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世纪的伟大历史剧变

作为唯一产生了先进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区，欧洲在19世纪末以前的数百年里曾是世界最有活力的一个权势中心。[1] 欧洲列强凭借其优势向世界其余地区扩张，在19和20世纪之交达于顶峰。然而，欧洲在通过对外扩张将世界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激活了世界非西方民族在改变了的内外环境中争取独立自强的潜在力量，这就开始了它始料未及并且最终无法控制的一个历史进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觉醒和新生。1900年，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和作家威廉？杜波依斯断定，20世纪的首要问题将是肤色线问题，即世界有色人种同白人的关系。几年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齐曼也预言，在他那一代人时间里很可能发生最重大的历史事态--有色人种赢得对白种人的胜利。[2] 的确如此。20世纪开始时，占世界陆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大部分的广大不发达地区，差不多全是欧洲列强（加上刚崛起的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到70年代后期各殖民帝国业已全部瓦解，半殖民统治则充其量仅剩下很少地区并且气息奄奄。统治-从属关系已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国际关系模式，外国统治也已成为被咀咒之物，经济制削遭到谴责和抨击，领土补偿已被当作外交上荒唐可笑的……国际行为的现行规范命令非殖民化，其强调程度恰如早先的规范规定殖民化。[3]

主要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三十年内的这一伟大变化，就范围、幅度和速度而言都可认为是人类政治变更史上首屈一指的。它是世界非西方民族对西方造反的结果，而贯穿其中的是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种族平等和文化解放这四大主题。[4] 然而，与这造反密切相关，或者说作为造反及其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的，是非西方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观念、体制和技术的主动适应和有选择的吸收，即向西方学习，以便与西方作战。[5] 非西方国家的先进分子既对西方统治造反，也向本国的传统势力挑战，他们向往的并非返回西方人到来以前的那种社会，而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他们所借鉴的、同本国国情结为一体的经验，大部分可以最简洁地概括为如何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决定性地完成了500 年来世界政治最基本的大趋势--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在现代世界，先进的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广泛地扩散，绝非某一国家或地区所能长久独占。20世纪里，西方的先进成果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在此过程中西方逐渐失去其全面的压倒优势，非西方民族则经过学习和造反摆脱西方统治。

◎亚洲及非洲现代民族主义的涌现与其原因

概而言之，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其导致造反成功的发展，经历了大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总结的三个典型阶段，[6] 而较早经历了这些阶段的是亚洲的现代民族主义。首先有被称为原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 ）的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中，西方扩张者对其控制下非西方传统社会的侵蚀和压迫，激起了以仇恨西方人和眷恋旧传统为特征的反抗运动。此类反抗固然同逝去的往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中不少已经出现了对西方影响作积极回应的萌芽，包括试图在西方创新的影响下重新检验和重新构建本土文化。[7] 更重要的是，它们毫无例外的失败引起了对传统体制和文化之现今价值的深刻怀疑，这同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下一个阶段即现代民族主义的真正出现。在其中，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一般是新潮的开明精英，其基干和社会基础几乎全由城市的部分中小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构成，而其目标大多从争取部分民族权利和若干政治、文化进步这两个方面出发，来改良西方或其代理人的统治，而非推翻之。第三个阶段是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蓬勃兴盛和大发展，其特征主要在于将城乡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进一个旨在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社会革新或改良的运动中去。它与第一个阶段的主要区别，在于积极顺应世界潮流而非徒然眷恋过去，与第二个阶段的最大不同，则在于拥有宽广得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得多的政治力量，从而具备了造反成功的基本保障。

从时间和重要性来看，亚洲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代表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中国，以早年战争后列强瓜分狂潮为头号刺激因素，突发起两大原始民族主义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大都是半封建的人物，希望中国也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且（特别是康有为一系）力图维持儒家体系的根本价值观念，办法是按照现代条件重新解释和运用儒家经典。义和团则是下层大众的反洋运动，其组织、宣传和作战方法完全出于民间旧传统，很大程度上被清廷顽固守旧派利用。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它由长期以来美国西部诸州的迫害华人暴行和美国政府的排斥华人法令激起，席卷中国十几个省和数百个城镇，持续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8] 它实际上可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开端。短短几年后，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和华商利益的湖广铁路借款又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这场数省绅商民众共同反对清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的斗争，连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革命活动，以及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商界学界抗议和抵制日货运动，[9] 表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已广泛涌现，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标志它开始步入上述第三阶段。

