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大学》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张载《西铭》

一、建筑与存在：从海德格尔的伦理之思出发的一种可能性

海德格尔曾经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把伦理学（Ethik）带回到ήθος（伦理）的原初经验即居住上面来。这封写于1946年的书信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所做的关于居家和建筑主题的一系列现象学沉思的序曲。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广为人知一个提法是“语言是存在的家”。为什么说是一个“家”？这个决非仅属隐喻的本质性提法本身即在暗示着一种居家和建筑之现象学的必要性；或者说，从此之后，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考——尤其是其中关于系词Sein的思考——不再仅仅是“存在论的”，而且是相关于一个“家”及其生活世界（habitatio, ήθος）的，也就是“伦理学的”（ethical）。这正如海德格尔自己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所预告的那样：“谈到存在的家，这幷不是作形象的引申而把‘家’引申到存在上去，而是从按照事情来被思过的存在的本质出发，我们终有一天将会来思‘家’和‘居住’是什么。”[2]这个预告在后来的“‘……人诗意地栖居……’”（1951年）和“筑·居·思”（1951年）等演讲中得到了实现。

在1951年的演讲“筑·居·思”中，海德格尔通过追溯到古高地德语的词源学考证进一步把存在论带回到居家建筑的原初经验。我们也许可以说，在那里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一种从建筑现象学-伦理现象学而来解释存在论的可能性。在那篇演讲中，海德格尔说道：

“筑造，即buan、bhu、beo，也就是我们德语中的‘是’（bin），如在下列说法中：我是（ich bin），你是（du bist），和命令式bis、sei。……‘我是’、‘你是’意味着‘我居住’、‘你居住’。我是和你是的方式，即我们人据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乃是Buan，即居住。所谓人存在，也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也就是意味着：居住。古词bauen表示：就人居住而言，人存在；但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爱护和保养，诸如耕种田地，种植葡萄。这种筑造只是守护着植物从自身中结出果实的生长。”[3]

在这里，海德格尔岂不是已经向我们表明：建筑-伦理-现象学是比存在论更为根本的东西？在这些融会存在论与伦理学于一体的深沉思想中，我们看到一种本原意义上的居家建筑现象学的可能方向。这种居家建筑现象学之本原性是如此之甚，以至于有必要在“第一哲学”的意义上予以根本的考察。而如此一来，我们的探讨也许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尝试着超出海德格尔曾经思想过的范围。

二、建筑与现象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建筑现象学？

然而，以“建筑现象学”这个名称命名的思想，无论对于建筑来说，还是对于现象学哲学和美学来说，至多不过是一种极为边缘的和细节的考察罢了。现在，这种极度边缘的和细节的考察竟然声称要“作为第一哲学”？如果我们暂且相信这么说的人幷不是为了耸人听闻的话，那么，他会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将现象学的方法应用于建筑物的观察”，这是人们对于“建筑现象学”这个词的颇有理由的第一印象。但是，如果在这里作为思想之主题的乃是“作为第一哲学的建筑现象学”，那么，一方面，现象学对于思想来说就绝不仅仅停留为一种可以随便应用于任何观察对象之上的“方法”，另一方面，建筑也绝不是在任何一种对象的意义上被加以“现象学的”或者其他方式的观察。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建筑现象学中，无论“建筑”还是“现象学”都还不是现成的，或者说，都还是有待“建筑”的。这将隐隐地提示着：无论建筑还是现象学，它们作为人类的活动，无论偏重“物质方面”还是“理智方面”，都是一种筑造。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建筑作为人之为人的人类生活的基本现象（phenomenon）、基本能力（dynamis）和基本习性（ήθος），无疑为现象学这样一种智性的构造活动提供了生活世界的基础。

现象学也许是人类理性的建筑技艺？而且是专事奠基的建筑技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展开和进入一个全新的问题领域，与传统现象学的考察方向截然相反的提问方向：即，要求我们在对“建筑”进行“现象学考察”之前，面对建筑，我们是否应该反过来提问：如果不是从建筑-伦理（building-ήθος，建筑习性）出发的话，那么现象学何以可能？

