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表现了人们的情感好恶与价值偏好的道德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变化最为迅速，也是最令人关注的一道文化风景线：曾令人赞颂的道德美名，翻为被人遗忘的历史陈迹；遭人白眼的行为举止，现在成了流行的时尚。其间纷繁的思绪，矛盾的心态，彼此冲突的选择，起伏跌宕，翻卷奔腾。这一切都显示：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样态随之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道德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和机制，从而使道德的权威性与制约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

一

一种制度的权威和有效性，当然首先体现在人们对它的敬畏与自觉服从上，如果令行而不能禁止，规则仅为一纸具文，则其权威性显然是出现了飘移——亦即弱化。道德是人类为方便生活而设立的一种安排，倘若社会遵从这种安排，那么这不仅是有一个有德的社会，而且也说明这一道德是有权威的，道德起到了范物规世的作用；而设若相反，结论当然也是明显的。很不幸的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这种“设若相反”的情况。毋庸讳言，尽管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也在迅猛发展，但社会道德的状况和水准，却差强人意，正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一样，社会的伦理生态，也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环顾四周，稍加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如今的人情浇薄，世风的恶化，是触目惊心的；而假冒伪劣的泛滥，坑蒙拐骗的横行，贪污腐败的猖獗，社会黑恶势力的抬头，也是骇人听闻的；而对美德的嘲弄——如“良心多少钱一斤”——也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对现如今社会上大量的“不德”现象，世面上怨叹、谴责之声不绝于耳，更有“道德滑坡”的愤愤之音。笔者以为，这些“不德”或者说“失德”现象的相当规模和程度的存在，正折射了道德权威的某种式微，因为它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正是无视、乃至公然违抗道德的“安排”，正是道德律令被凌越、甚至是被践踏。

当然，任何社会都会有不德的行为举止，现实世界不可能完美无瑕、人人皆为尧舜般的圣人，但是一个社会到了有识之士疾呼“道德滑坡”，到了“高尚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时，道德的权威性不能不说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道德的引导与约制作用，显然出现了折扣。

二

道德权威为什么会出现这般式微呢？就目前的情形而论，似可从道德本身以及从社会形态的变迁来予以解读。

道德是一种软约束，因而道德的权威易受冒犯。在人类社会中，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价值规范，它是人类和谐生活的内在依据与外在支撑，它寻求的是人生的幸福和心灵的安顿，它寄意的是真善美的境界，它关注的是人性的提炼与升华，对于着意于“诗意”般地存在的人而言，道德不啻是寻求生活意义的精神家园，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道德的实践规约作用却是弱势和有限的。这是因为，在形式上道德固然亦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际社会关系有其一定的调整作用，但它起作用的方式主要靠社会舆论的褒贬和劝说，依赖良心的自我把持和自由意志的高度自觉，它不像法律有社会强力机构的支撑，有明细精确的条文，有具体而现实的处罚措施。因此，对于心地善良、对于良知萌发者，道德会起到巨大的鼓舞与鞭策作用，但对于顽劣不化者，除了言论上的谴责外，却也无可奈何。这往白里说也就是，作为社会规范，法律必须遵守，因为冒犯法律必蒙其羞，其后果严重，代价不菲；但对于道德，社会固然提倡，但服膺、遵行与否，则全在于个人的选择，道德难以进行实际的干预，更不会迫人就范。事实上，不德的代价往往是低廉的，甚至是没有代价的，这就深深埋下了它易被冒犯的危机。道德软性规范的特质，决定了它对社会的作用是弹性的而非刚性的，道德权威来自于人们对它的信仰，服从来自于人们对它的自觉遵从；若没有这种信仰和自觉的认同，则可弃之若敝履，“良心多少钱一斤”，正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扩大视角，从我们正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着眼，那么对道德权威弱化的问题将会有更多的感悟。

