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很多人困惑不已的是：就在中国经济以世界罕见的速率持续增长，许多领域都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全社会却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仿佛危机将至的气氛。有智者出来解惑，说这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回避了长期积累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矛盾沉积，形成潜在危机；于是出现发展与危机并存的奇观。有人因此恍然大悟，有人却更加糊涂：既然矛盾重重，怎么还可能快速发展？既已持续发展，怎么较之落后停滞的国家，如印度南美非洲，我们的危机感更加迫切深厚？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社会与政府都是一对矛盾。社会所滋生的一切矛盾危机，最终的指向都是政府。政府要么解决这些矛盾；要么暂且压抑，实际上是将矛盾吸附上身，集中起来。当这种矛盾的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集中爆发，与它的载体--政府同归于尽。

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矛盾爆发的方式及其对政权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矛盾之所以构成危机，是因为它有能量。此种矛盾能量大致可分为三类：

1，体质性矛盾产生的能量：如经济落后，资源贫乏；这都是社会本身体质不济所形成的弊病，难以遽然改观。

2，结构性矛盾：因为社会的组织秩序制度等等，不适应于变化着的现实，从而滋生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3，人们在现实中，对各种矛盾的感受情绪和态度，所产生的心理能量精神能量。

显然，前两种矛盾是第三种能量得以形成的基础，但前两种能量最终必须通过第三种能量才能爆发出来，产生作用；第三种能量能够加强前两种能量的作用力度。

在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宪政社会，政权与政府是分离的。政府入股的是有限责任政府，政权与政府之间有着明晰的防火隔离墙。社会矛盾的积累爆发，只会促使政府下台，权力易手；不会根本伤及政权，也不会破坏整个社会制度。同时，定期普选以多数形式表达的民众自愿选择的授权方式，给了社会矛盾所积蓄的心理能量一个遵循规范途径发挥作用的机会。重新投票选择执政者的过程，就是社会矛盾所积累的心理能量得到发泄释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能量的渲泄依然遵循既定的途径和程序，仍然受到整个社会制度和秩序的约束。因此，它是温和的，很少破坏性的，一般不会演变成全社会的危机。选举完毕，心理能量一般也就释放完全--都是你自己的自愿选择，有什么好埋怨的？还不满意的话，下回再来吧--同时，社会成员重新选择执政者的过程，同样也是社会就解决体质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执政方案重新作出选择，再次达成共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关注的各项问题都会有一个令大多数人最为满意的方案被选出；各方面都有所着落，社会趋于平静。

社会危机演变成政权危机是传统非民主社会独有的顽疾。在传统社会，政权所入股的是无限责任政府;政府由政权完全授权，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政权与政府两位一体，同生共死。同时，社会矛盾所聚集的心理能量没有根本性的正常渲泄渠道（舆论放开可起一些作用；但也可能起反作用。总之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它的爆发总是在矛盾忍无可忍，制无可制之际。因此，这种爆发必然是激烈的，充满破坏性的。心理能量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总爆发，不但能摧毁政府，摧毁政权，往往同时还要摧毁政权所维护所配套的许多现有社会秩序和制度。

社会组织秩序和制度的建立，一个基本功能就是约束人类本身的破坏力，约束人对其他人的伤害。社会的秩序制度被打破，就相当于分子由固态解放到气态，必然要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没有约束的能量当然是破坏性的，社会往往因此陷入动荡。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天下大乱。而欧美等民主社会，虽然也有政府因丑闻（如水门事件）而下台等情状，但其间政权依然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制度仍在运转，社会依然平静。因此，可以说，号称有着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社会，其政治结构其实是最缺乏稳定性的。

天下大乱后，虽然社会存量遭到重大破坏，社会体质性矛盾更加突出，但是矛盾所积聚的心理能量得到释放，结构性矛盾被瓦解，社会反而趋于平稳。所谓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久乱易治，就是这个道理。

可见，社会矛盾所聚集的心理能量是诱发危机的主导因素。因此，人心向背历来就被作为衡量政权危机程度的首要指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传统社会内，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非没有道理。虽然历代圣贤都有教诫:应付危机，疏胜于堵。但由于制度的缺陷，面对王朝末期日益迫近的危机，从来也没有人能从圣贤那里找到有效的疏通矛盾之法。

因此，政权危机是非民主社会独有的危机，也是它摆脱不去的最致命的根本性危机。一方面，政权因为应对和压抑矛盾，吸附了社会长期积累的种种矛盾和危机因素，并通过这种吸附的聚焦作用和压缩作用，将危机的能量显著放大，而政权本身在危机爆发时也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对于民选政府，人民尚能容忍其部分失误--毕竟是自己亲手选出来的;人非圣贤，事有多端，难免有所失误;实在不行，下次不让他再上来就是了--对于非民选政府，正确则成为必须，成为政权正当性合理性的必要背书，政权背负着自我证明的巨大责任和压力。这就是今日中国社会普遍感受到危机在迫近的首要原因。

政权危机的爆发，有两个社会临界点。第一是社会矛盾的积累，使相当部分人生存条件恶化;活不下去了，于是揭竿而起。这种临界情况多发生在传统社会自我封闭时朝，首动者往往是社会低层，如陈胜吴广是也。第二个临界点是由于矛盾的积累，社会百病丛生;政府面对巨大的内外危险，无力应对，处置无方;社会普遍对政权丧失信心，不再抱有指望，于是转而自救，寄希望于政权更替。这种情况多半有外来危机的引发，首动者往往是社会精英，如孙中山毛泽东是也。

