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尔认为,解释学是关于与本文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他希望使解释学认真地讨论本文,由符号学而成为释义学。解释学的中心难题是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灾难性的对抗。“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寻求某种互补性,将在认识论上表现出被本文概念所要求的这种解释学方向的重新确定”[1](Ｐ42)。显然,这是与浪漫主义的解释学所不同的。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的“语法的”解释和“技术的”解释的二元区分,还是狄尔泰的自然的说明与精神的理解之间的对立,都无法解决这一解释学的难题。而利科尔的解释学理论却能成功地解决,并且通过本文的概念使解释学理论发生重大的转向。本文的概念“使解释的重点从对隐藏着的主观世界的情感性研究转移到作品本身的意义和指谓上来”[1](Ｐ46)。

利科尔认为,狄尔泰使解释学和历史结合起来。将他的解释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使解释学的问题从属于理解他人的心理学问题。理解就是通过本文来理解作者或历史的天才人物的生命精神。理解活动仍然主要还是心理学的,因为“它没有把本文所说的‘东西’而是把本文所说的‘人’看作是解释的最终目的”[1](Ｐ51)。

利科尔把这种解释学称之为“回忆的解释学”。弗·詹明信称之为“肯定的解释”,其“目的在于恢复某种原始的、被遗忘的意义”[2](Ｐ746)。因此,本文在这里是作为理解他人的生命精神的符号中介来实现的。本文是生命精神的客观化表现。然而本文在这里只能是一种临时性和表现性的现象,本文背后所包含的生命精神才是理解的最终目的。利科尔认为:“必须抛开解释学与那种向其他精神生命移入的纯心理学概念之间的联系,本文不再向它的作者方向展开,而向其内在的意义和它所揭示与发现的那个世界的方向展开。”[1](Ｐ52)这正是利科尔本文解释学的本义。

利科尔认为,解释学内部存在两次转向:一是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二是从方法论到本体论。前者以狄尔泰为代表,后者以海德格尔为代表。本体论的解释学认为,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而在狄尔泰看来,解释学的如何理解他人的问题一直是占据人文科学的中心问题。他的解释学的基础是心理学,而海德格尔的理解本体论则是对“在世存在”的思考。这样就使理解“非心理化了”。“在世存在”揭示了此在的生存论情境,这一情境决定了理解的本体论结构。海德格尔称之为“解释学循环”。理解就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由此海德格尔完成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但利科尔认为,海德格尔仅仅是转移了而并未解决解释学难题。通过使理解从属于能在的基本结构

海德格尔成功地回避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然而理解和说明的问题仍旧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则开启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运动。利科尔认为,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概念包含着某种“间距”因素,尤其使他的“视域融合”概念提供了参与化和间距化的辩证关系的范例。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利科尔超越本体与方法、说明与解释的起点。利科尔的解释学正是在海德格尔、尤其是在伽达默尔的启发下,才成功地坚持了所属与间距、传统与批判的辩证法;才提出了本文的解释学理论,真正的解决了解释学难题。

二

然而,伽达默尔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和历史性的问题,并将它们作为解释学的首要经验。利科尔则认为本文和注释的问题才是解释学的关键问题。本文引入了一个生产性、实证性的间距概念。在利科尔看来,本文更像主体间相互交流中的范型。它展示着人类经验的历史真实性的根本特征,即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进行交流。利科尔从以下五个方面构造了本文被信守的标准1)作为话语的语言的实现。(2)作为结构性工作的话语的实现。(3)在话语中和话语的作品中说与写的关系。(4)作为语境的映射的话语的作品。(5)作为自我理解的中介的话语和话语的作品。

话语,表现了间距的原始类型,间距是其他全部特征的可能性条件。话语语言学(同作为体系的、符号的语言语言学相对立的)是利科尔理论的基础,它以句子作为话语的基本单位。句子的语言是包含在事件和意义下面的,它形成了本文理论的起点。利科尔认为话语有四个特性1)话语常常被暂时和现实地实现。(2)话语是“自参性”的,即话语是由它的谈话者借助指示系统进行的。(3)话语总是关于某事的。(4)话语包含着信息交换,因此,总要有其语境和对话者。这四个特性一起构成作为事件的话语。