首先，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和权力集中，给道德增添了明显的统摄性的权威和强势效力，进而有效地弥补了道德软性制约的不足的话，那么市场经济的资源开放和权力分散，则突出了道德的自律作用。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都是高度集中的社会，社会生活的整齐划一和政治挂帅，使道德具有某种宰制性的作用，由于资源为国家所垄断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与集中，道德不仅是一种价值评价，更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政治标签，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有无此标签是生死攸关的，因为它不仅象征着一种政治荣誉，更可以据此荣誉来分享国家掌控的一份生存资源。由于拥有这种能左右人们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的重大作用，故在过去，道德不仅地位崇高，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人们乐于听从“道德”的召唤，也愿意服从其规劝。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道德本身的弱势被政治权力遮掩了，而其调制作用则被强化与凸显了，因而显得那是一个“道德的年代”，道德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也故而至今仍被不少人所怀念。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情况则再现了很大的差异。甚为明显的是，国家不再统制资源而是由市场来配置，早几年盛行的“找市长”，变成了“找市场”；国家虽然仍可宣扬、提倡道德和谴责不道德，但已不可能如过去那样，以垄断资源的威慑力来表彰和推动美德、来处罚不道德了，加之时代的进步和政治的开明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道德的多元，也使道德与否不再成为区分先进与落后的政治标签，政府也不再根据这一标签来分配资源或进行惩戒了；而实际生活中人们也逐渐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更多的是自己从市场上谋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这就使得基于资源垄断之上的思想控制和道德号召力与惩罚威力，大大减色了。因为人们自谋生路，在生存机会上不再一味仰仗政府，故而对政府所推崇的道德的从与不从，也就更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利益所在与价值偏好。要之，人们需要道德，但道德不再能主宰一切；失去政治权力庇护的道德，也明显拉开了与法律的距离，它不再咄咄逼人，而成为一种规劝的善意。

其次，在市场经济的效益优先面前，道德的权威与合理性受到挑战。毋容置疑的是，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轨，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中最为深刻而重要的变革。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转轨只是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变化，即由计划调拨变为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控。但由于这种变化所突出的市场原则和“经济”精神，彻底动摇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价值理念，因此道德震荡和波动是不可避免的，挑战已难以回避。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讲求的是效益，效益最大化可谓是其至上原则。市场经济正是以这一原则来衡量、剪裁一切事物，并且是奉行无情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这一点正如西方学者舒马赫所阐述：“如果将一种活动打上‘不经济’的烙印，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不仅受到怀疑，而且是遭到有力的否定了。任何阻碍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可耻的，如果人们坚持不放弃，就会被看成是破坏分子或是傻瓜。你尽可以说某一事物不道德、丑恶、毁灭灵魂、使人堕落，或者说它危及世界和平与子孙万代的幸福，但只要你没有证明它是‘不经济的’，你就没有真正对它存在、发展与昌盛的权利提出质问”（《小的是美好的》）。在此“经济”至上的社会环境中，道德陡然遭遇了严峻的拷问。因为，不论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还是作为一种思想理念，道德所着意的是良心的培护，是人格的锻造，而不是财富的聚集；道德所着意的是实现真、善、美的自由境界，而不是事功的成败与得失。因此，在市场的价值坐标中，道德的意义势必会遭到疑问，令人义愤不已的“良心多少钱一斤”的诘问，就极为典型地透视了市场对道德的狐疑。尽管你可以说这种提问本身的极端荒谬，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效益至上的市场原则下，即使珍贵如“良心”者，也同样会受到“经济否”的严厉质询。时过境迁，道德正面临着市场的无情考验，它已不再是天然合理的，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相反它必须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给出根据，作出说明。

