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柏拉图并未真的驱逐诗人，他是要将哲学王培养成一名视治理国家与吟诗作画毫无二致的大诗人、大艺术家。本文首先讨论柏拉图驱逐假诗人的诸多理由，接着说明了柏拉图景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诗人，最后指出柏拉图是西方危害甚深的审美政治学的鼻祖。

关键词：柏拉图；诗人；哲学王；审美政治学；波普尔

柏拉图对诗歌乃至所有艺术形式的极度敌视其真相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表面上已经很清楚了但似乎又远未弄明白的千古谜团。说它是清楚的，是因为认为在诗歌和哲学的古老争执中诗歌因缺乏深刻性而无可挽回地处于败势等等观点简直可谓深入人心。说它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是因为柏拉图驱逐诗人之举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可以容纳众多竞争性解释的开放的问题空间。拙文基于波普尔等人的研究成果，准备让读者看一看有关柏拉图与诗歌、与整个艺术的关系的另一种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和一般人所风闻的截然不同，柏拉图实际上并不打算真的驱逐诗人，恰好相反，他要将统治者训练成为一名能在现实生活这张草稿纸上肆意挥洒笔墨，吟诗作画的大诗人、大艺术家。

一、驱逐假诗人

柏拉图眼里的假诗人就是指荷马之类的传统意义上的真诗人。荷马他们是怎样变成了该死的假诗人的呢？从哲学角度分析，那是由于他们远离了身为万事万物之源的真实理念；从政治角度分析，则是由于诗人们有悖于理想国的统治要求；从影响角度分析，责难某个诗人做假是由于他光知道诉诸于欣赏者暗藏的低劣激情。在柏拉图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哲学、政治、心灵等东西始终都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后文还要着重提及的哲学王便是一个能够用最纯洁的理性去认识抽象理念的真理并尽力使之在人间得以实现的优秀天才。因此，只要不符合柏拉图制定的任何一条诗歌标准，诗人便再也没有丝毫的存在价值了。

柏拉图的论证思路大致如下。他发明了一种主张“两个世界”的宇宙本体论。一个世界指永恒理念所构成的可知世界，另一个世界乃芸芸众生所构成的可见世界。这两个世界总的有三重愈趋不真实的影像式模仿关系，即实在的是理念，作为理念影像的事物居中，同时事物还生出了自己的影像。柏拉图详细指出床的理念、实际的床和画上的床三者的关系刚好等同于上述的三重模仿关系，画上的床不过是与真实越离越远的影子的影子。因此，模仿从本质上讲便可算做不真实的代名词，“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1]（p392）即使我们肯后退一步对模仿稍作褒奖，我们仍将发现，如果以擅长于模仿一切而沾沾自喜的艺术家的确称得上有知识、有水平的话，他就不该意识不到去搞第二重模仿无疑要比搞第三重模仿有意思得多，不至于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整天赞扬别人的学舌鹦鹉而不做一个受人羡慕的英雄豪杰。一旦承认模仿产生诗，岂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模仿美的理念开创一个捍卫正义的法制城邦正是在谱写最美的诗篇吗？遗憾的是，荷马及其门徒们明摆着从未替哪一个城邦立过大治之功。

在政治上，柏拉图希望教育青年献身于一个与现存腐败城邦相对立的理想城邦。建立这一乌托邦的大前提是促进人类灵魂中爱权力与爱知识等各种冲突因素的内在和谐。在城邦中一个人不可能单靠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肯定得请来其他具有特殊本领的人，其间最重要的是训练出对敌凶狠对己温和的保卫者。稳定城邦的基石是人们各司其职，不得乱套。教育保卫者就是教育他只能去模仿同他相匹配的正义之物，他模仿工匠都是不该允许的，更别说模仿坏人坏事了。然而我们手边的教材却是荷马等人瞎编的那一系列充斥着原本尽善尽美的诸神如何尔虞我诈、穷奢极欲的描写的假故事，诗中吟唱的什么不正直者快乐而正直者痛苦、什么不被发觉的不正直乃是有利可图的、什么正直是对人有利对己有害，柏拉图一律斥之为胡说八道，大声疾呼务必警惕年轻人听了诗人的故事孳生出如此这般的一些不良念头来：“对一个大逆不道，甚至想尽方法来严惩犯了错误的父亲的人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他不过是仿效了最伟大的头号天神的做法而已。”[2]（p73）