在印度，自原始民族主义的大爆发--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民族主义几乎始终与国大党联系在一起。这个政治组织系于1885年按照一位英国自由派人士的建议而成立，其初始的宗旨是在一盘散沙似的印度人中间培养统一的印度民族观念，并且通过倡导某些改良来加强将英国与印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10]　 在头20年里，国大党差不多无异于一个上等阶级清谈馆，而果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党领导人。他和他的同僚们仅仅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在做法上较为自由主义些，同时给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较大的官职份额。[11] 20 世纪开始后不久，激进派崛起于国大党内，其领袖伯尔？根加德尔？提拉克主张必要时用暴力推翻英国统治，实现印度独立。不过，他以复旧的态势大力褒扬据称纯洁的印度教传统，反对变革种姓制度和落后风俗，因而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向后看的、半宗教的民族主义。[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激进派影响衰减，加上英国宣布将开始逐步构建印度自治体制，这个对英国的作战努力颇为重要的大供应地还算平静。然而大战结束不久，民族主义浪潮便高涨起来，并且在既通晓西方文化也深知印度国情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开始进入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

在土耳其，较早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一般认为产生于19世纪中叶后期，其基本特征是反对政教合一、陈腐落后的专制帝国体制，主张土耳其现代化，以此改善愈益严重的半殖民地状态中本民族的独立生存机会和发展机会。[13]　 在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民族主义改革者鼓励和支持下，帝国宰相米德哈特于1876年制宪，规定君主立宪制度，但很快因旧势力反扑而失败。下一代青年土耳其党人以作家兼社会学家齐亚？戈卡尔普为思想领袖，他认为奥斯曼帝国衰朽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强调伊斯兰教，主张实行政教分离，采纳西方科技，并且建立能使知识精英掌权的政治体制。[14] 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起义，逼迫苏丹恢复宪法，重开国会，但国家政治的其他方面基本上未得到改革。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即凯末尔革命时期，斗争的主要矛头将转为直指西方帝国主义。另外，同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地也开始有了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或其萌芽。以印度尼西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出现的最初的民族主义团体--奋力会、国民党和伊斯兰教联盟为例：这些团体都以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发起者和骨干力量，都希望印度尼西亚诸岛人民凝聚为统一的现代民族，都要求改革甚或最终取消荷兰殖民统治。[15]

亚洲现代民族主义的萌发与兴起有其两大方面的原因。一大方面是根本性的，即伴随西方入侵而来的新社会因素和当地人民固有的民族自豪自尊，另一大方面则是情势性的，包括出自世界政治的激励和机会、俄国两次革命的巨大影响以及威尔逊主义自决原则的影响。在入侵和统治的过程中，西方人损伤或瓦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同时促成和造就了亚洲当地新的、先进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就这里的主题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部分知识精英，它们领导实行了从对外国人和外国优势的愤懑到大规模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转变。[16]　 西式教育和其他媒介传播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对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及其纲领塑造起了尤为突出的作用。在印度，与英国殖民政府压制自由同时，英国人创办的院校却向当地青年传播自由思想；在越南，法国人虽然没有栽下自由之树，但的确栽下了知识之树，使例如武元甲这样的学生了解到法国大革命及其大众动员经验。[17]　 国家平等和种族平等，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所有这些观念都来自西方。对西方思想例如言论自由、公平法制、独立、民族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消化，为（非西方的）精英在本世纪争取独立的国家资格开辟了道路。[18]　 不过，西方的影响只是亚洲各民族奋发振兴的部分原因。被西方人武断地判定为衰朽僵化、气息奄奄的亚洲各国社会和文明，实际上潜藏着伟大的生命活力与更新能力，而殖民半殖民扩张者的欺压和侮辱，为之提供了发动或加速自身振兴进程的强烈动机。亚洲各民族的自豪自尊是它们追求自主自强的最深刻、最持久的推动力。正如对甘地来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生来腐败，因为它们设定的前提是别的民族低人一等，亚洲人民反帝反殖的一大目的就是使自己摆脱这种鄙视。

