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伦理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必要的观念基础。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领域生发的新伦理观念，对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根基形成巨大冲击，也为现代道德和现代文化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切实促进着中国观念现代化的进程。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法规体系的全面改造和建设在迅速涤荡着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残余，也在规范经济行为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着新经济伦理观念，这样，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强有力地改变着社会的结构、机制和人们的行为、思想，将中国推入现代化的快车道。在与世界经济同步循环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包括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体系也在全面革新。

一、经济伦理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传统道德观念体系的崩解有其必然性，而现代道德观念体系及其机制的萌生、建设并上升到主导地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过渡（改革）时期的文化失范现象尤其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严重。这种过渡是必要的，充分解构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全新的建构，不加甄别地维护传统道德体系会增加新经济机制建设的难度，而且更加重价值困惑，滞缓改革开放的进度，而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拖延无济于事，反而使社会矛盾在累积中激化，增加现代化的成本与风险。我国改革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相互对立的现象（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而道德滑坡”的说法），事实上反映出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经济基础与滞留在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观念体系之间的冲突，在道德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看不到这种新旧交锋的实质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根本规律，一味强调经济与伦理的抽象对立，就会在这个社会重大变革期成为持消极道德（以抑制欲求和无所作为来独善其身）的被动主体，而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的主力军，甚至会慷慨激昂地站在社会进步的对立面去“卫道”，或随波逐流为道德失范现象推波助澜。同时，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和阶层分化，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一定时期还可能恶化，如果执政党自身对社会发展规律、现代化建设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执政规律的认知不到位，措施不得当，就可能出现失误，并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合理性论证和价值判断上陷入困惑，这样，泛伦理、泛政治色彩极浓的传统文化体系，以其强大的惰性和惯性，打着卫道的旗帜，数次成功地阻挡现代化潮流的历史悲剧可能再度重演，而最具悲剧性的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既不利于社会进步也无补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表明，现代化迟迟不能进入正轨而现代文化体系也迟迟不能建立起来，致使国家民族在贫穷落后的境况中动荡消沉，即使是一次次摧枯拉朽的革命也无法真正改变，因为即使是最崇高的正向的道德激情导向的革命的洪流也难以彻底消解超稳定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没有经济基础的实质性变革，“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不能阻挡封建意识在新外衣下的大爆发，普遍的现代观念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道德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体系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伦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根基，家庭伦理规范是社会伦理的雏形，形成了忠孝一体的维护等级制的传统道德系统，而且建构了内仁外礼的伦理哲学，以性善的假设为出发点，形成以人性理想向度为中心的成圣成贤的道德修养说，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路径建构了教化与德治相配合的道德政治乌托邦，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文化风貌和国民心理结构。这个主流的传统文化底蕴及其数千年的稳定结构在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全面解体，从经济领域生发的新伦理观念开始祛退从理念生发的旧伦理观念，这是理想向现实的回落，也是现实的普遍水准的整体提升，观念的现代化只有在经济层面衍生才是真正渗透到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的现代化，是真正深刻的根本性的转变。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而经济伦理恰是这种紧贴利益和百姓日常生活的思想观念及规范机制，在中国文化体系尤其是道德体系的革新中有重要作用。始发于经济领域的中国改革进程引发的思想观念的革命，首先表现在经济伦理立足的基础的变革上：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商品经济观念、劳动致富观念、共同富裕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念、现代管理观念、劳动保护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观念、私有财产保护和个体权益保护观念、创造财富鼓励创新的观念、发展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观念、与时俱进的观念等等，由党的新思想成为民族的新思维，由上而下、上下互动，成功实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和平过渡方式。