由这个问题所提示出来的广阔领域或许可以被称为：关于现象学的“建筑学考察”？这也许是关于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的严格科学的考察？这个考察的独特的严格性将在于：在建筑现象学里，首先不是建筑，而是现象学本身——连同其全部的方法、兴趣（Interesse）和价值预设——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作为第一哲学的建筑现象学”的提法中，所谓“第一”将体现在：这个名称中的“建筑”一词不但用作名词，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动词。作为动词，“建筑”在现象学哲学的考察中将不再仅仅作为被动的、静止的对象因素，而是主要作为能动的、解释的一方，参与到建筑现象学的思想探索中来。以此，建筑现象学才是现象学之前的现象学，是建筑现象学的现象学，是第一哲学。

三、存在与好好存在：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孰为第一？

“存在”素来被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第一问题。一般来说，所谓第一哲学就是关于存在（τό όν）的考察，即ontology（存在论）。虽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久已被遗忘，从而存在问题蜕化为关于存在者总体的形而上学考察；但是，即使存在者问题也仍然不过是存在之为存在问题的流变的形式，它终究是归属于变化了的、次一级的存在论范畴。诚然，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终身不懈的重新追问，已经把存在问题从它的蜕变的存在者总体形而上学形态拯救回其原初的作为存在的存在问题的形态，从而复活了古老的关于存在本身问题的存在论；但是，这种对于存在本身或存在之为存在的存在论考察，是否就是第一哲学的考察呢？

如果我们的运思空间仍然仅仅限固在存在论的问题领域，那么，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考察无疑就是必须在第一位加以考察的问题了；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意识到任何一种存在论的运思空间幷非独立自存，而是无往不在伦理（ήθος）的生活空间中才得以展开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思忖：是否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之前必须首先有一个孕育存在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加斯东·巴士拉（Gaston Bachelard）曾在其先驱性的建筑现象学思考把这种比存在论的存在还要原初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存在称为“好好存在”（être-bien）：

“生命（生活）已然好好开始了（commence bien），在房屋之温暖的怀抱中，在其密藏和庇护中开始了。……从我的观点看来，从一个现象学家的眼界看来，那种从“被抛入世界”的存在开始的意识的形而上学是第二位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错失了更原初的东西，在那个原初之处，存在是好好存在（l’être-bien），在那里人之存在还被安置在好好存在（être-bien）之中，这个好好存在（bien-être）与存在有着原初的关联。……”[4]

重新阅读和思考这样一位“偏离正统的”现象学家的话，是为了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在主流现象学传统中，从它最原初的提问角度开始，是否就已经受着它作为正统的特定角度的制约而忽略了某些同样原初的、甚至更为基本的原-现象（Ur-phänomena），从而使得这个“正统”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是“有所偏斜的”、“有角度的”？这诚然是任何一种思想方式——只要它不得不是“一种方式”——不可避免的处境。但是，只要这种方式自称为“现象学的方式”，从而必须应和于“面向事情本身”的至高要求，那么它就一刻也不能以“不可避免的视角之局限”为借口而放弃哲学对于真理的精诚而勇毅的追求。由是观之，当我们借由另一种偏斜的角度以切入正题的时候，我们所意愿者，决非挑起两种角度的意见之争，而是为了“切磋”和“琢磨”[5]真理。

四、“在……之间”的能死与能生：屋檐下的好好存在

在上面的巴士拉引文中，有两块值得我们切磋和琢磨的玉石，两个意味深长的表述：“commence bien”（begins well），“être bien”（being well）。这里的bien或well几乎是不可能被翻译为汉语的。在这里翻译的困难和表达的困难标识着思想的困难。思想已经开始，思想是可能的；然而，思想追溯思想的可能性的开端也是可能的？我存在着，我反思我的存在，我反思我的存在何以可能；然而，我对我之存在何以可能的反思何以可能？难道不是因为我已经存在，我已经“好好地”存在着，然后我才能反思，反思我的存在、那已经开始的和好好的存在？一切早已经开始，好好地开始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创世记》）