来自世界政治的激励和机会促进亚洲人的奋起，并且提供了他们的事业取得进展的一些重要条件。这里所说的激励，是指随日本赢得日俄战争一事而来的鼓舞和启示。它表明，落后民族只要学会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军事组织方式，就可以力克白人强国。正是在这事态往后的几年里，包括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发生了以现代民族主义为一大特征的改革或革命。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亚洲民族主义发展的空前机会。首先，英法等国为巨大而又紧迫的战争需要，从其亚洲殖民地抽取超常规模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这就提出了以政治让步来作补偿的问题，承诺着手构建印度自治体制的蒙塔古-契姆斯福改革[19]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不仅如此，被它们征召去作战或作工的上百万人员[20]　 带回了欧洲先进的思想观念，包括民族权利、公民权利以及社会革命观念，这大有利于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还有，协约国和同盟国旨在鼓动对方属地造反的战时宣传，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对西方造反‘再也不会遭到列强的联合反对……这是同（1884至1885年）柏林非洲会议那个时期的又一大区别，也是它在不少地方能够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2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这些机会之外，俄国两次革命的影响甚至很可能更为重要。1905年革命在大半个亚洲产生了不容低估的激励效应。从中国和越南到印度和伊朗，俄国民众对专制政治及其社会基础的猛烈冲击给殖民地半殖地先进分子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启示和鼓舞，以至有学者将它在亚洲造成的结果比作法国大革命在欧洲造成的结果。[22] 1917 年十月革命对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则首先在于革命翌日颁发的《和平法令》中的民族自决原则。它宣告：不管发生在何时何地，也不管有关民族的发展或落后程度如何，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23]　 由布尔什维克以如此无保留的方式昭告的民族自决，连同苏俄政府宣布放弃沙俄的一切殖民半殖民权益，在亚洲许多被压迫民族和国家造成了相当广泛、强烈的影响，而列宁与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高度重视，更使亚洲的反帝反殖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外部推动。在这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同威尔逊主义倒是不无共同之处。后者包含的民族自决原则，最初可在1916年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见到，其中认为尽实际可能来满足欧洲各民族愿望是战后和平得以持久的必要条件。[24]　 威尔逊十四点中的自决原则仍大致限于欧洲，而且只针同盟国，甚至可以说只针对奥斯曼土耳其。[25]　 然而几个月后，鉴于东欧民族运动的迅猛进展和争取世界人心的需要，他终于宣布对奥匈帝国亦将无保留地实施民族自决，并且多少像一位著名学者兼外交家所说的那样，以其言辞将平等主义延展到确认各民族平等。[26]　 威尔逊的自决原则既在欧洲也在亚洲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参与鼓动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主意愿，而且给了它们一大项具有国际合法性的依据来理直气壮地追求自身民族权利，同时使列强在维持殖民半殖民统治方面处于法律和道义上的显著被动地位。

非洲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显著地晚于亚洲，但地处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例外。那里的原始民族主义可以1881年阿拉比领导的反英运动为代表。在这对于埃及半殖民地化所作的首次反应中，共有穆斯林保守派、封建地主、旧陆军军官和开明改革派四类基本力量，前三类可以说同现代化进程完全格格不入。然而近四十年后，在英国为从事大战而完全接管埃及内务并大肆盘剥其人力物力的情况下，曾任教育和司法部长的柴鲁尔领导成立组织良好的华夫脱党（或译国民党），其宗旨是埃及完全独立。1919年起，该党领导了持续三年的反抗斗争，终于迫使英国废除对埃及的保护权和承认埃及独立，尽管它保留了干涉权利和对埃及防务等事项的控制。[27]　 与华夫脱党成立大致同时，突尼斯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宪政党。它虽然希望同宗主国法国合作从事行政改革，但也提出过突尼斯是突尼斯人的突尼斯。前面所说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萌发和兴起的诸项原因，大多也存在于北非。从撒哈拉沙漠往南，除极少数小块沿海地区（那里早已建立了欧洲贸易据点）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萌芽外，热带非洲的民族觉醒一般来说尚待40年代甚至更晚，因为在这迟至19世纪末期才落于欧洲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尚少足以培育或激发出现代民族主义的现代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条件。[28]

