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危機下之鐵路建設與西北經濟和國防

1. 孫中山的鐵路建設計劃與開發西北

孫中山先生對交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認識甚早。在１８９４年〈上李鴻章書〉中，孫氏力促請政府除了要重視“船堅砲利、壘固兵強”外，更必須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孫氏詳細分析前三者後，在“貨能盡其流”部分中，指出舟車為近世商務發展之憑藉，並認為鐵路較輪船更重要。他說：

“所謂貨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

道之載運也。……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

若戶庭。……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

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數十年來，泰西各國，

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

一方之困，而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

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

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1]

根據此段文字，可確實知道孫氏在此時已高度重視鐵路的功能與優點，並將它視為經濟發展的利器。此外，他亦批評清政府修築鐵道“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的錯誤。他主張先在“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築路，“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利富戶，”便能力謀推廣，“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2]此種招商興路的構想，在當時或較為實用。數年後，他在〈支那現勢地圖跋〉中，　亦在地圖中亦將鐵路資料收入。[3]孫氏在民元憶述此事，提及“僕曾首繪學生應用之中國地圖，精神所注視者，為內部之幹路，幸而亦有助於變易時人耳目之小效，於是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之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矣。”[4]由此可知，孫氏在鐵路建設問題上，極為留心。他日後提出龐大的鐵路計劃，實在是多年研究之成果，故其內容規模宏大，超脫群倫，足為路界之先導。

其後，孫中山先生忙於革命活動，對鐵路建設缺乏專論。但是，他每到各處，均廣收圖籍，以為日後之用，並且自言“留心比較世界之鐵道，實偏有所嗜。”[5]所以，在１９１１年底回到香港後，他便立即提出“必須各省府州縣，皆築有鐵路，以便利交通，使土地出產可以輸出，”[6]並強調中國缺乏資金，必須借外債。他認為：

“滿清借貸之弊竇，第一則喪失之主權，第二浪用無度，第三必

須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

息甚輕。……且借貸築路之便宜，乃在借債可以分段而築，易

於告成，計六年之內，自可本利清償，路為我有矣。若以我之

資本，則十數年後可築成，吃虧必大。至還債之法，則道路一

經開通，物產既暢流，田土必漲價，將來由新政府征取（引者

按：即平均地權之實行），民必不以為病，而債可立還矣。”[7]

簡單對比一下孫氏上述談話與甲午前後的主張，已經有所變化，特別是由“招商築路”變為“借債築路”的資金籌措方式。這可能是因為民國政府即將成立，孫氏以共和政府的立場上，提出與在清政權管治下的不同策略。同時，孫氏當時常常提及中國是個窮國，招商集股所得的效果和所需的時間，當較借債為差。此外，在償付築路費用方面，孫氏希望利用“核定地價、漲價歸公”的方法來處理。要實行這個方法，條件是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府，以代替“朕即國家”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即將實現的。總之，在不同的條件下，孫氏往往根據實際環境修訂他的意見。因此，我們雖然發現孫氏的構想時常改變，但此絕不足以詬病孫氏，因為客觀條件若已改變，便必須針對此新條件而作出適當的回應，絕不能刻舟求劍，延誤大局。沈渭濱指出孫中山“在反清革命同時，已醞釀發展交通、改造中國之計劃。……尤其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各國在中國紛起奪取路權，國人誓死抗爭，路權與國運之關係日趨明顯，故孫氏視鐵路為一國命脈之所在，……為促進國家富強、民生發達之首著。”[8]他贊揚孫氏的“交通區域思想，較之洋務人物局限於一隅之地，尤為高瞻遠矚，具有更寬廣之戰略眼光。”[9]

其後，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表示專制時代即將結束，展望前途，建設事業刻不容緩。就政治方面而言，必須“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並提出五大政務方針：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及財政之統一。其中，關於種族與領土之統一兩者，關係於民族主義最鉅。其文曰：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

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

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10]

在民族及領土統一的基礎上，中國才能有健全的發展，免受列強之蠶食。對外方面，孫氏力主開放政策，認為必須將“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11]，並堅持平和主義，以求令“中國重見於國際社會”。一般言論對孫中山的鐵路借債政策，常常提出批評，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把握孫氏“開放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

