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汉语：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因素

“中国美学史”这一词汇在中国20世纪前期才零星地出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一个学术常用词。中国美学史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呢？它是一门古代的学问，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与美学相关联的资料；它更是一门现代的学问，因为它是以现代学科体系中美学这一学科的结构方式去组织古代的资料，用现代汉语去谈论古代的资料。这样，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从消极的方面说，受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从积极的方面说，由三个因素所推动。这三个因素就是：研究中国美学史的目的；中国美学史得以被研究的材料；进行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语言工具。

中国古代没有一部美学史而我们要总结一部美学史出来，这是中国现代性的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包括着学术体系的现代化，这就是按照世界主流学术的规范重建中国的现代学术。在这一学术重建中，美学史，西方有，我们也要有。这一目的决定了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性质，从美学学科的角度去寻找古代材料而呈现古代美学。从中国美学史一定要呈现出古代本有的性质来说，这是一种“还原”的工作。“客观还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理念，但这一“还原”是受建立中国美学史这一学科以完善现代学术体系这一目的影响的，从这一角度看，客观还原就表现为一种现代建构。古代文化已具有如是的美学材料，但古代文化没有呈现为现在所呈现着的中国美学史的形态，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不须这样，现代中国非得把这些材料组合成中国美学生，因为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要求这样。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活动是用还原的形式去建构一种中国美学史。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活动，是一种古今对话，这场对话不是一个纯粹的还原古代，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以古证今，而是在古今的对话中“建立现代中国学术的自我”。这种“立我”的活动，一方面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代，发现古代本有（但用古代学术体系去看又看不见）的美学资源，这同时也是把古代资源纳入今天的学术体系。另方面用古代的资源来重视现代美学，让现代美学在一种差异中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克服自己的问题而达到一种更大的普遍性。因此，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活动，不仅是怎样还原古代，更是怎样建构现代。这一包含着还原和建构两重基质于一体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从这两个内含矛盾和张力而又必须并置在一起的主词，就可以体会出其进行中的巨大困难。这一巨大困难已经多多少少地为研究者们所体会。但在体会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巨大困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现代汉语在中国美学史研究活动中的巨大作用。

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无论是还原还是建构，不但有一个目的性的为完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主体，还有一个还原和建构的工具——现代汉语。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用现代汉语进行的。任何一种古代美学思想，无论你是意在还原还是意在建构，你都必须用现代汉语去解释。举例说吧，“形神”是一个古代美学概念，在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中，不可能说，形神者形神也，而是说，“形神”就是形式与内容，“形”是形式，“神”是内容，“以形写神”，就是通过形式去表现内容。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因为古代用形神这一概念去讲解的关于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问题，在现代汉语中是用形式内容这一对概念去言说，把形神翻译成形式与内容，我们对什么是形神就理解了，古代与今天的对接就成功了，古代的思想就被纳入到了现代的话语体系之中，为我们所理解也为我们所运用。但是，形神既等同又不等同于形式与内容，说等同，是因为二者都是在讲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的结构，说不等同，在于中国古代是以人体学作为示范学科，运用于各个领域，因此，艺术作品的结构用人体的形神来把握更得其神髓，呈出了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的生动气韵。现代汉语的形式与内容概念源于西方，西方文化以物理学为示范学科，可以实验的物体成为研究的榜样，因此，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用内容形式概念来把握更得其本质，显出了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的学理气质。这样，用现代汉语去研究和言说中国美学史，往往是获得了古今相通的一面，而遮蔽了古今不相等的一面。因此，对现代汉语的认识，成了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现代汉语与中国学术语汇

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新文化运动以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的和普遍性的语言。现代汉语从语言来源上说，来自：1.凝结在白话文本中的宋代以来的白话演进，2.现代中国的大众口语，3.西方语言参照。白话与口语建立在现场语音交流的基础上，为了现场听清，以单音节词为主的书面汉语演为以双音节为主的说书白话和日常口语。西方语言受科学明晰性影响，以严格的语法和标点来使语言明晰化。白话、口语、西方语法和标点，是形成现代汉语的三大因素。现代汉语形成的五四时代，一种全盘西化、力争上游的思想成为主流，其精神核心是西方近代思想模式，其要义是明晰性和确定性。现代汉语的语言三个来源都凝聚在这一西方近代思维模式上。其基本精神就是如何通过把古代汉语的单音词变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时，把古代中国思想的活跃而灵动的动态特征改造为现代汉语的确定而明晰的静态特征。正是现代汉语把中国古代型的气的宇宙改变为西方近代型的机器宇宙，把中国古代思维改造成了具有西方近代思维特点的中国现代思维。