◎两战之间的大发展与列强的多类对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而由于这发展大多以前面所说的第三阶段即精英与大众、民族独立与社会革新（或改良）相结合为根本特征，它甚至可称是飞跃。与此相应，列强的对策也从单一的镇压变为多样性的。在土耳其，陆军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于本国随德奥战败之后，面对协约国强迫苏丹接受不仅剥夺帝国外缘、而且瓜分小亚细亚东部的色佛尔条约，发动军民在民族解放旗帜下坚决抗战。1922年，在法意两国因别有所图而撤出后，凯末尔领军彻底打败英国大力支持的希腊军队，从而得以在翌年另订平等的洛桑条约--新土耳其诞生的国际证书，[29]　 并且迅速实行了一系列使得土耳其成为现代共和国的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改革。[30]　 这场凯末尔革命可称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首次重大胜利。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辛亥年前后几番奋斗，几番失败。是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他本人那最为可贵的思想、政治朝气，使他在晚年开始走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道路。这条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来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在农村建设党、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为主要内容的独创性大战略，开发中国极为宏伟的民众人力宝库，并且在此过程中越来越成功地进行中国的革命改造。在印度，决意并且善于发动大众的甘地执掌民族运动领导权。为扩大其社会基础，他以在印度可谓石破天惊的革命性举动--在不可接触者中间生活和收养一名不可接触者的女儿为义女--来试图打破各种姓阶层和他们之间的传统壁垒，并且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争取印度独立。他将国大党重组为一个群众性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从村社经过区、省直至中央逐级整合，使之基础扎实、行动统一。他依靠这么一个政治组织，多次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这非暴力不合作按照他的说明，是试图革新政治，恢复道德力量的原有地位，显示物质力量同道德力量相比一钱不值。[31]　 在当时的印度，这样的原则加上甘地本人的身体力行，确实提供了一项大众都能懂得的崇高信条，提供了促使他们奋起的道义驱动。从1930年甘地率众远赴海滩采盐，非暴力不合作发展为非暴力不服从。这项看来旨在反对英国当局食盐垄断的行动，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抗议英国拒不给予印度独立的确实承诺，它开启了30年代印度政治的一个往复不已的模式，即从非暴力不服从行动到当局捕人，再到甘地绝食而后当局退让，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越来越难维持。在越南，现代史上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胡志明于1930年主持建立越南共产党（不久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撰写了党的行动纲领--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完成民族独立事业。在共产国际左倾盲动路线和关门主义导致的几年严重挫折之后，胡志明于1941年重返越南领导革命。他主持建立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作为尽可能多地吸收各类爱国者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线领导机构，同时在越盟之外按社会阶层、行业和村落等组织各种各样的救国会，以便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在越益雄厚的民族基础上，依凭同中国共产党人相似、但也有所独创的大战略，胡志明在二战结束之际成功地领导进行八月革命，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32]

土耳其、中国、印度和越南只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时期里非西方民族主义的最重要史例，而其全景当然更加波澜壮阔。面对这几乎席卷近半个地球的史无前例的大造反，西方殖民半殖民国家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仅仅、或大都诉诸于武力镇压。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西方的军事力量已不敷所需，也在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海外统治的道德合法性已受到近乎致命的损伤，这有如英国殖民大臣米尔纳勋爵抱怨的那样，帝国一词现在已广泛地被等同于蛮横征服和以强凌弱。[33]　 在此情况下，较多地使用和平的政治手段是必然的了。这些手段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是对殖民地国家许诺并多少实施逐步自治，希望以此抵挡甚至消除独立要求，而对半殖民地国家则以逐步放弃某些特权为让步，试图保住另一些特权以及总的影响或控制。在前一方面，特别突出的是英国的印度政策。1917年，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在国会宣布，英国政府不仅准备让印度人越来越多地担任行政官职，而且准备授予自治机制，以便在印度逐步实现责任政府。两年后，英国着手施行前面提到过的蒙塔古-契姆斯福改革，逐渐将治安和财政以外的各省治权转归民选的议会和向其负责的官员。与此相关，印度行政、经济和文武官制等方面发生了被认为是从帝国主义后撤的其他变化。[34]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随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迅猛发展，西方列强自华盛顿会议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处于守势。在北伐战争期间，与先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它们基本上不再以军事干涉来对待中国人民和革命政府的一系列反帝行动。1928年，列强除日本外将关税自主权交还中国，翌年底又承诺开始逐步废除在华治外法权。[35]

在此类让步之外，西方国家的第二类政治手段是实行由英国历史学家罗宾逊和加拉弗尔较早阐释的间接统治，[36]　 即保留并扶持那些愿意同殖民半殖民国家合作的当地统治者，特别是较多地保持着传统威望和合法性的王公贵族中间的顺从者，通过他们来控制和盘制当地社会。效忠于英国的埃及国王法鲁克和听命于法国的安南皇帝保大，便是这欧洲帝国主义之非欧基础的典型例子。甚至在印度，当逐步自治计划证明无法真正抑阻民族独立要求时，间接统治也被拿来当作维持殖民利益的一招：1935年，英国政府制定《印度政府组织法》，试图据此搞出一个主要由封建土邦主和基于宗教的反动政党组成的全印度继承政府，[37]　 以供日后操纵。第三类政治手段与此正好相反：殖民国家着重培植一个受西方教育的现代精英阶层，以便钳制甚至最后铲除那来自（或潜藏于）传统的教俗上层势力的原始民族主义危险。法国在北非就实行这种政策。当然，武装镇压依然是列强对付非西方民族主义的一大手段，殖民史上某些异常惨烈的杀戮正是发生在两战之间的时期里。[38]　 依靠所有上述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加上民族运动内部大都存在的严重歧异或分裂，殖民半殖民统治仍能勉强维持。

