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抗震救灾中，80后“终于”获得雪耻恶名的契机。80后作为一种似乎获得承认的命名，经常是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特立独行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尽管以韩寒、郭敬明、春树等青少年作家为80后的代表首先在市场的意义上获得成功，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也被划归80后，但是80后并没有能够摆脱不负责任的“温室里的花朵”的想象，但是，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正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21日）所说：“四川地震固然是一场悲剧，或许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有助于消除一个偏见：中国新一代学生都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80后不仅踊跃参与献血、捐钱捐物，更以个人或志愿者组织的形式赶赴灾区直接参与救灾，其中韩寒，作为80后的“杰出代表”——以反叛学校体制而成名的小说作者、赛车手，同时也是最先获得80后命名的人物之一——更是身先士卒，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据说推掉了一些代言活动）。与这些80后的“明星们”稍有偏差的是，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医疗队中也有许多是80后，“80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教育部也对“80后”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给予表扬（尽管教育部把80后的表现归功于校园里的政治思想教育），香港的《南华早报》也说“爱国主义重塑‘80后’一代”。这种对于80后的正面评价，并非始于这次大地震，而是年初南方雪灾中，80后已经获得积极参与救灾，到了三月份“反藏独，护圣火”的活动中，“80后的爱国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尤其是海外的80后们，“从‘反藏独’大签名，到msn ‘爱中囯’红心大联合，再到‘ANTI-CNN’网站的创建，这种团结意识、爱国情操和首创精神不禁让人对‘80后’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有“‘80后’领导全球爱国行动，中华后继有人”的盛赞，似乎在灾难中80后终于“长大成人了”，或者说“80后终剥去‘妖魔化’外衣：被赞已走向成熟与理性”，这种叙述的逻辑支撑是，备受指责的80后不过是未成年人（“不懂事的小屁孩”），而经历了某种“考验”/磨难，80后成为了法律、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性的人，准确地说男人）。在一篇《成熟，就意味着担当》的帖子中，网友总结地震发生后“80后”变化：

变化一：以前不怎么看中央台一套；现在锁定CCTV1不换台。

变化二：以前心情为股票涨跌起起伏伏；现在恰好买的股票涨停，但就是兴奋不起来。

变化三：以前并没发现自己和周围人有多爱自己国家；最近发现自己其实爱死她了。

变化四：以前晚上有空就去逛街、和朋友泡吧、K歌；最近没这个心情了。

变化五：以前总觉得做白领好累、压力大，有很多事情要烦；最近发现还是关心灾情占了很多的时间。

变化六：以前很担心我们国家万一遇到类似70年前的日本侵略，会心不齐，没有凝聚力；现在发现自己是瞎操心。

变化七：以前和谁都客客气气，现在对不关心地震的同事；划开了界限，觉得不是一路人。（读者可检验以上变化，看自己符合哪几条。）

在这里，这种成熟的“主体”有具体的所指，就是一种“爱国情”，恰如“ANTI-CNN”网站的创建者说“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如果说这种爱国情，在三月份的“爱中国”红心大联合中，还会出现被指责为民族主义的杂音（民族主义成为一个负面修辞本身是意味深长的，作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单位的国际秩序，无论怎么说，民族主义都是其认同的基本或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一种排外的、自我封闭的、乌合之众的代名词，那么如何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合法性呢？或者说对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本身，是不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负面书写的一部分呢？），那么到了抗震救灾中，80后的爱国情就很少被指责为一种受到国家动员/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了，反而不自觉地把80后从“特立独行”的个人或个人主义姿态（有时候这种姿态也被解读为一种社会的抗争，如2004年2月，《时代》杂志将春树作为封面，把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这四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他们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的代表）转变为或整合为与中国（国家/政府/社会）或祖国高度认同的主体的变化作为80后的自觉、自愿和成熟，而不是政府的宣传/动员（煽动/收编），可以说，这种主体位置的转移，与其说是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的调整，不如说是葛兰西的霸权（文化领导权）又一次发挥作用的时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时刻，或者说动员的时代里，个体是如何被主动地、自愿地吸纳到国家、民族、祖国等认同之上的，就连似乎被认为是在个人主义的养料中长大的80后，也可以“轻易地”被“收编”，就像“志愿者”这样一个有着明确方向性的身份一样，“我”是自愿的。