從晚清一段喪權辱國的外交史來觀察，中國革命似乎必然會召致列強瓜分。在此環境下成立之新政府，孫氏力倡門戶開放，主張大規模利用外資以修築鐵路，引致國人的疑惑，是不難理解的。可是，孫氏認為要徹底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往清廷所採取的閉關政策必須完全改變，特別是清末民初邊疆極為不穩，蒙古、西藏、滿州和新疆都在外力的嚴重威脅下，隨時成為列強附庸的可能。所以，孫氏分析列強的對華政策：

“各國現在對我（國）之態度皆取一致進行，未有一國肯於先犯

眾怒。……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利權關係之故，如一國

有單獨之行動，即啟別國之驚疑。……故鄙人以為目前重大問

題，莫如外交。……我若改變閉關主義而為開放政策，各國對

我國種種之希望，必不能再肆其無理之要求。”[12]

孫氏以弱小的暹羅為例，人口僅有五百萬，“然至今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其領土如故，主權如故，此無他，即採用開放主義。”他更以俄國、日本、意大利為例，其製造業、兵工廠皆為外人主持。[13]我國若舉辦兵工廠，用外人辦理，與他們“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之手。”最後，他更以我國特殊情形，指出對外開放之必須。他說：

“即如主張十年修二十年萬里之鐵路，勢不能不利用外資，即開

放主義。從前我國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又不准外人

來辦；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義向我國要

求，我又無力拒絕，終久仍歸外人之手。如滿州之鐵路，全歸

日俄之手，即其例也。但路權一失，主權領土，隨與俱盡，此

大可痛心者。因保存小事而失大事，何若開放小事以保存大事

為愈。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惟有歡迎外資，一變向來閉

關自守主義，而為門戶開放政策。”[14]

以上就已發生的事例，來說明借債築路、開放門戶政策的逼切性。此外，他還指出“滿清借債修路，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而非因借外債。……若使條約不礙主權，借債亦復何傷。”[15]

在了解到孫中山的鐵路與民族主義、鐵路與門戶開放及借債築路等問題後，我們再考察一下孫氏的鐵路幹線的規劃與西北地區的關係。關於孫氏在民國初年的鐵路線之記述，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對民立報記者的談話最為詳盡。孫氏首先指出“實業範圍至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而求其最根本者，殆為鐵路。所以，他強調“苟無鐵路，轉運無術，工商皆廢，復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又為交通之母。”[16]

雖知鐵路之重要，但發展重點，仍需有所根據，不能胡亂修築，如晚清商辦鐵路般混亂。[17]孫氏提出幹路修築計劃，指出晚清的“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他認為“此仍為腹地狹隘之計劃……尚非通籌全局。”故只是“聊以自足而矣”。[18]在他的構思當中，真正溝通全國的幹線，有以三條：

“（一）南路：起點於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雲南、四

川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點於楊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陜

西、甘肅，超新疆而達於伊犁；

（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

，以達於烏梁海。”[19]

孫氏並十分強調以下原則，作為規劃幹線的準繩：

“振興實業，當先以交通為重要；計劃交通，當先以鐵道為重要

；建築鐵道，應先以幹路為重要；謀建幹路，尤當先以溝通極

不交通之幹路為重要。蓋交通尚便之地，人見僻遠之幹路正在

興築，而投資相應起營穩便之內部幹路者必多。故吾人能放大

目光，全力注意於其所難，是不啻四面包圍，適促全國人群起

而竟成計劃之內線，是難以適之易之也。”[20]

孫中山先生由連接邊區的大幹線入手，從而促進國內外投資者的起而響應，於是大量飼養線（feeding lines）亦當同時迅速出現。

我們若留心孫氏的三大幹線，便能得悉其計劃之宏大，與全國均衡發展之目的，均寄託其中。三大幹線的終點均為位處中國大西北的新疆與蒙古。由於這些偏遠地區比較難吸引投資者，因此，孫氏利用外資以地區區分，亦可分為兩部分：

“第一為籌借外債，興造某某數線鐵路。第二為准許外國公司，

興造某某鐵路。第三為組織公司，或全係華人資本，或中外

合資，興造鐵路，訂定租期若干年。第一計劃，擬施於邊境

一帶。第二、第三計劃，擬施於戶口稠密之處。”[21]

