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文明？

海德格尔讲：从词根上找哲学。现在，我们就从词根上看“文明”是什么。“文明”和“文化”是两个词义相近的概念。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的cultura，本指“耕作，居住，教育，尊重”的意思。文明-civiciz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civivs，原是“城市国家的，公民的，国家的”意思。

从词根上可以看出，文化主要指人的生活，文明则是针对人的“社会性”而言的。梁漱溟先生讲，所谓文化，“不过是人们生活的样法罢了”一语可谓切中要害。较之“文化”一词，“文明”一词的内涵要少，“文化”一词涵盖了“文明”一词的内容。人是社会化才能生存的动物，而“文明”则是对人的“社会性”的描述，它与“野蛮”一词是对立的。关于“文化”、“文明”的定义多种多样，仅“文化”一词，正式出版物中，定义就有160种之多，其间不免存在歧义。在本文里，我们是从词根上理解“文化”与“文明”一词的，关于“文化”我们作梁漱溟先生的理解，而“文明”，在我看来，则是对人的“社会性”的描述。

2、人类二元文明的生物学原因。

以肤色等外在标识来划分，我们人类划分为三大种群。即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尽管种族不同，但我们人类之间可以混血。单从可以混血这一点看，即可说明我们人类是同源的。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研究人类的文化、文明应从这个整体来把握。

生命的基本意义有四。一曰“生存”，二曰“延续”，三曰“提高”，四曰“永恒”。所谓“生存”，就是每个个体生命都有维护他生命的本能。当然，要“生存”，必须获得一定的物质支持，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生命是不能存活的。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足见经济基础的重要。所谓“延续”就是生命繁延的能力，此与“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弗洛伊德视“性”为文化的主要动力。所谓“提高”，就是泛指人类的艺术活动。艺术活动是生命提升的重要手段。艺术审美有二。一是创作本身，二是欣赏。艺术化的创作本身与人的生命机体有一种契合感，从而使人产生美感。一切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东西都具有欣赏的价值，人们之所以欣赏，是满足了人们“提高”的欲望，从而产生一种美感。在此，我们所言的艺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单指给画，音乐、舞蹈等狭义艺术本身，其它如比赛、冒险、英雄崇拜等等，都属于艺术审美的范围。我们从事一项活动，这项活动与我们生命机体有一种契合感，使我们感到美，即可视为艺术审美。凡是他人强之我们的东西，我们对此欣赏，赞叹，崇拜也是一种艺术审美。美国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们更多地是追求“成功”。所以，在美国，亿万富翁并不是人们的偶象，人们更多地是追求个人的成功，人们更崇拜英雄，这事实上是一种艺术审美。

人类是万物之灵，我们之所以进化成一种高级的动物，是我们人类自身有一套促进生命进化的机制。我们为什么反对“克隆”人，因为“克隆”是违反生命伦理的。所谓“克隆”，只是生命的机械重复。而两性繁殖是通过两性基因的重新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是多种多样的，从而使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有他的独特性，生命就是在这种多样性的选择中实现了他的提高。

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的生命形式，他不仅慈幼，而且敬老。而动物仅有慈幼的一面，敬老是生命的高级阶段。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生命，他还有永生的欲望。这就是宗教产生的原因。宗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只有人类这样一种高级生命形式，他才有永生的欲望，而宗教则能给人类提供这样一种终极关怀。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来界定未来世界的政治格局。无论是“冷战”，还是“冲突”，都是强调了一种对立性，而这种对立性正是促进我们人类进化的有效机制。亨廷顿在他<<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有一段话。也强调了这种对立的天然合理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我们需要敌人。”(135页)

人类文化(文明)的二元结构形式是基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原因。人是不同的。人的不同，不仅在肤色的不同，人的性格，气质也是不同的。而人的性格，气质的不同又导致了人的价值观，审美观，生存方式的不同，而这又导致了文化(文明)的不同。

大量的归纳研究表明，人的性格、气质与“血型”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就是说，人的性格、气质的不同可以归结为“血型”的不同。这主要是日本学者大量归纳研究的结果。

人类的“血型”可分为四种，A、B、O、AB。其中A、B两种血型是基本血型。有了这两种血型，即可生成四种基本血型。而大量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规律，就是A血型和B血型刚好是两种性格相反的人，从而使人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文明)路向。

B型文化：感性的、形象的、情绪化的、动感审美。始创性强，善于尝试新生物，是文化的始创者。其社会性(“文明”)方面，追求大一统，暴力原则。个人能力偏重于治“物”。

A型文化：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情思审美。善于吸纳，累积，是文化的成型者。其社会性(“文明”)方面，宗血，契约观念。个人能力偏重于治“事”。

孔子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亦可作为两种血型在性格上的大致分野。“智者”代表了B型人，“仁者”代表了A型人。