作为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教育的80后，普遍存在着政治/社会冷漠症，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中国彻底进入一个后革命的年代，我同意一位学者的描述，80年代基本上还延续着50-70年代的政治文化逻辑，或者说8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清算革命或左翼文化，但社会主义体制还没有完全瓦解（正如王朔小说中，可以拿革命文化进行调侃以达到自我批判的效果，那么到了90年代《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21世纪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种调侃已经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怀旧”而不是嘲讽和批判了）。简单地说，伴随着革命文化的消失，个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开始脱节了，也就是说市场意义上的个人是一种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个人，正如朱文的小丁系列（如《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个人如何与社会建立一种关系成为小丁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很难为个人提供这样一种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恰恰是消费主义之下的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安置个人位置的方式，这或许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

如果说80后真的发生变化了，或许与80后的主体结构的形成有关。80后的命名与以下一些社会事实有关：1、8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城市更为严格地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80后也基本上是指城市青年），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2、80后主要以金字塔式的应试教育为基本经历，尤其是相对滞后的中学教育，表面上处在一种失效的状态中，但是某种意义上，也为80后打下了印记，比如语文课本中基本上是现代和50-70年代的作品（有趣的是，在80后的语文教科书中，文革作品被剔除，十七的作品保留下来，而在21世纪的教改中，反而放入了革命样板戏片段，而把十七年的作品基本上都删掉），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前，80后基本上在封闭、保守、集体主义的氛围中（尤其是像我这样在小县城接受中学教育的80后）度过中学教育，直到有幸进入大学，似乎自觉地经历了一次自我“解放”，认为以前在中学学习的知识都是无效的政治宣传，由衷地认同一种自由主义的逻辑，比如我在大学前两年（90年代末期上大学），对政治很讨厌，认为政治为什么要干预文学呢？文学、美学应该具有自己的纯粹价值，因此，非常喜欢先锋小说，喜欢法国的新小说，喜欢现代派的作品，不喜欢那些现实主义写作，认为写作与社会、现实没有关系才对，现在想来，这种逻辑真是很80年代，尽管是如此地逃避政治（连自己在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身份也觉得不光彩），但是，还是有一种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黑暗”的强烈兴趣，同学之间经常分享一种对当时社会严重的阶级分化的不满情绪，我想，之所以能够调动自己的情绪，应该与相对滞后的中学教育有关，幸好中学老师还不太灌输80年代的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学、美学逻辑（毕竟中学教育有规范性教参等制约性因素），反而教给我们的是教条化的50-70的文艺观念，但就是这种教条化，也许使我们分享了一种强烈地对现实的共鸣性，我想，这也许是80后的一份精神遗产吧（有点纯粹是个人经验，也算自我反思吧）；3、80后这个命名的出现，与一批媒体或书商制造出来的少年作家：韩寒、郭敬明等有关，或者说80后的出现，是以这样一批少年作家在市场意义上而不是文学、美学意义上显影出来有关。

