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复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价值根源。民族主义内涵的维护民族权益、争取民族自决的核心话语迎合了两极格局解体后发展中国家摆脱困境的政治需求。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实践则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重点有别的形式。民族主义尽管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现实做出的理性抉择，但它不能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长期主导价值。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

世纪之交，回顾百年曲折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对国际格局影响最为深远的全球性事件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极格局的崩溃，有惊人相似的是，两次事件导致了两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前者瓦解了殖民体系，导致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增生；后者则使一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走向分裂，并在局部地区造成了激烈的动荡与冲突。

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7、18世纪的欧洲，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1]而本世纪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体却都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还与强大的全球化趋势相逆反。对此，人们自然会生发出这样的疑问：它正常吗？

正如吉登斯洞察的那样：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必定聚集在话语意识和活生生的经验之间的交叉地带。[2]那么，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的话语意识到底是如何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又是怎样一些活生生的经验使发展中国家与民族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简要考察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而来，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原生物；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则是在反对欧洲和其他殖民大国统治的暴力斗争中产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影响和派生物。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族主义一旦在发展中国家生根，就很容易滋长蔓延，赢得政治、文化精英和大众的普遍认同。

要解释这一现象，首先必须弄清楚民族主义的核心话语，即主导的价值取向。

按照盖尔纳的说法，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信念是政治与民族的单元应该同一[3]，就是国家与民族同一。实现一族一国的理想模式，是民族主义最初在欧洲兴起时最激动人心的主张。

海恩斯写道，民族主义这个词出现在欧洲之后，大致有四种涵义：第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创建民族国家政治联合体的支持力量；第二，作为一种理论的民族主义，它是提供给实际历史过程的理论、原则和观念；第三，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政治行动，如特定的政治党派的行动；第四,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意指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国家有着超越于其他的忠诚。[4]

可见，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民族自决为核心价值的奇怪的混合物：它既可能是系统的理论，足以为实际的民族成长提供原则和观念，也可能仅是一种强烈甚至狂热的族际情感，吸引着族民个体的忠诚与报效热情；既可能是严密整合的政治运动，也可能仅是运动的口号或象征；既可能是族民团结的真实感受，也可能是制造出来的心理幻觉。

民族主义在核心价值观上的统一性和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化，使得它可以被不同的领袖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赋予不同的意义内涵而达到不同的政治目标，换言之，单纯而又复杂的民族主义因其宽泛而成为最有用的意识形态话语。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原先对立的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不仅是发达国家失去了明确的敌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对抗张力的消失而使曾经居于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衰微败落，导致了文化价值的缺位，民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在这时，民族主义蕴涵的捍卫本民族利益、争取本民族自决的核心价值取向很容易就迎合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需求，而民族主义生成的团结精神和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能量[5]，于是，民族主义呼之即出，成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和社会动员与控制的工具。

勒纳精辟地分析道，民族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凝聚力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之中时，原先的社会支撑物和社会结构发生崩溃，这使人们充满了压力和痛苦。民族主义做为进入现代化痛苦门槛的一种表达，它起到两种功用，一是授予人们尊严与保持社会稳定，二是为现代化提供动力，并最终在实践中解决这种痛苦。[6]

对于先行一步的欧洲民族国家以及紧随其后的美、日等国，尽管也还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利己倾向，但总的来说，民族主义已基本实现了古典的终结，正在走向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潮流。因为，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渠道，进而可以凭借其技术和资金的全面优势，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达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目的，并获得收益最大化。事实也是如此，最热衷推进全球化的美国，也就是在世界体系中最有霸权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努力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国门，削弱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才是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心所在。为此，他们大力倡导和实践的是全球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抗拒与反动。

尽管民族主义被当做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做为中，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实践。