已经开始的存在和好好的存在，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反思里叫做“自然意识”：但这其实不是意识，而是存在。在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现象学里，已经开始的存在和好好的存在被称为“常人的生存论状态”，非本真的浑浑噩噩的状态。这个浑浑噩噩的常人既未在其经验中让他的“被抛入世界”这一状况明晰起来，也未能让“先行到死中去”的经验在其日常生存中专题化出来。而一个本真存在的Dasein则应该是异常清醒的：他是被抛入世界的，他是能死的。“能死”之“能”标识着“先行到死中去”的积极性：生活的积极性。“能死”之“能”把“人生”或“一生的时间”撑开为一个“之间”，使得Dasein之Da成为一个富有张力的生存境域。[6]这个境域不必朝向一个永恒的超越之域而就其自身而言便是充满朝向性、充满张力的。Dasein的在世之在非必是有明确趣向的，但它必定是处在一种原发的兴发态势之中的。

然而，正是这种原发的兴发态势——这岂不就是在汉语思想传统中以“仁”字所命名的？——提示我们：Dasein非但是能死的，而且是能生的。“能生”意味着Dasein之展开为“之间”的本真时间性决不是能够在单方面的“向死存在”中展开的“一生时间”，而只能是在能生-能死中向着生-死两端敞开的世代生成的时间（generative Zeit）。[7]那种单方面向死亡而敞开的仅此一生的时间性，虽然被海德格尔称为Dasein的本真时间，但是在我们看里，宁可称之为荒漠时间。荒漠时间乃是非-时间，是时间人类对荒漠存在的移情虚构。整个《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思想也许不过是对这样一种荒漠时间的虚构。而在我们看来，即使荒漠时间性的虚构，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仍然在于人是能生的、能建筑的，即使所建筑的房子不过是海市蜃楼。

由是观之，我们还会发现，所谓“被抛入世界”对于人来说从来就不是被抛入一个赤裸裸的荒蛮的世界，而是降生/被降生[8]在一个人类的家庭；而且无论多么简陋，这个家庭必定居住在一所房子或者类似于房子的居所空间里。居住、家庭、生育，这是最基本的原现象。“家庭是人类的第一个世界。”[9]这个世界是一个时间-空间或世-界，因为它是一个意义的建筑，一个敞开时间-空间的建筑。无论“原始”或者“高级”，建筑必定是一个文化的世界。一个孩子降生的家庭，无论其文化程度有多高，它都是“有文化的”，它必定是已经处在一定的伦常礼俗（ήθος）之中而且已经受之习染教化过了的。在一个小孩降生之前，在他个人的“生存”开始之前，“文化生活”早已经开始。家庭早已存在。这个存在不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是“好好的存在”（bien-être）。好好的存在是居家过日子的存在。

这个“已经发生的”“好好存在”非必是真的好，它极有可能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孩子降生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甚至一降生就惨遭遗弃。但即使在这些情形里，这个孩子也不是被抛向一个非人间的赤裸裸的“世界”。在一种元伦理学的意义上，这个好好的存在为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无论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居所，只有在此居所中，一切或好或坏或幸福或不幸的存在方才得以可能发生。这个居所不是存在，而是好好存在。不是存在给出居所，而是居所给出存在。因此，第一哲学不是存在论而是伦理学，而且是作为建筑现象学出现的伦理学。 五、“Es gibt Sein”：给出赠礼的伦理行动为存在论的存在奠基

在上面的引文中，巴什拉说：从“被抛入世界”或存在开始的哲学已经是第二哲学了；而第一哲学是从房屋或好好存在开始的。“房屋是人的第一个世界。”建筑现象学是第一哲学。

但是，存在何以是第二位的？好好的存在何以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存在怎么会有好好的存在？或者说，如果没有世界的存在怎么会有房屋的存在？存在显然为好好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前提，恰如世界的存在为人间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基础。房屋必须建立于大地之上。

然而，让我们来仔细分析这些说法：

一、“有存在，然后才有好好的存在。有世界的存在，然后才有房屋的存在。”