与80后相关的文化逻辑是：80后作为一种代际命名，并非始作俑者，最早在文学杂志中出现的是70后写作，随后才有80后的作家，再往后，80后被应用对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描述，这种不断更替的代际划分本身是很80年代的文化逻辑，当然80年代又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新一代、少年、青年以及孩子作为拯救性力量的浪漫化的直线进化论式的想象有关，因此，80后基本上可以等同于青年人，自然或先然背负着国家/民族未来的意义，无论是对80后的负面评价（恨铁不成钢），还是80后的正面评价（成熟，就意味着担当），都是这种想象的产物，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过80年代的“反动”，作为历史主体想象的“工人阶级”、“工农兵”、“人民”已经失效，那么对于下一代这一可以“必然”充满希望的青年人的身份：80后，就成为填补50-70年代革命文化消失之后历史主体空白的一种可能方式（这可以从去年的两部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与《奋斗》中看出蛛丝马迹，前者是底层青年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位置的“白日梦”，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即不抛弃理想，不放弃战友，也就是要坚守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能为了胜利的结果而不择手段，后者则是资产阶级之子的没有奋斗的奋斗史，子一代或许不需要金钱所标明的成功，但需要的是核心家庭的圆满和朋友的友谊，这两部戏所召唤的主体恰恰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如果说80后的主体位置中残存了一些社会主义文化的遗产，那么这点遗产能否发挥出一定的政治能量呢？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80后的爱国情、中国心来说，尤其是海外80后护卫圣火的积极反映，应该与抗震救灾中的爱国热情区分开，似乎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动员逻辑，前者在西方媒体中还处在许多冷战想象，也就是中国作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似乎必然会镇压ZD，但是海外80后或华人对于中国认同，却很难说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而只是对中国的认同，而在抗震救灾中，中国延续了在ZD中所使用的受害者的身份，只是比3.14，地震更强化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因此，西方媒体不但没有指责中国，反而被中国把生命作为一切的高度有效有力的救灾而感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冷战逻辑究竟是多么的策略性。而从中国内部来说，这种去社会主义的努力使清晰可见的，共产党在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中国也变成一个纯粹的国家（国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而不再是人民所有的企业，革命博物馆变成国家博物馆），总之，50-70年代的国族叙述可以顺畅的被挪到当下的叙述，或许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只剩下国族叙述的使用了，而这种国族身份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的最重要的身份政治，这种爱国情与中国心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成功地去除了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而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或者说中性的“国家”概念（这一点左派和右派都在强化这种认识，左派认为50-70年代就是国家/民族的强大，右派从负面的角度把国家作为个人的压制性力量，可是当下的抗争救灾，成功地收编了左右两派的叙述，一方面是爱国主义、中国加油，另一方面是生命、人的价值得到从未有过的高扬，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30年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成了某种有效的整合），在这一点上，美国与中国没有本质差别，这种80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更类似于美国式的建立在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主义，从这里，也可以呼应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价值观，80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未来的城市里的准中产阶级。

“爱的奉献”及其霸权效应

关于这次抗震救灾，媒体与国家如此亲密无间的合作，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成功和有效的动员效果，尤其是大型晚会“爱的奉献”，把这次“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情感动员推向高潮，从最高国家领导人把人的生命放在最高位置，到一次次地出现生命的奇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数次地经历着悲喜交加的情感洗礼。“人间自有真情在”、“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明天更美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要人在，就不怕没有希望”，国家领导人、解放军、医疗队、媒体人、国际救援队，还有无数的企业、个人捐出善款，似乎一切都无需动员，我们看到了人们的自觉和自发，并且这种自觉不仅仅在国内，“全世界”都以直接或间接捐助的方式参与到对灾民的关爱和救助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各级各种国家机器运行的如此流畅，另一方面感觉到“企业家”、“普通市民”如此之高的自觉捐献的热情，似乎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这么恰当。但是，似乎除了爱的话语，也说出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或许不在于爱的话语的空洞性，而在于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话语是如此的具有霸权性。从国家领导人的以人为本，到普通个人的献出爱心的道德自律。如果稍微拉开历史的纵深，回到新时期初期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争论还被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志，那么30年之后，这种话语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具有整合力的话语。在这种“爱的奉献”的感人画面中，救助者是如此的尽心尽力、无私奉献，被救助者是如此自觉地说出“谢谢”、“感谢”，就连90年代以来不断地借助冷战想象来制造人权话题来指责中国的西方媒体（尤其是发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时候），也几乎找不出任何质疑共产党政权的空间，不久之前因西藏问题而出现的反华大合唱瞬间瓦解，与海华华人护卫圣火的悲壮不同，日本、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以至于产生了“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幻觉（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可以说，借助这次救灾，国内变得空前和谐，国际环境也暂时逾越了冷战想象，感觉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世界”竟然会如此美好？

