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之地形，西高东低，故大多数江河均为自西向东流。但在东经95度至105度间，却有数条大江自北而南奔流而下，将青藏高原东部、川西北台地和云贵高原纵切出一条条深谷，这些低浅的河谷贯通南北，为我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交通提供了地理条件。故自上古以来，西北、西南地区民族的大迁徙，多经由这一地区，甘、青地区的氐羌系民族南下，云桂等地的壮、侗、孟一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大多交汇於这一通道之内。此外，由於此区内主要为横断山脉和大雪山脉等南北向山岭，群山之间的一个个低洼的山口，又为西——东方向的藏汉民族交通提供了方便，形成了沿河谷和山洼行进的汉藏交流通道。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区称为“内部边疆”。我国民族学界则更形象地称为“历史上的民族走廊”。也有简称为“藏彝走廊”或“汉藏走廊”的。

这条走廊的路线，费孝通先生认为“可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及北）和南划出这一走廊”。实际上，北起甘、青南部，中经四川西北，南至滇西北，都是这一“走廊”之地带。而且向南延伸至印、缅的北部也应算是这个“走廊”的地区。

这一“走廊内”历史上是羌、氐、戎为名称的民族活动之区，并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和“政治上的拉锯情况”。这就使得“走廊内”民族渊源颇为复杂，文化呈多元现象。现今这一地区居处有藏、羌、彝、纳西、普米、白、怒、僳僳、独龙、阿昌、拉枯、景颇、基诺、崩龙以及蒙、回等民族，同时还有一些旧称为“西番”尚待进一步识别的民族。即使单一民族之中，也有语言、习俗个别的文化多元现象。现仅就这一走廊中心地带的四川藏区（康区），简析其历史文化的特点。

康区为我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按传统之地理概念，康区除四川藏区外尚包括西藏的昌都地区，云南的中间地区和青海的玉树、果洛两州。本文为叙述方便，只著重论述四川藏区，即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为地区。这一地区之总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面积的42％左右，有藏族108万馀人，约占全藏族人口的25％，是仅次於西藏的第二大藏族聚居区。除藏族外，区内还有羌、彝、纳西、蒙、回、汉等十馀个民族的60馀万居民。

四川藏区在地理上正处於青藏高原向川西台地、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地表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气候因高度而变化，自高寒带至亚热带，北部地区为高原举甸地带，草场广阔，水草肥美，为纯牧区。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中部及南部为河谷和山原地带，森林茂密，宜农宜牧，岷江、大渡河、雅鲁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全境，深切之河谷和山原多形成一个个半封闭之自然环境和较为分散的居民点。这一情形为此区保留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之有利条件，同时亦为影响本区社会经济发展之制约因素。

本区资源极其丰富，林木蓄积量占全国8．56％，是全国三大林区之一。水力资源尤为丰富，水能蕴蓄量达5，600多万千瓦，居全国之前矛，矿藏为极富，金、铂、锂、铍等储量占全省90％以上。本区资源虽极富，但限於交通、技术和资金等原因，目前开发程度尚低，巨大的资源潜力尚待进一步开发。

四川藏区北接甘、青，南通云贵，东达四川盆地，西邻西藏，正处於“民族走廊”的中心地带，历来是绾谷南北，构通藏汉的战略要地。自元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相通的官道和汉藏贸易的主要商道俱取道於此，故历代视此区为“治藏之依托”，“控驭青甘滇藏区之锁钥”，极为重视。特别是藏族人民生活中非茶不可，而历代供应藏区之茶主要产於四川。这就使本区不仅成为汉藏茶马互市之要津，而且也是历代实施“以茶制潘”策略的关键所在。

四川藏区战略地位的重要，也促使帝国主义和西藏之民族分裂势力都千方百计染指於此区。近代以来之“西藏问题”有不少都肇始於此亦即因为这一缘故。因而自清末以来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足见此区政治地位之重要。

二

四川藏区古为氐羌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娶嫘祖，生二子“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鬲阳……黄帝崩……高阳山，是为帝颛顼也。”考江水即今四川岷江上游一段之古称，若水即今雅鲁江。华夏的黄帝之二子及孙高阳都降居或降生於四川藏区，足以表明这一地区远在四五千年前的黄帝之时已有土著之居民。本世纪3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在雅鲁江中游，澜沧江中游和大约120馀土司均废除，拟置32县及府、道等机构，旋因鼎革未果，民国初置川边镇守使管辖，此後西康建省，甘孜州境属西康省，阿坝州境为四川第十六行政区。1950年於甘孜地区置西康藏族自治区，阿坝地区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合省後分别改为甘孜自治州、阿坝自治州。

四川藏区的历史、地理特点，使其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均呈现与西藏有显著差异的情形，主要有：

1．社会形态各别：历史上，这里多数为土司制，或“土流兼制”，土司虽在其辖区内俨然如土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他必须由中央政府所封，定期朝贡，纳赋，受地方行政官吏之管束。在承袭上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章。且必须随时听从政府的征调。土司与藏传佛教是一种相辅的关系，而不是由一人兼为行政和宗教的领袖（只木里土司这样极少数地方是兼据政教），这与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四川藏区虽然绝大多数人均供奉藏传佛教，但却没有像达赖、班禅那样集地方政教大权为一身的宗教领袖，像木里土司黄喇嘛那样的仅只在个别的、小的范围内存在。因此，四川藏区长期作为内地一个省的管辖之区。

除土司制外，四川藏区尚有一些历史上称为“野番”之区的部落氏族公社形态的地区，如在金沙江畔的三岩地区，一直保存着氏族公社的制度，称为“帕错”（村民大会）或“哥巴”制度，其地凡村寨之事均由村民大会议决，组织结构颇类氏族公社。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时，曾以武力征服其部，拟置武成县，後末果。由於地势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其地至今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其旧俗。