◎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

上面已经涉及到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问题。它首先来自民族运动内外目标之间的关系，然后依照内外目标以及所用手段是革命性质还是改良性质的来决定运动的不同基本类型。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社会，即使西方的侵蚀已使之多少发生了朝现代化方向的变化。这些社会若不更新，就无法适应时代潮流，从而无法摆脱羸弱无力、受人欺凌的状况。考虑到殖民半殖民国家几乎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扶持和利用传统体制和传统的统治势力，而削弱和破除这样的体制和势力又总是动员大众参与民族事业并由此保证它可以成功的前提条件，情况就更是如此。因而，大凡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只要是较为成熟的，就必然把民族解放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说到底，在亚洲也在非洲，对西方的造反都合为一场更大的造反--对过去造反。[39]　 不过，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这造反无论就内外目标还是就手段而言都如此温和，以致宁可称之为改良。例如，前面提到过的突尼斯宪政党、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以及郭克雷领导时期的印度国大党便是如此，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创建者礼萨汗以及很大程度上1927年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也是如此。[40]　 与这些相反，第二类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在内外目标和手段两方面都是革命的。分别以毛泽东和胡志明为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越南独立运动，就是其中最杰出、最成功的。借用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不免宽泛的话说：殖民地最有干劲也最足智多谋的领导是共产党人……凡是共产主义扎根之处，一个运动就有了最好的保障来取得组织功效，欧洲正是凭这功效才在早先时代里战胜了亚洲非洲。认识到社会问题，认识到有必要以社会纲领来赋予民族主义更广泛的基础--这就将农民占大多数的民众发动起来。[41]　 第三类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可说是对外目标革命，对内目标改良，它的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土耳其凯末尔革命。[42]　 甘地领导下的印度独立运动以及埃及华夫脱党的民族独立斗争应该说也是如此。最后还有一类，即对外目标革命，但争取这目标的手段是改良和渐进的。例如一些半殖民地国家先按照西方文明标准逐渐改良自己的内外行为和体制，而后坚持要求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平等地位。[43]

当然，除了内外目标和手段的基本性质，还可以大致按照领导的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基础来区分不同的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一般来说，特别在亚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往往来自传统的统治阶级，或者说往往是此种阶级内部受西方文化较大影响的年轻人。他们在颇大程度上挣脱了传统束缚，并且同社会地位和声望较低的、多少西化了的一部分中小亩产阶级分子结合起来从事民族运动。显然他们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而且主要由其社会属性决定的，对于外来统治和传统社会构造的温和态度使之更加如此。随传统社会的进一步解体和温和路线的明显大败，以后一代的民族运动领导大多换成了阶级出身较低、政治态度较激进的人物。他们从事现代职业，深受现代思想熏陶，对广大民众的苦难和要求有较多的理解，并且与之有较密切的联系。对于他们当中尤为激进也尤为有思想的人来说，社会革命是民族解放的必需对应物；只有以这种方式，并且通过紧密组织起来的民族政党的严格纪律，才能发展起大众的反抗，从而使殖民政府最终绝望。[44]