孫中山抱著與全民同享康樂富強的理想，所以他的計劃，眼光並不局限於繁榮富裕的沿海、沿江地區，而是極具戰略意義地掌握全局，對貧窮落後、發展緩慢的廣大內陸地區，同時加以統籌兼顧，不使遺漏。孫氏更發現一個鐵路經濟的特殊規律：溝通極不交通之幹路，不但可促進內地線路的勃興，更能收到開闢殖民地的效果。[22]孫氏憑著這個經驗再加深究，終於在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實業計劃》中，正式發現了一條鐵路經濟的新原則：“由人口眾多之處，築至人口稀少之處之鐵路，利益尤大。”[23]這個見解，對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仍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孫中山先生關注廣大邊疆的開發，其實是受到當時中國經濟極為貧弱、內地人口過多及列強對蒙、藏等地區的覬覦等原因所剌激，而導致孫氏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此事稍為複雜，故分為改善民生和鞏固邊防兩小節，分別加以敘述。

[1]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６─７。

[2] 同上。

[3] 《國父全集》，〈雜著〉頁２。

[4] 同上書，〈談話〉，頁１９。

[5] 同注８２。

[6]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８。

[7] 同上。

[8] 沈渭濱〈交通為實業之母─孫中山交通思想初探〉，《近代中國》，第一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１﹞頁２７９。

[9] 同上。

[10] 《國父全集》，〈宣言〉，頁８。

[11] 同上文，頁９。

[12] 《國父全集》，〈演講〉，頁３４─３５。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國父全集》，〈演講〉，頁３０。

[16] 《國父全集》，〈談話〉，頁１８─１９。此文的題目為〈鐵路計劃〉。

[17] 參看全漢昇、何漢威〈晚清商辦鐵路〉，收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９，上冊，１９７８。

[18] 同上書，頁１９。

[19] 同上。

[20]

[21] 《國父全集》，〈談話〉，頁２７。

[22] 同注９７。

[23] 《實業計劃》，《孫中山選集》﹝中華書局，１９７８﹞頁２００。

2.        鐵路建設與改善民生之關係

孫中山先生的三大幹線，均以中國的大西北為終點，究其原因，實與改善民生的關係極大。他認為中國“既貧且弱”，如要有所改善，莫如“擴張實行交通政策”。他批評“世人皆知農工商礦為富國之要圖，不知茍無交通機關以運輸之，則著著皆失敗。”他並回憶“前時在安南、廣西曾見農家燒毀陳榖，詢之，因運道不通，無處可藏，故毀棄之，”足證交通之重要性。[1]同時，中國人口太多，“游手無業，飢寒交迫之同胞，遍地皆是”，若要“使全國同胞人人有恒業，不啼飢，不號寒……就要辦鐵路、開礦、工商、農林諸偉大事業。”[2]１９１２年９月２日孫氏在北京鐵路協會演講，以滿州大豆的產銷為例，說明鐵路對促進農業的鉅大作用。他說：

“當東清南滿兩路未成之前，滿州之大豆，僅由營口一處出口，

每年出口不過一百餘萬。自兩路修成之後，今則達一萬萬以

上。皆因兩路交通之利，故東三省農民，受益匪淺。”[3]

鐵路能便利農產品的運輸、降低運費、使市場擴大，從而鼓勵更多人從事生產工作，滿州大豆產量的急升，正是個極佳的例子。至於礦產方面，孫氏指出我國“煤礦蘊藏之富，甲於全球，英美亦所未及，如能合全國之資與力，分頭開採，並多築鐵路以便運輸，能如是則民富矣。”[4]孫先生曾進一步指出：“中國物產無不豐富，惟待開發而已。……路線敷設之後，則物產之價價，勢必增長數倍，因此種路線，不啻將昔日市場與生產者遙遠之距離，縮短於咫尺之間也。至地下蘊藏採掘，金屬物產之開發，其利益之豐富，乃顯而易見者。”[5]因此，經濟開發、改良生產、促進民生的效果，均一一在鐵道修築後獲得。

除此之外，孫中山在指示三大幹線後，特別提出鐵路建設是“破荒”之利器。他對“殖邊移民、開濬利源”是極為關切的，因此，北路（秦皇島至烏梁海）建設尤為急迫。他解釋說：

“更有進者：貨之棄於地，必荒僻為多。荒僻之足以移民，為世

界所公認。生齒之繁，至吾國而極矣！僅以內部（按：指本部

十八省）容吾民，恐即交通便利，而謀仍難，即興礦務，尚有

工不應人之虞，農產無可加闢，早有不食不應工之患。……吾

（國）有天然固有之殖民地（按：指西北地區）置而不經營，

則以患貧之國，又自重過度之困，乃不謂大患不靈者也。”[6]