如此惨痛的地震，也为亲历或间接借助媒体见证人们打开了一扇参与“历史”的机遇，似乎我应该做什么，如何做？是历史的每一次危机时刻都召唤个人做出回答的时刻。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或民间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民众自发的救助是如此“强大”和自觉。这次救灾的动员效应绝不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而是以城市市民或说中产阶层的自觉的慷慨解囊，一种以人道主义为主体的道德自律如此自觉地被调动起来，不由地感叹中国市民社会的强大（只是90年代初期对民间社会的讨论所携带的那种民间对抗政府的批判色彩在这次灾情中被有效而合法地转化为民间社会与政府密切合作），如果说超女比赛通过“拇指民主”实践的民间社会的想象，那么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产阶级市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并非此时此刻才被焕发出来的，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在媒体上不断地看到一种救助热情，尤其是救助弱势群体，不要说贫困大学生了，被广泛报道的是对残障人士的救助（一种因生理原因而成为社会弱势，而不是社会原因的弱势，而地震作为自然灾害，也更容易整合进人道主义的话语，因为没有“社会”责任），而一个有趣的争论是某捐赠者指责被救助的大学生没有合理使用捐款读书而去创业的争论，从这里可以看出，被捐助者应该有“自觉”地向捐赠者感恩的意识，似乎和谐社会的和谐之处，在于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而关于这次救灾捐款，在网络上讨论最多的是那些企业捐了多少钱，那些企业没有捐钱，在这里富而有礼获得最佳的体现，对于那些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知名企业家的指责（如王石），则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为富不仁，那么，在不断增长的捐款数额里面，是不是为富仁就获得了道德正义性呢？或者说在这种以金钱为唯一指标的人道主义救助中，阶级的问题如何被处理呢？再进一步说，这种社会救助的大合唱似乎要有效地面对和解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急剧分化的阶级事实，以缓和阶级矛盾，也就是说，有困难、穷一点不可怕，社会、有良知的人们会“解救我们的”，富不富不是问题的关键（2000年前后围绕着资本家入党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论），问题被转移为富要救助社会，富要帮助别人，否则就是不道德，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共识，当然，从王石的道歉、家乐福的积极捐款中可以看出，网民或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的“力量”（作为房地产和家乐福的消费对象的显然是城市中产阶层或市民，这些市场逻辑内部的“上帝”是不能得罪的）。

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出“爱的奉献”这样一个短语的有趣之处。如果联系90年代中期出现的“分享艰难”这样一个短语巧妙的回避了“谁”分享“谁的”艰难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人民主动分享国家的艰难），那么“爱的奉献”也是如此，谁的爱奉献给谁，如果说后者是灾民，那么前者是谁？似乎是你，是我，是我们大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而爱的奉献恰恰要空出这样一个主体位置等着你、我来由衷地填充，而很少有人把自己放置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这就很有趣了，人人都是奉献者，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吗？这种中产阶级道德依然是有边界的，我们从电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的献爱心的人都是城市市民，农村/农民依然在这种市民空间想象之外（也就是在市场所划定的边界之外），或许他们只能出现在被奉献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不说，爱的奉献是如何抚慰或满足了我们作为中产阶级主体或准主体的良心和道德感。

而在这次救灾中，没有经历过大历史而经常被长辈指责为缺乏历史感的80后终于有机会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之中，不仅在众多志愿者的队伍有80后的身影，而且在解放军、医疗队中也有许多80后身先士卒，似乎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80后有机会建立一种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的纽带。这种纽带在80年代通过对左翼文化的批判，就不说知识分子了，个人已经很难有效地建立自己与政治、社会、国家之间的连接，当然，80年代的个人（知识分子）对社会还有某种参与感，90年代这种参与感或者会所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志愿者也恰恰出现在90年代初期）。这种积极参与式的主体位置的丧失，很大程度上，与对50-70年代的革命文化的无效或拒绝有关，或者说个人对政治的责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告别革命的后冷战的语境中，个人如何参与就成了一个问题？远得不说，就说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的那种参与政治、心系国家的主体位置，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自恋，但不管怎么说，80年代还保有50-70年代政治文化的遗产，而这种遗产在80后这里或者说90年代之后就逐渐看不到了，其后果在于，对于历史的冷漠和无知，导致如何面对今天的生活、今天我要去做什么、我要选择什么等问题时，不需要历史的参照，只是偶尔地在特殊时刻感受到自己与历史、社会的关系，比如年初的雪灾和火炬传递以及此刻的灾情，在这里，我、个人突然与社会发生了关系，而或许可悲的是，这种被招呼出来的参与感，也只是爱的奉献，恰恰是因为对历史的冷漠，使人们很轻易地就把一些说法看成是自然的、当然的。