概括而言，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看，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被意识形态遮掩的经济利益对立与冲突就鲜明地呈现出来，民族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谋求本国的利益，这时它是国家利己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称其为经济民族主义；从国家内部来看，由于多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族民与国民的身份认同时常发生断裂，追求本民族政治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就有产生的内在动力，而它的结果则往往表现为统一国家实体的瓦解，这时它是种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称其为政治民族主义；而在更深层也更抽象的文化层面，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7]，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也在发展中国家以各种方式展开。

以下我们分别做一简单的阐述：

1、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它认为民族国家是个人和团体（公司、利益集团）最大的现实福利单元。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把掌握本国经济命运、自主行使经济主权看得至关重要，并认为由此方可达成民族国家的勃兴。

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最初突出的表现在拉美国家。拉美地区作为天主教的移民殖民地，各国有共同的语言（巴西除外），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无法区别的混血血统。自19世纪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直到现在，拉美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针对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其内部事务的控制，带有一种自卑又自强的烙印。A·赖丁就曾经论述过，墨西哥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求生存的本能。[8]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拉美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他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9]

这种经济民族主义论调与依附论紧密相关。依附论者认为，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难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地，就是因为它们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以至于A·阿明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不应为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高唱赞歌。最好还是劝告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孤立政策。[10]

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近来，已经有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包含了经济优先、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巧妙结合、倡导儒家传统文化等要义的东亚发展战略统称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并把它当做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11]

可以认为，这种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追求民族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包含了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无奈与抗争的双重心态。在遭遇1997年夏季以来不断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采取自我保护的经济政策，避免过快和过于被动地卷入不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和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才能免遭灭顶之灾。经济民族主义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和使用。

2、政治民族主义

我们把具有强烈政治目的性（主要是分解或构建新的独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纳入这一范畴。显而易见，这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初衷与出发点。自欧洲体系形成以来的五百年中，民族主义曾持久地服务于追求国家身份这一政治实践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治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尽相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争取独立的挽救民族危亡式的应急型政治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已经基本结束。拿二战后期与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两次政治民族主义浪潮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是殖民地国家反抗宗主国争取民族解放，而后者则集中表现为多民族国家内部非主体民族争取主体地位或平等权利的抗争，它使得若干曾经统一甚至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从内部裂解。

应该说，存在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冲突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化的进程起步较晚，资本主义发展明显不足，严重阻碍着这些国家形成统一的社会体系和社会意识，缺乏强有力的粘合剂将国内各族体凝聚在一起，使民族国家构建与族体发展之间产生尖锐矛盾。[12]这些矛盾尖锐到国家无法调解的地步时，就会产生破坏性很强的民族主义运动。

具体来讲，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浪潮既有本国政策失误的原因，也有大国干预或操纵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对原有民族中心主义的反动。在战后半个世纪里，苏联、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极力强调主体民族的作用，导致大俄罗斯主义、大捷克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大罗马尼亚主义的抬头，从不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逐渐滑到同化主义的深渊。显然，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相应水平，片面推行民族同化，是促发民族分离的主要原因。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区先发展起来，形成中心，后发展地带就成为边缘。中心与边缘常常发生改变其从属和受剥夺地位的努力。如果边缘的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其谋求独立、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就会不断增强，而在这个过程中，当边缘的不满和破坏性力量超过体系的承受力时，就常常表现出民族或国家的裂解。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平等互利、共同进步的合理要求，但它的暴力倾向也给世界尤其是当事民族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只有当居于主体地位的民族充分认识到族际冲突的危险，并致力于政策的调整修正，使这种不平衡有所缓解，从不同走到同，民族间的分裂和对抗才可能被缓和所取代。

在非洲，大多数民族国家不是生长出来的，而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其疆界的划定完全是按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的一个个制图学单位[13]。在几何线条的边界版图上，纵横交错着跨部族的国家和跨国家的部族。国家对社会与民族的整合能力非常虚弱，起主导作用的是强大的部族。非洲国家的部族化，已到了把国家这块糕切成片片的程度[14]。非洲的悲剧在于人们对部族的忠诚远超过对国家的忠诚，没有一种足以把各个部族凝聚起来的民族文化，政治民族主义于是变态为部族或种族主义。近来非洲中部的一些国家（如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利比里亚、索马里）不断发生各种族之间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就是这种人造国家的后遗症的显现。在国家独立以前，只靠对压迫者的仇恨就足以动员起民众解放的热望，但以此来管理一个独立的国家却显得远远不够。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中，完全要求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并不多，其具体的指向和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连当事者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因此，这类冲突也就愈演愈烈，而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就遥遥无期。

