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诚信，这表明我们社会在基本道德上出了问题。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具体到当代中国道德和精神文化上的缺少，相比起轻中华重西方、轻传统重现代这些所谓的成因，政治价值以及制度的缺位更为重要。相比回归传统道统，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是要树立起多元的政治价值，并加强制度建设。在此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应秉承批判精神，做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一、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现在有突显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而且还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也许不同的人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说。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抱怨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国，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重精神轻物质的。记得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重新执政时，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对这种所谓的重精神轻物质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这就是那时十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其中明显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阻碍经济发展、物质建设的东西，即：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邓小平其实真正针对的是文革时的极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张春桥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指的就是类似“道统”的“好东西”；所谓“资本主义的苗”，指的就是类似物质的东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统，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成就，恰恰证明小平同志所见所论更符合国情更契合国民之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今天遭遇到了物质发展与精神生活不协调的时候，千万别再通过回归所谓的传统道统来求解了。                 当然，能否避免回归，绝非易事。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把物质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时候。文革时期就最突出最严重：当时很多盛行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极为流行。在这样的精神滥殇中，中国经济在文革后期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邓小平1975年复出，是中国重拾现代化，从极左的、虚伪的精神原子弹中挣脱出来，即“拨乱反正”。正是从小平复出开始，发展物质利益、谋求个人利益开始在中国变得渐渐正常起来。                 如果历史是个钟摆，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这个钟摆全然摆向精神这一边，但自1980 年代尤其是1990 年代中叶以后，钟摆强烈、迅速地反向摆往物质这一边，甚至也出现了惟利是图、惟钱万能的荒谬现象。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种忽左忽右大幅度摆动的现象，极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为什么？中国这种现象与中国特殊的背景相关：中国实际上是从一个不正常的、极端精神完全没有物质的那边开始摆的，因此当它从离开精神这一端往物质摆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一个反动，因此不仅不是所谓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进步。                 当然，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人越来越所谓的物质化、个人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只重精神或只重集体的东西，也并没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地一清两楚的，而是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因此当我意识到今天物质化太强、精神性太弱这种失衡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时，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难的。除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殊性外，现在又有了另外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或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分追求物质几乎是人类的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非常难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这种基督教文明国家如此，东方儒教的中国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厉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精神的民族，他们曾经对物质蔑视到了极点，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现代化，宗教也难以挡住物质化倾向。                 正是考虑到重物质轻精神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否寻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乐观。                 二、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                 现在，大家对精神文化的追求相对来说非常淡薄，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文化跟精神的问题，但我自己完全不这么看，而且我比较坚定地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要重建政治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中国跟世界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文化跟精神是多元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要哪一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局面才会很好。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含混，很容易把重建精神跟文化想成是重建中国的道统。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不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道统或者是文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全人类都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未见得需要有信仰，未见得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宗教的信仰中国才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信仰这种维度中国不见得非要有。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这跟重建精神文化是毫不相干的。比方现在中国最缺的东西，大家都感到比较严重的是诚信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哪一种文化才有的，讲信用不是因为我信了基督教我才讲信用，我信了孔孟之道我才讲信用，或者因为信了伊斯兰教才讲信用，而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从重建精神文化做起的主张，我并不认同，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就中国的精神和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治价值上存在着一元化的明显缺失。如果我们承认多元化是最重要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有重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精神文化的考虑。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罗尔斯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大国，不要说是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像中国这种国家，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又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我们非要不可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要重建某一种文化或者要回归到一个中国传统的、以孔孟为主体的道统上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朝那方面考虑。如果你朝那方面考虑，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说明问题。                 其实在道德和精神文化的问题上，我还是同意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见解。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建设，而不是类似于林彪炮制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否定的。我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的追求的“钟摆”为什么摆到了另外一边呢？那时候刚好我们讲究的是要有一个 “道”，追求的是一个“道义”或者“道统”。现在我们否定这一套了，现在很多事实表面上看起来是道德沦丧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人性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任何人都会做坏事。你看，现在有一些犯了罪的高官，他们在忏悔的时候，在谈到精神和道德问题的时候，他们谈得何其之好，那他们为什么又要犯那种道德沦丧的错误呢？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精神文化建设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