3、何为人类文明的二元结构形式。

首先从“奴隶制”说起。人类的“文明”(有组织的社会性)起源于“奴隶制”。人类文化的发展亦得益于“奴隶制”。对此，恩格斯、尼采都有过阐述。恩格斯：“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反杜林论》)，同时，尼采也认为“任何真正的文明都需要奴隶制”。

奴隶制体现了“暴力原则”，是B型文化的产物。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都是奴隶制文明。当然，独中国文明延续至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文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二元文明的结构形式。B型文化的夏人孕育了法、墨的思想。A型文化的商人孕育了儒、道的思想，正是这两种文明交替支配着中国的历史，使得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古埃及、巴比伦的奴隶制文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希腊文明(文化)正是在古埃及、巴比伦的基础上孕育形成的。

希腊文明孕育了科学思想。什么是科学？有两点，一是分析的方法。“科学”之“科”字即含有“分”的意思；二是理性的精神。应当说，科学的分析方法源于B型文化，科学的理性精神源于A型文化，科学思想是人类二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而这正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完美性。

真正研究过科学的人，都知道数学对于科学的影响。科学的分析方法源于数学精神。科学的数学精神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同中国古代的墨家学派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是一种B型文化。(当然，对此需要有专门论述，在此我们只作这个结论，因为篇幅所限。)

B型文化对自然本体的把握，正如毕达哥拉斯所言：“一切都是数。”

A型文化对自然本体的把握，正如《易经》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

当然，所以在此谈及“科学”问题，是有感于“数学公理化”在科学界的曼延，这是片面的，也是非理性的，科学必须回到“理性”。

我们知道，代表当今科学文化最高成就的是西欧(包括北美)和日本。而日尔曼民族、大和民族恰恰是没有创立过奴隶制文明的人，他们今日的文化恰恰是吸收他人文化的结果，无非是更善于吸纳、累积、成型罢了，这是一种典型的A型文化。面对这样的文化优势、盛气凌人，唯我独尊，是浅浮的，短见的。须知，人类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离开了这种二元结构，文化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面对萨拉姆的专制，美国人委实看不下去。但是，没有奴隶制文明，也许日尔曼人仍处于蛮族状态，他们的开化，曾得益于这种专制。但是，二元文明的对立性，也决定了冲突的必然性。“为了肯定自己，找到动力，我们需要敌人。”这就是人类不断进步的理由，也是我们所以为万物之灵的原因。

“一阴一阳谓之道”。何为“<<易>>”？“易”就是“变化”。“变”是永恒的，关键是要知“变”。须知，物或因相异而相吸，亦或因相同而相吸；物或因相异而相斥，亦或因相同而相斥。这就是自然界的辩证法。萨拉姆今天是美国的敌人，或许明天他会成为美国人的朋友。“秦亡而楚汉争”。.<<易>>之道，在识“变”，正如亚圣所言“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4、展望二十一世纪

如果说十八世纪是“理性”的世纪，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廿世纪是对这种“理性”的反动，廿世纪，在科学上，则是“数学本体论”思想的泛起，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确立了“非决定论”的认识论思想。在艺术上，则是普遍对经典传统的反叛。社会政治上，廿世纪则是社会主义蓬勃兴起的世纪，公有制的大一统原则和暴力主张，使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新世纪伊始，世界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虽然现在还听不到“回到理性”的呼声，但世界却在悄悄地“向右转”，传统和经典，重又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美国，保守的共和党人重掌了政权。在西欧，各种右翼组织纷纷登台亮相，法国业已实现了右的总统，右的政府的单一政治模式，结束了右、左分治的局面。在德国，左翼的社民党总统施罗德支持率在下降。在俄罗斯，普京则彻底摒弃了叶利钦极端非理性的为政作风，以稳健的风格向西方靠拢。在日本，则一直是右翼政党执政，小泉内阁唯一比较左倾的田中女外相，也不知何故去职。唯一比较例外的是中国的台湾，一贯保守、右倾国民党人则失去了政权，而有“街头政治家”之谓的陈氏水扁却成了“总统”。在此世纪风云交汇之际，不由使人想起百年前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秦因暴得之，亦因暴失之，但他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却一直泽荫后世，与当今印度的比较，我们更能体会到这一点。秦以后，两汉尊孔，魏晋崇“玄”，隋唐礼佛。儒、释、道实是一也，理性精神持续了近千年。直至唐末黄巢起义，才彻底打倒世家门阀的制度。过五代十国的混乱，到北宋才又有儒学的再度复兴，宋、元、明、清，儒学又兴盛了近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对儒学的反动才达到极点。大约是一千年一个周期。

现在，我们又进入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伴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向右转，作为对廿世纪的反动，“回到理性”，将是廿一世纪的基本主题，人类或许又要步入一段漫长的理性时代，这不仅是新世纪的主题，也将是新千年的主题。人类就是这样，有建设就有破坏，然后在废虚上进行更好地建设，由此，不断推动着人类的进步。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有他存在的理由。人类需要不断地进步，因为这是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