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73页。

[20] 关于本能的爱国主义与理性的爱国主义可参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论述。

[21] 许纪霖：在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背后，《另一种启蒙》，第222页。

[22] 徐贲：九十年代中国学术争论和国族认同，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1年05月09日

[23] 民族主义者关于内政方面的意见可以从1995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上署名观复的《面对‘圣徒的营地‘》一文中看出。王小东在民族主义和中国未来中重新大段引用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表明其对于国内政治的诉求。然而这些诉求并无实质性内容和操作性手段，从而凸现了其口号式的呼喊。

[24] 请参见萧功勤的文章科索沃危机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 期。

[25] 关于盛洪的观点可以参考其文章，如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东方》1996年第1期）等。

[26] 房宁的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其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见士柏网站）中。

[27] 参见秦晖的文章，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天平集》，新华出版社，1998，第151～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