经济伦理是现代道德观念体系的根基，这是与生产领域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现实相对应的，西方的新教伦理使勤奋工作积累财富成为新道德体系的基础，从而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迫切需要新的精神支撑系统，这不是传统美德所能承当的重任，新道德观念只能在新经济中普遍生发，而新经济体制也只有在新道德观念的氛围中才能正常高效运作。现代经济伦理是体现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中的各个具体环节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市场经济建构的基础，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影响着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经营、投资、分工协作、流通、消费、管理、分配、工作态度、纪律等观念和机制，也从具体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效益观念、人才观念、信息观念、科技观念、质量观念、服务观念、互利互惠意识、平等观念、发展观念等中体现出来，并由生产领域进发到社会生活领域，成为现代人际社会交往（在物物交换中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源配置中体现的利益集团的关系）关系的基础，因而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性基础。而经济文化理念和政治文化理念的变革势必引发整个文化体系的转型，从而有力地促进中国深度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的新经济伦理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自然萌生的观念，它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和文化资源：资本主义现代化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现代性理念是刚步入现代化正轨的中国的重要的理论参照系，尤其是反对和清除封建观念、促进现代文明高效率发展的有效工具；针对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提供了目前中国经济伦理的基本的框架，尤其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命运和权益的深切关注、对真正的社会正义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的路径的探索，体现了经济伦理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的一面，构成经济伦理的最高理想层面；而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仍可“传而统之”的理念，与后现代主义反思现代化的一些观念结合，也可成为新型现代化模式探索中的新理论支点，对信息文明时代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平衡、对生态文明建构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节、对全球化背景中激烈的价值冲突的缓和，皆有重要意义；另外，追赶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积累和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可资鉴，东方文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的经济腾飞与文化变异，对我们更为切近，如“亚洲价值观”、日本现代管理思想、韩国企业文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现代经济伦理观念，都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

二、经济伦理对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的革新

从总体上来讲，经济伦理有以下几个特点，使其对整个传统道德体系形成强烈冲击，形成现代道德体系建构的出发点。

首先，经济伦理是以承认人性（尤其是人性的自然性向度）、尊重人权、重视人的价值和主体性为前提的，这与现代性一致，集中表现在对人的欲望和需求的肯定，需求是生产的动力，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断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这一价值取向使现代道德观与抑制人性、将欲望视为洪水猛兽、以清心寡欲为道德修养的第一要务的传统道德体系严格划分开来。而人性的现实形式就是人的需求模式，人的需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的，也因个体的差异而多彩，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迥异，是构成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对现代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体系很有解释力，也相当程度地体现了人性的现代共性，但对东方人的现代观念系统还是无法全面覆盖，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探索新的现代化路径的同时也探索着新的现代文化体系，经济伦理可视为一重要起点。在工商文明成熟的基础上现代社会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更体现出其顺应人性自然趋向的特点，旧宗教和旧道德致力于从动物层面提升人，用神和圣的标尺去规范人，做到极端时，都是非人的。而工商文明发展初期，以物的尺度来衡量人，人欲横流，物欲膨胀，将人降低到动物和器物的层面，这也是非人的。高科技时代科技理性统治格局形成，机械性文化标准苛求着肉身性的人，文化不适应、社会不适应症的群体急剧扩展，这当然也是非人的。而当代经济伦理在物与神之间坚守人性的尺度，在凡人常事中确立行为规范，在追逐社会发展效率和效益的同时寻求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方向，在满足人的需求同时调和人与自然系统的矛盾，在顺应人性的发展的自然倾向的同时也导引着人性的健康发展。

其次，经济伦理以功利论为基础，注重行为结果的效果和效率，追求个体的幸福和社会正义；而传统伦理往往以道义论为基础，而传统道义论又以抽象人性观念为基础，注重动机的合理性，往往将义利分离甚至对立，这样，崇高的道德往往与个人利益的牺牲联系在一起，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往往抹杀个体权益，这与以保护个体利益为前提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现代化发展早期是有强大的积极效应的，是冲破传统观念樊篱的先锋，也是现代观念体系的基石。从行为结果而不是动机来判断行为的意义，这与科学实证精神是一致的，功利的量化分析和经济表达形式使伦理从抽象的道德境界转化为具体的功德无量，实实在在地推进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只有独立的成熟的个体才能构成健康的集体，个体的自觉能动性、个性和才能的充分发挥是社会高效率发展的前提，个体合理合法权益的保障和实现是社会正义体系建构的基础，个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不断普遍扩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而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不能在严厉压抑个体的传统文化的惯性的影响下走向极端，连个人、个性、人权等也忌讳起来，不自觉地又落回传统巢穴，这会给现代文化体系的建构造成严重障碍。