就现代汉语的语言整体来说，经过近百年的写作，已经证明其能够熟练地表达政治、经济、文化、宇宙、人生的方方面面，而且很容易与时俱进。但就其学术语汇来说，从20世纪前期定型的学术术语群，特别是一个学科的核心术语，有更大的凝固性。而学术语汇的更新是现代思想更新的质的尺度。因此，思考现代汉语中学术术语的性质，成为思考中国学术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现代学术术语群中，哲学概念具有学术的普遍性，从中可以从普遍性的方面显出中国学术的一般特质，美学术语具有专门性，但仍可以从具体学科层面显出普遍的学术问题。这里我们先选几个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语汇来看看现代汉语是如何改变中国思维的。

“事物”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关于宇宙构成的既作为本体又能运用于现象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西方近代哲学中泛指一切存在的“物”（thing），物是静态，可以让你仔细观察详细分析的。但在古代汉语里，事物是“事”与“物”两个东西，“物”类似于现代汉语的事物，是静态的，“事”类似于现代汉语的事件（event），是动态的，难于定位观察的，正在运动过程中的，无法预料其结果的。现代汉语把事与物放到一块，正是（巧妙地运用古代汉语语法中偏义复词的原理）用静态的“物”吃掉了动态的“事”。在“事物”一词中，“事”的含义没有了，只剩下“物”的含义。

“变化”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哲学关于世界运动的基本概念。古代汉语中“变”是可看见可计算的变，“化”是看不见不可计算的变。“变”重在强调变化的可见结果，一物变成了它物，“化”重在指出决定变化的内在不可计算的决定性力量（“如气化万物”）。现代汉语的“变化”，对应于西方的change，用“变”消灭了“化”，把世界上的一切变化都纳入了科学的可观测可把握的意义系统之中，而把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中的一个更具有形而上意蕴的“化”取消了。

“规律”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上的一个关于宇宙本体的最根本的概念。“规”与“律”在古代汉语中部是属于讲得清楚的、可以明白遵守和运用的，虽然也重要，但毕竟是较表面和较浅层的东西。中国宇宙最根本的东西——“道”——是“道可道，非常道”，是可意得而难以言诠，可神会而难以形求的。一旦用“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的概念表述，实际上就成了如存在主义对古典哲学的批判那样，关于“道”（存在）的表述和规定在，而“道”（存在）却不在。如果说，“事物”和“变化”一类重要概念是运用偏义复词原理，以一个词消解和改变另一个词的方式建立了内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概念，那么“规律”一类词则是用一个明晰的概念去遮蔽和逐除原有的根本概念，而建立内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概念。

从以上三例，可以体会到，中国现代哲学和现代文化在理论创立期，从深层背景上，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维体系上的。随着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和世界文化的转潮，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现代文化的理论建设，还没有从其创立当初的根本概念上得到重视。在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非西方文化通过对自身传统的批判，以适应着由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化的现代性文化，西方文化不断地批判着自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不断地走向与各非西方文化的汇通。这两方面的沟通越深入，各大文化在深层中的同一性一面会从更高的层面上显示出来。比如，随西方现代社会兴起的古典油画是最具西方独特性的，而在西方现代文化波及全球时出现的西方现代绘画，其绘画原则就具有了与各文化相汇通的性质。同样，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古代思想，现代西方哲学与东方思维的相通性一面也呈现出来。回到哲学的基本概念上，在西方现代哲学中，静态的“物”（thing事物）的根本性意义遭到否定，而动态的“事”（event事件）的根本性得到了高扬。维特根斯坦说：世界不是“物（thing）”的集合体，而是“事（event）”的集合体。定义的绝对权威受到否定，而宇宙本体的不可定义性得到了高扬。海德格尔说，一旦你要给“存在”下定义，那么其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存在者”，结果是关于“存在”的规定在，而“存在”本身却不在。[1] （P592-601）