中國歷代均有移民實邊之政策，孫中山對此可能有借鑑歷史之處，但就其所建議而論，殖民計劃之鼓吹，主要時針對內地人口過盛的情況。為我國過多人口尋求有效而簡捷之殖民區，那有比西北更廣大、更遼闊的地方來渲洩眾多的內地人口。因此，僅就人口移殖一點而論，就充分說明孫氏規劃的三大幹線均以大西北為終點的現實意義。[7]

[1] 《國父全集》，〈演講〉，頁２４。

[2] 同上書，〈演講〉，頁２４─２５，５７─５８。

[3] 同上書，〈演講〉，頁３２。

[4]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９。

[5] 同上書，頁３１─３２。

[6] 同上書，頁１２。

[7] 關於殖民的生活安排，孫中山在民初並沒有加以論及。直至《實業計劃》、〈第一計劃〉完成後，對蒙古、新疆的殖民，才有詳細的解決。

2.        鐵路建設對鞏固國防的貢獻

如要了解孫中山鐵路計劃對鞏固國防的意義，應先看他對邊疆民族之關心態度和對邊情的留意。在孫氏的言論看，可以肯定他非常重視民族的平等。在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３日清帝退位不久，孫氏發表〈臨時大總統布告國民消融意見蠲除畛域文〉，強調“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丕興實業，促進教育。……而今而後，務當消融意見，蠲除畛域；以營造為無利，以公益為當謀，增祖國之榮光，造全民之幸福。”[1]由於他對於蒙古、滿州、新疆、西藏在列強威脅下的危險，極為關注，因此，他在規劃三大幹線時，非常注意上述地區的經濟開發問題。北路穿過遼東、內外蒙古；中路由陜甘直抵新疆之伊犁；南路則穿越雲貴之間，越西藏，直達天山南路。三路之中，孫氏“以為北路為更急。北路乃固圉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務。”[2]所謂“固圉之要道，破荒之急務”，是指受日俄威脅下，滿蒙在當時岌岌可危，已完全為其所控制。因此，孫氏以殖民為手段，以鞏固邊防為目的，希望藉鐵路的修築，加強內地與西北的聯繫。

此外，修築鐵路亦可以減少養兵之數。以中國廣闊的疆域而論，若缺乏有效的運輸工具，即使有兵二百萬，也不足夠應付外患。孫中山說：

“譬如中國有兵二百萬，分布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

人，以三十萬兵，即可以制我而有餘。……且交通不便，

則運兵運餉，俱不能速，及其到時，則大事去矣。故名為

有兵二百萬，與無兵同。”[3]

以１９１１年底蒙古獨立之兵力而論，蒙古王公所擁有的軍隊與俄國哥薩克兩連士兵合共不足五千人，本並不算龐大。可是，駐紮在倫庫的中國士兵僅四百名，若要由北京或內蒙調兵前往鎮壓，動輒需時數月，真可說是萬事皆休。反之，若當時有鐵路直達庫倫，軍隊可藉便捷運輸源源輸送往戰地，形勢自然大不相同。所以，孫中山認為若中國建成完善之鐵路系統，分佈全國，則“有兵百萬足矣，蓋運輸便利，不過數日可到，分之雖少，合之則多，以百萬敵三十萬，加以主客異勢，蔑不勝矣。”[4]其實除了蒙古外，滿州、新疆、西藏之形勢，與此亦頗相近。這些區域均遠離中國本部，交通極為遲緩，故常為列強覬覦的目標。孫中山先生認為當日中國的病源，主要是由於交通不便。“如由山東至新疆路程，須行五六個月，較西人環遊地球，尤為遲滯。此等弊病，於政治軍事礦產商工事業，均多窒礙。”[5]若新疆被外國軍隊入侵，後果實不堪設想，因支援的軍隊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非用上三個月的時間，不能從最近的省份抵達伊犁。概括而言，中國因缺乏鐵路，故“幅員雖廣，自南而北，自西而東，交通不便，載運不靈，雖大無濟。”[6]