第三 、经济伦理是现代道德的典型形式，突出了道德的具体性、应用性、平民性、普及性和实践性。传统道德体系建构在抽象的心性论基础上，以宗教伦理（升华）、政治伦理（强制）、家庭伦理（普遍）的形式表达出来，是调节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有重要地位，而现代道德体系中立化倾向明显，其作用也逐步淡化，主要是自省自律，突出了在法律底线之上的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性，不以自己的情感态度左右和干涉他人的事务，也成为现代道德的重要内涵，同时伦理道德的影响范围又在扩展，不仅调节人际关系，也增加了科技伦理、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等新内涵，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传统道德突出“礼”，“故学致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荀子 劝学》），而“礼”的内核便是维护等级制，传统伦理是君明臣忠民顺之德，道德规范的等级性严明，为专制统治服务，而现代道德是基于陌生人之间平等自由交往关系的行为规范，事缘核心的伦理替代了血缘核心的伦理成为人际关系的准则，个体能力替代了既定身份成为人在现实社会发展的起点，道德观念体系因之发生根本改变。经济伦理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明确划分，亲兄弟明算帐，私德公德分明，打破了传统道德体系以亲情原则推扩公共行为规范，以私人道德修养来维系社会伦理的封闭循环圈。传统的管理模式以传统人际关系（私人关系为核心）为基础，社会关系也往往以拟亲情形式出现而纳入等级外围，而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是以现代人际关系（公共关系为核心）为基础的，亲情关系也渗透社会化内涵，社会规范替代了血缘伦理成为行为的观念支撑，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行为准则分离甚至背离。传统道德推崇圣贤之德，而经济伦理是百姓公德，平等互利是其核心原则。现代道德不再执著于“圣人”“完人”的高线目标，而是踏踏实实地建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底线伦理和新型家庭成员关系的新规范，这些具体的观念和行为变化不再只是思想文化界的空洞喧嚣，而成为百姓时刻亲历的心理冲突和行动范式，因而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内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第四、传统道德理想的实现途径是通过个体道德修养逐步外化形成德治社会，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逻辑下，个体道德是道德社会形成的前提，而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无私”，圣人的最高境界是“无知无欲无功无名”，这样个体权益的自觉放弃、牺牲和转让成为社会成员的美德标准，个体性的压抑是社会和谐的必要代价，从而形成静定保守的社会僵局。而现代道德体系是以个体利益合理合法地实现为前提的，只要不影响他人利益，个体可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理想社会是以更好地保障个体自由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是以更好实现个体权益为目标，自私自利的个体捍卫自己权益的过程便是社会正义体系形成的过程，在这种逻辑下，个体的“道德”（以放弃为路径的消极道德）反而会纵容不合理的政策和体制长期存在，而促成了不道德的社会或不合格的制度伦理。因此，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绝不是传统美德所能涵括的，传统道德的某些要素可能还会获得现代内涵而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但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框架则必将打破，而突破口正是现代道德体系的入口：利益。经济伦理正是从利益出发的道德，它在生产观念（如不断扩展的社会化大生产观念）、流通观念（如重商意识市场观念）、分配观念（如重视机会平等而不过分强调结果平均的观念）、消费观念（如合理消费是生产动力的观念）等等方面的新建树给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根本性冲击，构成现代道德新内涵。

三、经济伦理是现代文化观念体系的重要支点

道德体系的革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一个重点，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摩尔小姐（新道德）本来是并提的，而且大众观念的变革总是从道德观念的革命发端，民主需要血雨腥风的革命奠定基础，科学需要学贯中西的精英去启蒙和普及，而道德革命却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层面由大众完成的，有着超前的观念和滞后的行为模式的新文化英雄们并不能代劳，有着改天换地、扭转乾坤势力的政治英雄们也无法左右，道德的变革既是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先兆也是其产物，而这样的革命是更深刻层次的，影响着整个文化体系的走向。经济伦理不仅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步入现代化正轨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观念体系的重要支点。

经济伦理改变了社会发展观念，传统伦理以维持既定秩序为主要目标，把“天下大治”、“永保太平”作为最高目的，完全沦为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为保证一家之私天下千秋万代，在经济上崇农抑商，自觉消灭新生生产力萌芽，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抑制民间势力增长，阻挠市民社会形成，在思想上奉行一元正统观念，绞杀现代启蒙思想，最后成功地抑制了内部的否定性和反抗性，人为地延长了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统治，形成社会停滞的、消极的一潭死水式的稳定，这种不惜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来促进稳定，使中华文明在近现代这个环节落伍，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这是一部屈辱的近现代史的内因，一味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而不作深刻的文化自我反思，与事无补。而经济伦理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持积极态度，以发展促进积极的稳定，以稳定作为发展的条件，而且不仅探索高效率发展之路径，也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就为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着观念基础。