◎殖民帝国和半殖民统治的急速崩溃

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亚非两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空前迅猛的发展，殖民半殖民统治急剧瓦解。这一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态之一有其多方面的基本原因，其中大部分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造就的历史巨变。许多观察家都强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对东亚的西方国家殖民地的粉碎性打击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它们不仅无可挽回地损坏了那里的西方殖民体制，而且永久性地毁灭了西方人先前似乎不可战胜的形象，从而剥夺了他们要牢固地恢复殖民统治就必须依靠的威望。在北非和中东，由于利益和传统而一贯不满欧洲殖民主义的美国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尽管这不如日本在东亚那般剧烈。例如，正是在执行北非战役的美军登陆摩洛哥并留驻之后，那里战前颇欠发育的民族主义组织才得以转变成基础较为寬广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西方盟国仍旧控制的殖民地，大量人口从军参战，特别是印度军人从二战开始时的近19万名猛增到了二战结束时的约250 万名。[45]　 这类事态给民族主义运动增添推力在一战时便有先例，不过现在是在更大的力度上。还有，在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越南以及一定程度上菲律宾），共产党人是抗日最坚定、最重要的力量，他们英勇地经受了战争的巨大考验，同时也成功地利用了战争带来的巨大机遇。他们依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急剧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从而使得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运动在战后能够大规模地继续下去。[46]　 然而，在二战造就的有关历史剧变中间，最重要的大概是民族自决、人民自决的原则在世界范围深入人心。由《大西洋宪章》开始一系列盟国宣言表述的这些原则不仅同法西斯侵略、奴役针锋相对，而且也同历时已久的西方殖民主义格格不入，尽管丘吉尔这样的盟国领导人试图使它们不被用于本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它们作为反法西斯战争最重要的旗帜具有空前巨大的吸引力，殖民半殖民统治由此丧失了道义合法性，甚至在统治国的多数公众中间也是如此。

就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出自一种社会结构进化，即城市的迅速增多和增大。新的城市既产生了它们特有的社会生活，不同于任何先前存在于非洲的，也产生了一种非洲激进主义精神，它替或许以恩克鲁玛为典型例子的新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提供了现代材料。[47]　 具体说来，城市化的大踏步进展使得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和愿意积极参与政治的人急剧增多，这就提供了实现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现代民族主义较高阶段的特征--的一大基本条件，同时它也导致在通常囿于部族分割的非洲国家有可能以一个个城市为结点，组织起统一的全国性民族主义运动，以至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最后，还需要指出其他三大类有助于战后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浪潮的事态：（1 ）经过二战大大增加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各种原因给予有力的支持；（2 ）美国为同苏联竞争而在某些时候对某些老殖民国家施加压力；（3 ）民族解放运动大多互相团结，互相支持。

在所有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成了历时几个世纪形成的西方殖民帝国及半殖民统治骤然崩溃的年代。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它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国家从此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并且向许多被压迫民族提供了对西方造反的激励和教益。同样非常重要的是在此前约两年，英国政府终于不敌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冲击，被迫予以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独立，以免并无希望地为支撑其亚洲殖民帝国耗费本已拮据的资源。荷兰和法国缺乏英国那种调控衰落的政治、心理经验，更由于二战带来的羞辱而变得气急败坏，因而决意恢复各自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但是，荷兰在军事和外交上经过四年越益艰难也越益孤立的苦撑苦斗，终于不得不向印度尼西亚移交主权，而法国则在竭尽所能（在后半段还依凭美国的巨額援助）进行了近8年殖民战争之后，以胡志明手下败将的窘态退出越南北方。[48]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出自英法两国政府对埃及现代民族主义造反的激烈敌意和愚蠢反应，其失败不仅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激励了空前汹涌的民族运动，而且导致新的民族主义浪潮突破撒哈拉沙漠屏障，席卷热带非洲。[49]　 英法两国政府迫于新兴的民族独立运动冲击，加上国内和国际舆论压力等原因，短短几年里忙不迭地让它们在那里的大多数殖民地独立，而比利时也经过一番事后挣扎，终于退出中非大国刚果。与这些事态紧密关联，在60年代，依凭主要由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大多数，禁止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原则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形式，成为得到广泛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不过在北非，多半由于军界和当地大量法国移民异常顽固的殖民主义心理，法国人迫不及待地跳出越南油锅跃入阿尔及利亚火坑。[50]　在这场从1954年开始同样打了8 年的殖民战争中，法国人同样打不赢主要依靠游击战的对手，虽然后者在政治素质和组织水平方面远不如北越人。是重新出山执政的戴高乐以他那属于黎塞留传统的政治现实主义，使得法国最终认输，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且放弃了其余法属非洲殖民地。[51]　 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帝国最为古老，也拖得最久。由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国默许，它利用原先规定来维持西方对苏防务的军事援助同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民族解放运动作战。[52]　直至1974年，已对战争全然失望的军队领导人发动政变推翻独裁政权，葡萄牙才放弃其非洲殖民地。至此，除在个别小块地方留有残余外，旧的西方殖民半殖民统治已荡然无存。这一伟大的历史变更从根本上说，是由欠发达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造反所造成，与此同时它也在不少场合出自这造反的大形势下西方国家的非殖民化行动，即使这些行动有所勉强。这两者都表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确是20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结束语

