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哈贝马斯的言说为视角，勾勒了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由此呈现了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主要内容，指出，在现代性哲学话语运动中，一个基本的动力是有效的限制主体性的自我扩张而又极大限度的保证主体性的自主原则和自由精神。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最终解决的矛盾。

关键词：现代性，理性，主体性，哈贝马斯

一

哈贝马斯认为，虽然，“现代性”一词的使用，开始于17世纪中期的文艺论争，康德诸人也早已使用这个概念在哲学论述中，但是，黑格尔是第一个确定了明确的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要明确这一点，必须对现代历史的发生与现代性哲学思想的发生，作出区分。1500前后，以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标志，划出了中世纪和现代的界限。新时代的独特性在于，社会原来所具有的整体性和原则性基础迅速消逝了。17世纪中期文艺界关于古典的／现代的论争，就直接产生于文艺的发展突破了古典艺术的标准，需要在新的原则下来评论和肯定新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一事实，无疑提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的问题，即在什么基础上来确定来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和原则性。现代性哲学思想是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哲学回答。但是，在黑格尔之前，这一问题，即现代社会的基础问题，并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17世纪文艺论争的成果是18世纪浪漫主义艺术战胜古典主义艺术之后的发展，即现代性艺术对古典主义艺术的胜利。但是，为什么，又在什么意义上，现代艺术应当得到肯定和发展，文艺论争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黑格尔则以现代性的基础问题为他的哲学基本问题，正因为这种自觉性，黑格尔第一次把现代性从传统基础的分离过程提高到哲学问题的高度。

现代性的确立，有两个基本点：现代的时间意识和自我确定的主体性。现代和中世纪的本质区别就是，现代不再可能借用传统的（神学的）整体性和原则性为自身的基础。换句话说，它没有任何预定的和外在的基础可以依靠，它必须从自身出发来建立基础，即自我奠基。因此，现代不是从过去，而是向未来获取它的标准原则。这样，现代性就建立在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上，即它必须在与过去（传统）持续不断的对立中保持向未来的开放。这种现代时间意识，确定了时间对现代生活的压力，即在时间的无限发展中，不断求新，变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欲求。与现代时间意识相联系的，是自我奠基的主体性。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是与向未来无限开放的时间意识相统一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是确立主体性原则的三个重要历史事件。主体性原则一方面肯定主体的个性自由，另一方面要求主体的自我负责。现代时间意识与主体性原则相结合的运动，构成了现代不断更新的发展。

以现代时间意识和自我确立的主体性为动力，现代历史发展为一个社会不断分化／分裂的运动。现代性的自我确定，实际上展现为它的基本内容的多重分离。到18世纪末，科学、伦理和艺术作为体制化确定的相对独立的认识系统，同时实现了对信仰的分离和对日常生活的分离。由于认识、信仰和生活的相互分离，现代性的发展就缺少一个统一的整体性基础和准则。黑格尔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面对现代运动的分裂趋向怎样实现社会的新的统一。黑格尔的基本方法是把绝对观念作为社会整体性的基础，也作为社会重新统一的目标。根据黑格尔，分化是绝对观念自我完成（实现）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阶段――绝对观念自我对象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绝对观念的完整性包含并且必然超越分裂。通过绝对观念的无所不包的完整性的设定，黑格尔克服了现代时间意识和自我确定的主体性的分裂趋向，把它们纳入绝对观念自我实现的历史性的整体运动中。由此，黑格尔完成了现代性观念的哲学设置。

二

哈贝马斯认为，从黑格尔开始，现代性哲学话语，一致走着双重方向的道路。一方面，现代性哲学肯定和强调向未来无限开放的时间意识和自我确定的主体性原则；另一方面，在面对现代性自我奠基的根本性困难时，又不断否定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否定主体性原则。简而言之，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自我展开的历史，同时就是自我否定的历史。黑格尔用无主体和整体历史的绝对观念来规定现代时间意识和主体性原则，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点的哲学批判。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尼采的权利哲学，各自开辟了不同的思想路线批判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但是，根据哈贝马斯，无论哪一条路线，延续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阿多诺和福科、德里达，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划定的圈子，即都是在主体性的原则下对主体性作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性批判。绝对观念，可以被“实践”、“权力”、“存在”、“语言”等概念代替，但究其实质，无一不是自我扩张的主体性的代名词。

为了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用“实践”（劳动生产）代替“绝对观念”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根据马克思，劳动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社会存在和发展，就是这个对象化的成果。哈贝马斯认为，实践哲学把劳动生产审美化了，而其审美化的依据是手工劳动，因为只有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劳动者、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才可能是直接统一的，才可能进入“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状态。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条件下，因为劳动者、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三者之间的多重复杂中介，即三者实质上是相互分离的，实践哲学的对象化观念就缺少解释前提。尼采走了一条从现在向过去逆返的道路，试图从古希腊悲剧的神话土壤中发掘更原始，也是更基本的生存欲望即其后所谓权力意志，以之作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动力。这个逆返的运动，如哈贝马斯所言，使尼采成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折点。