二、“房屋必须建立于大地之上。”

首先：“有存在，然后才有好好的存在。有世界的存在，然后才有房屋的存在。”这里使用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平常说法：“有存在”。其德语形式“es gibt Sein”曾经由海德格尔在其《时间与存在》的演讲（1962年）中作过深刻的思考：“在西方思想之初，存在（Sein）就被思了，但是，“有”本身（das Es gibt als solches）幷未被思。”[10]应该说，通过Es Gibt、Gabe、打叉的Sein以及Seyn和Ereignis等思想的艰苦努力，后期海德格尔是在努力走出西方传统的存在论思路。但是，“有存在”之“有”，这仍然是一个存在论（Ontologie）——或根据更字面的翻译“是论”——的陈述？在这一点上，后期海德格尔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通过Es Gibt的思考，他已经意识到这已经不再是关于系动词sein（einai，是）的道说（logos），而是关于动词“给出”（geben）的道说。而给出（geben）是赠礼(Gabe)，是礼物（Geschenk），这不再是存在论的思辨，而是伦理的行动。

根据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理解，存在本身已经应该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原本基础了，但是，它竟然还需要在一种伦理学的意义上被给出？犹如，我存在着，然而首先，我必须被出生，被出生在一个屋檐之下？被作为生命的赠礼赠予一个家庭？然后，我才是“存在的”？这是否意味着：ειμί（我在）必须以γίγνομαι（我[被]生[11]）为前提？Werden（生成、变易）先于Sein（存在）？生/被生，这在素以存在论为第一哲学的西方哲学传统中何曾得到过认真的思考呢？只是在以基督教义为前提的神学和经院哲学那里，曾经在“创生/被创生”的名目之下得到过思考。

确实，这里蕴含着一种神学解释的可能性，虽然这幷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可能性。事实上，正是从关于es gibt和donner的思考出发导致了“现象学的神学转向中”对于先于存在、给出存在的上帝的指向。

但是，即使在神学取向的现象学思路中，居家、建筑的现象学作为更加原本的现象学基础这一点也只会得到更加明确的显露，而不是被削弱。因为即使宗教和神学，无论旧约的创世还是新约的认信基督，都无一例外地诉诸——事实上只能诉诸——家庭的基本想象。作为基督教神学最基本原则的三位一体论，实际上也不过是“能生”这一人间现象学之基本原则的一个精致隽永的隐喻性说明。这意味着，即使宗教世界意义的开显仍然是有前提的，这前提便是人间的好好存在——再重复一遍，这个好好存在非必是幸福的存在，而同样可以是不幸的存在。在不幸的存在中孕育出宗教的希望，这本身已经说明，即使不幸的存在也是好好存在，否则无论多么巨大的苦难也只能孽生机械性的暴力反应或物质般冷静的绝望而不会有宗教。是的，“有宗教”，Es gibt Religion。即使宗教也是“有的”，也是“被给出的”。那么什么才是给出这一切甚至包括给出存在和宗教的东西呢？这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我们的已经开始的、早已开始的、好好的存在。对这一好好存在的解说必须有赖于一种建筑现象学的努力。

六、何谓奠基？积极的和消极的虚无主义及其克服

第二个说法：“房屋必须建立于大地之上。”这句话可以算作对于建筑现象的一条基本描述：关于奠基这回事情的描述。“房屋必须建立于大地之上。”这句话强调奠基行动对于任何建筑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我们还只是停留在“世界现象学”中而尚未学会从“人间现象学”的眼界来理解何谓奠基的话，那么我们就仍然对奠基概念的建筑现象学-伦理现象学性质一无所知，从而仍然停留在对其第一哲学之第一属性一无所知的境地。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所谓第一哲学之第一性也就是它的奠基性。这里首先蕴含着哲学活动（philosophizing）与建筑活动的本原联系。这提示我们：对哲学奠基活动的理解有必要回溯到建筑中的奠基经验。显而易见的是，奠基便要深挖；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过分的深挖或刨根究底得到的却是奠基的反面：深渊（Abgrund，无底，无基础）。诚然，深渊幷不是什么“坏东西”：它虽然与虚无主义有紧密关联，但深渊幷不等于就是虚无主义。无论深渊还是虚无主义，还都是有待探讨的事情；而探讨它们的一个关键问题便在于：何谓奠基？

