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灾难”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极力避免的事情。在文献《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争》中，古典自由主义坚持自由权绝对优先的底线始终不变。在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古典自由主义者却仍然坚持不从道德视角去解决社会问题。

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坚持这个底线不变的情况下去考虑道德比较关注的问题如平等，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哈耶克对福利经济学始终持谨慎甚至是批判的态度，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社会保障，但是随时间的推移他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也慢慢好转，当时罗在应付经济危机时采取了很多干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政策跟哈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死敌。自然刚开初哈对罗的行为有点不满。但是美国有宪法对自由的捍卫，制度上对自由的保障，虽然美国总统罗不是本意的要去捍卫自由，但是他的权力只能行使到美国宪法对总统权限规定的范围内的最大化！其中联邦最高法院也有多次对美国宪法对总统权力的授予进行扩大化的解释。但是即使这样罗斯福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仍然被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

新自由主义者因为过度的去关注平等的问题，有可能最终放弃自由权绝对优先的底线，最终倒向平等主义和极权主义。这就是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会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建立而欢呼。

而中国从古代开始，那些士大夫们就有“良心论政”的习惯。新中国建立后，那更是一场以“道德论政”的泛滥，那种追求绝对的平等，最终极大的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关于平等的问题，哈耶克说：“我们只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keep people equall)，而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变的平等（make people equally)。”《个人主义和经

济秩序》 在他的这本著作中，我最欣赏他的就是这句话，实际上每一个人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和潜力都是参次不齐的，我们根本无法做到使每一个人都变的平等，通过人为和强制的手段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只能适得其反，最后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得到侵犯，个人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而道德论政本质上就是想建立一个人为的使每一个人都变的平等的制度。而这样做的结果也只能给中国带来红色的“暴政”。这种有着士大夫心态的“良心论政”或“道德论政”，雷隆称为：“知识分子的鸦片”。

政治和道德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需要的是理性，而且必须遵守一种严格的自然秩序，我们不能不遵守一个已有的秩序而去实践由唯理主义者随意建构的他们所谓认为的另一个更高发展阶段需要建立的秩序。而道德追求的目标本质上并不是政治追求的目标，道德追求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和发展追求的目标相一致。发展的目的是扩展实质自由，实质自由是人们享有的实现他们所珍视的东西的可行能力。（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政治追求的目标始终是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为实现发展的目的而服务！“政治是一们算计的科学。”霍布斯这样说到。而我认为政治是为实现扩展人们实质自由而服务的公共权力。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公共权力是要让位于公民的实质自由的，因为实质自由是目的，而公共权力只是手段。任何公共权力侵犯公民实质自由的形式都是违背政治目的的，也是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所不允许出现的现象，所以政治的本质不是统治，而应该是管理和服务。

所以我认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比较适合解决中国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我们始终坚持的底线即自由权的绝对优先不能变，在坚持这条底线不变的基础上，我们才去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问题，市场效率，社会保障，公民福利和其他很重要的价值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