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都与王羲之及《兰亭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晋以后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导致了东晋以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以王羲之书法为正宗，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其学术意义。本文就历代帝王与王羲之及《兰亭序》的一些关系作粗浅的论述。

一、历代帝王的推崇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

1. 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梁武帝

王羲之书法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后来书名渐盛，学王的人由少到多，渐成风气，从而引起庾翼的不满，但当时庾翼无法扭转时人学王字的风气，后来对王羲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表示叹服。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将右军书法与古贤比，认为名盖当时与钟张并美。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

萧衍(464～549年)，南朝梁书法家。他是我国南朝梁王朝的创建者，世称梁武帝。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可能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可以说梁朝出现了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等皇帝都擅长书法，其中以梁武帝书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只是后来兵乱毁失，留存很少。梁武帝与陶弘景书疏往返殷勤，许多是讨论王羲之书法及其真伪的。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记载，王羲之的《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

梁武帝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①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梁武帝对王羲之的重视，为后来的帝王喜欢王羲之及《兰亭序》起了个好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2.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唐太宗

第二次学王羲之的书法高潮是在唐朝。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法书，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广泛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其实，在《晋书》撰成之前，欧阳询就在《用笔论》中评王羲之曰：冠绝古今，唯右军工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传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如出一辙。唐太宗之后，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评论王羲之说：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认为王羲之兼有钟繇正书、张芝草书之美。唐代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其飞白也……可谓飞白之仙也。明确地称王羲之为书圣。可见唐太宗的评价也不是他一人的观点，只是因为他是皇帝，所以影响特别大而已。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欢，可以从萧翼智赚《兰亭序》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其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太宗无奈。后来有个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进行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密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要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增加了人们对《兰亭序》的距离感与神秘感，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这对于书坛可能是遗憾的，对于王羲之也许未尝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等书法家无不受王羲之书法影响，于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军之情②的说法。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甚于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书法，对王羲之书法亦步亦趋，你看他书写的《晋祠铭》基本上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右军风骨。而且他广泛悬赏收集二王书法作品。据史载，唐太宗收藏御内的书法作品达2290纸，其中以王羲之的书迹最多。他还将褚遂良召入侍书，加以重用，整理、鉴别右军书法。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学习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书法从此受到社会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王朝以后，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推重备至。

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继唐太宗遗风宗二王的，在《淳化阁帖》中就可见端倪。《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中帖学书法的传统，它对以后的书法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功不可没。

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

宋高宗曾自谓：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③魏晋至六朝笔法，宋高宗什么都学，可见他学书极其用功。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④他对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情有独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⑤，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随意所适，而颇具佳趣的地步。御书《兰亭序》一本，勒石于宋兰亭天章寺。他从广泛临摹到专精《兰亭序》，其广榘博取的传统功底，锲而不舍的学书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职业书家。

虽然宋高宗专精《兰亭序》，但对待书法权威，他也曾大胆地提出质疑，决不迷信。他认为何延年说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如有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的话是说得过分了。他觉得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并不一定比《兰亭序》逊色，只不过这些数行数十字的信札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罢了，而《兰亭序》则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之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水平，更在于他提携和影响了南宋一代书风。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学《兰亭序》，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让宋孝宗学书。一时间，以高宗为中心，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高潮，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兰亭序》为中心的。

宋四家苏、黄、米、蔡，苏东坡少时日学兰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军难学，他们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个性，引领潮流。黄山谷甚至告诫时人，《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并提出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之眼目，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这与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脉相承的。

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兰亭序》的精妙释读之难，也可见文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用功之勤。

由于宋代这么多皇帝对王羲之，对《兰亭序》的重视，当时，士大夫的家里出现了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浙江绍兴兰亭王右军祠内墙上，至今仍保存着游相藏的《兰亭序》刻石)。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比唐太宗时期更有过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其他书法家没有这么幸运。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我认为，到宋朝为止，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风余韵

明代是继宋代以后又一个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朝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书，曾经诏求四方善书之土写朝廷的诏书及皇帝的特殊文告，这些人都被授中书舍人官职，舍人中又选28人专习二王法帖，并且尽出密府所藏古今法书，供他们临摹和赏玩。仁宗朱高炽也在万机余暇，留意翰墨，曾经临《兰亭序》帖赐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爱沈度之书，而沈度之书亦多从王羲之而来。神宗朱翊钧，少年时的书法就笔力遒劲，即位以后，也常常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等随意欣赏。

清朝建立后，虽然定满文为国家文字，但仍以汉民族文化为重，几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顺治皇帝自称亦临《黄庭》、《遗教经》二帖。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时日临《兰亭序》数遍，曾为兰亭御书《兰亭序》，并在兰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宽2.64米，所临《兰亭序》全文，不失右军之意，20个之字也写得各不相同，没有反复临写《兰亭序》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乾隆帝喜欢的赵孟頫书法，也是王羲之一脉的书风。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钩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和柳公权《兰亭诗》及《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阙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享诗》，命工摹刻在8个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题八柱册并序，分为8册，每册首题隶书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圆明园中。他又专辟一室为三希堂，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性命。

与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孙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许多，所以那个时期的整体书法是下滑的。

二、历代帝王为什么选中王羲之?它的积极意义

历代帝王为什么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为什么没有推钟繇、推王献之或颜真卿、褚遂良等等，要知道这批人也是有身份、有地位、书法成就很高的人。或者说：张芝、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等也曾被一些帝王所推崇，为什么没有推到书圣的宝座呢?为什么只有王羲之被那么多皇帝历代宝之?有那么多文人士大夫喜欢?为什么王羲之书法产生了恒久不衰的魅力?