柏拉图在叙述技巧方面的洞察力堪称独步古今。他先是从叙事层面发现，用模仿来叙事的特征是把被叙述者推到前台直接讲话，叙述者则躲起来同化为被叙述者，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现在我们进一步被告知，对应于不同的真理等级有不同的灵魂状态，与最高真实对应的是理性，与最不真实对应的是想象。“让我们来接着考察一下从事模仿的诗歌所打动的那个心灵部分，看这是心灵的低贱部分还是高贵部分。”[3]（p401）根据柏拉图考察的结果，诗歌作者和读者的心理活动自然是等而下之的。一旦坐上缪斯的三角凳，诗人就不再有自己的头脑了。而只有糊里糊涂到毫无理性的地步，诗人才可以创造出他那些和他本人都相矛盾的性格来。同样，即使是我们中最杰出的人也会喜欢诗人对某个好汉受苦嚎叫的模仿，同情热切地听入了迷。作者读者的忘我迷狂导致了自我的分裂，他们同化为另外一个人。这是违背人类天性的，可诗人的天性又刚巧如此。莫非诗人不是人吗？这更是一种自我分裂。忘我的激情是理性的清晰这一教育目标的死敌。有的人别以为他大不了是在剧场里放纵那么一下子。岂料越成功的模仿越假，同时越足以诱惑他在剧场外不知不觉地去实践剧场教唆他的邪恶。

这样，当一个悲剧诗人试图把其作品带进理想国的时候，柏拉图拒绝他的理由完全是可以想见的：“最尊敬的客人，我们自己都是悲剧作家。我们悲剧作品都是我们能够创作出来的最好作品。不管怎么说，我们整个国家的建设是一种‘演出’，它表现的是一种最好和最高尚的生活——我们认为的真正悲剧的本身……所以不要轻率地认为我们会冒冒失失地答应你们在市场上搭起舞台，让你们演员的好嗓音压倒我们演员的声音。”[4]（p241）实在要保留少数几位御用的说教诗人、谎言诗人作些点缀的话，柏拉图号召建立起一种与创作自由相抗衡的严格检查制度：“就是一位诗人写的诗歌不可以同社会传统的正义、德性和美的概念相冲突。任何人都不得把他的作品在呈给指定的裁判人员、法律维护者并获得他们批准之前给任何个人看。”[5]（p221）据此柏拉图开始了他恶劣不堪的删诗行经，并亲自拟撰了十几卷哲学谎言诗以抵制、取代早先的诗人谎言诗。

总而言之，柏拉图基于不真实、妨害政治建设、无助于心灵的健康等理由对诗歌乃至于整个艺术的拒斥给后世留下的影响是多侧面的、多层次的。一个人无论是想从正面去捍卫艺术的价值，还是想从反面去把艺术置于死地，都摆脱不了柏拉图幽灵般的身影。仅就柏拉图在生活与艺术之间持一种你高我低的等级观念这一点而论，人们在看待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便无时不在遵循着柏拉图既定的思维模式，很难有所突破和创新。西方历史上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艺术迫害即是打着生活高于艺术的幌子干的，但反过来将艺术作为生活的追求目标同样没有多少正确性可言。

二、培养真诗人

在柏拉图发起的不宽容诗人的运动中，驱逐诗人当然也不是一味地不要诗人。上面的引文已经给我们透露出了柏拉图想要的诗人的明朗信息。但千万不可误以为柏拉图只钟情于那群光懂得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庸俗之辈，这未免太小瞧柏拉图了。柏拉图心仪已久的真诗人主要是指把治国视为与作诗无异的哲学王。假诗人之所以假一是相对于真理念而言的，二是相对于真诗人而言的。倒过来看，真诗人之所以真必定既是相对于假模仿而言的——他将直面理念本身；又是相对于假诗人而言的——他将使理想国变成货真价实的生活剧场。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向与他交谈的格劳孔危言耸听地提议，理想国最高的保卫者即国王看来非得由哲学家充任不可：“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6]（p214-215）柏拉图呼唤哲学王的理由是虽然坏哲学家很多，但在好哲学家身上确有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样样不少。尤其是别的人东摸西摸什么都想学一学，不过得到些诸如零散的美的东西的“意见”；哲学家却一心爱恋美本身或美的理念这种神圣无比的存在，拥有“知识”。这一困难的求知过程被柏拉图誉为最大的学习，能完成的人寥寥无几。所幸的是，终生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永恒实体的知识，恰恰属于哲学家的天性。

