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国内包括网络上的有关文章仍然多受列宁左倾思想局限和斯大林冷战思维的影响，对考茨基的介绍没有公正客观地评价。这样做一方面对历史人物不公，更重要的将误导我们徘徊于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外，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进步。这里我们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对考茨基这样的一位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重新进行了介绍和评说。                  一、社会主义杰出的活动家                 卡·考茨基1854年10月生于奥地利帝国的布拉格，其父是捷克画家，祖父也是画家，母亲是德国人，演员和小说家。考茨基9岁时，全家迁居维也纳。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考茨基自幼怀有激进的亲捷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也同情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他很崇敬匈牙利民族英雄科苏特和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期，他感到欢欣鼓舞。从此，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开始阅读社会主义书刊和小说。特别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充满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给考茨基以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读了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他说从中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正面知识，并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公正平等价值的实现。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其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                 1874年，20岁的考茨基开始研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首先学习的是拉萨尔的著作。1874年秋，他在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他曾在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由于家庭的影响，考茨基也喜欢绘画和写小说。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学习《资本论》。同时还热烈地赞成达尔文主义。187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表，从此开始了他的著述活动。同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后，开始为《前进报》撰稿。1876年到莱比锡旅行时，同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过个人接触，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他的一个剧本曾在维也纳演出。这时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是多元的，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独衷，他回忆说：当时，我对马克思还抱冷漠的态度，我的经济学观点当时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性质。这时，他开始为维也纳的党报和莱比锡《人民国家报》撰稿。1879年，他曾给赫希柏格主办的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写过几篇文章，得到赫希柏格的赏识并被约请当了赫希柏格的助手。1880年1月，考茨基迁居苏黎世，在这里，认识了赫希柏格的秘书、比他大五岁的伯恩施坦，得到了很多鼓励和启发，二人情投意合，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881年3月，考茨基被派往伦敦，经常同恩格斯一起相处，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受马克思恩格斯偏执的影响，考茨基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简单地迷信马克思主义。1882年，考茨基被赫希柏格解职，重返维也纳。188l--1882年冬季写成了《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对本书的一些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但考茨基没有接受，相反，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在有些地方得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后来得出的结论……在恩格斯持有反对意见的诸点上，后来的研究都证明我是正确的。”                 1883年1月，《新时代》杂志创刊号出版，从创刊到1917年秋，考茨基都是它的主编。考茨基非常注意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动向，及时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                 1885年11月，考茨基迁居伦敦，继续出版《新时代》杂志，此时，伯恩施坦成了《新时代》的撰稿人。在恩格斯指导下，考茨基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如：1887年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9年发表了《1789年的阶级矛盾》(后改为《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1890年迁居斯图加特。为了宣传五一节，1890年发表了《劳工保护，特别是国际劳工保护立法和八小时工作制》。1891年，在恩格斯领导下，由考茨基、伯恩斯坦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才在德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元错误的情结也确立下来，直到1980年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才把马克思主义最终从指导思想的神坛上搬下来而仅作为理论基础之一。考茨基草拟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后来，又受委托，于1892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三、马克思主义教皇—第二国际主要领袖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逐步获得成功，使得恩格斯晚年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平渐进方面，而不是革命方面的理论。并且宣布，1848年的策略在各个方面都过时了。恩格斯在1985年逝世前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指出暴力革命战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危害，他说：“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的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在两个世纪之交，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国际性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当然，恩格斯在侧重于和平议会道路的时候，没有忘记“革命权”，以防不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坏处作想，向好处努力。以后的发展说明，恩格斯的担心后来没有出现。其原因是当时德国政府顺应潮流，逐步接受民主政治。直到1933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不是恩格斯所担心的资产阶级了）用暴力手段上台时，显示了恩格斯警告的先见之明和策略的周到（美国至今允许公民拥有枪支，使公民对政府不轻信和保持警惕）。                 1889年2月，在恩格斯的努力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在海牙召开筹备会。接着，在7月14日纪念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的那天，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宣告成立。第二国际确定主要任务是运用在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壮大工人队伍的力量，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1893年苏黎士代表大会上，倍倍尔、考茨基等人要求决议中增加政治权利和立法机构，以促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夺取政权。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主要首领是马克思主义派,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伯恩斯坦同考茨基一起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人。倍倍尔作为莱茵议会的议员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和伯恩斯坦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者。考茨基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担负起保卫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重任。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伯恩施坦的一系列论文。那时他还坚持阶级冲突，写了几篇批驳伯恩斯坦的论著，认为改良只是一种策略不能改变冲突，民主权利的保障不能取代革命，他的目标始终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不一定非采取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但必须有受压迫人民的积极参加，而且“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荡不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愤恨的不断加剧的后果，不是建立在现在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但是倍倍尔和考茨基也认为，如果伯恩斯坦生活在德国就不会写出那样的文章了，换言之，在德国民主社会党尚处于非法地位（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才取消），还不能走改良的道路，但是在英国法国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选择改良的道路是可行的。他说，马克思在20年前就说过，英国有可能实行和平过渡，德国军国主义和官僚统治仍然很严重，没有真正的议会制民主。（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指出，先实现民主，后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公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