在討論鐵路對保全領土的意義上，孫氏認為修築幹路的工作，“尤不可復”。他以民初的邊疆為例，沉痛地指出：

“現在以國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滿及蒙古橫行，日本在南滿州橫

行，英國在西藏橫行。若我國兵力能保護邊圉，斷無此等事實

。然我國果無兵乎？則何汲汲於籌借外債，遣散軍隊。既須遣散

，其額必多，然用兵之時，則併一兵而無之。此何故哉？此即

交通不便之故。”[7]

所以，孫氏認為“今日修築鐵路，實為目前唯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繫於此舉。”[8]但是，一般論者擔心借債築路，容易引致列強的滲入。他們非常憂慮如按孫氏的利用外資的辦法，會產生以下的困難：

“滿州、蒙古在日俄勢力範圍下，如批歸日俄承辦，適中日俄之

計，中國前途，益形危險。如另覓他國，而不歸日俄承辦，日

俄又必干涉。”[9]

這些問題，孫中山先生亦深感“棘手”。所以，為避免與中俄衝突，中國方面“儘可先從內地各省之路築起，暫留承辦滿蒙路線，以待最後之解決。”他估計俄亦缺乏資本，即令“日俄用各種方法籌得資本，堅請承辦，祇要合同上之條件訂立妥善，亦無不可允許之處。”[10]這種門戶開放政策，與前清條約絕對不同。如以東清鐵路為例，“東清鐵路……當時訂約，允許俄人以置兵保路之權，”引致俄人任意行動，後患無窮。可是，孫氏在民初“主張請外國資本家包辦中國鐵路，將來訂約，必不許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權。……（由於）主權在我，操縱自如，即日俄承辦，亦無不可。”[11]為了給國人一個清楚明白的實例，孫氏在民國二年七月與英國波令公司(Pauling and Company)簽訂〈建築廣東至重慶之鐵路借款契約草案〉，其中第十三條便規定鐵路及一切附屬財產，“皆由各地方官極力保護”，而英國並無派兵護路的權利。[12]因此，以往列強藉築路而劃定之勢力範圍，在新的條約下，孫氏認為絕對不會再次出現。

當孫中山還是臨時大總統時，他曾致電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希望他們能推舉代表前往南京討論國事。孫氏在電文中指出：

“漢蒙本屬同種，人權原自天賦，自宜結合團體，共謀幸福。…

…今全國同胞見及於此，群起解除專制，……政體雖更，國猶

是國。……諒諸公明達，必表同情。……蒙地遼遠，或未甚悉

，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蒙古情形，尤為艱嶮，非群策

群力，奚以圖存？夙仰貴王公等關懷時局，眷念桑梓，際此國

勢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賴維持。”[13]

對於外蒙獨立一事，孫氏願能有所補救，以免國家陷於分裂。唯此事蒙人蓄志已久，俄人又乘勢向外蒙擴大影響力，致使孫氏此電文，難收實效。同年１１月９日，《俄蒙協約》披露。一星期後（１１月１６日），孫中山在〈致袁世凱勸不可承認俄蒙之約電〉中，表示：

“華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時，當可辦到，故俄

蒙之約萬不可承認，當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

，則必有良善之結果，目下儘可以不理處之，以觀俄政府之行

動。再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

功勳，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牽延為第一辦法。”[14]

同年１２月，孫中山先生更以極高的筆調發出〈錢幣革命通電〉，主張利用舉國一致的民氣，與俄人周旋到底。他說：

“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我國人皆知

蒙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熟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故

舉國一致，矢死非他也。以文觀之，民氣如此，實足救亡。”[15]

孫氏主張以激烈手段來對抗俄人。為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他公開呼籲實行錢幣革命，以解決國家財政的困難和促進社會之工商事業，以期在半年內

出（兵）五十萬於外蒙北滿”。我們若比較此〈通電〉與〈致袁世凱電〉，明顯發現兩者在處理〈俄蒙協約〉上反應截然不同，估計孫氏基本態度是低調與拖延，在宣傳上則採取高姿態，以對政府造成一定壓力，使其不可輕率承認〈協約〉。有學者認為孫氏“即使出於宣傳目的，這也是個很冒險的行為。”[16]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問題，因為他只看到中國方面的弱點，但卻看不到俄國自身的弱點。當時俄國政府正全力注視巴爾幹地區，根本不贊同同時在另一地方發生事故。孫氏在給袁的電文中，已將此點指出。

