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一向说法甚多。首先，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竟会说：“‘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他还进一步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 前一句有些走极端，矫枉过正，导致谬误。后一句有一定的道理，但终有片面之嫌。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发展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

初步检索一下，梁氏明确谈论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5]。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6]，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承担舆论之指导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亦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在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之后又放弃了民族主义。此说大概是根据他与革命党辩论时，因强调种族革命不可行，主张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命，故谓“民族主义，赘疣已耳”。其实，此话明显是指排满的民族主义，而非指对抗帝国主义，以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之民族主义。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即断定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说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应加以分析。带有强烈复仇主义情怀，以恢复汉人之统治地位为目标者，此属近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揭出三民主义之前，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持此主义。此后则逐渐减少。大多能进一步，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9]孙、陈两氏都是以排满为实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可见，不能因有排满思想就笼统地说革命党人都不曾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因而都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

这里有必要指出，曾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后至1903年间，仍有排满思想，因而说他这时期也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10]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说梁氏这时期有排满思想，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已经是个近代民族主义者。杨氏所举证之最重要者为1902年旧历四月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其中有一段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此段话语意甚明。今日“决不能弃者”，明显说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即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下面两句，前一句意思是说，为了唤起这种民族建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不攻击清廷。后一句则是说，中国欲改革有成，应学日本。当年日本以讨幕而凝聚人心，振拔锐气，终达立宪之目的。今日中国应以攻击清廷，振奋人心，聚集民力，以助立宪成功。显然，梁氏是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为民族建国而攻满。所以，不应因此而否定梁氏之为近代民族主义者。

总起来说，梁启超等人之追求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追求倒满以创共和，都是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都是近代民族主义者。辛亥以后，孙中山之护法，梁启超之护国，仍是在为民族建国而奋争。

迨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12]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13]，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14]，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以各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在共产党人看来，各国无产阶级当然是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15]“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16]。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思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从此有了新内容、新意义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但过去有关著作中经常把办理对外交涉、丧权失利的官员都斥为投降卖国，似不妥。盖近代中国，凡对外交涉，其最高决定权一直由朝廷或中央政府之最高领袖承担。他们基本上都不懂近代外交，手下官员亦多无识无能之辈。因此，斥其昏聩无能当属确论；皆视为卖国，有欠妥当。

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

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表现了人民爱国保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只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取得胜利。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大致可以涵盖以下最基本的内容：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大约五、六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

排外的心理是一种很原始的民族心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人类的群体结合也越来越大，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如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种联合的方式，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非常频繁。各国家、各民族当然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通过互相交往而相互学习和借鉴。近代世界史上，哪个国家开放得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得多，哪个国家发展和进步就会快些。即使不是绝对如此，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中国如果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国家交往，则中国近代史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虚心，必须知自己之不足，学他人之所长。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凡是持开放进取态度的人，都能勇于承认中国之不足，努力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从魏源到王韬、严复、梁启超、胡适，都是如此。相反，持封闭保守态度的人，则一味闭眼不看世界，迷醉固有传统，对西洋文化恐惧、诅咒，甘于落后，以陋劣为质朴，以怠惰为稳健，以求新为浮躁，以进取为大戒。倭仁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上世纪30年代，曾有关于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要建立民族自信心，就绝不可以批评老祖宗，对祖宗的遗产只能全盘承受，并加以颂扬、礼赞。倘若批评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令人丧失民族信心。另一些人，极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民族自信心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既要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用胡适的话说：“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17]。信心绝不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结果，只有严格反省，知己知彼，才能建立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如同一场体育比赛那样，一个运动员或是一个运动队，如果既不充分了解对方的长短，也不总结自己的长短，只靠关上门自吹自擂，表决心，喊口号，那怎么能有可靠的战胜对手的信心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总之，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55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5] 同上，第22页。

[6] 金冲及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文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7]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9] 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号。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 （上），第155页。

[10] 见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1896—1907），李国祁编：《民族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

[11]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1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13] 同上，第6卷，第56页。

[14] 同上，第9卷，第226页。

[15] 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1页。

[16] 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7] 《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