最后，我并非要反对人道主义，还是一个老问题，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政治上的人道主义。

“非震区灾民”、“爱的奉献”及“志愿者”

看到论坛上有一篇关于“非震区灾民”的帖子，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对于作者是不是这个身份，网友有所质疑），为自己没有捐款而感到愧疚，非常自责地说“我是不是值得鄙视”，没有去捐款的原因似乎有这样几个：一是厂门口的捐款箱无人问津，作者也不愿意“露风头”，因此，“心里却一直有点疙瘩，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一直在受良心的谴责”，二是为了平复自己的良心，同时又不想在同事中显得“另类”，就必须“坐公交车到很远的沃尔玛超市门口的红十字会捐款箱”，考虑距离的原因，作者也没有去，第三个，或许也是对作者触动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灾民的伙食“标准”（暂且不说事实）比自己这个工厂的正式工人还要高，“灾民一天的生活费比我两天的还多”。考虑到这些原因，作者没有去捐款，因此，“我一直觉得心里很纠结，不捐钱好像欠了谁的。难道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我也曾自愿地跑到血站去献血。我为大灾流了无数的眼泪。”或许，把这些难言之隐写出来，可以缓解自我内心的自责，或者说求得原谅本身是自我赦免的一种方式。

读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有点震惊，或者说作者（考虑网上“谁也不知道对方是条狗”的潜规则，暂且不追问发帖人是不是与帖子中的叙述者统一，其实，统一或者不统一都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此强烈的自责和自省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帖子中的工人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帖子的叙述很想宗教忏悔，说出自己罪过的过程也就是自然获得了赦免）？帖子的第一句话是“第一次在电视到看到灾情，我吃了一惊，继而看到救灾，感到安慰与感动，每每在电视前泪流满面”，电视以及电视中的灾情和救灾使作者感受了一种捐款的压迫感和情感的强制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电视/传媒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发挥的巨大而成功的动员或询唤效果，或者说，“不捐款就会造成良心自责”，而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份自责来自工厂的工人，按照作者的叙述，仅从灾民的伙食对比中，可以看出他是比灾民更“灾”的群体（为什么会如此呢？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工人阶级是如何从受社会主义体制保障的准城市中产阶层在十几年的变迁中如何失去了历史的主体位置而跌落到社会底层的，尽管还有比工人更低的看不见的底层），如果真是如此话，帖子的叙述者本人应该也是被救助的群体才对啊，可是他（姑且把帖子的叙述者认作是一个男性吧，工人与男性的想象更符合社会常识，一般来说，在“工农兵”的群像中，工人和士兵是男性，农民则是女性身份）为什么偏偏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为自己无法成为捐款者也就是去帮助别人而深深愧疚呢？这恰恰就是“爱的奉献”等人道主义话语自身所建构的主体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的奉献”需要的是“献出”，而不是接受（作为奉献的接受者在这种叙述中是客体的位置，而不是主体位置），因此，帖子的叙述者为自己无法填充或满足这样一个必须“献出”的主体位置而深深地自责和焦虑，当他写出这些“忏悔”的时候，网友补充说“天涯上的回帖，大家几乎都好心地说，少捐点没有关系，心意到了就好了”，这样的回帖应该可以使他获得安慰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以捐款捐物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性，不在于要求富人、有钱人、中产阶层去献出爱心，而是那些显然低阶层的人们也要由衷地认同于这样一种叙述，并把这种叙述逻辑内在化，这也可以证明这样一套话语自身是如此地具有整合力和霸权效果。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为什么这样一套老话语会“焕发出新颜”，远得不说这套话语形成于19世纪，就连30年前刚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其意识形态性还昭然若揭，甚至被作为异端的思想，但是此时此刻，已经很难再指认出它的意识形态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恰恰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才能有效运作，一旦露出意识形态的尾巴，也就离失效不远。如果说这套话语会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如果说90年代中期，中国还处在阶层极速分化的过程，那么最近一两年，似乎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完成，大家很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叙述者，他分享了这种中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的有效性，不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形成，或者说人数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大众媒体——显然，农村不再这个“大众”里面，理由也很直接，农村还没有充分市场化——所竭力建构的社会共识，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没有80%的中产阶级，但并不妨碍以中国大小城市为市场边界的社会把中产阶级的价值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同时他也从“新闻”中看到了自己实际上处在比灾民还要差的一种阶层位置上，但是他无法也不能对这种中产阶级话语提出什么异议或不同的视角，反而是无间地把自己恰当地放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意识形态与阶级位置的错位是否说明了另外一个老说法，从自为的阶层变成自在的阶级需要“先锋党/知识分子”来灌输或植入呢？）。也就是说，在社会阶级分化已经完成的今天（都已经建构完成了，我在这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使得这种爱的奉献的话语得以成为社会各个阶级所分享的霸权逻辑。