2．语言、方言上的差异。四川藏区流行藏语三大方言中的两种方言，即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康方言以德格话为代表，主要流行於今甘孜州地区；安多方言主要流行於阿坝州。除此而外，本区一些居民中还使用不少“地角话”（即地方土话）其中较特殊的有嘉绒语、木雅语、多续语、扎巴语、贵掠语、曲域语等，操这些语的人虽系藏族，使用藏文，但从语音和语法结构等看，均与藏语三大方言有明显差异，多数接近羌语支，或介於藏语支与羌语支之间。从这些语言的差异和分析比较，我们可不难发现民族融合的痕迹。由此亦可知古代南下的氐羌部落是今天藏族族源的一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种特殊语言大多数都保存於大渡河及其支流的流域，北起大小金川，南至石棉、汉源的大渡河东折处。这恰恰是吐蕃与唐拉锯战时争夺的地区，贞元以後皆没入吐蕃。原住的羌部居民逐渐接受吐蕃文化的影响，融入藏族之中，但其原有语言作为一种颇难变更的“活化石”，却仍在原部落中通行，不过随着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大量的藏语借词渗入和语法习惯的潜移默化，逐渐使原先的母语发生变异，於是才会有这类既似藏语又似羌语的“地角话”出现。

3.宗教上的兼容并包同荣共存。本区与西藏和甘、青、滇藏区一样，崇仪藏传佛教。但它与西藏显著不同的是在对待藏传佛教各教派以及其他宗教上，不像17世纪以来的西藏那样只尊藏传佛教格鲁派，足对宁玛、萨迦、噶举和本教等各教派兼容并重。一些在西藏遭到打击甚至消灭的教派，在四川藏区都获得生存的土壤和气候。如曾一度高僧辈出，颇有盛名的觉囊派，在西藏被视为“外道邪见”遭到禁绝，但在四川藏区的壤塘一带，它却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拥有不少信徒，印刷大量宣扬该派宗义的经籍传播。在西藏式微的本教和于玛派，在四川藏区却十分兴盛，信徒和寺庙超过格鲁派。德格土司的“五大家庙”中有三座都是宁玛派大寺。康东明正土司的“五大家庙”则格鲁、噶举、萨迦、宁玛都有。

此外，四川藏区还有不少地方流行原始巫教，其宗教活动既有古老本教的色彩，又杂入汉地“端公”、“道土”一类跳神仪执，这与本区邻近汉地受汉文化的某些影响有关。本区还有基督教流行，在康东、康南的一些地方有一些藏族既信仰基督教，又信仰藏传佛教，有的地区举行法会，作法的人中藏传佛教的喇嘛、本波教巫师和端公等同台并坐，各念各的经、群无不以为怪，一律敬信，表现出本区信仰上的多元现象。

4．地方文化色彩浓厚。四川藏区因历史、地理之原因，保存古文化遗存较多，又因其处於“走廊”之中心，同时接受汉、藏文化之影响，因而其文化上表现出甚重的地方色彩，形成了诸如以德格为中心的康文化圈，以川西北草地为中心的游牧文化圈，以大小金川为中心的嘉绒文化圈，以贡噶山麓为中心的木雅文化圈，以大渡河中下游河谷为中心的“西番”文化圈等各具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圈。

自岷江上游河谷起，向西经大渡河上游大金川及其支流，再经雅鲁江及其支流鲜水河支流，直到金沙江岸，自大金川向南，直至滇西北地区，分布著无数大百碉，有的高达50馀米，十分壮观，碉有3角、4角、6角、8角与12角等各种造型，均用当地片石（页岩）叠砌，笔直屹立，虽历经地震雷击而不圯。碉内架本为隔，一般有5层，顶端和墙上开有射孔。此即《後汉书·冉马龙夷传》所记之“邛笼”。历2，000年之久，其俗至今尚存，实为奇观。

与高碉文化带几乎重合的是石板葬文化带，它也起身岷江上游，延至滇西北。其主要特征是掘土为坑，四壁竖以石板为棺，棺底为卵石或片石铺地，棺盖为石板，多块压叠。本世纪30年代在岷江上游正式发掘後定名为「石棺葬」，近二三十年来在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流域又大量发现，炉霍卡莎湖边的石板葬群，有800馀座，丹巴中路乡发现一处石板葬群面积一万多平方米，有上千座墓葬。经测定这些石板葬的年代都是在战国至秦汉时代。这正是《史记》、《後汉书》中所记载的榨都夷、冉马龙夷、将牛夷活动於这一地区之时。然而括史料证载，羌人多实行火葬，为何这一地区都出现如此大量的土葬（石棺葬）？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在四川藏区的藏、羌、纳西和一些原“西番”人中盛行时白石的崇拜。这些竖立於山头，房顶和门楣之上的白石，象征土地神和家宅神，受到人们的供奉祭拜。这一白石崇拜的文化现象既反映了此地原有的相信“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同时也似可说明这些现居於巉温河谷的人群其祖先原来自青藏高原的顶部，白石可象徵雪山，高寒的雪山之下原是他们祖居之地，後来迁徙来到河谷地方，仍不忘根本而崇祀白石，似可解释其真正的文化内涵。

三

综上所述，四川藏区以至整个民族走廊地区由於正处於农耕文化与牧业文化的过渡地带，介於边腹之间，又是南下北上民族的通道，故在文化上较明显地呈多元化表征，在政治上长期内属，向心力较强。在经济上较为开放，并且，成为边腹之中介，故其在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疆方面居於非常重要之地位，在族肝关系研究中颇值深入探讨，而这一地区所蕴藏的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更需要深入地发掘和研究。