在马克思、尼采之后，现代性话语的自我奠基始终展现为主体性的自我确定和对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批判的双向运动。主体性的基础是反神学（神话）的理性启蒙――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成果就是理性启蒙，主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而具有自主权和自由力量。也可以说，主体性的扩张，是以理性主义的扩张为前导的。因此，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必然成为对主体性的批判的核心内容。以韦伯、阿多诺诸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指出现代社会普遍坚持的合理性原则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为核心的，理性与资本的内在联系必然导致启蒙向神话的逆转――反神话的启蒙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统一运动中转化为新的神话。神话化的启蒙导致了新的压迫。海德格尔坚持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他认为现代形而上学专注于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存在的遗忘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分离，以技术发展为前提的限制生产，就是其基本表现。福科和德里达都认为理性与权力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甚至浸透了日常话语――理性实质上是权力自我中心化和等级化的语言操作，语言的本质是争夺话语霸权。

在现代性哲学话语运动中，一个基本的动力是有效的限制主体性的自我扩张而又极大限度的保证主体性的自主原则和自由精神。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最终解决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现代性哲学话语，从黑格尔之前的席勒开始，就始终寻找一种审美化的途经，即希望把在现代社会运动中相互分离的主体和客体．个体和整体、人与自然通过审美（艺术）的途经重新统一起来。哈贝马斯指出，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政治、道德、经济、真理、生命（生活）、精神、存在，乃至于社会整体都最终被审美化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就是被审美化的社会整体。另一方面，尼采、阿多诺和德里达等人，不断在审美经验中发掘被中心化的主体（理性）压抑的更原始、更个体、更自由的主体因素，并认为只有通过审美经验所具有的非理性和非同一性机制才能保存和发展这些被压抑因素。据此，哈贝马斯指出，审美主义的乌托邦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承担了双重功能：一方面，是面对社会整体的必然分裂，提供一种想象的完整性幻象；另一方面，面对权力中心化的主体性（理性）的压抑，为非中心化的主体性（理性的他者）提供避护所和表达话语。简单地说，美学既被赋予理性的统一力量，又被赋予非理性的解构力量，同时承担了整体化和个体化的功能。这是美学在现代兴起的深层原因，也因此，美学在宗教衰落之后，被创造为一种新的神话。

三

对于哈贝马斯，从黑格尔直到德里达，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对主体性的批判只是主体自我的自反性批判。这种批判，只能实现为无终结的主体自身与它的镜像之间的相互映照。也就是说，这种自反性批判不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这一根本错误，必须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转换到相互主体性的交流理性。主体中心化的理性是以个体自我认同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要在根本上实现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是不可能的。交流理性是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为基础的。因为交流理性反对预设一个先在的自我中心，就主体自我的存在而言，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交流理性的统一力量在于它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点：生活世界和交往行动。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改造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并把它作为自己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根据交往行动理论，生活世界为主体间的交往行动提供了知识背景和意义基础，但是生活世界的普遍原则必须落实于主体间交往行动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说，生活世界作为主体间交往行动的历史总体，超越具体的日常生活，因而对于日常生活具有普遍原则的意义，但是，生活世界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在主体共同参与的交往行动中才能产生它的普遍原则效能。因此，生活世界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是内在的超越。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在生活世界和交往行动基础上的交流理性，是非对象化的相互理解和认同，避免了主体中心化理性所不可避免的三个基本二重对立：A．主体自身的先验性与经验性的对立；B．认识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C．主体作为原创者与它的本原的对立。在现实交往行动中，主体从生活世界获得的不是单纯的先验普遍性，而是同时获得了具体的社会共同化的背景和自我实现和表达的前提。也就是说，交往行动在生活世界中同时实现着三个一体化的活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个体共同化的社会化、自我实现的个人化。这三个活动的统一运动，保证了三者的内在统一，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的动态的整体性。

黑格尔以后，理性精神一再面临挑战。挑战不仅把矛头指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且指向理性本身。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思潮，更是打出了结束哲学、彻底否定理性的旗号。哈贝马斯主张拯救理性的合法性，但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路线。他试图回到黑格尔哲学开端之际的十字路口，寻找重建理性有效体系的道路。这样，哈贝马斯把自己置于黑格尔以来，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哲学的对立面。他最直接的对手是以福科、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思潮。他认为，解构思潮的立场是一种倒脏水连婴儿一起倒掉的“整体化批判”。他主张克服主体中心化理性的错误，在生活世界和交往行动的基础上重建理性体系――交流理性体系。这也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基本主题。把理性重建在生活世界和交往行动的统一活动中，无疑哈贝马斯为哲学找回了新的生长基点。但是，哲学的未来究竟将如何具体发展，不仅这部专著，而且哈贝马斯哲学整体，也并没有提出令人兴服的方案――如果我们期待着这个方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