在某些虚无主义看来，深渊绝非某种“被挖出来的东西”，而是构成着一切人类生存活动（当然包括“挖”的活动在内）的基本状况和基本前提。我们暂且不去争辩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深渊的基础主义思想。现在且让我们仅仅关注深渊与挖掘的关系。

在虚无主义看来，深渊乃是在先的、自存的，而不是“被挖出来的”。这种基础-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构想的前提是对“深渊史”或“深渊发生史”的一无所知。“Commence bien”，“être bien”，人的生存首先是在ήθος之中——而这首先意味着房屋的庇护、家庭的养育和文化的教化——才得以可能的。这是第一性的前提。在此第一性前提之下才谈得上虚无主义的发生以及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深渊的发生史本身就是某种文化的结果而非相反。即使某种意义上的深渊被据信为一切存在和思想的超越历史的前提——即使根据这种思想，历史也不过是深渊的渊薮之一——，但是在深渊发生史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即使这个深渊也不过来源于过度的深挖或不知所止的刨根究底。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过度的奠基激情和刨根究底的批判精神本身与其说是虚无主义的，还不如说恰恰是虚无主义的反面：因为它是如此执着地相信一种叫做基础的东西，从未怀疑和松懈，更不会执持一种玩世不恭的心态。这种过度的激情意欲刨挖出一种叫做基础的东西，但正是在它的不知所止的刨挖中，基础却在持续地后退：它在持续地被掏空。于是这种激情在客观上造成了虚无主义的后果。

不过，实际上还不需要等到客观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结果出现——而且问题还在于：虚无主义永远不会以一种既定的结果出现——，这种寻求基础的深挖激情就已经直接转变为一种犬儒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和怀疑主义的虚无主义形态。这种虚无主义形态直接来源于由深挖激情直接转变而来的懈怠情绪或者“苦恼意识”。如果说前一种虚无主义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形态（“积极”在这里丝毫不意味着“好”的价值判断意味，而只是标明病状的阳亢特性），那么后一种虚无主义便是消极的虚无主义。两种虚无主义都错失了奠基这回事情，而且正因此，它们才是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也许可以被描述为奠基经验的丧失——无论是阳亢过度的丧失还是萎靡不及的丧失；而奠基则必定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唯一途径。

七、“止”与“让”：作为建筑现象学奠基行动的在深渊中知其所止

如若回溯到建筑中的奠基经验，事实上非常显而易见的是：奠基既不是take it for granted/grounded——拿来就当作被给予的基础，根本不去挖掘；也不是不知所止的挖掘深渊。奠基就是在挖掘中的适可而止，以及在这一“止”中“让”出基础：让基础呈现出来，让基础被给予我们，让基础出生、然后存在。

奠基诚然有赖于挖掘，然而挖掘本身幷不给出基础。纯粹的挖掘本身毋宁是基础和奠基的反面。挖掘仅仅是为基础的给出、呈现做好准备。挖掘的中止——如果它不中止于适当的时机和节度——幷不必然导致成功的奠基；而不知所止的纯粹挖掘活动则必然导致奠基的反面：虚无主义。当然，我们在前面还曾提示过如下一点，但是出于论题的集中而不宜在此展开：即，出于奠基的第一哲学性质，虚无主义本身也逃脱不了作为一种奠基方式的基本规定性。

这一给出基础的“止”与“让”，这一“止”与“让”的给出基础，不但构成了对房屋建筑这一具体工程活动的奠基，而且构成了对全部伦理生活——以建筑和居住为基本经验的伦理（ήθος）生活——的奠基。这是第一哲学的奠基行动，因为，如果不是出于这一“止”与“让”的伦理行动，任何意义上的哲学思想都无从获得一个开始反思的原点。伦理构成了所有哲学反思的无限后退的背景，伦理的原初奠基构成了第一哲学的初始行动。以伦理意义上的第一哲学的初始行动为奠基，作为第二哲学行动的反思才得以可能。