话语是语用学层面的语言的运用。话语既作为事件又作为意义,它是事件和意义之间的张力和间距。这种张力和间距导致了作为一个作品的话语的产生,说和写的辩证法,和那个丰富间距概念的本文的全部特征。这一点利科尔说得明白:“正是在话语语言学中事件和意义相关联,这种关联是全部解释学问题的核心。”[1](Ｐ137)语言作为一种瞬时的信息交换事件表现为对话现象,而意义则涉及到意向性外化的全部方面和全部层次,这种意向性外化又使谈话的外化成为可能。事件借助意义的超越是话语本身的特征。它证明了语言的意向性、意识的后续者和意识对象内部的关系。

作为结构性工作的话语的实现表现为作品。因为话语的作品表现了能使结构性方法用于话语本身的组织和结构的特征。在结构性作品中的话语客观化要求我们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进行说明,从而使说明成为理解的必由之路。利科尔因而解决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对立。

书写使本文获得了相对于作者的独立性,本文在这时被“解除语境关联”,使本文的语境打破了作者的语境。这样,书写造成了本文和作者之间的间距,也造成了本文的意义和心理学意义的间距。因此狄尔泰的心理学化的、历史真实化的解释学就变得不再可能。那么,解释学还剩下什么需要解释呢?利科尔认为,“解释就是解说在本文前面展开的世中之在的类型”。[1](Ｐ145)解释必须面对我们生存情境中的可能之在。本文在这时需要被“重建语境关联”。本文的语境相关是通过阅读行为来实现的。

利科尔认为,自我理解必须以本文作为中介。理解就是在本文的前面理解自我。我们只有通过本文中才能认识自己,自我是由本文的“质料”构成的。自我理解必须经由对作为纯粹“我思”主体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才能达到。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是对主体幻觉的批判。它是和本文解释学的自我理解的要求相一致的。正如利科尔所说:“在这里解释学和反省哲学是相关的和相互的。一方面,自我走过了理解文化记号的弯路。另一方面,理解本文不是以它自身为目的,它调解自我和一个主体的关系……简言之,在解释学的反省中,或反省的解释学中,自我的构成和意义的构成是同时的。”[1](Ｐ162-163)

经过以上的严密分析,利科尔指出,本文的概念可以补充“说明”和“理解”两个概念,从而超越二者的对立。利科尔区分了本文的含义和本文的意义。前者指本文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关系;后者指本文的语义可能性的实现,是本文的现实化、当下化。本文的现实化使本文重新向一个语境和主体运动。利科尔强调本文的意义。本文的含义是通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阅读来获得的,它属于说明的模式。它是本文的静力学分析。本文的意义是指本文的开放性、本文的重新语境化。它是本文在谈话中的实现,本文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读者的过程。它属于解释的模式。它是本文的动力学分析。二者解释了本文的不同方面和维度,但并不是对立的。利科尔认为,说明就是对本文进行结构分析,而“结构分析是朴素的解释是和批判的解释之间、表层解释和深层解释之间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一个必然的阶段,那么把说明和解释沿着一个唯一的解释学的弓形排在一起,并且在一个全面的、作为意义发现的阅读概念中将说明和理解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整体化看来是可能的。”[1](Ｐ165)

这样,利科尔根据本文的符号学维度和语义学维度,提出了他的本文解释学的结构分析的静力学说明的维度和开放的动力学解释的维度,并将说明作为解释的一个必然阶段而超越了二者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利科尔提出了新的解释概念:“解释就是把自己置身于由那种被本文支持的解释关系所指出的含义中。”[1](Ｐ168)解释是一个动力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对象—记号—解释物系列之间的三角关系。其中对象就是本文自身,记号就是由结构分析揭示出来的深层语义学,解释物系列是由解释同一体所产生的许多解释组成的,这些解释物系列就是被本文所支持的解释关系。解释关系通过本文的重新语境化和现实化来得以建立并确认本文的含义。基于这种理解,利科尔指出了解释学的中心问题。(1)解释的应用范围。(2)解释的认识论特征。认为书写—阅读关系与谈话—聆听关系的间距是解释应用范围的最一般特征。利科尔认为书写优于谈话。解释的认识论特征主要是关于解释与说明的关系问题。利科尔认为解释包含说明。 三