柏拉图的哲学家决不甘心仅仅做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志在把他从天上获取来的美满蓝图重现在凡间，帮助老百姓过上舒服日子。注意在柏拉图“无论哪一个城邦如果不是经过艺术家按照神圣的原型加以描画，它是永远不可能幸福的”[7]（p253）这句著名断言中，“艺术家”即是“哲学家”的同义词，“描画”同样是“建国”的同义词。哲学家建立理想国不啻是在搞地地道道的艺术描写，那是只晓得空谈一气的荷马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驱逐荷马之流无非是想给不屑于罗哩罗嗦地为影子再增添一层影子的真正的艺术家即哲学王登台亮相腾出位子来。至于这位充满了权力欲的哲学家究竟是谁，波普尔用精神分析般的语言揭露说，跟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相仿佛，《理想国》里也有证据表明，它的作者经历了对成功的极度渴求及与此相伴的失望和悲伤。一句话，柏拉图的真诗人并非别人、并非当时那一个个不成器的短命僭主，他不外乎就是柏拉图本人，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其实是一幅自画像：“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在柏拉图那里表达的更强烈的这种唯美主义。柏拉图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像许多第一流的艺术家一样，他企图使某个模型、他的作品的‘神圣的原型’形象化，并忠实地‘描摹’它。”[8]（p309-310）但无论最终是谁有幸当上了哲学王，波普尔都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对柏拉图而言，是最高的艺术。它是一种艺术——并不是在我们可能谈论操纵人的艺术或做事情的艺术的一种比喻的意义上，而是在这个词本来的意义上的艺术。它是一种创作的艺术，像音乐、绘画或建筑一样。柏拉图的政治家为了美而创作城邦。”[9]（p310）的确，在柏拉图的笔下，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内容和手段都与写诗、画画、作曲、演戏的内容和手段并无二致。我们已经知道，哲学王的统治内容是照搬天堂美景。现在我们还应记住，哲学王的统治手段也全是艺术手段，其中，最重要是作为“制度画家”的哲学王有必要通过清洗来实施建国方略。而内容和手段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清洗掉所有不满意的东西。

这样一个像创作艺术作品似的缔造理想国家的过程包括三大阶段：首先，把原来的城邦和城邦里的人的素质擦洗干净。柏拉图夸耀说此乃哲学王和别的改革家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即在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或自己动手将其弄干净之前，他是不肯画理想的人及其国家的草图的。接着，在拟定政治图案的工作中不时朝两个方向眺望：“向一个方向看绝对正义、美、节制等等，向另一方向看他们努力在人类中描画出来的它们的摩本，用各种方法加上人的肤色，使它象人，再根据荷马也称之为象神的那种特性——当它出现于人类时——作出判断。”[10]（p254）通俗地讲，这第二步也就是拿现实与理想二者相互比较，继续擦擦画画。最后，尽可能地使人民和国家在各方面都被画成为神仙所喜欢的那种样子，得出类似下面的一个结论：“这幅画无论如何该是最好的画了。”[11]（p254）但柏拉图实在是太过于乐观。既然决不存在毫无缺陷的艺术作品，注定了只能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的我们就将随时遭到哲学王满怀善意的改造、清洗和杀戮，无休无止，因为越美妙的预期难免产生越惨痛的恶果。可以肯定地认为，在驱逐诗人问题上，驱逐“假诗人”即是“真诗人”全面清洗计划的一部分，用写诗的方法治国势必首先把诗人放逐出去，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大诗人哲学王很不高兴听到别的人居然也会唱歌，而且还敢用另外的调子唱。当天真的诗人们被形形色色的哲学王的诗意光环迷惑得以为诗的春天到来了的时候，他们的厄运跟着就降临了。