反思诚然是为了寻求无条件的直接的知识，然而恰恰是反思本身却必定是有条件的、间接的、第二位的活动。反-思（re-flection, Re-flexion）的第二性直接体现在反思的“反”字（或前缀re-）上面。反-思必定是对……的反思，即使在反思中，这个“……”幷不是任何其他对象而正是反思自身。反思的“对……结构”幷不因其对象的“非对象性”而有所改变。

反思的第二性或者由奠基而来的派生性还表现在：反思一方面是对基础的拷问和破解，另一方面又把自身理解为对真实基础的寻求。反思本就是重新奠基，或奠基行动的自我更新。反思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总是觉得现有的基础幷不可靠；二、总是觉得还可以继续往下挖掘，因为更基本的基础还在下面。如此，反思实际上就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奠基行动之中的那个纯粹能动的抽象方面。这个纯粹能动方面的一阳独亢便是导致积极虚无主义症候的原因。

确实，在与那种虚无主义的观点不同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深渊不是挖出来的。如果还有的可挖，那就还不是深渊。积极虚无主义不在于它见到了深渊，而在于还没有见到深渊的时候对深渊的深挖追求。积极虚无主义之所以是积极的，正在于它永远见不到深渊。积极虚无主义的深渊恰是其自身，即作为整体的奠基行动之纯粹能动方面。但是，这与其说是它的深渊，毋宁说正是它的基础，或一切挖掘激情的来源。然而这激情幷非其他的激情，而是不知所止地持续否定所有既已达到之基础的激情。

因此，积极虚无主义只认识否定和“理性批判”，它不知道什么叫做肯定，它固执地以为肯定就是妥协，就是对奠基理想的可耻放弃。它忘记了基础实际上乃是在先的东西，是需要在适当的中止反思中回让出来的，而不是不知所止地往前挖掘出来的：所谓奠基之奠乃是让的礼节，而不是批判的理性暴力。

积极虚无主义还远没有学会批判的真理或批判的伦理，也就是说：通过批判而“让”事情本身自行呈现/被生成[12]出来。积极虚无主义仅仅是对基础的不断否定，它还没有达到对深渊的肯定。对深渊的肯定首先要求见识深渊，而一旦见识深渊就会在深渊中知其所止，而这也就是作为第一哲学的建筑-伦理现象学意义上的原初奠基。 [1] 柯小刚，1973年生，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毕业，现为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2]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上卷，第400页。

[3] 海德格尔：“筑·居·思”，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90页。

[4] Gaston Bachelard,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p. 26: “…La vie commence bien, elle commence enfermée, protégée, toute tiéde dans le giron de la maison....De notre point de vue, du point de vue du phénoménologue qui vit des origines, la métaphysique consciente qui se place à l’instant où l’être est « jeté dans le monde » est une métaphysique de deuxième position. Elle passe par-dessus les préliminares où l’être est l’être-bien, où l’être humain est déposé dans un être-bien, dans le bien-être associé primitivement à l’être....”

[5] 《诗经》、《大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6] 参考《存在与时间》第72节。

[7] 参阅克劳斯·黑尔德：“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靳希平译），见《世界现象学》，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42-268页；另参见柯小刚：“黑尔德的世代生成时间经验与儒家慎终追远的祭礼空间”，即刊于《中国现象学哲学评论》第七辑。

[8] 关于生/被生的主动/被动含义合为一体的情形，在古希腊语的γίγνομαι一词中表现得非常直接。后文还将对此有所讨论。

[9] Bachelard,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p. 26.

[10]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10页。

[11] 为什么在古希腊语里γίγνομαι是一个deponent verbs（即以被动态形式出现的主动含义动词）？这个“语法规定”是否有着更深的渊源？

[12] 在“让”的批判伦理中，主动和被动乃是一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