本文和隐喻的关系的探讨是利科尔的本文解释学理论的深化。本文和隐喻的共同基础是话语。区别在于二者的范围不同,本文的范围是作为“作品”的层次,隐喻的范围是作为“言词”的层次。本文的语境关联面向实在,面向读者的当下情境。隐喻就是多义词的一种可能意义的实现,就是语词的意义语境的变化。根据二者的辩证关系,利科尔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在‘含义’及‘含义’的说明层次上,把我们从隐喻引向本文,然后,在作品指称语境和自我的层次上,即解释的层次上,从本文走向隐喻。”[1](Ｐ176)然而,利科尔并不满足,他认为,对整体作品的解释是由隐喻来说明的。因为,隐喻的能力是和诗的创造能力相联系的。作为整体作品的意向性,这正是本文的重新语境化的关键。

因此,解释在本质上是关于作品揭示语境的能力,作品或本文为自己创造潜在的读者的能力。这就是本文的意向性。而理解就是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接受放大了的自我的过程。本文作为意义的客观化是作者和读者的中介,作为这种中介的补充概念是“占有”。占有意味着将最初异化了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看待”。它不仅是本文的间距的补充,而且是自我的放弃的补充。

利科尔通过系统阐述本文的概念,开始了从语义学向解释学的过渡。本文是话语构成的作品,它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不能分解成构成它的句子。此外,本文还是一个“书写”的作品,它使本文离开了言谈话语的实际情况,产生了“间距化”这一本文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利科尔区分了四种间距化1)所说的意义表达和对所说的事间距超越。(2)书写的表达与原说话者之间的间距。(3)书写的表达和原来听众之间的间距。(4)本文的称谓范围和言谈话语指称范围的间距。因此,正如《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的英译者汤普森所说:“利科尔的解释理论的主要特点能从书写话语的特点中派生出来。”[1](Ｐ15)前两种形式的间距化意味着本文的客观意思不是其作者的主观意向,而是别的东西。因此,理解问题不需要回到作者的意图就可以解决。后两种形式的间距化使书写的话语不受对话者和对话情境的约束,可能会引发对本文的两种态度:一是把本文指称范围看作是自我封闭的世界,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本文的意义。对本文进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说明。二是寻求本文面前暴露出来的世界,不是本文的内在建构,而是这一建构所指向的某个可能的世界。在这一层次上,理解就是从说话本身过渡到这些话所说明的事物。在此,利科尔以结构主义为中介,以语用学的话语行为理论在重新发现意义的阅读过程中超越了说明和解释的对立。

利科尔的解释理论延伸到了历史—社会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利科尔认为,行动即可以被看作是本文。人类行动也表现出某种意义和具有某种指称,它也拥有内在结构以及某种可能的世界,即人类的某种潜在存在方式,这种方式能通过解释过程得以说明。既在某种传统之中又与其保持一定的间距,这种归属与疏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把解释学理论扩展到历史领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解释理论重新肯定了解释学和思辨理论的联系。思辨不可能脱离对某种文化传统的解释。思辨不是纯粹的主体的“我思”,思辨的主体必须首先属于一个“我在”的文化传统,然后才能进行“我思”的活动。在进行认识论的我思之前,必须进行本体论的解释。

利科尔认为,解释哲学必须在康德的反省哲学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解释学就其保持理解意义和自我理解的联系而言,它是反省哲学的继续。但它又包含通过本文的中介对主体幻觉的批判,因此,它又不是“我思”的解释学,而是“我在”的解释学。因此,在主观唯心的先验知识和客观唯心的绝对知识之间,利科尔的解释学确实具有辩证法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