總之，孫中山希望利用鐵路來溝通交通極不方便的西北邊疆，利用現代化運輸工具來對西北殖民，並藉此改善該區的經濟條件和鞏固西北地區的國防。

[1] 《國父全集》，〈誓告〉，頁６。

[2]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１１。

[3] 同上書，頁１４─１５。

[4] 同上書，頁１５。

[5] 同上書，頁３０。

[6] 同上書，頁１３。

[7] 同上書，頁１８。

[8] 同上。

[9] 同上書，頁２６。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書，頁５５。

[13] 《國父全集》，〈函電〉，頁１２４─１２５。

[14] 同上書，〈函電〉，頁１７５。

[15] 同上書，〈函電〉，頁１７９。

[16] 朱宗震《孫中山在民國初年的決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頁２７１。

一、        結語：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

本文探討清末民初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狀況，特別是蒙古和新疆的變化，來說明維護領土完整，民族獨立運動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若缺乏這種條件而要完成上述目標，將會遇上重重的困難和障礙，而最終之結果，也是難逃厄運。

從晚清新疆和蒙古的史實觀察，新疆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現阿古柏政權，朝廷曾因其僻處西陲，發展緩慢，企圖放棄，最後經左宗棠力爭，才採取積極立場，派兵平亂。事後，左宗棠鑒於新疆乃我國西北之門戶，地位極為重要，而又極之空虛，便提議改變傳統的管治架構，建立行省，以加強與內地的關係。經過左宗棠、陶模、長庚等人的努力，新疆的政治經濟狀況遂有所改善，農業開墾、水利建設有一定的進步，令新疆人口急遽增加。對新疆的穩定發展，奠下了一定基礎。此外，新疆傳統政治力量亦被削弱，伯克的政治地位下降，影響力減少，對新疆推行“新政”，營造了較佳的環境。“新政”在新疆推行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清末民初一段時間內，新疆仍能維持統一，避免受到英、俄的進一步壓迫，形成一個粗安的局面。

與新疆建省的情況不同，蒙古在晚清基本上仍然實行維持二百多年來實行的盟旗制度，傳統的政治力量沒有絲毫動移。因此，當清政府需要推行移民實邊的墾荒政策時，因觸動蒙人的傳統利益，引致相當鉅大的反抗，加上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手段過於急峻，眼光過於著重在財政上的收益。對牧民因改變而出現的抵觸情結，不但並未加以疏導，反而強行以武力解決。因此，蒙人便積極謀求俄人的介入，以祈求能夠脫離中國的管治。最後，由於俄國的軍事參與，終於釀成外蒙之獨立運動。

比較一下晚清“新政”在蒙、疆的不同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疆在建省後曾經推行一系列的措施，令回民亦獲得經濟上的好處，並令新疆能夠稍為充實（包括農墾面積、水利工程及人口增長等方面）。相反地，蒙人在“新政”及“墾荒”的過程，不但沒有獲得實際的利益，反而增添不少負擔。所以，蒙人對“新政”實在沒有多少好感。最後，經俄人的煽惑及辛亥革命爆發帶來的機遇，外蒙遂宣佈獨立。

然而，若當時中國已修築西北鐵路，便能制止上述情況。因為當庫倫醞釀獨立期間，直接隸屬辦事大臣三多的兵力不足四百，無法控制大局。若要由河套或張家口添派軍隊前往彈壓，最少要花幾個月的時間。正如孫中山先生說，當時並無一兵一卒前往庫倫，主要原因就在於交通不便。因此，孫氏認為“以保全領土而論，此事（按：指修築三大幹路）尤不可緩。”[1]雖然孫氏的築路規劃只是一個初步的構想，[2]但是，他極力強調：“今日我國如欲立足於世界，惟有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不然，外人之勢力日益伸張，挾其鐵路政策，實足以亡人家國。”[3]晚清民初之邊疆，能否維持，領土能否完整，實有賴經濟之發展，而促進經濟發展之利器，捨鐵路之修築，能有其他更有效的工具嗎！

[1]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頁１８。

[2] 孫中山先生對西北經濟發展，可參看《實業計劃》。筆者正撰文討論此項問題，不贅。

[3]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頁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