这三个哲学概念已经突出了中国学术演进在新世纪遇上的主要困难，下面再从中国美学史的术语揭示这种困难。

三、中国美学史用现代汉语表达的困难

从现代哲学这样一门现代学科概念；立论，可以看到现代汉语在建立中如何与古代汉语断裂；从中国美学史这样一门讲述古代的学科的主要概念为视点，可以呈现出在古今的断裂中，古代的学术语汇何以难于进入现代汉语的学术语汇里。一方面，古代的材料必须要用现代汉语解释才为现代人所理解，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解释在使现代人理解中国美学史的主要概念的同时，又往往错解和误解了这些概念的根本内涵，正因为这一错解和误解，以至古代汉语的学术语汇无法进入现代汉语的学术语汇之中。仍然举三个中国美学的主要概念。

“气”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概念，也是中国美学的主要概念。文学上是“文以气为主”[2] （P136），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书法上要“梭梭凛凛，常有生气”[2] （P211），音乐上，要“冷冷然满弦皆生气氤氲”。[3] （P178）怎样理解“气”呢？哲学上，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张立文发表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都把“气”解释为“物质”。这样解释，是与世界主流文化接轨了，但是失去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世界文化中，所有文化都把宇宙看成一种生命，只有古希腊人把宇宙归结为物质，正是从这里，产生了被爱因斯坦称为决定西方文化两大基本的东西：形式逻辑和实验科学。虽然一切非西方文化都把宇宙归于生命，但其他文化都认为这一生命是神，只有中国文化把宇宙的生命看成“气”，中国文化的宇宙就是一个气的宇宙。气，无法翻译，它既在空中，又在地上，还在人体的体内，也在人的精神中，它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质性的东西。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贯也。”[4] （P127）虽然水火、草木、禽兽、人有种种差别，但都有气是一样的。庄子说：“通天下一气”[5] （P599），讲的就是水火、草木、禽兽、人之间的共同性，这就是万物都具生命性。《西游记》里孙悟空是石头变的，为什么石头能变成猴子呢？就是在于石与猴在气这一生命性的共通性。西方文化中就不会有这一变化，因为对西方文化来说，石属非生命的矿物，猴属生命的动物，没有相互转化的同一性。在中国文化中，宇宙的根本是具有生命性的气，艺术作品的根本也是具有生命性的气，因此，气韵生动是中国美学贯串到一切艺术作品中最根本的东西。在西方文化中最基本的是物质，生命体都被看作以物质实体为基础生长出来的，是可以进行还原，放到实验室里进行分析的，艺术作品当然也是一种可以进行分析的物质实体。

从西方近代文化精神而来的现代汉语面对中国美学的艺术作品中的气，一旦要进行解说，就显得困难重重，如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用了17页来解释谢赫的“气韵生动”，但仍然没有说得很清楚。（注：该书在旁征博引后进行的好几次归纳中，虽然不能说没有说出一些东西，但很难说它说清楚了什么东西。例如：“‘气韵’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就是与人的个性，气质相关的生命的律动和个体的才情、智慧、精神的美两者的统一，它呈现为一个诉之于直感的形象，处处显出生命的律动，同时又渗透着一种内在精神的美，十分接近于音乐。”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1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百本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概论都不把气韵生动这一中国美学最主要的概念引入其概念体系里，可见这里的讲不清楚，在于两套观念体系的冲突。现代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概论只能讲清艺术作品中的与气相关的“内容”，但却不知道把气放在内容的何处。关于这一观念体系的冲突，我们放到后面讲。