伦理是工商文明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工业化的印记和商业化的印记，经济伦理的工业化特征使其行为的复制性、规范性较强，道德法制化的倾向明显，忽略了心性的修炼，伦理精神的内向探索减弱；经济伦理的商业化特征使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规律成为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一切“不经济的”“无市场的”“不时尚的”“低效益的”的东西都成为被排斥和淘汰的，道德行为可成为信誉资本，信用投资信用收益使道德成为市场上的卖点，道德在“低俗”的生产领域和市场体系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言犹在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页）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义与利统一，道德动机与效果统一，利他与利己的统一，义务与权利的统一等，这些道德理想在侧重后者的基础上开始趋近现实。

经济伦理是市场经济的直接观念基础，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经济伦理的观念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丰富起来的，如契约意识、合同观念、质量意识、服务意识、顾客本位观念、营销艺术、消费心理研究、互惠互利原则、环保意识、科技人文化趋势等，都可能作为经济伦理的观念雏形。诚信是经济伦理的基准线，诚信的机制化建设是经济法规及法制化社会建设的起点，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组织、运营、扩展，市场的开发、占有、巩固、体系化等，皆与诚信的机制有关。市场经济打破了血缘、地域的界线，也淡化了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规则的共通性强化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促进着在多元价值观冲突中的全球伦理的形成，促进着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理念的沟通和交流，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和平与发展前景有重要意义。

经济伦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先导。经济伦理不同于表面化和表演化的政治伦理，它更真实、更直接地反映了普通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规律及规则，这种真实性使道德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的真正进步成为可能，也使政治淡化了情绪化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理性内涵。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经济伦理正是经济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的一个重要连接点，而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是被遮蔽的，尤其在道德观念中。经济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给伦理文化带来了新气象，传统道德的充满自我牺牲的悲壮情怀更多地被达成心理平衡的慈善公益事业替代，个别人的与心性修养联系的高风亮节（高线道德）让位于不断机制化的公民道德（底线伦理），以规范思想为主转向了以规范行为为主，（行为失范而心性束缚是传统社会的特点，思想自由而行为规范是现代法制社会的特点），这样既为法制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的心性自由拓展了空间。

经济伦理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观念基础。盲从的子民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成长起来的独立的成熟的公民才是民主政治的主体。独立才能自主，能自主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个体独立的前提是经济上的独立，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才会有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权益的维护是市场经济以及新经济伦理的基本准则，这就决定了个体本位的观念成为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理念。经济领域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规律驱逐了空头政治的繁文缛节，现代企业的产权机制、经营机制、管理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启示，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府在逐步形成。发展成为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的阶段性标志。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匹配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经济利益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日见明显，经济利益的平衡是政治权力互相制衡的基础，因而社会民主的深度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在经济民主、学术民主、社团民主、家庭民主、生活民主的逐步推动下，政治民主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的内涵和程序化的形式，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进入正轨。

经济伦理与科学文化精神是一致的。人文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现代文化则呈现出明显的泛科学色彩，在现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而科技理性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科学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标志，技术基础成为生产力变革的主要动力，科技文化的强势使伦理道德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渐失，那个道德借宗教而神圣化、借政治而机制化的全盛时代结束了，科技理性以客观性为轴心，使以主观性为核心的道德在现代文化体系中逐步中立、淡化，伦理精神在工商文明时代是人文精神的基线，在高科技时代成为人文关怀的边界，制约着野性发展的科技，力图突破机械性文化的樊篱，在机器越来越智能化的时代力图继续保持人的主体地位。道德激情是道德活动的重要动力，而科技理性向伦理道德领域的渗透，使道德观念和活动的情感性相对削弱，越来越成为理性的选择；善离开了真往往会成为伪善，形成“面子文化”、形式主义盛行，而民众真正的道德素养却无从提高，极端时还会形成国民双重人格或礼教吃人的局面，科技实证精神的渗透使道德不再只是主观世界的活动，也在真实的基础上探求价值真理和行为规律，以达到更合理并更真诚地面对他人、自我、社会、自然，道德实践的意义凸显。科学不迷信，它的不断挑战权威、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推进着道德的进步，包括对一些传统道德规范的现代反思和突破，也包括在现代市场经济和高科技发展的条件下建构新的伦理规范，如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全球伦理及职业伦理等，对在科技力量武装下成为自然界主人的人类的行为提出限制，保证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伦理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出发，归结于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它体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现代意识与传统情怀、效率与公平、现实需求与终极关怀等的以某种更切近实际的方式的统一趋向，这使道德不再空泛，而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经济伦理的兴盛给中国文化体系带来新气象，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切实促进着观念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