毋庸置疑，柏拉图之所以会对假诗人毫不客气，是想给真诗人的茁壮成长铺好路搭好桥。作为柏拉图竭尽全力向我们推荐的最高统治者，这位真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首先，他无所不知，是真理的权威占有者；其次，他知行合一，有资格为所欲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他对人间万象抱一种纯艺术的态度，不使之变得越来越美誓不罢休。曾经有人误以为审美心态有水火不相容的两种类型：自然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艺术观倾向于维持对象的原初风貌，理想主义的艺术观则试图对世界实施专项的矫正工程。殊不知所有自然主义的美学不同程度地都是理想主义的：自然正是一种理想。在柏拉图眼里，理想的真诗人的问世才属于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存的不理想状态恰恰是极不自然的。于是，一直到今天，只要有人仍旧把生活视为一门艺术，柏拉图那见不惯我们目前这个样子的哲学王就不愁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和拥载，每个个体生命的全部意义仅仅在于自自然然地为让哲学王写出一首理想的诗来提供无偿服务。

三、创立审美政治学

柏拉图驱逐诗人的危害在于：他不仅葬送了诗歌，还创立了通往极权主义的审美政治学。用美学的眼光去审视政治问题向来是中国和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老传统。自从有人开始提出治国安邦方略的那一天起，也就随之而出现了审美政治学的萌芽，不妨说审美政治学甚至就是人类最早成熟的政治理论形态。当中国人把《老子》之类的典籍既当做政治著作来阅读，又当做美学论述来引证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审美政治学拥有的悠久历史在另一方面却仿佛在暗示着一个不祥的征兆：审美政治学属于一种陈腐不堪的老古董，它是人类处于原始思维水平时代的产儿，时至21世纪，倘若我们还要再去迷恋审美政治学的话，那对我们建设一个愈加文明开放的现代化社会的目标而言恐怕只会有害无益。

按照波普尔的判断，西方的审美政治学滥觞于柏拉图的乌托邦政治理想。波普尔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整部历史概括地讲就是一部从封闭社会艰难地发展到开放社会的历史，柏拉图无疑是力图挡住古希腊社会转型步伐的人当中最杰出的一员。柏拉图的审美政治学系以将自然现象与社会进程进行错误类比后得出来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历史主义（或译历史决定论）观念为基础：历史中存在着一条越变越坏的客观规律，然而世界的变坏趋势又能够人为地予以阻止，即对当下的腐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任何形式的小修小补都是无济于事的乌托邦空想——历史主义的信徒要对社会动一次性的大手术反而不该被算做乌托邦。在柏拉图的历史主义看来，防止宇宙人生一味衰败下去的有效途径就是向远古美妙绝伦的黄金时代回归，一直回归到作为万物本源的静态理念的怀抱中去。柏拉图在此具体采用了为波普尔所不赞成的本质主义方法，即以发现事物固有的自然本性为科学探索的宗旨。波普尔倡导的则是一种方法论唯名论，其目的仅限于描述有关对象的状态和功能，如不问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因为这类本质根本不存在），而要问国家的作用有哪些（答案为：平等地限制公民的自由以使其不对他人构成伤害，或曰保护弱者免受强者欺凌，通俗的表述是规定谁都不许把拳头挥到对方的鼻子上去）。

波普尔因此宣称审美政治学决不属于科学而是属于“符咒”——柏拉图贴在开放社会身上的邪恶符咒。归纳起来，柏拉图那必然通往极权主义之路的审美政治学有两个十分危险的观点。第一，只有少数哲学家才能走近美的理念并根据理念模型绘制出城邦的政体图样，这些哲学家进而还必须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第二，为了从整体上建立起一个静止不变、十全十美的新世界，哲学王有权像擦洗画布一样先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清扫一遍。如果“哲学王”论成立，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显然就应是“由谁来施行统治”的问题，即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给哪个人才可靠的问题；如果“洗画布”论成立，社会改造显然就不是靠点滴的修补所能完成的，即在一个终极目标面前用任何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花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简而言之，柏拉图“哲学王”论和“洗画布”论几无两样：推行一整套的理想政治景观离不开个别人排他性的独裁专制。波普尔的见解则与此针锋相对。首先，他指控柏拉图以“由谁来施行统治”的问题掩盖了更加根本的“怎样搞权力制衡”的问题，从而造成了西方政治理论界的长期混乱，致使人们总是以为权力可以不受约束，例如落入哲学王手中的绝对权力就永无腐败变质之虞，好人掌权后一定只会干好事而不是干坏事，到头来，设法尽量减少统治者作恶的可能性这种至关紧要的防范意识被淡化了，对诞生一个仁义开明的统治者来拯救自己的渺茫企盼成了支撑劳苦大众存活下去的唯一力量。其次，波普尔强烈抗议柏拉图视他人的生命与画布无异，抗议把生命当作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欲望的手段，坚持每一个不过分干扰别人的人都拥有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坚持美的梦想应该从属于援助遭遇苦难和不公的人之类的必要性，断定醉心于欺骗、放逐和杀戮的哲学王这位大艺术家在抹掉一切的同时实际上也要抹掉他的乌托邦计划，他那非理性的浪漫只会不太情愿地浇铸一座混沌无序的血腥地狱，与理念的美丽摹本毫不沾边，即使他侥幸得逞，另一个激进分子可能又躲在一旁等着换画布了，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什么都将丧失殆尽。