艺术的发展史必然是一部创新史，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会走向衰亡。我认为王羲之被历代帝王与文化人看好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创新精神。由于东晋时期受老庄玄风的影响，加上当时仕族优裕的生活条件，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已经逐步从古朴、凝重转向妩媚、自然、适意、洒脱。东床坦腹⑥、雪夜访戴⑦等典故只有在那种时代才会被津津乐道。这种不入时俗、强调个性、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精神，也是魏晋士大夫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理解与追求，成为魏晋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王羲之不满意于当时书法用笔滞重，结体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以自己厚实的传统根基与胆敢独造的革新精神，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立了自然、适意、洒脱、流便的书风，使中国的书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由古质、走向今妍的关键性人物。

那么，是否仅仅创新就能打动这么多帝王呢?张芝、钟繇、王献之等等也都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家，他们为什么在与王羲之的比拼中最终退下来了呢?我认为更关键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王羲之温尔文雅、刚柔相济的书风确立后，由于它符合中和之美的要求，所以才会被历代帝王所喜欢，使历代文人学士奉为圭臬，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帖学的潇洒流美之风长期以来成为书坛的主流。这种影响虽然与帝王推崇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植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决定的。这种审美意识就是贯穿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庸观念、中和之美。中庸思想的包容性很大，所以王羲之书法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也极丰富，这种思想反映在书法上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自有它积极的意义。

而且王羲之的书学比较全面，他的楷书结体匀称俊俏，点画细微之处蕴蓄多姿。行书更加随意，不求笔画平正严谨，而是强调变化，使字里行间婉转灵动，变化多姿，写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书，特别是《兰亭序》万法齐备，炉火纯青，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至于草书，则是删除了章草中带有隶书笔意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使得转折处笔势连绵，流畅而富有韵致，开创了今草的新局面。

由于王羲之书法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后世学者可以从王羲之身上化身千万，得以发展。如颜真卿对王羲之的继承是以他不同于王羲之的面目出现的，米芾又不同于颜真卿，颜真卿和米芾无疑都是王羲之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还有，作为一个皇帝，推崇古代贤哲，理所当然，而推崇一个本朝土大夫就显得比较困难，很难想象唐太宗为给褚遂良写传论，把褚遂良的书法说得尽善尽美。艺术的推崇，需要历史的筛选与时间上的距离感，一般人们不敢把我们身边的高手与古代的贤哲相提并论，哪怕这个高手已经超过了古人，因为艺术确实需要时间来考验。

正因为王羲之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才走上了书圣宝座。

历代帝王在广度上、深度上如此热爱书法、热爱王羲之，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三、帝王对王羲之特别重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情有独钟，最终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它对中国书法史的积极意义是巨大的。但事物是要一分为二的。帝王独宗右军，加上朝臣附和，文人学士竞相推崇，容易造成千人一面，不利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历代帝王对王羲之的情有独钟，对《兰亭序》的顶礼膜拜，使一些人对王羲之及《兰亭序》书法达到了迷信与盲从的地步，这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认同权威的心理定势。以唐太宗时期为例，当时朝野崇尚右军书法，若论学王书的条件，真是极为有利，但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却只得了右军一面，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究其原因，是因为在顶礼膜拜的同时，人们丢失了王羲之藐视权威的独创精神，缺乏王羲之敢于比肩先贤的气概。人们不敢平视经典，人们总是仰视古贤，从而希望达到王羲之的境界，苦苦地心摹手追，胶柱鼓瑟，却往往苦不可及。至今仍有这样的人，希望临《兰亭序》临得一模一样，真是愚不可及，因为即使王羲之本人它日更书数十百遍，都没有达到兰亭曲水流觞时所书写的艺术效果，何况过了一千六百多年以后的你我，笔、墨、纸、心态都与王羲之不一样了，怎么写得像，又有什么必要写得像!?

也由于部分帝王及一些追随者对王羲之书法的浅表理解，使王书似乎越来越成了漂亮与甜美的象征，离梁武帝所说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感觉越来越远了。

唐初书家基本学王羲之，虽各具风格，但已走向温和。二王潇洒倜傥的魏晋风骨在唐代已减弱了。如果说，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还存有一些古雅气息的话，到元代赵孟頫则古雅少了，秀媚多了。至清代，由于康熙、乾隆不直接取法王羲之，而是极端喜好王羲之的徒子徒孙董其昌、赵孟頫的书风，从而满朝上下最终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馆阁体，使这种笔法与结字几无变化的死气沉沉的书体成了流行，使清代书法大有没落之势。

话得说回来，导致这些负面影响的，这并非王羲之之过，而是后学者缺乏创新和亦步亦趋的低能。

对王羲之书法的亦步亦趋只能使书法走向衰落，任何时候都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发展。

注释：

① 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② 见李煜《书述》。原文为：虞世南得其美蕴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而无蕴藉态度。

③④⑤见宋高宗《翰墨志》。

⑥见《世说新语雅量》。东床坦腹的典故：郗太傅在京口，遣民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民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又见《晋书王羲之传》。

⑦见《世说新语任诞》。雪夜访戴的典故：王之猷居山阴，夜大雪，瞑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间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