如果稍微追溯一下《爱的奉献》这首歌曲的诞生之处，是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是为聂卫平姐姐家的保姆演唱的，因为保姆不幸身患绝症，因此号召现场观众和社会各界给她捐钱，很有趣的是，这里的被救助者是保姆，捐款者是保姆的“主人”（没有讽刺的当事人的意味），捐助与被捐助者的权力以及阶级位置已经很清楚了（相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起码宣传的是兄弟情谊，而不是主人与奴隶的“和谐相处”）。联系到最近几年的感恩教育，显然爱的奉献也不是无私的奉献，捐献者捐助的是“恩情”，因此被捐助者应该懂得“感恩”。这种感恩的画面相信大家在媒体中所报道的一次次被救出孩子、妇女口中说出（孩子、女性依然是更感人的弱势者的代表，在“宣传策略”中也更有效），尤其是在《爱的奉献》晚会现场，灾区的孩子要求刚刚联络上的已经脱险的父亲，一定要去做志愿者，去帮助更多的人，确实是很感人的（我看的时候，也哭了，相信人性的伟大，相信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这里，似乎可以追究一下“志愿者”怎么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身份认同，按照“百度词典”上的解释“‘志愿者’是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译法，也被译做‘义工’。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100多年。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志愿者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并以1993年12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为标志性事件”，这些说法显然更强调志愿者服务的西方源头以及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标志，而与我们的成长记忆更相关的是，“志愿”所引起的联想是抗美援朝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入党、入团志愿书中所填写的“我志愿加入……”，而在网上查到的关于志愿者服务精神的实践者是雷锋精神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与其说这是雷锋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在志愿者服务中的延续，不如说借助志愿者服务这样一个词汇把雷锋精神中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道德典范和国际主义精神转化为一种人道主义叙述，或者说“我志愿”中志愿是一个动作，加上“者”这个助词就变成了名词了，也就是说“我志愿”的对象就消失了，我志愿做什么不重要了，或者说，“志愿者”是“志愿”的名词化，同时也是志愿的对象，即“我志愿成为志愿者”，“志愿”本身就是“志愿”，多么好的同义反复啊。

关于“学校倒塌”的责问、公民社会的想象及批判的尴尬

抗震救灾进入灾后重建的阶段，不幸地是，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依然牵挂着电视机前、电脑前的观众、网民或者说“公众”的脆弱而又充满良知的“心”，电视媒体虽然已经由24小时滚动播出（其实只有中央电视台播出，其他台都是转播）回复正常，但是堰塞湖危机、直升机遇险依然拖着媒体很难为两个月后的又一大事件08奥运进行必要的“预热”，福娃的喜庆已经被雪灾以来的灾害彻底冲淡，媒体如何调整策略，让人拭目以待。陆陆续续地从各种非即时性的媒体如南方周末、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中看到对地震的“深入”评价，其中，关于灾后重建或者说追究地震责任的话题似乎没有例外地投向了地震中倒塌的诸多学校以及如何领养孤儿身上（为什么就没有媒体去关心关心老人呢？天真、无知的儿童或许是最适合充当抚慰中产阶级良知的素材吧，正如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伊朗电影——《小鞋子》、《天堂的孩子》及其中国副本《一个都不能少》，当然，又恰逢六一儿童节）。关于“学校倒塌”的责问，我想从六一节前凤凰台的《一虎一席谈：他们为何让我们如此感动（下）》（这期的标题很有趣，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问题的关键在于观众显然不会把自己放在“他们”里面，而是只认同于“我们”）说起。