复次，在市场化大潮下，人的日益“经济人”化，使道德面临着深刻的内部危机。计划向市场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对人本身产生了重要的模铸影响，其直接结果就是“经济人”的出现。“经济人”本为一经济术语，用来指称那种追随市场效益最大化规则而完全屈从于谋利冲动的人格，其哲学的表述即“只有经济头脑”（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尽管市场经济的运作有利于平等人格、竞争和自主意识等积极因素的形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资源配置市场化所造成的效益至上追求，也迫使人日益关注其活动的成本—效益函数，而社会的普遍功利化，则使得人生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牢牢聚焦于财富的多寡上。在此社会环境下，人着意、沉湎于物的积累与增值不仅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换句话说，市场经济迫使人“只有经济头脑”。在市场原则的挤压下，人的圆满与丰富性被撕裂，物欲片面而畸形地膨胀，并迅速沦为“经济动物”。应该说，这并非只是理论上的潜在趋势，而是已成为一种事实。就对我们时代的道德影响而言，“经济人”的出现有着极大的负面冲击。首先是它弱化了人的主体性。人作为自由自在的存在，是在其经久不息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追问中，不断实现其自我超越的“内圣”价值的，按先哲的理解，人的这一本质特性，决定了人理应“役物而不役于物”。但人的“经济化”，则使这种反思与追问瓦解于对利益与物欲的沉湎与追逐，于是，人不仅难以“役物”，反而成为欲望的俘虏。旁骛外求，必然无意内省与自我观照，而牵于利大利小的得失，陷于锱铢必较的泥淖。一旦失去了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将不复存在，而这将意味着人的空壳化和浮沫化，于是，价值和意义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依托，其结果会不会是道德的勃兴，而只能是道德的式微。其次是它忽视了人的自我超越与精神升华。“经济人”之为“经济人”，正在其“只有经济头脑”，谋利的冲动成为其一切的一切，生活中所谓“良心多少钱一斤”的诘问，正淋漓表现了“经济人”唯钱是问的本质特性。因此，“经济人”必然只在意于物的升值而疏于内在价值的开掘，只问财富的扩张而不求精神的超越。可以说拜金主义对我们时代道德的祸害，似如癌症对于生命的威胁。如果说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话，那么“只有经济头脑”的人的“经济人”化，确实使我们时代的道德面临着瘫痪与窒息的危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情形下又遑论道德的权威与作用！

最后，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道德失范与紊乱，也严重影响了道德的权威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我们正经历着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加速进行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任何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波动、甚至是混乱。因为社会变革，从价值取向的意义上说，即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的式微与解体，新的价值体系的萌生与建立。而事物的消亡与新生都有一个过程，因此，在变革完成以前，必然会有一个旧规范与新价值交错并立的时期，并常常伴有新规则的暂时缺位而呈现出价值失范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人们的迷茫与惶惑自是难以避免的，而社会价值指标本身的错综复杂，也使人们在决定何去何从时倍感困惑和困难。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处境。急剧的社会变革，使人们还来不及准备就匆忙地踏上了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新的生活虽然已经开始，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备，旧的规范还来不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这种新、旧犬牙交错的现状，常常使得是非不清，善恶难别。比如，社会生活中既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追求，也有视权力为“寻租”的筹码，大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而且还以一种权力过期作废的日暮途穷的心态，迫不及待地巧取豪夺；既有舍生取义，也有见死不救；既有高尚的“清贫”人格，又有人为财死的贪婪沉迷；既有情义无价，也有“良心多少钱一斤”的率尔荒谬之论。生活中大量涌现的这类彼此枘凿、相互龃龉的社会现象，正生动地说明了我们时代道德的激荡与错位。这种淆乱不清极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移腐朽为神奇，错把美德当成恶行，其对道德权威的负面影响、对道德范世规物作用所构成的冲击，自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笔者对时代道德境况的一种粗浅解读，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误读。笔者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论说角度和方式，并非故作危言，以耸视听，更非意在夸大我们时代道德的困境与前景的一团漆黑，而是意在提醒人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新世纪道德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所面临的尖锐挑战；而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人，都应以负责的态度为应对这一挑战，为缓解乃至消解这一压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深信，随着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和进步，压力会变成动力，挑战会促进新生，我们时代的道德在经受住严峻的历史考验后，将会获得蓬勃的生机，也一定会结下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