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在人们审美时尚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追求个性化。这种追求出发点原是好的，是对个体自由生命的张扬。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的追求个性化走进了误区，有一种自恋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似乎已经不再注意别人的眼光和指责，认为只要是自己的就是美的，沉浸在自恋的欣赏中。现代女性更是强化了对感性的张扬和自身身体的肯定。文章选取女性视角来谈当前审美时尚中存在的这个问题，从个性、形象塑造和心理等诸方面分析当代审美时尚中的自恋主义倾向。

关键词：    审美      时尚      自恋主义

审美时尚观念的历时性嬗变，是生命美学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个体生命的历程和人类的演进过程，在本质上都是生命运动的表现形式，具有内在的相似或同构关系。同时，由于在人和人类发展的每一时段，人的生命动能、审美经验都发生着变化，这就必然引起审美心理、观念的相应变化。

一、张扬个性：审美时尚的异化和转变

审美趣味是最具个性色彩、最能体现个性选择的精神空间。而各人的审美趣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来，则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开放程度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兼容性。“文革”结束以后，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同时也出现一种潮流。过去在全能政治意识的专制下，纯粹审美的东西被看作是异己的、要被批判的，人们对于纯粹审美的要求深被压抑。渴求审美向往的心灵苏醒过来，人们突然间感觉到小夜曲、风景画、静物画等比较单纯的审美对象更能抚慰心灵。这样一种审美潮流逐步衍生起来，并以此作为对意识形态化的艺术的背离，这种进程是很自然的，也非常符合某种时期人们的审美需求，使审美的自足走向审美时尚的个性化追求。

服装能最明显的反映个性张扬这一审美趋势。服装是特定审美文化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审美文化在不断地流动变迁，服装自然也随之花样翻新，时装就这样诞生了。时装是一种很奇妙的审美文化晴雨表，在我们目前这个开始关心宠物小狗的着装问题的时代，人却都很郑重地穿上安徒生童话中颇具讽刺意义的“皇帝的新装”，时装的表演明白无误地已经成为身体的炫示。因此，追新逐异的时装其实质是一种身体政治，个性化的宣言其实是对个性的放逐，每个人都急于借助“个性”的时尚口号为自己的社会身份定位，个性与审美一样已经成为平面化的社会人生的碎片拼贴似的包装。对这种非常态的美的认定，体现了当代人在时装以及身体审美上的“陌生化”追求，这同样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酷”。“酷“一词显然是英文“cool”的音译，本意是冷，从这一层含义上是不是可以这样来阐释此词的微妙内涵。与“冷”相对的是“热”，“热”代表的是一种时尚的潮流，是一种群体性的“发烧”现象，而“冷”（也就是cool，即酷）则传达的是一种卓而不群的超然与洒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静大气。所以“酷”的男人在欢声笑语的世界中是不苟言笑的；“酷”的女人在花红柳绿的众香国里是素面玄衣与众不同的。“酷”是一种可能出于刻意的寻求个异独特的自我表现与塑造的内在冲动，它也是“怪诞”的运作逻辑的一部分。“酷”是一种“陌生化、个性化”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酷”勿庸置疑地是属于审美的范畴的。

当追求个性化成为一种审美时尚，出现以“另类”张扬美丽。青年人穿衣服变成了穿“概念”：回归自然、复古主义、“环保风”、休闲衫、个性化、极简主义、“新生代”、“后新生代”、“次新生代”等等。重温一下这些概念的演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青年着装潮流与世界时尚潮流的接轨。从典雅的西服到“乞丐装”，从传统熟知的色系到水果色、泥土色甚至大花翻，从传统的着装搭配到上紧下松、上松下紧的错落有致的穿法，男性青年通过着装时尚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偏好：宽容、随意、自我主义。城市中对时尚有着偏执激情的女性们，在必备的日常消暑用品——拖鞋上掀起了新一轮时尚。走在街上，对面的金发女孩看过来，红发男孩看过去，满头红棕色头发中夹杂着一缕蓝发的少男少女也相对而视，彼此不需要语言，心境已十分相近：标新立异，洋溢着想象力、热情冲动和青春不羁的情怀；紧跟时尚，明知是个泡沫，也要欢欢喜喜地洗个泡沫浴；我行我素，把自己变成一个鲜明的标志，在都市街头冲击着每个人的视觉，体验青春的刺激和嚣张；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和挑战……正是这样一些情愫，培育起了青少年中的“彩发一族”。在指甲上涂上红色，历来是女性优雅、闲适的一种样式。而现在，指甲涂上油彩有了变奏版：在一片小小的指甲上画上各种图案：白梅花俏皮地盛开在蔻丹指间上，精致的小圆点在紫罗兰油彩的映衬下显得活泼、俏皮、有点含蓄，散发着浓浓的女人味。“美甲”还包括脚趾甲。夏季穿丝袜不再被认为很“洋气”，赤脚穿凉鞋，裸露着脚丫，脚趾图上与衣服色彩相配的颜色才是时尚。更有甚者，大姆脚趾领军主色，与衣服颜色相呼应，其余脚趾色彩作为点缀。年轻女性们的生活愈发精致与浪漫，凡裸露之处都要而且都可以进行美化与修饰，又不完全是古典的，是在古典的含蓄中透着稍稍的“野气”，是在装饰下的“暴露”。“冲出传统，但又是适度的”，这种情结在年轻人的着装、染发、“美甲”中处处存在。