不同于民主社会普选制下的公民自愿同意公开授权的法定方式，传统社会的政权取得常常是由武力较量来决定的。但武力的较量，其中可能也包含着人心的向背，也意味着某种变相的民众授权;因此，不可简单地一概视之为不正当不合法。问题是这种授权是一次性的，其合理性正当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矛盾的滋生积累而发生变化。传统政权形式缺乏一种自动定期地接受人民再次选择的规范机制;实际上，不管社会危机是如何的迫切深重，政权本身是如何的臃肿腐烂，这种政权一般始终都会坚持自己自我延续的本能。这大概就是政权危机必然以冲突性破坏性形式爆发的关键，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最终必然要面对的最根本性问题:人物有生死，世事有古今，不管再怎么扩大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政权总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这正如一个人不管再怎么营养锻练，总免不了临终一死;如果不能解决好政权怎么平稳更替的问题，人民就免不了要一次次的遭受危机折腾，社会就走不出治乱因循的怪圈，历史就不能正常积累起进步。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其它方法都只是治标，此处下药才是治本。

如果说，政权危机聚集和加速各种社会危机的爆发是一切传统人治社会的固有特征，那么几千年的大国意识，100多年的对外屈辱史，今天被排挤在国际主流秩序之外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实，则是我们对外来竞争和压力极其敏感，危机意识极其强烈的又一根源。这种危机意识滋生出的社会心理能量，如果没有合适的渲泄渠道，最终会指向现有政权;它可能会推动政权危机加快奔向自己的第二个临界点。这就是民族主义话语权对于传统政权总是一件必备工具的奥秘所在。

如果说上面两点(政权危机和外来危机)说明了百年中国的独有困境，那么今天的中国还应该再加上一条:以改革为旗帜的社会转型，是一场社会结构利益的大调整。其间社会变化节奏加快，人们本来就面临心理适应的难题，积累了相当的负面心理情绪;而且，转型过程中的所得所失，随着改革的进程而各有不同。当改革进入攻坚期(现在就是)，相当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可能会暂时受到损害;而历史和心理的惯性，又会把这种损害所造成的负面心理放大加强。因此，民众的反应将极其强烈，并聚集起强大的社会心理能量;如果没有合适的渲泄渠道，这种能量最终也会指向政权，并推动政权危机驶向它的第二个临界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反腐惩贪，也是传统政府的一大必备工具。

如果在社会转型期间，有部分人连基本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矛盾所积累的心理能量就有可能聚集起来，将政权危机推向它的第一个临界点。此时，政府将不得不优先考虑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保障体制的构建也就成为必须，此时即使可能因此而拖累改革和发展，政府也在所不惜。因此，说危机是改革的副产品，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三大独有的危机(政权危机外来危机变革危机)，与社会本身的矛盾交缠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目前的险境。民众的危机感其来有自，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没有政权危机，纵然经济落后一些，发展缓慢一些，社会也不可能发生颠覆;如果没有外来压力，人民纵然过得差一些，国力纵然弱一些，迭经动乱，也不会有亡国灭种之虞;如果不搞改革，人民纵然更穷更苦更没有尊严自由，但如果从来就是如此，现状即是如此，人人都是如此，不满和抱怨，也不一定会有今天这么集中和强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金融生活状态，等等，固然都有问题，固然都潜伏危机;但最迫切的危险，还是来自上述三个方面;最核心的危机，是政权危机。

前述种种潜在危机，都有可能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但如果不能闯过政权这一难关，就一切都是白搭。要化解政权危机，舍民主宪政外，似乎现在还别无良方;其它的方子都只是缓解症状，不断根。中国如果迟早都要走民主宪政之路，就应该尽早准备，未雨绸缪。

有人担心以中国社会巨大的结构惯性，会不会死活不肯搞民主？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民主之于中国，不是会不会肯不肯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能不能的问题。

中国要不要搞民主宪政，就要问民主宪政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民主宪政于今之所以成为必须，不是因为它是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并没有多少现实说服力:历史常常会迂回而行);也不是因为它真的就能确保公民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它纵或能起一些作用，也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更不是因为它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模式(即使它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这也并不足以构成我们就要向它转轨的充分理由--因为社会转型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利不十，不变法;功不百，不易器)。我们需要它，是因为它确实能够使社会摆脱政权危机的困扰，能够解决统治权的正当性合理性问题(合法性不是问题。从来是先有政权后有法，制度不同法也不同)。从政权的角度而言，如果现行的政治模式仍能运行下去，仍可以维持大局，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就暂无必要;如果危机加深了，这一套运转不灵了，国将不国了;为避免政权与社会在危机爆发下同归于尽，自然要求法变通--在可供选择的成法之中，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成为首选。

能不能顺利转型，才是问题的关键。事到临头，往往就来不及了:新的社会秩序制度体系价值体系，要凭空创造出来;旧的保守势力，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社会转型可能会释放出矛盾积蓄的破坏性能量，引发潜在危机。新的制度秩序能否成功嫁接在旧的环境土壤上，确实不容乐观。

为此，政府应该具有足够的远见和胆魄，从现在开始就逐步开放一些公共领域，使民间力量获得必要的自我生长发育的空间;社会上的有识有志之士，也应该及早行动起来，为未来作好准备。在这方面，张祖桦先生有个新三民主义(培育公民社会，启蒙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讲得很好，可作为参考。

至于改革所可能引发的并发性社会危机，确实没有万全之策可以应对。行路摆渡三分险，只有集合各方力量，努力将风险降至最低。社会转型最终能否平稳着陆，还要看中国的运气是否足够:历史会不会提供一个各种因缘具备，适合于解决问题的天赐良机;以及我们能不能发现和把握好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