限于篇幅，在此无法论析对认识20世纪非西方世界现代民族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一项历史事态，那就是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一大自觉的、较长时间内有相当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亦即人们所说的第三世界之兴起，它特别表现为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为主力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同样限于篇幅，我们也不讨论第三世界浪潮的退落及其原因，连同广大不发达国家在步入21世纪之际面临的诸大基本任务。[53]　 这里所要谈论或总结的，是凡回顾一个世纪来非西方民族主义的历史就难免会提出的两个最宏观的问题：第一，哪些基本因素导致了非西方对西方造反的成功？第二，西方影响与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传统有怎样的关系？

杰出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海德利·布尔曾对前一个问题作了颇有见地的回答，[54]　 它们可以补充前面较分散地指出过的一些基本因素。对西方造反的成功首先来自非西方民族的觉醒，亦即认识到依靠自己的积极努力可以改变旧秩序，而它们在这努力中用以达到目的的伟大工具就是国家。[55]　 有助于造反成功的第二个基本因素，在于西方维持其统治的意志的削弱，或至少是承受所需代价的意愿的削弱，对此两次世界大战起了重大作用。非西方民族奋起斗争大大提高了维持西方国家统治的成本，从而使之越来越怀疑这统治是否值得。三是苏联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同样有助于非西方民族造反成功，因为这在许多场合，为后者提供了国际政治中两个较弱者反对最强者的天然联盟，[56]　 也因为这往往限制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第三世界的军事干涉。四是广而言之，先前四个多世纪里西方强国在对待非西方世界时通常保持共同阵线，二战后的美苏及其他西方强国却不是如此。它们之间的互相钳制往往为非西方的弱者提供了一定保护，同时也使后者能有在强国间回旋的一定余地。最后，国际关系之法理和道义气候的转变也有助于造反成功，而团结起来的非西方国家本身在这转变中起了主要作用。非西方国家平等的主权权利、非西方民族的充分自决权、有色人种不受歧视的权利、非西方文化自存和被尊重的权利--所有这些由联合国的政治机构宣布的规范，代表了我们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法理和道义思考发生的深刻变化。它们同仅仅几十年前在这些问题上被接受的正统信条截然相反，它们加强了对旧秩序的冲击。[57]

至于西方影响与非西方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就前者的历史谈论了那么多以后，首先必须强调在亚洲和非洲，所有现代民族主义运动都有其本土文化传统根源，特别是对于西方入侵以前本民族悠久历史及其成就的强烈意识和自豪。舍此，就难以想象它们有那样的激情和精神动力。还必须强调，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者多数都将现代化同西方化区别开来，其目标既非传统社会，亦非西化社会，而是现代社会。他们在本土的和现代的条件下，吸取或经改造而吸取西方文明中先进的、可适用的成分，使之与本土文明中仍有活力的成分整合起来，尽管这取舍整合一般都经过迷茫、摸索、犹豫、失败和痛苦。这里面最深刻、最持久的推动力在于非西方民族的自我意识、对本民族文化尊严的珍视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志愿。[58] 正因为如此，当今已实现了民族国家普遍政治独立的国际社会也是个文化多元的国际社会，而且未来仍将是如此。

注释：

[1] William H.McNei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1963 ），PartIII.

[2] Gerrit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1984 ）， p.50.

[3] Donald. Puchala and Raymond F.Hopkins ，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1983 ），p.73.

[4] 用对西方造反一语来概括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非西方世界的根本历史发展，见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 ， Mmiddlesex ，1967），chapter 6； Hedley Bull and AdamWatson eds. ，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1984 ）， chapter14.　关于四大主题，见ibid.

[5] 斯塔里夫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 页。

[6]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pp.177- 178.

[7] Ibid. ， p.177. 又见 K.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1969 ）， p.237.

[8] 陶文创：《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15-19 页。

[9] 关于保路运动和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分别见刘大群：谈湖广铁路的恶债性质，载于丁名楠等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 页； Pierre 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 1914-1929 （New York， 1968 ）， p.50.

[10] 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Malabar ， Florida 1982）， p.85.

[11]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179.

[12] Ibid.； Kohn ， Nationalism， p.86.

[13] Ibid.， p.62.

[14] Renouvin ， War and Aftermath， pp.142-133.

