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并对上述中国观的形成机制作了反思性探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 “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这既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                 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已成为中国知识界抵制全球化、倡导文化自觉的一个基本问题。追根索源，我们需要就社会学与现代中国的“中国观”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梳理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被引入中国，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和认识自我的需要的结果。社会学不仅让中国人发现了西方的“社会”（作为“社会”的西方），也让中国人确认了自身“传统”的、“落后”的 “中国”身份。                 这其中，“乡土中国”作为中国传统性的主要载体，被国内外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一再剖析和确认。如今，在对现代性的审视中，它又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视角、以及可资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它还被视作拯救“三农”危机、规划现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观念的及现实的出发点。                 但笔者认为，在重新审视我们的现代性认识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对我们的传统性认识作出反思。“乡土中国”作为中国观的重要部分，它的被建构、被确认，蕴含着一些我们习焉不察的问题。                 一、社会学与中国认识                 近年来，在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反思中，社会学之于中国现代思想、现代化历程的影响渊源，成为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同时，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种种尴尬处境，也多为识者所虑。①                 社会学自被介绍进中国，它不仅是中国人认识世界和确认自我的一个学科视野，也是思想家们规划民族国家现代图景的基本参照。近代中国人真正开始了解外部世界--“西方”--是从“坚船利炮”这样的器物开始的。由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了武器背后的现代工业及现代交通、现代教育及现代思想、以及现代的政治制度。而通过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中国人开始发现了另一个西方--作为“社会”的列强各国。为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而留学英国的严复，注意到了西方世界中不同于中国的“社会”，并带回了解释那种社会的学说②。                 尽管，社会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中一门经验实证学科，其学科制度在中国的成形③、它对于这个社会的演变实态及其变迁机制等的描述和解释，很难说对中国现代性的规划或实际进程起过多大的影响作用。但这不妨碍社会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对于中国思想界及一般社会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发现社会并解释社会自“传统”而至“现代”的转变，这原是社会学的使命所在。社会学之于近代中国，首先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古典社会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将每个人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解释为由个体间联结一起而又外在于个体的一种有机体。对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有机性的解释，几乎被视作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严复的“群学”，将西方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的阐释，诸如社会的有机性、公共性等等，介绍入中国。自此开始，何为西方、何为中国，中国的思想家们对于中国与西方列国之间的差异想象，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规划，开始有了切实的视野空间和思考方式。                 然而，当人们选择一种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路径的时候，他们也可能是在选择一种特殊的价值，或者是选择一种身份认同。产生于西方经验之上的现代社会科学，当它们被移用到中国的现实中来的时候，对于中国人认识世界、解决自身认同危机的需要来说，它们所提供的，既是可能条件，亦是限制，这两个方面一开始便如影随形地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西方的文化价值，一向不乏鲜明的抵制。但对于内在于现代社会科学基本视野亦即认识化、方法论的规定性，却缺乏相应的自觉。这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认同焦虑的一个深刻背景。亦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还是抵制西方价值、如何接受又如何抵制这些问题上，多有反复而无果的讨论。在抛弃还是继承中国传统、能否抛弃又如何继承等问题上，亦难得要领。今天，当人们试图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性问题时，如何认识现代性的普世性与西方性，在此基础上如何探索中国现代性的可能？这些困惑再次成为横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                 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为中国人提供了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必要的视野和必需的工具，但与此同时，它一开始就让中国人陷在了学科视野的某些预设之中。首先，作为现代性的重要价值目标，“现代民族国家”被视作“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单位。虽然当中国人睁眼认识世界时，对于中国人而言，欧美列强已成为对中国构成生存威胁的“西方”（一个被建构的地域概念、世界概念），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从一开始，即是以“中国”为基本单位的。尤其自甲午战争以后，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说，“东方”、“亚洲”这些地域共同体概念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如在近代日本那样的认同意义④。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多样性及差异性等等，亦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多余的或有害的因素而遭到排斥。在这儿，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双重标准的运用。一方面，中国人将作为对手的外部世界想象成一个整体的“西方”（甚至也包括了日本）。与此同时，却将自身定位于一个内部同质的民族国家。这种双重标准的合理性源泉，应与认识世界的二元模式有关：“先进”与“落后”的认识模式--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中国。                 在这样一种认知模式中，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并非来源于自身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的参照比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在有形无形之中，帮助西方人确立了他们的现代社会观。以“传统 “、”农业“、”专制“、”异教“等为特征的落后的”东方“、”亚洲“、”中国“等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曾经是象征异质性的”他者“，是确认西方社会现代性的重要参照。而随着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被中国人用于确认自我时，这样一种基本的比较方法连带着西方人的视角，同样也帮助中国人确认了自身与西方的异质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要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来认识世界、确认自我，同时又要本能地或理性地试图抵制西方价值及西方人的中国观。这样一种努力，自一开始，就不能不陷于一种特殊的自我矛盾之中。其一为，从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视角出发，发现差异、进而将差异性固化、本质化，原是很难避免的认知倾向。而与此同时，就内在于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诉求来说，将人类社会不同梯度上的地域性差异、民族间/族群间差异等化约为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同时将种种差异归纳定义为现代－传统、先进－落后之类的属性差异，亦是社会科学研究极易导出的结论。                 一般来说，古典社会学视野中的异质性确认，主要通过二元对比的认识方法来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始于工业化的大变动的描述和解释中，”农业－工业“，”传统－现代“，”愚昧－文明“、”落后－发达“等的二元对比，不仅被用于纵向维度上对社会变动的历程及其结果的认识，也被延用于横向维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