“神、骨、肉”这一组概念，可以说是气的展开，也是气韵生动的具体载体。气是宇宙的生命，气具体化在人体上就是神。气是人体的基本，神是人体的统帅，就人体的核心层而言，气、神、意、情属于同一层面。人“含无一（气）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行。”[6]（P1）从整体而言，人体的基本层面可用神、骨、肉去把握。在中国文化中，艺术作品也是一个生命体，从而神、骨、肉也是艺术作品的基本结构。刘勰论文章“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2]（P208）王国维论词“（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后主之词，神秀也。”[7]（P16）这是从神、骨、肉（具体到诗上词为“句”）结构把握。苏轼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3]（P41）谢赫的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结营位置、随类附彩，包含了气、韵、骨、形、色。中国人体，从最简说，是气；概括点，是形神；基本一点，是神、骨、肉；具体全面些，是神、精、筋、骨、气、色、仪、容、颜……用这套结构来讲艺术作品，对古人来说得心应手。转释为现代美学语言，前面已经讲了，形神可以释为形式与内容，但一到神、骨、肉，就不好办了。特别是以中国人体学为基础的“骨”在以物质观和分析法为基础的西方美学范式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文心雕龙》中“风骨”一篇，伤透了现代学者的脑筋，有人说，“骨”是内容，有人说“骨”是形式。由于“骨”的含义模糊，以至对“风骨”的解释五花八门，出现了20多种说法。对“骨”产生歧义的根本在于中国古代的人体学范式与以西方近代精神为基础的物质观范式之间的冲突。现代汉语的学术语汇在建立于全盘西化和全盘苏化时代造成的古今汉语在学术词汇上的断裂，使之在解释中国古代美学面临的困境，在“骨”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骨”在现代美学中找不到一个现代汉语来对应。

“意境”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说神、骨、肉偏重于从结构谈艺术作品，那么意境则是从审美特征谈艺术作品。意境一词既难于翻译成西文，也难于翻译成现代汉语。它虽然包含形式于其中，但形式只是它最浅的一层；它虽然包含形象于其中，但它更强调的是超越形象的象外之象；它虽然包含主题于其中，但主题对它强调的意外之意来说太肤浅；它有内容，但内容一词所包含的可言说性在它的超以象外和言不尽意中显得不合适。于是人们用“在有限中包含无限”，“于有限中表现无限”之类的语言来解说意境，这基本上让我们可以理解到意境一词的意思了，但是“有限”、“无限”这样的词汇又把意境网进了一种西方哲学结构之中，失去了意境本来的蕴含，也失去了意境的中国意味。最主要的是，意境一词对接不出现代的美学原理和艺术原理的术语体系之中。由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和实验分析而来现代汉语学术语汇对解释意境上遇上了最大的困难。意境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境不是客观之景，而是客观之景进入主体知觉中形成的境，境是主客观的统一，如果把“境”看成是艺术作品中的形象，那么，这形象是主客观的合一。意境不是形象就在于，作为形象的境包含着意，而这意既有可以从境（形象）中直接看到之意（如主题一类的东西），更在于不能直接把握而可以体会到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意外之意，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意境的这一根本特征不能像对待“物”一样进行还原式的分析，而只能对之以心灵来体悟。因此，意境难于与任何一个西方语言和现代汉语的学术语汇进行对接，因此也难于逻辑严密地进入现代美学原理和艺术原理的语汇体系之中。

正因为以“气”、“神、骨、肉”、“意境”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美学语汇，把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学术语汇的局限暴露了出来，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

四、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与现代汉语学术语汇的更新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发展，经过了三个时期，一是从严复的体系性介绍西方，梁启超领导的人文学科的全面革命到五四的全盘西化，建立了以西方近代精神为核心、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中国现代学术语汇的主要精神和基本框架。二是从十月革命后前苏联与西方争夺世界史的主导权，西方和前苏联文化在中国的竞争，到共和国成立，融西方古典传统/俄国民主主义/苏联斯大林主义为一体的前苏联文化全面占领中国学术，与中国型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完成了现代汉语学术语汇的全面转型，并在共和国前期扩展到人文社会学科的一切方面。三是共和国的改革开放期，中国学术重新与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西方学术接轨。如果说，头两个时期，中国学术主要建立在西方近代精神之上（前苏联文化也是生长于西方近代精神之上，从培根、笛卡尔、康德到黑格尔、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那么，第三时期中国学术却主要学习西方现代学术（从存在主义到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学术（从加达默尔、阿多诺、后期维特根斯坦到德里达、福科、德勒兹，到利奥塔、波德里亚、詹姆逊）。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与近代思想既有延续发展的一面，也有对立断裂的一面。因此，以西方近代精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汉语学术语汇，面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学术语汇，在对话和对接上，遇上了很大的困难，以现代和后现代为代表的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语汇，从20世纪80年代起，潮水般地进入中国学界，20多年过去了，却仍然没有进入现代汉语学术语汇的主流之中。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近代学术与现代和后现代学术之间本有的对立和断裂。