这期节目的前半段，是围绕着体育评论员李承鹏亲眼看到北川中学的废墟而引发的对于学校建筑质量的质疑，他还提供了某个没有倒塌的灾区中学与某国有公司监工的格外用心的质量监督有关，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地质大学的女学生似乎要强调灾区的地质险要的原因而受到李承鹏和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的责问，也就是说，大多数现场的观众及嘉宾更认同于学校的倒塌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尽管这种有点与官方媒体不太协调的论调被主持人试图扭转为下一步应该如何建设学校的问题而不是要对过去地震进行问责的问题，但是，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举出了70年代的建筑没有倒，90年代兴建的商品房却出现了裂缝来指责包括学校在内的新建的楼房存在着质量问题（李承鹏也举出70末的仿苏的楼没有倒，90年代新修的楼却倒塌的“亲眼所见”来驳斥地质险要并不能决定楼房的倒塌与否），并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对于7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代的评价之上。在这里，最初关于学校倒塌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转移，无论是凤凰台的片花，还是李承鹏最初的发言，都是集中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建筑为什么会倒塌，也就是说在公共建筑与商业建筑之间存在着对比，而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却把这个问题转移为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市场化之后的中国的对比之中，这也就把前一个问题中所需要问责的诸如官员腐败、建筑公司为了牟利而偷工减料的问题，转移为了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简单地说，这是两种对当下抗震救灾反思的主要思路，再简单地说，前者偏右，后者偏左，有趣的问题在于，这种左右的论述，却“并肩作战”，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或许是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出现的新情况。

这种“转移”似乎很顺畅，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具体地说，前者的逻辑，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初，就成为国内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言的重心，言外之意，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倒塌背后有官员腐败、施工单位“豆腐渣工程”之嫌（毕竟还没有看到任何权威或官方的调查报告出来）。这种论述，在一次又一次矿难等特大安全事故中成为“陈词滥调”，说到底，是人治的结果（权力滥用），因此，这种批判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法治，或者说制度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监督权力），而官僚体制往往是这种论述打击的靶心（有趣的是，作为官僚的英文词bureaucracy，也可以被翻译成科层制，也就是说官僚既可以被作为一种人治，也可以作为一种非人化的科层式的管理方式，官僚/科层制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作为异化的两种方式，恰如中国自宋代以来发达的官僚体制一方面被认为罪恶的专制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又被看成是近代西方所向往的现代官僚制度的榜样——区别于西方的贵族制），只是这里的潜台词是，官僚体制=政府=社会主义官僚制度（对苏联式的现代官僚制度的反对，恰恰也是发动文革的诸多动因或目的之一，而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在政治层面恰恰是对现代官僚制度的重新认可和倚重），所以，朱大可的文章《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的论述“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朱学勤的“天谴论”背后对人祸的问责基本上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后者偏左的逻辑是把学校的倒塌看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这种论述往往参照着对一种“被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其潜台词是，在市场化的轮轮大潮中，追求利润与建设学校这样的公共设施存在着冲突，因此，出现豆腐渣工程是必然的，官方腐败也来自于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使人们、公司很难出于公心对公共事业付出超利益的责任，在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中提出对市场化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带有道德色彩的批评，所以说，恰如李承鹏举出地震后在同样的地势上建设于70年代末期的仿苏建筑赫然屹立而90年代的建筑却成废墟就成为某种隐喻（仿苏建筑是一个礼堂，寄托着李承鹏的朋友老段所有关于集体看电影、看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从这里，可以看出50-70年代的氛围在80年代的延续），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或许成为90年代以来对于市场化不满情绪的“真实”反映（新左派的出现应该也在这种不满里面，在大众层面，这种不满或许可以从毛泽东热、现实主义骑马归来、红色怀旧等流行现象看出）。