人们对个性化审美时尚的追逐，也是在生活中中寻找“自我”的一种表现。20世纪80年代初，在“自我”形象上的姿态是一种“寻找”和姿态，是失落之后的重新面对。这种“自我”寻找的过程艰难而又漫长，在女性中似乎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因为女性自我形象一直都无法实现心理与精神的平衡，达到一种成熟状态，她们总是处于颠簸、焦虑、困惑与不安之中。仿佛一夜间，另类成了时髦。一批个性突兀、忠于自我而走异端的另类女人出现在了世间。另类女人，常指“非同一般”的女人。她们是现代都市中的一个非常群体，是徘徊在社会主流生活边缘的“细小一族”。作为特殊的生命符号，她们有着非同寻常的生活方式，超凡脱俗的价值观，不可理喻的审美原则，落拓不羁的个性张扬，似影似幻的神秘，怪戾酷毙的扮相，颠覆秩序的呐喊，荒诞不经的宣言，躁动的情怀和颓废而又姿情放纵的精神。

二、自恋倾向：个性化追求步入误区

当人们在个性化追求中，过多对于自身的倾重、眷恋和孤芳自赏，有过多的心理能量和情感郁积需要释放，流露出过强的表现欲和暴露癖。时尚追求者的表白以自我为中心，崇高个性本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它无节制地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处世哲学、生活方式、作风做派和情调趣味，因此它所做到的不是尊重别人的个性，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去压抑和取消别人的个性，不是让人们去选择最适合发展自己个性的东西，而是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别人替他们规定好的东西，从而它对于社会风尚和流行趣味的诱导便不能避免强制、专断和排他，这就势必造成一种被动的审美文化，走向了真正的审美文化个性的反面，即审美时尚中的自恋主义倾向。

“自恋”一词源出于古希腊神话。有位名叫那喀索斯的美少年，他在湖边看到水中自己的美丽容貌，便爱恋不已，乃至于在自我欣赏时落水而死，化为水仙花。世人把这种自爱自恋称为“水仙花情结”或“那喀索斯情结”。弗洛伊德曾对自恋进行病理学研究，而弗洛姆则将自恋视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现象。弗洛姆认为，“对自恋者来说，唯一完全真实的东西是他们自己，是情感、思想、抱负、愿望、肉体、家庭，是他们所有的一切或属于他们的一切……凡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光彩焕发，实实在在。身外的人与物都是灰色的、丑陋的、黯淡无光，近乎虚无。”[1]在弗洛姆看来，任何形式的自恋都存在着一个共性，即对外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当代学者森尼特在结合现代语境讨论自恋话题时提出，自恋是把外部事件与自我的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它只是追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而公共领域“死亡”的事实恰是自恋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2]

当一个人觉得他被铺天盖地的虚空所包围，陷入漫无边际的虚无感时，他会感到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实在的和牢靠的。在虚无的世界中，时间之维在自己存在的那一刻断裂了，过去不再有意义，未来也显得虚无缥渺，从过去通往未来的历史连续性消失了；空间联系也在自己存在的那一点上解体了，个人置身其中的各种命定的关系，都是那样虚假不实和靠不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之下，人们很容易将自我当作整个世界的中心，将个人生存视为唯一目的，从而形成强烈的自恋倾向，“他人即地狱”、“他人即豺狼”之类警世通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倾向。自恋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它是将所有的兴趣和爱恋集中于一己之身，但是它又不同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表现为指向外物的欲望和需要，是以客体为本位的，自恋主义则与焦虑相连，表现为内心郁积的宣泄，是以主体为本位的，它只是将内心的情感投射到外物上去，将外物变成其心理状态的一种镜像，因此如果说利己主义主要是伦理学、社会学的，那么自恋主义则主要是心理学、美学的了。

当代自恋的最高体现，并非手机广告、也不是巴里岛SPA保养之旅，而是大头贴。拍大头贴不仅是公开的自恋，也是秘密的自私：在我爱上你以前，你得先爱上我。你要疯狂爱上我，我再决定爱不爱你。自恋者不只是相信自己美，自信谁都有。自慰者比人家绝命的地方，在于异常重视本身的形象，随时意识到刘海角度是否恰好、是否再进厕所补妆。新发型不好看，隔天她会再花几千块重剪；照片或肖像要是不如她所想的美，会被她第一时间毁灭。她的品管是如此严禁，恨不能跑到摄影者背后，确认镜头里的自己绝对完美，才准对方按下快门。最大的遣憾，就是人不能同时存于镜头前后两端，同时拍摄和被拍。大头贴机器的发明，奇迹般满足了自恋的需求：机器邀请被拍摄者，像照镜子般地，在荧幕上认可自己此刻映出的停格形象，不满意也能任选任换。像侍者遥上红酒请你拭饮，过目年分品牌，你能好整以暇尝拭，点个头完成优雅高尚的自我形象。大头贴机器把审美的主权，从摄影师手中、交回消费者自己掌控。

自恋作为一种审美观念倾向在自传体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创作过程在荣格看来是“扎根在人心中的有生命的东西”[3]，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它都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并在创作过程中释放出强有力的统摄作用。自传体小说的叙述方式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小说主人公虽不等于作者本人，但其中的情节设计、感觉描写都基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作者的愿望、价值取向、艺术追求大都体现在作品及其人物身上，所以创作主体的心理常显现出自恋意味。在创作中的自恋情结召唤下，表现自我成为一种不可扼制的激情，自我的一切(身体、愿望、欲望、思想等)成为小说所要表达的中心，更有甚者，把个人感情和欲望的表达视为小说的终极目的。

[1] 《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92页。

[2]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第198-199页。

[3] 《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