众所周知，美的事物一般具备两个特征：1、它是全新创造的；2、它是完满无缺的。创新意味着对先前一切的彻底否定和对过程、方法、手段的自由使用，完满意味着它只能被人们全盘接受而不能被增删半分。这两个特征同时又是紧密相连的，搞创新为的是要完满，假如不完满就另外搞创新。一种社会历史观一旦搀杂了太多的美学成分，也势必会步入两条殊途同归的轨道：1、只要有助于理想的实现可以不惜任何代价；2、拒斥哪怕仅仅是一丁点的批评和改良。将社会政治问题高度美学化，大肆宣扬为了达到目的不必在乎手段，无疑是走向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头号障碍，因为那样做一方面助长了一种希望在一夜之间改变历史进程的赌徒野心，另一方面则为独裁和专制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打开了方便之门。等到实在不能再容忍一个原以为美轮美奂的暴君的时候，就不得不求助于一种降临奇迹式的过激形式——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低水平的稳定和动荡现象长期往复交替不止的深层原因。

所以，审美意识的地位宜低不宜高、范围宜小不宜大。那些近几年来继续对“诗化”云云津津乐道的诸君不知稍稍考虑过没有，被柏拉图等人拿来笼罩万物的诗意光环既可以照亮万物使之存在，却也可以烧毁万物使之不存在。用写诗的方法办事、靠泛美学思潮治国的确有些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仔细咀嚼一下这句话吧：“认为社会应当像一件艺术品一样美丽的观点只是太容易导致采取暴力措施，但是这种激进主义和暴力二者全都是不切实际而没有用处的。”[12]（p313）审美政治学是不喜欢正视所犯的政治错误的，它只会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过饰非的竞赛活动，鼓励人们把一切不利于己的否定性证据统统转换为对己有利的肯定性证据，社会上除了高呼“一贯正确”这一种声音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貌似团结和强大的背后掩盖着的是丧失了理性的纠错机制和免疫能力的神经衰弱。此时若要解决问题不靠阴谋、暴力还靠什么呢？“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们之间的任何一种意见分歧，在不存在理性方法的情况下，因此必然导致运用权力而不是运用理性，即导致暴力。”[13]（p300）以西方为例，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一直有一种使法西斯政治审美化的倾向，讲究艺术品位和内心纯洁，痴迷于歇斯底里的国家审美主义。在中国，历代君主也大都是一些审美癖，他们的审美癖好不时还强烈得有些变态，很是经得起柏拉图审美政治学的检验，因此到头来必然发展到提倡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崇拜”，发展到不惜把自己亲手打下的红色江山推倒重来，发展到整倒其他所有的艺术家而只允许领袖本人诗兴大发。大量的事实表明，唯美主义者几乎全是些无可救药的极权主义者，天性好斗，四面树敌，从不知道妥协宽容为何物，他们身患的迫害狂症使得他们即使没有机会收拾别人也将趋向于倒过来自虐自残。我们决不能再为体验美学的政治景观所闪烁的动人瞬间而牺牲一生一世的光阴了。

参考文献：

[1][2][3][6][7][10][11]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5]柏拉图著，张智仁、何勤华译.《法律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9][12][13]波普尔著，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