在中东，政治民族主义冲突主要是以宗教信仰和石油资源等经济利益等为支撑点。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对所谓的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作出反应的自然结果。[15]民族主义与宗教情绪之间，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实践而显出其深刻的联系。民族主义一旦插上宗教狂热的翅膀，其来势就十分猛烈。宗教和种族问题的复杂交错，加上美国等大国的干预和操纵，使中东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制造了不少恐怖主义的事件，并给中东的和平进程营造了障碍。

在中国，自80年代以来，当原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功能淡出之后，政治领导人也开始注重从民族主义中汲取更多的国家凝聚力资源。[16]一些排斥和敌视中国的做法，激活了中国人近代以来自卫-应激型民族主义的历史情结。但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还远未成形，一位美国学者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只要经济发展顺利，只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未来看上去光明，开放将占主流，反常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在大众娱乐中满足一些情感需要，而在实际生活中无甚吸引力。如果正好相反，当下的经济扩张情况恶化，如果中国人的抱负成为泡影，全套的高度民族主义情绪随时可供做更严肃的考虑。[17]

３、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主张以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为纽带，强化族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有学者给出文化民族的三个特征：①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标识而显形；②文化民族是一种非暴力、非军事扩张的民族；③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由此衍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18]

在当代，主流话语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的代名词，强大的民族也多数是依托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的西方政治民族，因此，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与实践，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阿帕杜莱睿智地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19]

面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冲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忧虑。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不得不做的必然选择，但在具体的道路上却常常面临或者放弃民族传统文化以跟随潮流，或者固守传统对抗西化的两难处境，文化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复兴，并且表达着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抗拒这一持久不衰的主题。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思想家们试图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培植起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禀赋，来挑战日益嚣张的西方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诸如好莱坞化和可口可乐化），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获取政治号召力。与经济民族主义反对经济侵略相似，文化民族主义者反对的是文化殖民。在这里，作为主权的‘道德成分‘，民族主义象征提供了一个政治话语的核心。[20]纠缠了中国人一百多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命题当然也贯穿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主线，而90年代以来在东亚掀起了对新儒家的重视也可被纳入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

虽然在缺乏政治、经济吸引力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成为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价值根源，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理性做出的选择。但由于当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它更趋向于保守而不是开放，趋向于回顾过去而不是前瞻未来，趋向于破坏而不是建设，趋向于民族自利而不是全球共荣，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显然不能长久地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

面向新的世纪和新的世界发展趋势，只有积极参与，勇于创新，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最终走上国家繁荣和民族兴旺之路。

注释：

[1]参见徐迅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5][20]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259、265页。

[3]欧内斯特·盖尔纳著《民族与民族主义》，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

[4]J·H·海恩斯著《民族主义论文集》，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26年版，第6页。

[6]参见帕尼尔·勒纳著《正在逝去的传统社会》，格林科公司1962年版，前言。

[7][15]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36页。

[8]A·赖丁著《遥远的邻居：墨西哥人的肖像》，美国诺普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8页。

[9]S·坦塞著《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P8。

[10]G·A·阿明：依附性发展，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11]参见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

[12]宁骚先生把这些矛盾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国族语言与民族语言、国民文化与民族文化、权力垄断与权力分享、国土开发与利益分配、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与族体发展要求。参见宁骚：论民族冲突的根源，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夏季卷。

[13]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7页。

[14]阿尔蒙德著《当代比较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36页。

[16]参见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17]J·安格尔著《中国民族主义》，纽约1996年版，导论。

[18]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19]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