[15] Robert J. McMahon， Colonialism and Cold War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1949　（Ithaca， N. Y.， 1981 ），pp. 29-30. 关于越南和菲律宾的早期现代民族主义，分别见JohnT. McAlister， Jr.，Vietnam： The Origin of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 Y. ， 1971 ），chapter 5； H. W. Brands ，Bound to Empire：The United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1992 ）， chapters 3-5.

[16]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 171.

[17]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pp. 247-248；V. K. Kienan，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1815-1960　（Bungay，Suffolk，1982）， p. 214.

[18] Adam Watson，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Expansion， in Bull and Watson eds. ，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p. 31. 又见Hedley Bull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terloo. Ontario，1984）， pp. 22-23.

[19] Panikkar ，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pp. 203-204.

[20] Renouvin ， War and Aftermath， p. 131.　又见 Kiernan，European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 p. 184.

[21] Paul Kennedy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1987）， p. 287 ； Alfred Cobban， 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New York， 1969 ）， p. 220.

[22] J. Spector ，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Its Impact on Asia（Englewood Cliffs， N. J.， 1962 ）， p. 29.

[23]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55 页。

[24] Cobban ， 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 p.52. 不久后，经二月革命适才上台的俄国临时政府宣称，它的目标是在各民族有权决定自身命运的基础上确立和平。Ibid. ， p. 50.

[25]　 威尔逊当时认为奥匈帝国在战后继续存在是一种政治必需，因而十四点只允诺给予奥匈帝国内部各民族自治发展的最自由机会。Ibid. ，pp. 53-54.

[26] Ibid.， p. 55； Harold Nicolson， The Evolution of Diplomacy （New York， 1962 ）， p. 117.

[27] Felix 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1890 to the Present， 2nd Edition （New York， 1979 ）， pp. 136， 276-277.

[28]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p. 158，162 ； Cobban ， 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 p. 234.

[29] Rene Albrecht-Carrie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1973 ）， p. 403.

[30] 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pp. 173-174.

[31] Ibid.， p. 264.

[32]　 关于这里所谈越南的事态发展，详见时殷弘：胡志明与越南革命（1920-1945），《暨南学报》1996年第2 期。

[33] Kienan ， 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 p. 191.

[34] 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p. 263 ；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 pp. 205-208.

[35] Ibid.， pp. 216-219；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 ）》，第三章第三节。

[36]　见Ronald Robinson ，　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in Wm. Roger Louis ed. ， Imperialism： The Robinson and Gallapher Controversy　（New York， 1976 ）， pp. 128-151.

[37] Panikkar ，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 p. 207.

[38]　参见黄丽英：1921-1926 年里夫民族解放战争：1925-1927 年叙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梁英明：越南义安、河静的苏维埃运动。俱载于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39]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 193.

[40]　关于礼萨汗，见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 pp. 283-284；　 刘陵：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建立，载于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

[41] Kienan ， 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 p. 209.

[42]　参见Roderic H. Davison，　Turkish Diplomacy from Mudros to Lausanne， in Gordon A. C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 ， The Diplomats，1919-1939　（New York， 1963 ）， p. 173.

[43] Gong ，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8-9.

[44]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 190.

[45] F. Yeats-Brown ， Martial India　（London， 1945 ）， p. 13.

[46]　 关于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奋斗，见Benedict J. Kerkvliet， The Huk Rebellion：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Calif. ， 1977 ）。

[47]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 190.

[48]　 随后又很快被美国及其扶持的吴庭艳政权挤出越南南方。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第四、五节。

[49]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 159.

[50]　参见Hedley Bull ， The Anarchical Society ：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77 ）， pp. 148-149. [51]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 pp. 679， 684.

[52]  由于顽固地拒绝任何变化，葡萄牙应该经受其他帝国都没有经受的折磨，那就是在整整10年里同时打三场不同的殖民战争。Kienan， 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 p. 221.　 这样的情况所以可能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著名独载者萨拉查及其后继人实行专制统治，使得葡萄牙不象英、法等国政府那样，受一种在二战后往往强有力的非殖民化力量--国内公众舆论的制约。见Peter Calvocoressi， 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 6th edition　（London， 1991）， p.594.

[53]　关于这后一方面，见时殷弘：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 期。

[54] Bull ，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p. 27-31.

[55]　 被西方自由国际主义者如此频繁地注意到并且报以哀叹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国家主义‘，根源于他们的痛苦经验，即没有（自己的）国家便无能为力。 Ibid.， p. 27.

[56] Ibid.， p. 29.

[57] Ibid.， p. 31.

[58]　参见Barraclough ，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p. 19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