从17世纪西方文化向全球扩张，把本来分散的世界史带进一个统一的世界史以来，西方文化分为三段，17世纪至19世纪末是近代，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直至把世界瓜分完毕。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西方列强之间的斗争和帝国主义与被殖民民族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形成了以西方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两极对立世界。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是后现代，从以电视和互联网为主体的电子传媒在社会中主导地位，消费社会的形成，大众文化的普遍化，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到两极世界的消失，形成了全球化的新潮。近代西方思想，以牛顿、达尔文、黑格尔、基督教神学为代表，伴随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具有坚定的西方价值优越观，有清晰的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世界等级图式，坚定地认为西方是先进的、文明的、科学的、理性的、民主的，而非西方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迷信的、专制的，西方的扩张与殖民，就是给广大的非西方文化带去先进、文明、科学、理性、民主。正是因为以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指导，西方近代思想与非西方思想出现巨大的差距，显现为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西方与非西方经过三百年的斗争与交流，西方人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西方现代思想，它以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现代神学为代表，运用一种存在/存在者、无意识/意识、表层现象、深层结构的本体/现象的复杂结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更尊重各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西方文化的表现是一种现象，各非西方文化也是一种现象，从现象层面看，西方与非西方是平面的，没有价值高下之分。然而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各种现象后面又有一个共同的本体，而这个统一的本体是通过西方思想而思考出来的，为西方思想所定义，又最与西方思想相通的，是为西方人首先把握和运用的，并在西方思想中得到最好的表达。从而这个本体实际上还是一个西方的本体，因而西方文化的价值在本体论上仍然是高于非西方价值的。尽管这样，西方现代思想与非西方思想有了一种更多的相通性，比如，与近代思想相关的西方古典绘画，是完全与非西方思想不同的焦点透视，而与现代西方思想一致的现代绘画，则走到了与各非西方绘画相通的平面构图、平面造型、平面色彩上来了。在新一轮的信息全球化（电视与互联网普及）、经济全球化（资本跨国流动）、文化全球化（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背景中出现的后现代思想，以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阿多诺反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加达默尔否定原意的解释学、利奥塔反大一统的宏伟叙事以及后殖民主义等为代表，彻底解构了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心观念。这时，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才不仅在现象上是价值平等的，在本体论也是价值平等的。这样后现代思维为全球对话和不同文化的沟通奠定了一个价值论平等和平等对话的基础。

从西方文化三段来看，可以知道西方近代与各非西方文化距离最大，对立最强，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与非西方文化距离稍近，对立较弱。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接受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以来，古代中国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相似不断地呈现出来：海德格尔与老子，德里达与庄子，格式塔美学的力的样式与中国美学的气韵生动，现代派艺术与八大山人的艺术……而现代汉语的学术语汇正是在中国与西方相遇的初期（即西方近代与古代中国的巨大距离时期）建立起来的。从而这一学术语汇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共和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既遇上了解释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困难，又遇上了解释中国古代的困难，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将还会遇到解释其他世界文化（如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的困难。因此，解决这一困难，不但是现代汉语学术语汇自我更新的需要，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重新认识传统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与世界各文化沟通的需要。在这一现实语境下，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将成为推动现代汉语学术语汇更新的活动。美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关联到哲学、艺术、人体、心理、社会、自然诸多学科，从而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将把现代汉语学术语汇与古代学术语汇种种矛盾呈现出来，把这些矛盾与现代汉语在解释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学术碰上的矛盾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学术合力，而让人全面思考现代汉语学术语汇的更新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术的更新，其关结点、瓶颈处，是现代汉语学术语汇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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