可以说，这样两种常见的批判，延续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的基本思路，但是，在这次抗震救灾的反思中，与这种吻合不同的是，前者在“问责”中挖掘政府责任的同时也有着对政府的称赞（如《南方周末》“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者也欣喜地从救灾中看到社会主义的诸多遗产和优越性在现实中的延续。

具体来说，《南方周末》所说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是怎么样的“新中国”呢（有趣地是，不是改革“阵痛”出一个巨婴，而是“震痛”出一个新中国）？《南方周末》似乎一改往常对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尤其是非广州的地方政府的问责策略，反而为这次中央政府的表现“鼓而呼”：“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这种“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命为最高价值恰恰吻合《南方周末》式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仅仅有尊重生命的理念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可见，《南方周末》鼓而呼的不是政府的转变，而是政府承认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奇怪的是，在西方尤其哈贝马斯论述中的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恰恰不是辅助，而是批判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方周末》及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官僚体制的批判也成为公民社会的表率），在对政府作出表扬之后，《南方周末》依然选择学校坍塌的问题来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这也许就是健全的公民社会的理想，可以行使监督政府的责任（公民社会本身的理想模型是非常美好的，只是公民社会之公民是有一定的条件的，简单地说，公民社会是法治社会，个体是法律和市场意义上的双重个人，对于市场之外的人，显然也就在公民社会之外，在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往往就是中产阶级，而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往往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诸如城市中的非法劳工、农民都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或者说他们在查特吉所说的政治社会里面）。另外一个体现公民社会中公民身份的事件，是网友对于王石的指责（作为具有消费能力的网友，应该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之一），在这次赈灾捐款中，网友似乎对那些捐款少的企业或企业家非常苛刻（可以联想ZD事件中，网友对于家乐福的抵制效应），这与其说是一种类似于朱大可所说的“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的“仇富心理”，不如说这些网络上的中产或准中产阶级对于企业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的监督和批评（这种道德威力还是很有效果的，毕竟消费者是上帝啊），正如郎咸平的文章《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也是谈网友对王石捐款的质疑，郎教授的观点和他之前的文章差不多，就是资本家要有道德底线，不能没有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王石、阿里巴巴要向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同志学习，他们把挣到钱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这是西方的企业家精神（郎教授指出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最初来自教会精神，即对上帝的信托责任，近代以来则依靠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执行，使企业家对社会保有信托责任），说得简单点，郎咸平认为中国企业家不能光看钱，也要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方面，中国市场化的还不够，或者说企业家的市场伦理精神还差得远呢？这是从右的方面对中国市场的非市场因素进行批判（正如郎教授对国有企业收购的批评，认为那些侵吞国家财产的企业家不能太自私，太野蛮，一点不考虑老百姓的感受，连人家美国人也不敢这么干，否则市场就不会长治久安）。

与《南方周末》等刊物看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不同，对于新、老左派来说，更可以从抗震救灾期间“人民”（而不是“公民”）积极踊跃地捐款、捐血和志愿去灾区的行动中嗅出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就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品质，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在救灾中再一次让人们感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甚至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也被追溯为1966年周总理亲历河北邢台地震现场的继承者，把这次高效率的救灾看成是“社会主义遗产”的思路，可以从黎阳的《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长文中看出，这种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发现，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化的不彻底呢？其实，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论述“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在社会主义遗产的发掘与威权主义的批判之间，应该如何回应呢？

表面上，左与右的论述大相径庭，其实，左右两边却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只是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推论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显空洞），或者说，左右两边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论证自身逻辑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机制既可以支撑公民社会成熟的论述，也可以支撑社会主义遗产的论述，左右两边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恰如凤凰台的节目中，从对政府的问责可以顺滑地转移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某种眷恋，这或许是这次抗震救灾给我们这些试图对现实提供某种批判性思考的人们留下的悖论，甚或尴尬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